骡与骡为什么不能交配:千古之谜－－蒙哥是谁杀死的(修改稿)

 （一）
　  
     宋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上旬，川东合川城一连几天黑云压顶，阴沉沉的天，下着裹着雪的雨，地上一片泥泞，但城外仍围聚着大批四处逃避战乱而来的人群，人们扶老携幼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牛马的叫声、小孩的哭闹声不停，一些人在哀求着，一些人在叫骂着，更多的人围着城墙边听那位书生讲解贴在墙上的告示。告示的内容大致是：本城为军防重地，已接纳周边数万乡民避难，没有能力再让所有逃难到此的乡民入城，请大家到原合川老城安顿。还有一些人围在一个招募兵士的小棚边舞刀弄棍，如果能通过考核加入守城军队，就可带家属入城。

　　也有一些家境丰厚的人家通过贿赂守门军士，得到入城许可，这不免招来一些躁动和骂声。

　　一位30多岁的书生，拔开众人来到守城军士面前说：“本人为原某知县，现有重要情况要通报知州大人。”军士见此人白面书生，沉稳不躁，衣着光滑，便带着这位书生进城去见知州王坚。

　　来到知州府堂上，由书记官接待让坐。合川州府书记官姓郑，一见此人感觉有些面熟，来人已经自报姓名：“本人叫晋国宝，淳佑六年（1246年）进士，原某知县，现已投奔蒙哥汗，今奉大汗之命，送受降书要面见王坚知府大人。”

　　郑书记一听，一下想起来了，这位晋兄原来是当年一同考取进士，享受过在京城大街上带大红花列队受百姓欢呼，进皇宫面见理宗皇帝，还在理宗皇帝面前发表过一通慷慨激昂的救国演讲，得到大家的好评，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呀，应该算是当年的优秀“愤青”，十几年不见，怎么会变成了蒙古人的使者。郑书记一面派小卒通知知府大人，一面与这位晋兄寒喧，谈论起当时一起考取进士时的风光时刻。

　　知州王坚一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表情严肃的往太师椅上一坐，冷冷的看着这位晋先生。

　　晋国宝忙打住与郑书记的对话，看着这位个头不高但墩实的中年人坐在堂上，两道浓眉下长着一双狡黠的眼睛，那眼光犹如出鞘的剑锋透晰出的寒光令人敬畏。此时有些紧张的晋国宝避开了王坚的目光，微低着头，定了定神，才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微躬着上身，双手拿着未曾开封的信件恭敬地向前递上，为给自己壮胆以一种怪异高八度的声调说道：“这是蒙哥汗的劝降书，请你读。”  
  
    王坚看了一眼身旁的郑书记，郑书记心领神会地忙上前接了过来，随之拆开信封，拿出信笺来打开一看，信函的内容是以蒙古文与汉文套写的文书，在文书的下方还盖着一个大红印，郑书记也就把那汉文部分毫无表情地把它念了出来：“我蒙古大军是无比强大的，抵抗只有死路一条，责你三日内携全城军民出城受降，并保证诸将的优抚安置与全城百姓的安全。”

　　王坚听完这文书的内容，心中也不免一紧，在内心暗暗说道；“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看着颇为得意的晋国宝，低沉的故意问了一句：“蒙哥汗就是蒙古人的皇帝吗？”

　　晋国宝抬起了头，正眼看着王坚，用充满崇敬的口吻说道：“蒙哥汗正是蒙古人的皇帝，这次他亲自带兵伐宋，四川的大部分州县已被占领，现在蒙古人的军队已到合川城外，为了避免战事，特遣我来让知州大人交出合川州府。”

　　看见王坚沉思不语，他继续说道：“我是一位爱思考的人，不愿为了愚昧的忠诚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当然也为天下的老百姓着想，我觉得你们还是放弃抵抗并受降，对自己对老百姓都是一件好事。这些蒙古人太强大了，当年余公数年在川的经营，抵抗的州县不出三天全部失守，四川的“八柱”已经失去五柱，这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种以失去父母儿女为惨重代价的抵抗战争完全是一种犯罪。宋王朝赵氏家族已经存在300年，也应该改朝换代了，我之所以以牺牲自己名分、节气去投降，就是为了换来全县老百姓的生存，以这一点来说我是无愧的。”

　　口才极佳的晋国宝越说越激动，自我感觉真是极好，怪不得蒙古人会派他来作说客，他继续说道：“看看我们的皇帝，成天待在宫里享受，而蒙古人的皇帝却带兵亲征，我很佩服这样的皇帝。连杨大渊、张大悦、赵顺这些名将，一接到蒙哥的亲笔信后，都接受这份皇恩而投降”。

　　王坚再也忍不住了，拍桌站起来满脸怒色地大声说道：“够了！你这个汉奸叛徒真无耻，我一日为宋朝人，必作宋朝鬼。我只接受我大宋的皇恩，我王坚誓以自己的鲜血捍卫大宋的尊严，决不作蒙古人的奴隶，也不愿像你这般狗一样的活着。你给我滚吧，我会和合州军民一起同仇敌忾，誓与蒙古人血战到底。”

    晋国宝听得那王坚一番凛然正气的怒斥，先是楞了一下，呆呆地看着怒气冲天的王坚，但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聪明人，看王坚誓死守城之意如此地坚决，心里不禁暗自叹息，满眼透析出了他那失望之色，他知道今天再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也游说不动坚决抗敌的王坚，脸上堆着尴尬的笑意，摆出一副大肚的姿态，用不紧不慢地语速对王坚缓缓而言“王大人不用着急，不用匆忙间作出决定，反正你还有三天时间可以慎重考虑，在下我先行告辞了。”说完向王坚鞠了一个躬，转身欲离去。

　　刚一转身，迎面碰上几位急冲冲赶来的人，为首的一位键壮高大的小伙子，用敌视的眼光看着他，晋国宝心头一冷，侧身让过这些人，急忙往府堂外走去。

    这向里面急冲冲进来的人中，为首的小伙子叫张珏，是王坚的副手，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叫苗花儿，一位邻县逃难来此的书生叫李宝，还有一位合川府的老者富坤张立远。他们听说蒙古人派来使者后，急忙跑过来看个究竟。王坚和郑书记把晋国宝的来意给大家大致的说了一遍，拿出蒙哥的受降书给大家看。

　　苗花儿是个嘴快的人，对王大人说：“这样的叛徒为什么还要放他走，应该宰杀这样的叛徒。”

　　张珏也说：“为了显示出我合川军民的抗战决心，不应该放这条狗走。”李宝和张立远也是同样的意见。

　　王坚看众人如此表态，略加思索后对张珏说：“你去把这个晋国宝给我拿回来。”

　　晋国宝一出府堂大门，感觉凶多吉少，便顾不得书生的从容与斯文，加速快步往城外走去。终于出了城门，松了口大气。但出城门还不到200米，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张珏带着兵赶了上来。晋国宝看见刚才那个年轻人策马而出。身后是一群骑马的士兵跟随，张珏一声令下，几个兵士下马后不容分说将晋国宝押着往城内带。

　　晋国宝一路上不停的挣扎着、叫嚷着。进了城内后百姓已得知这个就是蒙古大军派来的人，一路被老百姓左一拳右一腿的打得鼻青脸肿。

　　张珏叫兵士把晋国宝直接押往山上的阅武场准备行刑。

　　晋国宝还在作最后的争取，一路不停的对张珏说：“你年少无知，我堂堂进士出生，何事不比你看的更明白，你们任何抵抗只是徒劳的，只会毁了这座城，害了这城里的百姓们”

　　看见王坚也来到了阅武场，又高声地对着王坚说：“自古两军交战不杀使者，你如果杀我，说明不了你是个英雄好汉，只会毁了你的一世英名。”

　　王坚厉声地对晋国宝说：“我要宰的不是使者，而是汉奸、叛徒。”

    晋国宝提高了嗓音说道：“王大人，你错了，我不是什么汉奸，也不是什么叛徒，我们只不过是事奉自己的主子而已。”

　　王坚大笑一声，怒斥道：“你放弃了自己的守城，投降了蒙古人，你还不是叛徒，你不是充当了汉奸？”

　　晋国宝振振有词又毫无羞色地说道：“不错，我是放弃了自己的守城，我是投降了蒙古人，然我这是识大体，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审时度势，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抵抗得住蒙古人的攻击，我不愿把自己的守城置于战火之中，我也不想让守城的百姓遭受战火之乱，对此我坦荡无悔。而你们却执意不悟，非得要以卵击石，你们这样做，只能把这守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也只能把这守城的百姓推向火炕之中，到头来，城毁了，人死了，如此的结局你还对得起谁，对得起你所管辖之下的百姓？”

