高圆圆和俞飞鸿照片:地铁里的枪声

内容简介

　　本书着力从等多个角度对纽约轰动一时的地铁枪击案――戈茨案进行了全方位的法律阐释。作者以细腻娴熟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案件的方方面面，从案件的发生，到媒体的报道，到正当防卫的要件、非法持枪的形态，到陪审团的挑选、庭审经过，到陪审团合议、律师的结辩陈词，到这个案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普通法系国家案件审理的全景图，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本书既有对案件的细致描述，又有对涉及问题的学理探讨，将多个复杂的法学问题阐释得通俗易懂，不仅适合法学专业类读者，也非常适合其他普通读者阅读。任何对法律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人都将从中受益。本案例中律师的辩护技巧、策略、法律实验、言辞都成为美国律师培训的经典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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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在上述这些表面上非常学理的文字背后，是深于骨髓的法律意识和极富戏剧性、启发性的庭审过程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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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阅

第一章 地铁里的枪击

　　1984年12月22日，这是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六，大约下午一点钟，伯恩哈德．戈茨离开他位于西十四大街55号的公寓，走向第七大道和十四大街拐角处的地铁站。他走进纽约地铁开往城南方向的快车二号地铁线的一个车厢，坐了下来，紧挨着四个黑人小伙子。这几个小伙子，似乎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聒噪喧闹得很。约15到20个其他乘客已挪到车厢的另一头。戈茨是一个白人男子，三十七岁，身材稍嫌单薄，着一条粗蓝布工装裤，上穿一件风衣。他的这身外表有些招惹人。这四个小伙子中的一个，名叫特洛伊•坎蒂，差不多躺卧在靠近门的长椅上，在戈茨进车厢门的时候跟他搭讪：“你好啊？”坎蒂和第二个小伙巴里•艾伦随后靠近戈茨，坎蒂开口向戈茨要五美元。戈茨问他要什么。坎蒂重复了一句：“给我五美元。” 突然，行进的车厢里回响起枪击声，一人拿枪对准了四个黑人小伙子。
而此时故事开始变得说不清了。根据戈茨后来的供述，他顿了一下，转向一个坐在车厢尽头靠列车驾驶室一边双人座上的小伙，说道：“你似乎是【活得】不错么，再吃一枪” ， 便射出第五枪，这一枪打完了他的史密斯与威森牌点三八左轮手枪中的五发子弹。这一枪的子弹自左侧射入达雷尔•凯比的身体，穿过他的后背，弄断了他的脊髓。对于这些还有其他解释，特别是有一个论断认为戈茨是在第四枪，而不是第五枪击中凯比，不过，在枪击案发后的早些天，这些说法都没有广泛地传播。
　　有人拉了紧急制动闸，随着刺耳的急刹车声，列车停了下来。乘客们纷纷逃离车厢，但有两名妇女还呆在那，她们是因为受惊恐而动弹不得。戈茨对这两名妇女说了些安慰的话，接着一名列车员走近戈茨，问他是不是警察。这个枪手回答道：“这帮家伙要敲诈我。”他拒绝交出他的枪，静静地走到车厢的前面，进了车厢间的站台，耐心地解开安全链，跳到下面的车轨道上，消失在黑暗的地铁道中。三个黑人小伙流着血，躺在地铁车厢的地板上；达雷尔•凯比受伤瘫在车厢头的座位上。
　　一个神秘的人物诞生了――一个凭空出世、针对城市暴力的复仇者出现了，这些城市暴力让美国城里人吃过苦头，使他们联合起来。如果四个小伙子是抢劫一个乘客，新闻记者们可能会厌烦地叹息两声。要知道，在纽约地铁里，平均每天发生三十八起刑事案。如果是一个警察介入，向骚扰乘客找他们要钱的四个小伙子开枪，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人们可能会吸引人们的注意。但这个事件是不一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恐惧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当其他人只是幻想着如何应对纽约地铁里的敲诈勒索时，他却开枪回击了他们。
　　就像孤独的乡村骑警一样，神秘的枪手制服了罪犯，消失在夜色中。如果他很快就被捉拿归案，那么他人格中的创伤和缺陷原本不会使公众把他想象得具有传奇色彩。人人都把这与查尔斯•布朗森在《死亡之愿》中所讲的复仇罪相提并论。《纽约时报》还审慎一点，《纽约邮报》从一开始就送给这个身份不明的枪手一个外号叫“地铁义警”。警方对此姿态也一唱一和，设了一条“复仇者热线”。他们希望得到一些举报来帮助他们抓获枪手，最终他们还是抓到了。不过，一开始，警方的热线爆满了支持“复仇者”的电话。尽管纽约市长埃德．柯克谴责暴力，但他也夸张地描述这个事件是义警所为。这次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一个普通人从人群中跳了出来，把自己的行为，无论对与错，深深地印刻在公众的想象中。
