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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鲍谭古⑨点将台

爱比聪明重要

鲍鹏山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09日   10 版)

    墨子宣传他的“兼爱”思想,他首先证明“兼爱”比儒家的“亲亲”好,这是价值证明,还好办;不好办的是他还要证明“兼爱”可以实现——也就是说,要证明这个世界上自私利己的芸芸众生都能做到对无论亲疏贵贱的一切人付出爱心——这简直比证明骆驼可以穿过针孔还难。但是,墨子是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证明的人,他讲了三个故事,用这三个故事来证明——只要统治阶级提倡,再难的事也能实现:

    第一个故事是,以前楚灵王好细腰,于是大臣自觉挨饿,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一年以后,满朝都是面黄肌瘦之人,弱不禁风之辈,一个个都如饿鬼超生。

    第二个故事是,以前越王勾践好勇,他把士兵集合起来,故意在自己的寝宫纵火,对士兵们说:“越国之宝尽在此”,然后亲自擂响战鼓,麾动士兵冲向火海。战士们听到战鼓声,争先恐后,蹈火而死者百人有余。

    第三个故事是,以前晋文公好敝衣,于是大臣们纷纷穿上破衣烂衫,弄得晋文公的议政厅如同丐帮在开大会;而这批人走出朝堂,走上大街,又如同乞丐游街。

    于是,墨子反问我们:挨饿,轻生,敝衣,这三种天下难事,只要君王提倡,也能形成风气,何况“兼爱”,只能带来益处而不会带来坏处呢?

    其实,这样的举例,实际上也不具备多少说服力。很简单,这些例子用来说明人们趋附权势,倒是很贴切,用来说明榜样的力量,用来说明政府提倡的力量,不大有力。恰恰相反,他倒是证明了“利他”或“爱他”建立在“利己”和“爱己”的基础上。

    而韩非子如何解读这类故事呢?

    “故越王将复吴而试其教,燔台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赏在火者;临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赏在水也;临战而使人绝头刳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又况据法而进贤,其助甚此矣。”

    韩非子用越王的故事来说明君上“赏”的力量,而“赏”,乃是韩非子所推崇的君主驾驭天下的“二柄”之一(另一“柄”是罚)。一个例子,竟然被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思想家用来说明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滑稽。但是,显然,韩非子对这个故事的解读更可信。

    在对这类故事的阐释上,韩非不仅比墨子聪明,他还比孟子聪明。孟子在《公孙丑·上》中说:造箭的人唯恐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唯恐不能保护人,巫医唯恐自己的法术不灵救不活病人,木匠唯恐不死人以致棺材卖不出去。所以,要有好的品行,选择职业很重要啊。

    可是,韩非子是怎么说的呢?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为什么在对世道人心的认知上,墨子、孟子都不如韩非聪明?

    因为,墨孟寄望于人能成为君子,韩非则立足于天下人永远是小人。

    爱,有时能降低一个人的判断力,但是,圣哲们无怨无悔——因为。

《黔之驴》断想

康 震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09日   10 版)

    《黔之驴》是柳宗元最著名的寓言故事之一。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从多个角度均可解读出不同凡响的寓意。

    比如从老虎的角度而言,就是不要被对手的气势吓倒,不要一见貌似勇猛、貌似强大的对手就不敢上阵、不敢对抗。事实证明,架子大、派头大的家伙往往外强中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对手,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藐视它,但在行动中,在细节上则要十二万分地关注、观察对手的动向,只有认真研究清楚对手的所有情况,才能拥有正确的决心与行动。这只老虎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在树林里悄悄观察,驴子一叫,吓得要命;后来习惯了,就在驴子身前身后转悠,还是在观望;最后惹恼了驴子才探到它的底牌,于是果断出手,横扫而去。

    还有驴子的角度。驴子的遭遇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真才实学,就不要虚张声势、张牙舞爪。生活固然美好,也固然善良,但它有时候会很残酷,也会不留情面。总有一天,虚假的西洋镜会被无情的生活拆穿。面具再华美艳丽、威猛刚毅,也终究只是面具,不是自己的真实面孔。而面具一旦滑落,就会暴露出干瘪丑陋的本来面目,到那个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品尝苦果的到底是生活还是自己。

    问题出在第三个角度,即柳宗元的角度。在这故事的结尾处,柳宗元感慨:驴子看上去身形高大似乎很有德行,声音洪亮似乎很有本领,但如果不显示它那可怜的本事,老虎虽然勇猛,因为心怀疑惧,终究还是不敢吃它。现在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悲哀!显然,这个角度不是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问题,而是埋怨驴子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也就是说,柳宗元认为驴子之所以被吃掉,主要不是因为没本事胡乱虚张声势,而是不善于伪装自己。在柳宗元看来,只要驴子凭着高大的形体,保持沉默的态度,不随随便便暴露自己的短处,装作一个深沉而有内涵的“巨无霸”,就可以永远确保自己性命无虞。

    这个结论或者角度多少有点儿奇怪,而且与作者创作的初衷也不大一致。在《三戒》小序中,柳宗元说他写《黔之驴》的主要原因是:“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出技以怒强……然卒迨于祸。”意思是说:世人往往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领,他们总是借助外力逞强好胜,常常草率出手以致激怒强者,最终不免遭祸。对于遭贬永州的柳宗元来说,这样的人生慨叹当然意有所指,个人的感悟也自然蕴含其中。但将“生存之道乃在于善于隐藏缺点”作为《黔之驴》故事逻辑的必然结论,的确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画说万象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09日   10 版)

    图/文 田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