　　王坚听完晋国宝的话语，直恨得咬牙切齿，厉声驳斥道：“好一个为守城而想，好一个为守城的百姓而想，不要忘了，正是你们这群在敌人面前吓破了胆的败类的不抵抗，正是你们这群败类的祸国殃民的不负责的逃避行为，起到了引狼入室的作用，使得侵略者有持无恐地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大好的河山给吞并了，你们为了一城的不毁之利，你们为了一城的百姓不推向战火之灾，却把这战火烧向了更多的城邑，把更多的百姓推向了战火之中，长此以往，都象你们这样，这大宋之国，岂不是国将不国了，大宋的百姓岂不是尽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尽遭侵略者的蹂躏了？你如此的行为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不知羞耻的叛徒、汉奸？你要明白了，你在蒙古人眼里不过是一只狗罢了。”

    晋国宝此时感到口舌不听使唤，也不知再说些什么好，只是楞楞地看着满脸怒气的王坚。王坚看了看晋国宝，然后说道：“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言？”王坚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知道利用这件事可以来鼓动民众的士气。见晋国宝被自己说得哑口无言楞在那里，便转身对现场几千围观的军民说道：“这个晋国宝带着蒙古人的受降书叫我们投降，我们是听从晋国宝的话，去投降蒙古人，还是杀了这个叛徒誓死保卫我们的合州城？”

　　几千人齐声喊道：杀晋国宝，抗战到底！

    晋国宝面对着被王坚鼓动起来的民众，知道现在也许是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一刻，他有些后悔没有作好更多的准备，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绝望了。雨水、雪水、泪水，还有被老百姓打出来的血水全部往下流，分不清是什么水了。枉读了一辈子诗书，本想在蒙古主子那里挣点功劳，却把性命搭在这里。软骨头总是要软到底的，什么事情都能做的出来，晋国宝一头跪在王坚面前说：“看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放我晋国宝一马，只要能求得活命，看我能不能为大家做些事情。”

    张珏鄙视地看着晋国宝的熊样，也学着王坚的样子问在场的军民：“大家说杀不杀这条狗？”

　　老百姓回答说：杀•杀•杀！只是比刚才的声音小了一些，部分老百姓还是涌出一点同情心。

　　张珏接着说道：“杀了这条狗，我们齐心打蒙古人，谁要是作叛徒，就是这个人的下场。”说着手起刀落，晋国宝的人头掉下来了。

　　王坚回到府上，手写了一张斗大的“杀”字，交给张珏说：“把这个附在晋国宝的头颅上送到城门外立杆悬挂，算是给蒙古人的回信，也让城门口的老百姓知道，这里马上要打仗了，让他们快快离去。”

　　王坚一个“杀”字，当是给蒙哥的回信，他知道这样的后果和结局。城外已变成茫茫白雪一片，雨雪已不知何时变成鹅毛大雪。 天已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黑，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场血腥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王坚更不知道，他的一个“杀”字，最后竟然让蒙哥汗葬身于钓鱼城之下。  （二）   蒙哥和这些蒙古人怎么会跑到合川钓鱼城下？这还得从两年前慢慢说起。

   宋宝佑五年（1257年)2月，在蒙古人的都城“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得尼召北面），蒙哥汗召集家族诸王及大臣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南宋违约囚使为理由，商讨出兵伐宋之事。

   蒙宋联合灭金后，在淳佑元年（1241年），当时的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议和。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从1241年起，一直到1257年，已经被南宋秘密扣押了十六年之久，成为蒙古人出兵南宋的最好理由。

   为召开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蒙哥汗专门建造了一个能容纳300人的“失刺斡耳朵”（官帐幕），让多年未见面的成吉思汗儿孙们和各地大臣聚在一起；100位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王公大臣参加了这次会议。

   前三天的会议分别由金帐汗国（主管罗斯诸公国），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统辖畏兀儿和察和台汗国），阿姆河行尚书省（统辖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各地的诸王大臣汇报工作，商讨和制定决策。

   这天已是会议的第四天，由于要商讨的伐宋事情比较敏感，只有30几位近亲诸王和大臣参加。蒙哥汗坐在帐内北面的御榻上，御榻顶上撑着一把用素绸织成的白色大伞，伞上用泥金书写着一些不认识的梵字。旁边坐着一位老者，所有的王公大臣围坐在距蒙哥两米外的东西南三面。

   750年前的这个春天，天气格外寒冷，帐外的风雪仍然很大，帐内却热气腾腾。所有参加会议的王公大臣都怀着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战争和掠夺就是这些蒙古人的生命意义，商讨下一次的瓜分和掠夺计划让他们很惬意。蒙古人只要一出马，没有拿不回来的东西，这一次的出马，不是一次简单的掠夺，而是要去把南宋全部拿回来。

   蒙哥汗的大书记官，右宰相孛鲁合首先介绍了蒙哥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的战况，去年初，大军已渡过阿姆河，沿途的堡垒一一攻破，正大踏步向巴格达进军，近期不可能抽兵参加伐宋。

   坐在蒙哥汗旁边的那位长辈，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每天开会都要发言。他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当时唯一还幸存的第一代领导人。他是一位幸福的老人，年轻时受到几位哥哥的照应，年老时又受到众多晚辈的尊重。他一生有三大愿望，一是娶100个老婆，二是生100个儿子，三是活100岁；前两个愿望都已经实现，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第三个愿望。

   他向大家回顾了从成吉思汗起兵到现在的战斗历程：“从我先王大哥开创的走出草原征服世界的掠夺和战争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从开始的打家劫舍到后来的攻城掠地，再到现在改天换地改朝灭国，我们已经有了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子民；往西，降维吾尔，破俄罗斯，攻花刺子模，战印度河西。往南，已征服吐番和大理国；加上20多年前征服的西夏和金国，计灭亡四十余国，我们老一辈已经为子孙们做了许多事情。现在成吉思汗家族的事业已经交到第三代领导人，无比坚强勇敢的蒙哥汗手中，蒙哥汗继位几年来，我们家族比过去更加统一和团结，也更加强大无比。这次召开的大会，东道和西道诸王子弟，除征战在外的，全部都来参加，看着我们的后代人丁兴旺，一个比一个强，我这老人真高兴呀。”

   成吉思汗在生前，按蒙古本土以西和以东，将所有征服来的土地化分给诸弟，分别称为西道诸王和东道诸王。

   斡赤斤啰里啰嗦的讲了半天也刹不住车，大家也不好扫他的兴。一个多钟头后他终于有了要结束的意思：“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南宋了，当年先王大汗对南宋是充满敬畏的，认为南宋是一个富裕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国家，但我蒙古人是没有对手的，蒙哥汗一定能带领大家去征服这个强大的对手，为我们黄金家族开辟更广阔的领土，夺取更多的财富。”

   终于完了，大家鼓掌欢呼，好一片热闹。

   热闹过后，会议一下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家望都凝视着蒙哥，等待着蒙哥大汗发话，此刻的蒙哥头上戴着一顶金绵暖帽，一副刚毅而坚强的脸庞被大火映得通红，平时言语很少，说起话来却句句震撼人心。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低头沉思，所有人一下子都被这种情绪感染了，都沉默不语，没有人敢出大气。

   蒙哥缓缓抬起头来轻轻的对莫哥说：“你把伐宋的准备情况与兵力调配情况向在座的讲一讲。”

   莫哥是蒙哥大汗同父异母的兄弟，年轻时就以大将身份，常参加对宋战争，身经百战；与诸王的关系都较好，然莫哥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述他，要以刚毅坚忍，果敢有为的大哥蒙哥为榜样。几十年来，莫哥无论多么努力，总是要比自己的哥哥差一截，在外无论多么英勇善战，开怀大笑，只要一见到蒙哥，莫哥就感到紧张不安。蒙哥称汗后，这种感觉更明显。越是在心里在乎这个人，就越是感觉这个人能透视自己的心灵，对这个人的惧怕就永远也摆脱不掉。莫哥在蒙哥汗面前，始终就是这样。前几天蒙哥汗布置他对伐宋之战作一个总体安排，凭借着他的身份以及对蒙哥的忠诚之心，他努力地去做着这件重要的事。本来他想抽个时间把自己所作的准备与蒙哥汗作个交待，可在这几天，蒙哥汗天天都会见和陪着那些多年未见面的王公大臣谈事情，要不就是设宴款待这些风尘仆仆来到和林的王公大臣们，蒙哥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联络这些王公大臣的感情，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根本没有时间和莫哥见面。

   莫哥听到蒙哥汗点名让自己把这次伐宋的准备情况与兵力调配作专发言，他站起来面对蒙哥既虔诚又有些惶恐不安地说道：“一直没有找到时间先给大汗汇报，征得大汗的同意，恐怕有所不妥吧？”