　　因没有案犯给新闻界施加压力，也仅仅有四个黑人小伙子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他们所呈现的案件画面一点都不吸引人。没怎么受教育、犯有前科、为了几个小钱到处游荡，这几个黑人小子是下层青少年罪犯的范例，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惧怕他们。在同年的10月，19岁的达雷尔•凯比在布朗克斯曾被指控持枪抢劫而被拘捕。1983年，18岁的詹姆斯•拉姆泽和19岁的特洛伊•坎蒂都曾因小偷小摸短期服刑。18岁的巴里•艾伦曾两次面临妨碍治安指控而承认有罪。詹姆斯•拉姆泽和达雷尔•凯比的口袋里总共发现有三个改锥――这是他们小偷小摸用的工具。有几个自愿作证的证人描述这四个青年在戈茨进车厢前“吵吵闹闹”。
　　越来越多的情况显示出失望的纽约人想相信的一个画面：四个典型的抢犯侵扰纠缠一个身材单薄的中产阶级“白鬼”。他寡不敌众、正好手持武器这一点印证了真正的自发正义的特质。事情并不常常会有正确的结果，而在这个宗教奇迹的季节里（枪击发生在圣诞节前――译者注），发生了这个事件，其中善压住了恶。
　　人们愿意接受“磨尖的改锥”的谣传，这表明存在广泛的偏见，偏向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枪手。《纽约时报》在枪击案发后一天报道两个受害者的夹克衫里装有改锥。但没有暗示说这些改锥被“磨尖了”。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些改锥是磨尖了的凶器，而不只是用来开启密封的金属盒的报道广为传播。枪击事件发生一周后，在“多纳休”访谈节目中，讨论就是围绕“磨尖了的”改锥展开的。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纵观头一周事件的报道文章中，作者就报道了推定的事实：“三个青年被发现携带磨尖了的改锥。” 在广为流传的谣言中，改锥被认定是特别准备的凶器，但有些新闻记者顶住了谣言。 然而，整体而言，新闻界和公众都想把地铁里枪击案的受害者往最坏处想。
　　枪击案发后，戈茨想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躲起来。在枪击发生当天，他租了一辆车，往北开到了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如果有麻烦，朝北走是个路子。” 新英格兰的乡间可能会使他想起他早年在纽约州北部乡村的岁月，寻求一些慰藉。 他认为“在现在的制度下，这个枪击会被视作是犯罪。我只是想着离开一两天，我会回来的” 。 当他几天后回到纽约，他得知警方在收到一个举报后，发现戈茨符合那个身材瘦弱、金发枪手的描述，在他的信箱里和门口留了纸条。警方想跟他谈谈，但他们还没有确定他就是那个重大嫌疑犯。尽管如此，戈茨还是担心被拘捕，他又回到了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他在经历了差不多两天的内心痛苦挣扎后，在12月31日午后不久，走进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警察局投案自首了。
他陈述了几个长篇自供状。有一个与新罕布什尔州警方长达两小时的谈话被录了音；而另一个差不多同样长与纽约警方的谈话则录了像。这些直到案件审理开始后才透露给公众。戈茨在1985年1月3日被转交给纽约警方，羁押在里克斯岛监狱几天。当他1月7日以五万美元保释时，公众对他的支持达到了顶点。
　　从一开始，对戈茨案的审理就落入了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矛盾中，一端是公众对“地铁义警”的支持，另一端是官方对有人胆敢僭越国家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特权所产生的恼怒态度。当公众打进新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纷纷表达对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的支持时，政府官员，从里根总统到黑人领袖到纽约市长柯克，都跳出来强烈抨击街头私自执法的义警做法。公众可能对一个小人物反击无法无天的暴力报以掌声，但总统称像伯恩哈德这样的人“擅自执法”时，“文明面临崩溃”。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的黑兹尔•杜克斯称戈茨是21世纪（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三K党“夜骑队员”。
　　这些相抗衡的对立力量最终导入精心准备的司法辩论和惯常的司法策略型式渠道之中。司法制度往往将恶意理解的愤怒转变成对诸如刑事责任与公平程序之类更宽泛问题的程式化辩论。“文明的崩溃”并未来到，因为，防卫自己不受地铁里的威胁的问题可以表达为一个超越情感与本能冲突的问题。
　　这些背景中各种力量的紧张关系使得戈茨的公共形象和法律地位起起伏伏。1月25日，召集了第一个大陪审团，他们听取了戈茨自供状录音和几个自愿作证的证人的证词。没有一个受害人作证反对戈茨。除了三项非法持枪罪，大陪审团拒绝指控戈茨犯有比这些更严重的罪行。 很显然，大陪审团中23名法律外行人支持戈茨有权自卫的辩解，这样，指控他犯有伤害罪、谋杀未遂罪甚或危害他人安全罪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