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反应头痛怎么处理:读文有感：医患危机源于信任的缺失

整个社会信任的缺失，导致方方面面的危机。“和谐”的高调不是凭空唱出来的，他正好表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缺失什么。

医患间出现纠纷本属正常，只是出现纠纷后人们又相信什么？有没有一个权威的值得信赖并且有力的机构来协调来处理？也许有但不够有力，要让人们真正感受得到才算真有，否则不免流于形式。也许连那个机构都还空缺着，临时拼凑的都没有。

看不到“出路”的人就选择了最不该选择也最无理的方式：闹！一闹就会受到重视，我不用去找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自会找我。有许多时候，那些无理取闹者还能因而赚到甜头，这无疑更加助长了这种行为和心理，引来一个个效仿者。

一个闹字，彰显了人心的浮躁，信任的缺失，管理的无力等一系列问题。医患危机如此，其他方方面面出现危机也是如此。

根子又在哪里呢？在哪里呢？

“黑色9月”

　　9月29日，武汉协和医院如同往常一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位于内科楼14层的心血管内科病区的大门外，依旧坐满了前来陪护病人的家属。除了病区的玻璃门上贴着“门已坏，推门小心”字样，很难想象，就在一周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暴力冲突。
　　武汉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内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也是国务院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承担大量的危急重症治疗和医疗教学任务。9月21日晚8时，因为一起医疗纠纷，数十人在此发生暴力冲突，多人受伤。
　　尽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冲突的起因已经明确。9月17日凌晨，70岁的患者陈秀兰转入该院心内科加护病房。此前，因为病情复杂，她已经辗转两家医院求治。21日晚7时30分左右，陈秀兰因抢救无效死亡。半小时后，由于不认同医生的结论，李秀兰家属冲击医院，斗殴发生。
　　据目击者介绍，冲突集中发生在14层护士站，“双方冲突非常激烈，动静特别大”。医院保安告诉记者，双方发生争执后，患者的二儿子和小儿子态度还算克制，但大儿子陈金侠情绪激动，通过电话召集多人，手持钢棍来到医院，和保安发生冲突。但患方的两个儿子均否认有意滋事。
　　冲突持续了10余分钟，在警察赶到后被制止。当晚10时左右，斗殴组织者陈金侠被警方带走。
　　目击者称，走廊里留下数滩鲜血，护士站的桌椅和木板被砸坏。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介绍，有10多名保安受伤，目前仍有1名保安在ICU病房抢救，另有两人住院治疗，其余轻伤者在家休养。冲突中，数名居中调解的警察也被误伤。幸运的是，由于及时预警，医务人员幸免于难。
　　就在武汉协和医院暴力冲突的当天，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也被人殴打。在此前一个星期，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人砍伤，舆论一片哗然。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让本该宁静祥和的9月，变成了医务人员闻之色变的“黑色9月”。

　　10年前的预测

　　“现在的纠纷和冲突很多。”武汉协和医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武汉市多家医院都出现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为此院方加强安保，配置了60多名保安人员，但依然觉得人手不够用。
　　实际上，频频出现的暴力事件，在10年前便已露出端倪。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曾组成“医疗纠纷中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课题组，对医疗纠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医患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转折发生在1998年、1999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前，武汉市每年上访人数仅几十人次，而近两年平均每年近千人次；1998年以前，医疗纠纷每年最多不过60余起，而近2年平均每年为百余起。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室的尸检和活体组织检查的例数也在同一时期大为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疗纠纷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纠纷增加的同时，暴力事件也迅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井喷”式爆发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之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医院暴力冲突的报道，但从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武汉市就发生了聚众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500余起，造成数百名医护人员致伤或致残。
　　在课题研究的成果里，对医疗纠纷走势作出的分析和预测是：医患纠纷发生率将逐年上升，暴力事件增加，社会因素干扰将不断加剧。在此后的10年里，这些预测逐一变为惨烈的现实。

　　无法杜绝的暴力

　　“医患关系出现变化的原因，需要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参与课题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研究所所长胡继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多项改革启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患者就医负担加重，医疗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公益性认识不够，投入不足，趋利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医院的暴力事件一直没能杜绝，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媒体报道统计，10年时间里，仅具有全国影响的恶性暴力事件就有数百起，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次以上。
　　“总的来看，医患之间绝大多数还是和谐的，但是极端暴力事件的确也在不断出现。”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顾问邓利强认为，频频出现暴力事件，固然与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带来的示范效应。
　　196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实验的基础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其他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频发。
　　“恶性事件的频发，就可以用这一理论认识。”邓利强认为，由于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清，对暴力事件的处置不当，对于潜在的暴力事件都具有极强的诱导作用。在近几年，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职业性医闹介入医患纠纷，更是加剧了矛盾。在一些地方，医闹甚至出现了公司化、组织化运作，在绝大部分医患恶性冲突事件里，几乎都可以看到其幕后操作的影子。
　　而在胡继春看来，政府管理者的观点也亟待修正。“如果还是把这些暴力事件当成一般的医患矛盾，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他表示，一旦陷入“以暴制暴”泥沼之中，医患双方都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多个系统共同调整才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