   蒙哥似乎微笑了一下，然后对莫哥说：“不要紧，你只管照着你的意见说。”莫哥看了看蒙哥，又看了看大家那企盼的脸色，清一清嗓子，然后开始了他的演讲，他首先对蒙宋双方的兵力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他说：“先王统一毡帐百姓和蒙古诸王时，加上后来又陆续归降的部落，蒙古所有部落的人口总数大致在100万人，其中能成为战士的士兵（15－40岁）为20万人左右。50年来蒙古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大幅提高，人口增长很快，但由于连年征战销耗很大，到目前仍维持在这个数目。两年前，旭烈兀西征带走了8万大军，另有5万军队驻守在辽阔的俄罗斯等战场，由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系后代诸王管辖和调动。现在蒙哥汗能亲自用于征战的主力军队不足8万人，如果加上金、夏被灭后归降的部队和宋朝汉人的归降部队以及原来战争中掠夺来的幼年奴隶现已长大成人能够补充军队的人数，加起来共计有15万人。也就是说我们现有23万军队总数，除去防守各地的驻军，能够有18万大军可用于伐宋，其中云南方面兀良合台大将可调动1.5万人，漠南东路军忽必烈和宗王塔察尔部有10万余人，蒙哥汗西路军这边有5万多人。”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众人的反应，然后接着说：“南宋政权现统治着8000万人口，各类军队总数大致在100万人，其中大部分军队在京城临安（今杭州）和两淮地区，四川留有守军10万人。”

   蒙哥汗大将浑都海站起来打断莫哥的话说：“那些南宋军队像羊羔一样，只有几个牧羊人是对手，我的军队不说是以一敌百，以一敌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浑都海的插言顿时破坏了会场的庄重气氛，一时议论声四起，莫哥的发言被打断之后他一时竟不知所措，楞在那里看着他们。蒙哥幼弟阿里木哥忙出声制止了那些得意之极的蒙宋战争功臣们的议论。

   顺便介绍一下，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一共有11个儿子，其中蒙哥老大，忽必烈老四，旭烈兀老六，阿里木哥老七，都是一个母亲所生。由于蒙哥称汗，蒙哥同父同母的几个兄弟在家族中的地位比其他诸王要高些。阿里木哥一发话，会场顿时就安静下来。

   莫哥这才继续往下说去：“这次的伐宋战争关键在于几年前由忽必烈实施的“斡腹”战略，（现在讲就是大迂回作战，）由兀良合台从云南起兵，直插南宋背腹，必定引起南宋惊慌，再从北面引东路军南下，对两淮荆湖地区进行挤压，使南宋不能南北相顾，我军再西边出主力部队从陕西入川，一举拿下四川，然后顺江而下，与南北两支大军汇合，必将致南宋王朝于死地。”

   与会的诸王公大臣一致赞同这个作战方案，有每次战略致胜而闻名的“斡腹”之军，有北方的侧翼之师，更有主力大军从四川的进攻。而且四川的北大门利州（今广元）早已在蒙古大军的经营之中，储备着大量战略物资。四川在20多年的蒙宋战争中早已是千疮百孔，以蒙军主力之师能够很轻易的拿下四川，三路大军汇合后，直插南宋心脏。

   接下来对发动战争时间的安排很快达成一致，由于从“和林”到云南的路途遥远，将这一重大战略布署带到兀良合台处，再作一定时间的进军安排，没有一年时间是不行的，会议由此决定以次年春天作为战争的发起时间。

   莫哥介绍完了这伐宋的准备情况和兵力配置之后，就战争方针和策略方面讲了个人的意见，他说道：这次伐宋之战，应该和以往的对宋之战有着本质的区别，除改变过去多头进攻，无战略重点进攻，对敌人不能实行有效打击的指导方针外，还应该在战略思想上改变我们的策略。不应该仍然实行过去的对征战之地――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慎用“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之策，对降归的军民，要施以怀柔政策，“有去逆效顺，另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那种“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弃之而去”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南宋早晚都会是我们的天下，应该以统领者的思维来考虑这个问题。
                       (三）
   说到这里，莫哥的话再次被人打断，斡赤斤的儿子，宗王塔察尔站起来反对莫哥的观点：他气愤地说：祖宗之法一直是“城拔必屠”，那里需要对这些奴隶婆婆妈妈的。

   阿里木哥也反对莫哥的这番言论，他拿出了先王成吉思汗说过话：“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 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一时间，会场又乱成一片，大部分人都反对莫哥的观点。

   蒙哥汗面对吵吵嚷嚷地会场轰地一下站起来，不满地看着大家，没有说一句话，所有人的争吵全部停住。蒙哥把眼光慢慢放到莫哥身上，缓缓说了一句话：“你继续说，帝会善而处之”。

   莫哥停了一会，机灵地暂时先回避这个话题，于是他开始讲他对这次伐宋之战各路大军指挥官的安排意见，他说：“南路大军由成吉思汗（四狗）之一速不台的儿子，能征善战的大将兀良合台指挥；北方东路大军由塔察尔指挥；西方主力部队由对汉区事务很了解的忽必烈担任总指挥”。

   莫哥的考虑是，蒙哥汗坐镇“和林”统一协调。么房出长辈，这个宗王塔察尔是蒙哥汗这一代人的长辈，谁也不好指挥，只好让他在东路独档一面。忽必烈手下兵多将广，担任主力部队指挥是最合适的。

   谁知道，莫哥的这个意见更是招至大多数的反对声，并由此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反对忽必烈担任主帅的是阿里木哥，他对忽必烈在漠南地区的治理作出了全盘否定，认为忽必烈走的是一条向汉人投降的路，打出来的天下不是蒙古人的天下，而是汉人的天下，而且大有要自立为王的倾向，还对至高无上的蒙哥汗提出了直率地批评，认为蒙哥汗对忽必烈太过信任和宽容，早晚会吃苦果。

   蒙哥冷静地坐在那里，对阿里木哥的发言没有说什么，可以说是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想听听大家是些什么意见，他不想在争论之中过早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蒙哥的无言与冷观，使这场争论直到深夜也没有任何的结果，与其无为地在此耗时，还不如把这场由莫哥提议的人事安排而引发的争论放到明天的会议上继续争论。

   蒙哥缓缓地站起身来，回顾了一下依旧在争论不休的他的大臣们，毫无表情地对大家说道：“大家开了一天的会议也该累了，一时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出来，我看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睡个好觉，养足了精神，在明天的会议上再去讨论和决定吧。”

   会议被迫延续到第二天，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全体王公大臣100多人都参加了会议。阿里木哥根据燕京地区断事官牙老瓦刺前段时间反映的材料，授意由大臣阿兰答尔对忽必烈的“反蒙（哥）篡权”行为作了一个专题发言。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阿兰答尔当国，惮世祖英武，馋于宪宗”。

    顺便介绍一下，忽必烈称帝后，将自己称“世祖”，蒙哥称“宪宗”，父亲拖雷称“睿宗”，窝阔台长子贵由称“定宗”， 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称“太宗”， 成吉思汗被称为“太祖”。

   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蒙古人的历史是忽必烈上台后，根据忽必烈的喜好而隐藏、修饰和编制的。有些虽然疑点丛丛，矛盾多多，甚至与事实完全不符，但它毕竟是已经封尘了几百年的“历史”。

   其实，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宰相孛鲁合就与阿里木哥密谋，以忽必烈前往孟州接受新封地为由，有意错过通知忽必烈参加这次会议。

   宋淳佑十一年（1251年）蒙哥继大汗位，由于忽必烈拥汗有功，被蒙哥汗任命为漠南汉地的军事行政长官。由于忽必烈很早就生长在汉地，对汉文化有着强烈的接受愿望，拜许多有名望的汉人儒家学者为师。忽必烈上任后，大肆招募一些落拓的儒生和地方军阀门客到其帐下，大约几年时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幕僚集团，并争取到了许多汉人地主和士大夫的支持。通过精心治理，在忽必烈所管辖的漠南地区，经济水平和民众生活得到逐步恢复，得到许多老百姓的拥护。有人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忽必烈对漠南的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政治、经济上不可避免地会与蒙哥汗统治集团发生矛盾，触及大汗帝位的利益，引起蒙哥与他的亲信大臣们的不满。

   阿兰答尔在抛出的所谓忽必烈“反蒙篡权”的专题发言中主要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忽必烈对“开平”的营建。1256年前，宗王忽必烈遵循着蒙古草原的遗风，一如既往地居住在恒州与抚州的草地上，10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就迁到抚州或恒州，保持着住蒙古包冬夏逐水草而不断迁徙的生活习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他的一帮汉人幕僚的劝说吧，逐渐汉化的忽必烈令幕僚刘秉忠在恒州东面、滦水北面的龙岗地区占卜一番风水后，动工营建了开平府，也就是以后的元帝国上京。名为金莲川“开府”，其实也不过就是多立了几个大帐篷，多迁移了一些常驻人口。

   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利于更多汉人的归降；对于元朝的建立和后来中国的统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开平府的建立，对于忽必烈来说，可以很方便地向漠南的汉地发号施令，又可以与蒙古权力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之所以选择此地，也反映了他想走出大漠，又不想离开草原的复杂心理。这从他以后作了元朝皇帝后夏驻上京，秋移大都的生活习惯里就可以表现出来。

    第二件事情是忽必烈在河南为了摆脱总领汉地钱赋财粮的蒙哥汗派出的燕京断事官牙剌瓦刺的牵制，在河南设立经略使负责屯田事务，以图改变过去蒙古人的物质财富只靠掠夺的习惯，并在各个郡县还设置了提领官，以监察官员的奸弊行为。他的这些做法，直接插手了河南的地方行政。并且他还在卫州设立都运司衙门，建筑了高大的粮仓，让老百姓交纳粮食，变相地获得了收购军粮的权力。一些与忽必烈关系亲密的汉地官员为了表达对忽必烈的忠诚，将本应缴纳给帝国财库的钱粮财物，私自截留并且奉献给了忽必烈，这引起了牙老瓦刺断事官的极端不满。

    第三件事情是忽必烈在治理关中地区时所采取的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做法与措施，赢得了关中父老的欢迎。关中父老在很长一段时期，与多少个外来民族打过交道，饱受了异民族的掠夺与蹂躏之苦。他们所希冀的只不过是能安居乐业，少有战乱的清静生活，对他们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权，只要是轻徭薄赋，劝农务桑，他们就拥护它。而自古以来关中就是一个粮仓，关中父老从来都重土少迁。忽必烈在关中的治理，犹如古代一些在关中称王称霸很有口碑的封建帝王一样，给他们历经沧桑的生活刮来一股春风，也减轻了他们重荷已久的负担。他的确赢得了关中百姓的人心。因而关中的民众只知有忽必烈，却不知有什么蒙哥汗。

   阿兰塔尔将忽必烈的这些做法归结为:“多擅权为奸利事”。忽必烈在漠南的治理完全是为了自己收买民心，将会图谋不轨。

   阿兰塔尔的专题发言结束后，顿时忽里勒台大会像砸开了锅一样，人们纷纷指责忽必烈的行为，强烈要求严办他。也有几位王公大臣为忽必烈辩解，但人微言轻。

   蒙哥汗尽管对自己的兄弟是了解的，忽必烈的一些事情也是经过他同意后才去办的。过去阿里木哥和孛鲁合在自己耳边讲忽必烈的坏话，都会受到训斥。但今天阿兰塔尔这么仔细的一个发言，罗织了如此众多的罪名，在这么一个详细的材料面前，蒙哥汗也有点震惊，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对这个兄弟的认知，真是“兄弟阋于墙”啊。看来对这个兄弟不得不防一防，就算忽必烈没有二心，已经形成“功高震主”的局面，不能等闲视之，到了必须要治一治这个兄弟的时候了。

   根据大多数王公大臣的意见，蒙哥汗以“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为理由，作出了两项决议；

   一是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权，将手下部将史天泽和刘黑马及三万多人马调归蒙哥汗直接管辖。

   二是派出以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刘太平等人为首的庞大的财税稽察团清算忽必烈治理下的陕西、河南等汉地的钱谷，并且在关中设立钩考局，进行大规模的检核。待问题查清楚后，再对忽必烈作进一步的处罚。

   莫哥提议的由忽必烈担任西路军总指挥，反而为忽必烈引来一场灾难，这是莫哥所没有想到的。由于忽必烈的被罢黜，西路军总指挥一职就成了一个难题，谁能胜任此职成了大家争夺和争吵的一个焦点。

   蒙哥汗除参加“长子军”第二次西征后，继位6年来一直驻在漠北，还从未在汉区中国战场上有过任何战功，一些人赞同忽必烈为西路军总指挥，就是因为忽必烈战功赫赫，特别是他征吐蕃，降大理，赢得许多王公大臣的尊敬，以至于形成现在“功高盖主”之势。蒙哥汗虽然要整治忽必烈，但自己内心的压抑之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过。为什么这些王公大臣都不提议自己来作这个总指挥？他们是因为尊重自己，保护自己，还是认为自己不能领兵打仗？

   蒙哥汗向着那些还在争吵的王公大臣挥了挥手，会场逐渐安静下来：“思缵祖宗未竟之绪，成一统之业，惟有并吞南宋，其志壮哉！朕御驾亲征！”

   蒙哥汗厚重而坚定的声音回荡在斡耳朵帐内，真可谓一锤定音，会场顿时哑雀无声，然后又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在这蒙古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统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蒙哥汗终于作出了自己走向死亡之征的决定。
                  (四）
在这一条通向死亡之路的征途上，谁想杀蒙哥？谁能杀蒙哥？
是忽必烈吗？
一山不容二虎。成吉思汗家族崇尚以实力论话语权，上两代人都为争权夺利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其父英勇骁战的拖雷就是因为对窝阔台汗位造成威胁而被当哥哥的汗王赐死。
忽必烈在这几年是非常成功的，已形成父亲当年相同的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功高震主”的问题。但忽必烈不是当年那个勇于牺牲自己的父亲――拖雷。忽必烈的所有奋斗和努力，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地方蕃王，身后还有一大帮希望主人成龙称皇的幕僚，决不会甘心主子去死让自己做陪葬。而且，是蒙哥汗举起了砍向忽必烈的第一刀。
忽必烈不死，谁死？
只有杀掉蒙哥才能保住忽必烈不死。
是南宋的皇帝理宗赵昀吗？
蒙古帝国几十年来一直想灭掉南宋，誓不两立的撕杀在封建王朝的时期就是两个对立皇帝的仇杀，两大集团的法人在对决中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蒙哥是赵昀日思暮想要杀的人。
这个17岁以前还在乡村放牛的农家娃，捡了一个皇帝来做。为了南宋的利益，为了赵氏家族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掉蒙哥。
稍加对宋史有研究的人就会知道，宋王朝在赵氏家族统治的320年时间里，一直有着某种上天诅咒的结局。公元960年，身为后周检点使的赵匡胤奉命北征，走到“陈桥”这个地方，他与弟弟赵光义和心腹赵普密谋了政变阴谋，把有恩泽于他的柴周天下变为他的赵宋王朝。他是如此卑鄙登基的，从先主尸骨未寒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江山，行不义之道是会遭报应的，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317年后，赵氏家族也是在孤儿寡母同样的场景下被蒙古人夺去了江山。
在统治中国的300多年时间里，赵氏皇族一直有着极大的基因遗传缺陷，从太祖以下16代皇帝几乎全部是不可思议的软骨头。而且皇帝的皇后和妃子无数，居然有6位皇帝没有儿子继承皇位，其比例高达38％，这在中国帝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验证着老百姓哪句“做缺德事会断子绝孙”的咒语。到了宁宗赵扩这一代时，唯一的儿子荣王也死在宁宗之前，让赵氏皇位继承又没有了着落，这才由宰相史弥远到绍兴乡下碰巧找到这么一个世祖的第十代孙赵昀。
理宗赵昀在乡下放牛时的姓名叫赵与莒，父亲家贫很早就去世，母亲只好带着赵与莒和一个弟弟回到娘家。赵与莒的外公姓全，当时在绍兴乡下当了一个小保长，有几亩薄地只能养家糊口，所以年轻时候的赵与莒必须得下田干活，闲时由全乡长教识一些文化。
当宁宗皇帝缺了儿子继承皇位，由史弥远派人到乡下找到后幸运的继承了皇位，这个就是当了40年皇帝的理宗赵昀。
综观赵昀的这一生，应该是一个好皇帝，至少他有乡下人的那种勤奋和对人的忠厚。但他缺乏一种皇帝天生应该具有的霸气，智商平平，极端民主，毫无主见。在执政的40年时间里，又用了一帮智商低下权欲熏心的平庸大臣。开始是恩人史弥远和史嵩，以后是丁大全，最后是贾似道。这几个人都是南宋灭亡的罪臣。
比理宗赵昀小3岁的蒙哥汗照理说是很幸运的。集野蛮、英雄和摧毁于一身的蒙哥碰到赵昀这个柔弱的对手，给了蒙哥续建祖宗之业一个很好的机会。
秦、汉、唐先祖流传下来的刀剑依然是那么锋利无比，只是在太祖赵匡胤时代就被废了“内功”，失传了致胜的武功招式，他的后人早已不能握得住这把沉重的利器。是“铸剑为犁”还是“铸剑为笔”了，赵氏宋王朝的十几代人，可能永远也没有搞清楚。
但是蒙哥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会犯错误。他亲自领兵伐宋是错误的，决定以四川为主力进攻路线也是错误的。
赵昀一生没有作出过多少英明的决定，任命余玠治蜀是他少有的几项得意之作。蒙哥更不会料到一个早已死去的人――余玠，在10多年前就为他挖了一个陷井，一个埋葬他的坟墓。
没有余玠多年前为蒙哥设下的这个局，可能一切都不会成立，我们有必要对余玠如何设的这个局作一番介绍。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在年轻当学生时，因为一件小事杀死一位街边的卖茶老翁，避罪逃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受赵赏识。从余玠的这个经历看，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好冲动敢作敢为的人。1239年以小参谋的官职率军与蒙军多次交战，屡屡获胜，被升为淮东提刑和淮东制置司参谋官。
淳佑二年（1242年），蒙军汪世显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被四川战事搞的寝食难安，多次找手下大臣商讨四川防守事宜，他与官员赵希暨谈话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有几位大臣给他推荐了余玠，余玠得以破格宣进京陛见。理宗皇帝连续几天与余玠长谈，考察他的本领，寻找启用余玠的理由。余玠得此荣耀，也好好的在理宗面前表现了一番。余玠对理宗慷慨陈言，针对文人爱空谈他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做事应该踏踏实实地去做。针对军人地位低下他说“现在无论原来如何尊荣出身的人，一参军便被指为粗人，希望政府以后对待文武官员一视同仁，不要偏重，否则受到歧视的武官可能生出异常。”
经过几次交谈，理宗对余玠印象很好，认为余玠的观点能切中时弊，理宗说，“你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就这样，理宗破格提拔余玠作为收拾四川残局的方面军政大员。很快，理宗委派余玠为“以权兵部侍郎为四川宣谕使”，紧接着授“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
在宋代，由皇帝直接掌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枢密使。“三衙”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其全名是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各设都指挥使长官，地位低于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各地方制置使帅臣尽管平时有所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以至于官不认识兵，兵不认识官。官与官之间互相拆台，不服从调动和指挥。
理宗为了让余玠放开手脚治蜀，给了余玠一个特权：“余玠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行便宜施行”，给了余玠相当大的权利。理宗对余玠的信任，让余玠颇为感动，当即表示：“玠亦自许，以十年为期，当手挈全蜀还本朝”。
临行前，理宗还特别语重心长的告诫余玠：“当为西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
理宗是冒险的，凭着几天的交谈，就破格将四川这么重要的地方大权交给余玠。如果失败，将会给后人留下昏庸乱权的罪名。
余玠手握皇上的尚方宝剑，可以算是平步青云，一下连升三级，成为正四品的四川军政首脑第一人。他是一个只会空谈而无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吗?空谈不做正事，这样的人在宋朝时代是太多了。
余玠于1243年春到达重庆。从临安到重庆的沿途，看着残破的河山，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兵荒马乱的流浪百姓，十里不见一处炊烟。更加坚定了余玠不负皇恩彻底治蜀的决心。但摆在余玠面前的是一副相当严峻的局面。蒙军汪世显部已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广元）经营数年，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川西这一片富饶之地已成荒废。另一方面，川中宋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只会派发苛捐杂税，一遇蒙军进攻便仓皇逃窜。说起来这些大员们也很可怜，在蒙古军队没打过来时，他们得忙着为中央搜刮，完成指标，却无一个象样的驻地，一旦蒙古人打过来，只能逃避。“自宝庆三年失关外，端平二年蜀地残破，所存州郡无几，国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使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两川无复纪侓，监司、戎司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纲纪”。
这些宋代文人记录的历史，要说一件事情的好或坏，用了那么多排列语句，其夸张的功夫不亚于现代人。
“或遥领而不至，”其实就是说最有作为的抗蒙英雄孟珙，孟珙在1240年任四川宣抚使时是知夔州，还肩负着防守鄂州（今武汉）的重任，当年对抗击蒙军和建立四川最初的防务体系作出了贡献。
“或开隙而各谋，”是说同年理宗任命陈隆之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任命彭大雅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两位官员上任后，立即爆发一场制司设在成都还是设在重庆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闹到理宗那里去了。后经孟珙协调，两位官员分而治之，各自为政才算平息下来。
仅过了一年，成都就被攻破，陈隆之被杀。而彭大雅开筑的重庆新城，为余玠治蜀开了个好头。
因此那句“终无成绩”是言过其词了。
宋时的这些官，什么宣谕使、安抚使、制置使，都是统治一方的军政大员，官职差不多，叫法不一样，但宣谕使的精神地位要高一些。
   初夏的一天，余玠亲手书写的“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根牢”的楹联贴在了重庆府门两侧柱上。并立即着手开展工作，整顿财政，兴屯田，明赏罚，大力招揽人才。这是重庆第一次被宋朝廷认可，取代成都成为四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余玠治蜀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四川治理成一个能守能战能生产的坚强堡垒。在组织机构上，起用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薄朱文炳迎宾客搞公关。

   余玠知道治蜀人才的重要性，他在重庆设立招贤馆，广揽四方人才。并下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知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余玠的实际行动也很感人，他说：“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遗谢之”。其求贤若渴的精神令人感动，吸引了四面八方许多有识之士前来献计献策。余玠的真诚，终于感动了播州（今遵义）冉琎、冉璞两兄弟入川来见余玠。

   重庆筑城于公元前316年，当时秦灭巴国后张仪建城于此，取名为江州，以后又改为渝州、恭州等。南宋淳熙16年（1189年），恭王继帝位称光宗，光宗皇帝为庆贺这双重喜事，将恭州改名为重庆，一直沿用至今。

   余玠入主四川时，当时四川的三大经济战略中心：成都、嘉定、重庆，经过十多年蒙古军队的数次侵扰，成都和嘉定已经在战火中被蒙古军队的“三光”政策给破毁，四川的首府也就自然的由成都移到重庆。川西蜀地幸存下来的居民，许多涌入川东重庆及周边地区，余玠的前任彭大雅也是位有所作为的治蜀人物，经他手刚修建了重庆府的初步防御体系，使得川西各地到此避难的人有了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各方富坤、书生、商人、艺人等都云集到这江边的山城来，带来一种迅速聚起的繁荣和战乱时代才有的凄凉和悲怆。

   冉氏兄弟就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下来到重庆，文人雅士是很依恋这种繁华的生活，也能为这种凄凉和悲怆带来创作的灵感。

   宋时的文人雅士地位极高，闲时赋诗作画，畅谈国事，以“词”为情感的表达方式，抒发对功名、事业的迷惘和感叹。由于宋时昌文抑武，文人雅士群体数量大增，竞争十分激烈，他们的生存道路非常艰难，精神痛苦感受尤为强烈，从今天留传下来的宋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精神生活中浓郁的悲凉气息及伤感情调。个人的人生理想与社会和国家经历的多重灾难发生冲突时，除了留下一些美丽的词句外，没有留下多少文人士大夫的英雄故事。在南宋即将灭亡的前夕，终于涌现出一个英雄文天祥，无奈大宋的江山已是江河日下，回天无力。

    宋徽宗亡国一直受到世人的谴责，但徽宗皇帝的文化艺术水平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谴责宋徽宗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谴责那些留下许多美妙词句的文人士大夫呢？整个社会被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搞得只知道个人奋斗或者宴享淫乐的腐败之中。传统的儒教教义是“达，则兼济天下；困，则独善其身”。当自己的抱负得不到伸展，当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现实严重冲突的时候；当自己在官场上混不下去的时候，甚至于，当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文人们往往寄情于自己的文学作品，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付诸于行动，去改变自己和社会的状况。完全辜负了文字典籍对自己的教导，从积极的入世转入了消极的避世。这些文人们在乡间的歌吟并不全是为了抒发美好的情感，更多的是想以自己的作品，来引起当权者们的注意而得到重用。这还不够，一些文人还要通过写作，把自己的投降主义行为进行美化，转而成了田园诗人，用华丽文采给自己黯然的神情抹上似乎明媚的色彩，把宋代的精神文化演化为一种醉生梦死的文化，投降主义的文化。

   宋时这些文人士大夫常以“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为荣，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他们嘴巴上常说爱国，不过这种爱国通常是要讨价还价的，要求社会把他们当二奶一样供养，吃香喝辣还得任由他们耍脾气。南宋高宗时期有个李壁，曾注释过王安石的诗文，有点儿学问，也是一个激进的主战派，时常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摩拳擦掌，以指责这个卖国，那个投降为荣耀。高宗有次想让李壁出使金国，这人竟被吓得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尿了一裤子（由此创造一个成语：屁滚尿流）。他哭着说：“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可见这些人的无用与品质的龌龊。言行不一，知行分离是中国宋以后一些文人的特色。这种恶劣的风气形成上行下效的时尚，在社会上迅速地传播，糜烂着人们的心灵。摇头晃脑即能博得皇上的欢心，谁还愿去边关杀敌立功？他们只会在风花雪月中浅斟低唱，于卿卿我我，哼哼唧唧中滥发无病呻吟，吟诗作画，卖弄风骚成了这些文人们进身及第的资本。

   冉氏兄弟也是这样的文人，隐居山林多年而名声在外。过去有许多各种高官包括当年孟珙的召见，均避而不见。后知余玠入蜀，感于他敬贤下士，真心求才，两兄弟商量后认为“是可以与语矣”。感觉兄弟俩修行多年，也可出山一搏功名。冉氏兄弟更是幸运的，平生能遇上余玠这样的贤官能让他们施展才华。

   两兄弟结伴到重庆后，径直来到余玠的招贤馆。报上姓名后，余玠早闻冉氏兄弟贤名，忙出来召见。冉氏兄弟也和一般臭文人一样，大言狂语，当着余玠的面，大骂当今朝廷的无能和如今做官的不义，以出自己多年修练幽避的怨气：“刺入即出见之，与分廷抗礼”。

   余玠也是弃文从军的人，对文人的秉性自然知道，他毫不见怪。余玠寒喧过后，并不急于讨要良策，而是派人到重庆最好的宾馆把冉氏兄弟给安顿住下。每日派朱文炳前去问侯，张罗吃喝玩乐。冉氏兄弟也安于享受这种上宾待遇，每日吟诗作画，招朋结友，游山玩水，逛窑玩妓，幸福得很。“宾馆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数月，无所言”。

   一日，余玠在江边一名楼特设宴招待冉氏兄弟等一帮各方贤士；酒酣，做客方纷纷竟言所长，冉兄弟饮食而已。玠以微言调之，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别馆以处之”。比招待今日的大腕明星还要周道体贴。

   余玠这种求贤若渴的儒将风度，终于使冉氏兄弟折服。一天，二冉主动拜见余玠，并避开旁人说：“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不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曰西蜀之计，其在徒合州城乎”！

   余玠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回报，一大帮人在重庆的吃喝玩乐不知花去余玠多少银两，只求一济治蜀良方。他根本不知道十几年后，蒙哥汗就葬身在冉氏兄弟给预设的棋局中，在钓鱼城能钓到这么大一条鱼；当年花去的这些银两真是值呀。

   冉氏兄弟对余玠的详细进言是：“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徒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甚喜，说道：“玠因疑先生非浅士，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自己。”于是将二人的意见密报于朝廷；理宗把四川交给了余玠，余玠的一切举荐，理宗都会首肯，理宗于是下诏：“琎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璞为承务朗，权通判州事”。余玠再派二冉具体负责合川钓鱼城的筑城修建之事。

    从余玠设招贤馆起，蜀府各地对余玠之举多有微言，现在又任命二冉负责徒城之事，更遭到许多人反对，余玠大怒说：“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余玠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表现了他徒城的决心。

   他还采用了冉氏兄弟守点成线的抗蒙战争战略方针，以重庆为中心，修筑青居、钓鱼、大获、云顶等数十座城，皆靠山而建，傍水而居。将各县诸郡治所均设于这种依山而建的堡垒里，屯兵聚粮，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针对蒙古骑兵的特点制定出的这种良策在后期的蒙宋战事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经过余玠数年的努力，全川形势变化很大。由过去敌人南下势如破竹无所阻挡，变为蒙军处处遭阻，步步受拦的局面。

   余玠从北到南，所建筑的一系列堡垒主要有：

   大获（今苍溪县），保卫着四川的北方门[户。

   运山（今篷安县），守卫嘉陵江上游。

   得汉（今通江县），依山而建，利州失去后，是四川北面最前沿的阵地。

   白帝（今奉节县），扼守长江通道。

   苦竹（今剑阁县），依山而建，成都的北大门。

   青居（今南充市），扼嘉陵江中游，川西、川北、川东的连接点。

   钓鱼（今合川市），扼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三江之口，拱卫重庆的门户。

   云顶（今金堂县），扼沱江外水，西控成都平原以拱卫成都。

   移成都、篷、阆、夔、合、顺庆、隆庆八州府治其上，号称四川八柱。并把在四川的四大军区分置于要地；金戎司驻大获，沔戎司驻青居，兴戎司驻钓鱼，利戎司驻云顶。

   还建凌云城等几个别的城堡，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到川南的四川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构成了一道屏障，阻挡蒙古大军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凌云城筑在嘉定（今乐山市），嘉定府本来就是两江（岷江和大渡河）相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余玠便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要塞联在一起。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报达理宗的信任，余玠用八年时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战区城塞筑城防御体系，大部分恢复了四川的活力，把人们的信心给恢复起来。还主动出击打击蒙军，使四川的局面完全改变。
                         （五）               
蒙哥对这一切是知道的，但蒙哥也是骄傲的，横跨欧亚大陆无敌手，什么样的堡垒在蒙古铁骑面前没有被攻破过？你四川那点小意思还没有放在蒙古人的眼里。

蒙古铁骑长于平原作战，并不畏惧山地作战，但恐于水上作战。蒙古人几乎全是旱鸭子，每次坐船过河渡江，集体性晕船，常因有人紧张乱动而造成翻船。江河成了蒙古人一条难越的障碍，也成了南宋政权一条天然的保护屏障。走四川这条线相对于跨越长江水路的线路好多了，蒙哥汗把四川作为主力进军路线就不足奇怪了，这是一种一相情愿的错误。余玠花八年时间建立的陷井，蒙古人是必定要来踏的，只是没有想到是蒙哥汗亲自来踏。

蒙哥现在考虑的不是四川征途的艰难，那点小事还不值得蒙哥忧虑。蒙哥汗目前最大的忧虑来自于自己的弟弟忽必烈。

自从蒙哥汗下令成立财税稽察团清算忽必烈的问题以来，阿兰答儿等大臣的清查汇报让蒙哥陷入矛盾之中。经过审查，稽察团总共罗列了一百四十二条罪状，忽必烈藩府的幕僚全被罗织进去。阿兰答儿等人气焰嚣张，声称要杀死除被蒙哥汗调离的原忽必烈手下史天泽、刘黑马以外的所有被审查的官员。燕京地区形势已经非常紧张，忽必烈集团的官员们人心惶惶，十分惊慌，乱象渐生。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很让蒙哥汗头痛。

作为蒙哥内心来讲，成立财税稽察团，主要是为了打压忽必烈的势力，压一压他的威风，也正好在已经出现分道扬镳倾向的西道诸王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现在事情搞成这个地步，又让蒙哥有点骑虎难下了。把忽必烈彻底解决了，对即将进行的伐宋之战是不利的。

在蒙哥的几位亲弟弟中，蒙哥最喜欢的是旭烈兀，旭烈兀豪爽大气，对蒙哥也最忠诚；阿里木哥过于骄傲，心胸狭隘难成大事；忽必烈城府较深蒙哥一直对他有所顾忌。这些年忽必烈长年在外独挡一面，双方的心越走越远。蒙哥最看不惯的是忽必烈的汉化顷向，越来越成为这个核心集体的异类。但真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大的对手时，蒙哥还是不忍心下手。

在忽必烈这边，忽必烈与幕僚们的密谋也在紧张的进行。

当疲劳的忽必烈从孟州返回关中后，才得知了检核钱谷的事情；身边大臣纷纷向他述苦，希望忽必烈能保他们一命。忽必烈也慌了手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顾不上休息，赶忙召见他的谋臣姚枢问计。

枢曰：“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姚枢仔细向他分析这次灾祸产生的原因说： “王爷殿下，您为人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但是，蒙哥汗的大臣们却全非王爷您一样。您的文治武略，以及闻名遐迩的威望，都会引起这些人的莫名嫉妒，如果他们在大汗面前说您的坏话，说天下的百姓只知道有忽必烈，而不知有蒙哥汗，大汗将会怎么想?如果他们更进一步地说您收买汉地人心，图谋不轨，大汗又怎么能放过你呢？”

姚枢的一番分析，的确道破了这些事情发生的诱因。忽必烈这些年在汉地的治理，在这些汉人大臣的吹捧下，也隐隐藏有日后称王的野心；富有智谋的姚枢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不便于说破。

姚枢非常聪明地给了忽必烈三个建议，让忽必烈自己决定。他说的主要意思为；上策是劝忽必烈回和林去见蒙哥汗，但不必质问，也不必对此事作任何辩驳，甚至于就当没有发生这回事。只要回和林，并且连家眷也都带上，作长久滞留的打算，给蒙哥汗一个不问窗外事，解甲归田的感觉，蒙哥汗就会念及兄弟情义而放过忽必烈。

中策是呆在关中不问任何事，静观其变再作打算，进退自如不受控制。

姚枢微微犹豫后说了下策；许多兄弟都被逼到了绝路，只要忽必烈一句话，大家都愿意跟着忽必烈反了。忽必烈手下都是一些原来金、夏和宋的叛将，再反一次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好的参谋就应该象姚枢这样，拿出几套意见让主人自己决定，绝对不要先入为主的要主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主人应该要有自己作主的尊严，建议如果正确，由主人作出最终决定，功劳是主人的，失误了主人也不好怪罪。

忽必烈听了姚枢的建议后，心情沉重地把自己关在帐幕里思考了三天，最后作出了带妻儿回和林的决定。

忽必烈对自己的哥哥蒙哥汗是了解的，也是敬佩的。蒙哥对自己约束很严，吃软不怕硬，确是一条英雄好汉。“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糜，虽后妃不许之过制。”但蒙哥常不近情理，思考问题过于简单，心胸狭隘；特别在对汉地的治理政策上，常常与忽必烈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次蒙哥搞财税稽察团，算是对忽必烈过去工作的一个全盘否定，也是对过去争论的一个了断。

蒙哥会不会对忽必烈彻底了断？忽必烈是自己走向蒙哥为他设立的绞刑架，结局是什么？忽必烈心中没有底。忽必烈自己作出的回和林的无奈决定，只能听天由命了。

1257年秋天，蒙哥汗把和林大本营交给幼弟阿里木哥镇守，自己亲自率领伐宋的大军来到六盘山（位于今陕甘交界处），并在此地驻扎下来作进军的最后准备。

这年冬天，在漠北荒凉的草原上行进着一小队人马，漫天飘舞的雪花阻挡不住这队人马急急的行军，忽必烈带着家眷前往六盘山去觐见蒙哥汗。

对于忽必烈的突然到来，蒙哥汗着实吃了一惊，也暗暗为这个兄弟的胆略叫好。生性谨慎多疑的蒙哥还是让大臣们提前作了严密的防备。并让人通知忽必烈，只准许他一人进入宫帐觐见，以防不测。蒙哥对忽必烈的疑惧是很深的。

第二天已到中午时光，忽必烈才被通知去见蒙哥汗。在离蒙哥的翰耳朵几百米的地方，每隔十米就有一个哨点，而那些巡视的卫队更是一拨连着一拨，到了蒙哥汗驻的翰尔朵四周，戒备就是更加森严多了。

进了翰耳朵后，忽必烈看见帐内东北角坐着的蒙哥汗，北面放着一张大床榻。蒙哥面前放着一个火盆，一张长凳摆在火盆前；四周并没有装饰什么豪华的饰物，只见蒙哥汗穿着一件用海豹皮缝制的泛着光泽的皮袍，当他看见忽必烈进来，才慢慢从坐塌上站起来，用手指了指火盆前的长凳，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你来了，那儿坐吧。”

当蒙哥看着这位风尘赴赴，满脸忧惧的亲弟弟迟缓下座的样子，蒙哥想起了往日那失去父亲，兄弟们相依为命的艰难生活，真想像过去兄弟久别后见面时激动的拉着兄弟的手开怀大笑，你锤我胸，我拍你背那样亲热一番。

忽必烈刚坐下又忽然站起来，把蒙哥从回忆的意境中拉了出来并警觉的看着他；忽必烈激动地对蒙哥说：“蒙哥汗，关于这次事情的对与错我不想和你争论了，我有什么罪，待查清之后你处罚我吧。至于我手下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按我的旨意在办事，一切责任均由我来承担。”

一声“蒙哥汗”的称呼，把蒙哥刚刚涌现出来的一点亲情感给打得粉粹。蒙哥称汗后，只有旭烈兀和忽必烈仍然叫蒙哥为“大哥”。对旭烈兀，蒙哥喜欢他这样叫他；忽必烈这样叫他，蒙哥心里一直隐隐不快。一直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下，忽必烈终于第一次称他为汗，蒙哥反而感觉不舒服，对这个兄弟的感情一下给推远了。

忽必烈听了姚枢的话，带着家眷回到和林且孤身一人来见蒙哥。但不质问，不对此事进行辩驳是不可能的。忽必烈知道自己哥哥的德性，如果一味地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主动承担自己应付的责任，蒙哥说不定疑心会更重，对这件事情的解决不会起任何作用。忽必烈在回和林的路途之中思考许久，觉得自己唯有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暂时牺牲自己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危机。

蒙哥的意图很明白，打击了忽必烈的手下，忽必烈这些年的经营就算全完了，忽必烈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

忽必烈更清楚，自己的集团瓦解后，将永远只能做蒙哥手下那种高兴用就用，不高兴用就踢开的附属，已经浅尝独立为王滋味的忽必烈是绝对不愿意落到这种地步的。

帐内的空气一下凝重起来；忽必烈说完话后用眼看了一下蒙哥的反应，随后慢慢地坐下来，忽必烈不可能也不会说那些把我杀了以谢罪之类的话，他知道蒙哥是一个不会受要协的人。忽必烈坐下来后就大谈在蒙哥汗领导下漠南治理的种种功绩，并把这些成绩全部说成是蒙哥汗的英明指挥和正确领导。然后，忽必烈话题一转又谈起当年父亲去世后，蒙哥这个大哥对几位兄弟的关爱和照顾，一件件往事的回忆，硬是把蒙哥那凝重的表情给讲得舒展开来。忽必烈似乎也进入往事的情感之中，缓缓地讲述着那些过去的故事。

在蒙哥的印象中，自己的这个弟弟一直是从容不乱的人，像今天这样站起来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第二次看见。蒙哥经过这么多年的拼杀，许多事都麻木而冷酷了，唯有忽必烈这个动作，蒙哥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这让他又想起过去经常回想的那件往事；每次蒙哥对忽必烈生气时，一想到这件事情，蒙哥的气就会化解许多。

                    (六）
窝阔台汗去世后，乃马真后乱政几年后将汗位交给窝阔台长子贵由，仅三年时间贵由又去世。术赤的继位长子拔都就以长王的身份，向各地派出急使，召集诸王贵族到他的新驻地——钦察汗国东境的阿剌脱忽剌兀举行库里台，想拥立一个能干的，合适的人登临大位。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拒绝了拔都的邀请。与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贵族的态度相反，蒙哥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王妃接到拔都的邀请后对蒙哥说：“既然宗王们不听长兄的话，不到他那里去，你就带着兄弟们去探望一下他这个病人吧!”

蒙哥、忽必烈认真研究了贵由死后的形势，决定前去参加拔都召集的选汗大会。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莫哥等几兄弟以及拖雷系的大将兀良合台和忽必烈的谋士们，率领精兵向西进发了。拔都不顾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的不合作态度，按原计划举行大会，并商定了选择大汗的标准与条件。因拔都是诸王之长，是他们当中的首领，他对国家和朝廷的政事安排最有发言权；大汗的推选，应由他来决定，要么他自己来争夺汗位，要么推选另一人选来继任汗位。但拔都年老风痺，腿有脚疾，他就想推选对自己最有利的蒙哥来继承汗位。

在正式推举大汗人选的会上，拔都的大将忙哥撒儿按预定的方案首先推举了蒙哥。蒙哥也按照习俗“辞谢”。拔都于是正式发言，他说：“在所有的宗王之中，只有蒙哥合罕具有一个汗所必需的秉赋和才能，因为他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率领军队到前方作战，特别是在长子军西征中战功显赫，并且才智出众。他在窝阔台汗和其他宗王以及战士们的眼中，都受到最充分的尊重。他负过重任，总过戎机，并在克服困难和镇压叛乱中建立了无可辩驳的功绩。眼下成吉思汗的血统中只有蒙哥汗，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汗国的政事应由他盖世的智谋来整治，社稷和百姓的幸福应由他的睿智和远识的来保证”。

到会的宗王贵族多数人都拥护拔都的意见，大家反复劝说，一再向蒙哥“劝进”。但窝阔台、察合台系派出来的代表八剌、帖木儿一看大势不好，站出来反对拔都的意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会议不能违背先可汗的遗言，窝阔台在世时曾留下遗嘱，认为其孙失烈门可以继承汗位。现在失烈门年富力强，正可以出任大汗。而且当时各支宗王还曾发过誓，只要窝阔台系还存一块肉，就不能奉其他系宗王为大汗。

这个意见一提出来，拔都等人一时语塞，眼看蒙哥继位的好势头就要转化；这时忽必烈激动的从坐位上站起来批驳了这一意见，他说：窝阔台大汗的遗嘱的确不能违背，但究竟是谁违背了窝阔台大汗的遗嘱呢?是乃马真后和你们自己。你们早已取消了失烈门继位的资格，让贵由继位为大汗，今天还能归罪于谁呢?

窝阔台汗在位时，将汗位继承人确定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阔出。1240年，阔出在攻打江陵时战死，窝阔台汗于是把汗位继承人改定为阔出的儿子失烈门。一年后（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失烈门年纪太小，“长子”大军正在西方作战。乃马真后就以“汗后”的身份控制了政权，长子大军回归后，在各方的反对声中，乃马真后把汗位交给了自己的大儿子贵由，贵由去世后，他的大妃斡兀立海迷失暂时听政监国。当时，有条件竞争汗位的还有贵由的儿子火者和脑忽都，但窝阔台系商量后，抬出失烈门以窝阔台大汗的遗嘱为理由和蒙哥争夺汗位。

蒙哥永远也不能忘记忽必烈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发言，将窝阔台汗遗嘱的合法性批驳得一干二净；他从坐位上奋勇一站的场景永远留在蒙哥的脑海里。最后蒙哥能成功称汗，贡献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拔都，一个就是忽必烈。蒙哥继汗位后，为了报答忽必烈，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务，才仅仅几年时间，就生出这兄弟阋墙来，闹出这么多矛盾。

古往今来两种人话得最累，一是法人，二是大哥。蒙哥集这两种身份为一体，又是那种负责任的法人，记情义的大哥，有什么事情总愿意自己多担挡些，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兄弟那么计较呢？蒙哥差点就想起身与忽必烈相拥和解，结束对忽必烈的打压，回到过去那种亲密的时光。

当蒙哥从回忆和思索中走出来，抬头看忽必烈时，忽必烈不知何时已经结束他的讲话，正看着自己。蒙哥忽然感觉忽必烈那双小眼睛好狡猾地在看着他，其目光像一把利剑刺进自己的心里隐隐作痛。阿里木哥和阿兰答儿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千万不要相信那个狡诈的忽必烈。蒙哥实在头痛，想很快结束这种让自己难受的会面，他用一种没有任何情感的口吻对忽必烈说：“你回去吧，佛道两教一直争辩不休，我已经给那摩国师安排举行一场佛道两教大辩论，你回去主持吧。”
蒙哥汗就这样不痛不痒的把忽必烈给打发了。

忽必烈在第二年春天（1258年）回到开平府时，蒙哥汗对忽必烈的处理意见也同时到达；蒙哥撤销了钩考局，让这一事件不了了之。为了维护蒙哥汗的尊严，还是把忽必烈在漠南汉地设立的宣抚司、经略司等机构全部撤销，忽必烈也交出了自己的权力。这也可以看出蒙哥汗那矛盾心理下，所作出的一个折衷方案。

这次危机尽管忽必烈以委曲求全的方式作了让步与牺牲，使他的羽翼并没有受损，他所拉拢和经营的势力以及他本身的力量都仍然积蓄着，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发力罢了。

忽必烈这次觐见蒙哥汗之行还有一个收获，在六盘山的斡耳朵内，有一个人秘密的拜会了忽必烈，这个人就是蒙哥汗身边的贴身侍卫兼书记官耶律铸。耶律铸再一次向忽必烈表达了他的忠心和敬佩；在蒙哥汗身边有这么一个自己的棋子，忽必烈感到很欣慰，这颗棋子早晚会用上的。

蒙哥汗为什么要让忽必烈主持这一场佛道两教大辩论，这与几年前进行的那场辩论有关。

道教全真派丘处机1220年远赴西域昆都斯（今阿富汗）觐见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封为大宗师，掌管天下所有出家人。由于道教与成吉思汗的这种特殊亲密关系，道教在前期蒙古帝国中的势力一直很大。蒙哥汗继位后，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对佛教、道教、景教（唐代以来流行于中亚一带的一种基督教流派）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掌道教事务。后来又封出生于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过去的优势地位，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佛教徒，甚至将400余所佛寺改为道观。还编造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理论上的优势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广泛散布，甚至在朝廷内大肆传播。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

蒙宪宗四年（1254），由阿里不哥在和林主持过一场宗教辩论会。当时蒙哥派了3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一位西方来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全真道教有贬低倾向性的辩论会，意在打压道教的优势地位。全真道士们认为这实在滑稽，迫于当时的压力，只能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
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认为西方传教士所说的“上帝”，也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对于全真派以势压人的做法，蒙哥大汗很不认可，辩论会实际上就是在蒙哥汗的授意下举行的，要让这些道士们开开眼界。当阿里不哥向他汇报了宗教大辩论的结果时，他曾于1255年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佛教代表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命令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那摩国师与蒙哥汗于1257年秋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汗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再举行一场更大规模的佛道两教大辩论。

那天蒙哥与忽必烈谈得难受，临时想起这件事情，就把这件事交给现在无事可干的忽必烈去主持，也好把忽必烈给打发走。

1258年春天，忽必烈非常认真地在开平府的大安阁举行了这场佛道大辩论。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宗教辩论会；对各教派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对促成至唐宋以来开始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 上面有两个人要专门介绍一下；

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1235－1280），9岁时就能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到17岁时，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教主，是一个天才少年。1253年，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回程中，在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会见。

元定宗元年（1246）五月，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班代表吐蕃地方，共同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帝国的协议。阔端表示，今后不再对吐蕃用兵，萨班则同意吐蕃归附蒙古汗。那年八思巴才11岁，参加过师父萨班与窝阔台汗二王子阔端吐蕃归顺蒙古的协议。忽必烈召见时，萨班已经去世，要落实这个协议，忽必烈只好找到八思巴。忽必烈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强调吐蕃地区百姓生活贫困，拒绝执行，双方不欢而散。

眼见吐蕃归顺就要变成为一张废纸，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对藏传佛教向八思巴表示仰慕，八思巴于是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随忽必烈回和林继续说法论道。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法戒，皈依了佛门。并说服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尊23岁的八思巴为上师。八思巴也同意代表吐蕃各教，接受蒙古的统治。他以自己的影响，告戒吐蕃各地的领主大教，希望他们归附蒙古。以后忽必烈又朝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立八思巴为帝师。蒙古人以全民族对藏传佛教的信奉换取西藏的归顺，兵不血刃使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为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到了重大作用。

『萨迦世系史』上说：“这份被称为蒙古汗王的诏书至今仍存在于西藏萨迦大寺之中，本书是据原件录。”(167页)。真实佛陀释迦牟尼具有不可夺移之智慧及无边之慈悲，具足福德二资粮如满月，犹如日轮破除黑暗，犹如兽王狮子战胜邪魔外道。我与察必可敦对其功德、事业及教法生起信仰，在先前已担任教法及僧众之主，现今又从法主萨迦巴、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心，遵奉教法，于阴水牛年接受灌顶，听受众多教法•••。尤其因为我为教法及僧众之主。你等藏地方的僧人，当知晓此意，不然如何遵奉诏令。你等僧人不可争官位，官多呵不好，亦不可依恃诏书欺凌他人。你等僧人不从军、不征战，依着释迦牟尼的教法，懂得的呵讲，不懂的呵听，专力问法、诵经、修持，祷告上天，为我祈福。或有人曰，不必学经，修持即可。不学经呵如何修持，懂然后修持么！老僧们当用言语教幼僧学法，幼僧于老僧处听经。你等僧人已免兵差、赋税、劳役，此是上师及三宝之恩德，你等岂有不知乎?若你等不遵行释迦牟尼教法，则蒙古人众必曰：释迦牟尼教 法真正可行吗?岂不要问罪于你等耶?你们不可以为蒙古人对此一概不知，偶然会有一次两次不知，最终也必知之。你等僧人不可做歹事，不可使我在人面前丢脸。你等应依照教法行事，告天祈福，你等的施主由我担任。汗王的诏书于阳木虎年(1254年)仲夏月5月9日写就。

另一位人物，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为吐蕃另一派别蔡巴噶举派教主，亦名却吉喇嘛。1255年在绒域的色堆地方会见了忽必烈，然后随同前往忽必烈的宫帐，与忽必烈结为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忽必烈看他年岁较长，佛法精深，请求他长期留下辅佐佛事；可是他为了攀结更高的靠山蒙哥，没有接受。后为蒙哥所赏识，并说服蒙哥接受藏传佛教，为蒙哥汗传授了灌顶和教诫等，是蒙哥汗的上师。

在蒙古兴起以前的西藏，存在四教八宗等诸多教派，各地领主分治；在蒙古兴起的过程中，投靠各位宗王。只有萨迦派的八思巴站对了队，借助忽必烈蒙古人的势力，萨迦派后来在西藏一枝独大，也客观上足成了西藏内部的统一。

全真道教知道这又是一场意在打压道教的辩论会，但已不可能再采取避而不答的方式来回避，只好作应战准备，最惨的是在蒙古集团中有点地位的全真派掌门人李志常已经去世。他们以哀师出征，派出以全真派新掌门人张真人为首，以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参加辩论会。

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规定双方各有17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

诞生于山东半岛的全真道教，由开山鼻祖王重阳所创建。在全真道教诞生前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北方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大部分时间受夷族所统治。这使有汉人遗民和儒家遗风印迹的王重阳有更多的机会审视和思考其他民族的文化，并部分接受这种文化。长期的分裂局面，给老百姓带来战争和灾难，促使王重阳去寻求一种能让国家统一的思想和文化。当接受道教，创建全真教后，以道为宗，寻找“三教合一”的理论；形成以“尊道贵德”为宗旨，以“生德合一”为原理，以“性命双修”为道术，内修练养精气神之真功，外修传道济世、苦己利人之真行，以达到“真性”不乱，功德成仙的最高目标。
王重阳力争使全真道为道家文化与佛学、儒学相结合的产物。高唱“三教合一”，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弟子丘处机依据全真教教义，是最先接受（投降）蒙古人的中原人士，也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再后来的李志常也发扬了这个理论：“引儒释之理证道，使学者知三教本一”；“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练性，佛曰明心见性。”那篇《老子化胡经》就是这些理论的产物。

但全真道教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中，强调的是道教的领率地位，在丘处机时期，也真是达到了这种领率地位。几十年过去后，以佛教为主向全真道教发起了挑战；蒙古领导阶层也在几十年的征战中，接触了西域地方的宗教，不能再认可道教一枝独大。蒙哥和忽必烈的上师，又都是藏传佛教的传人，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全真道教参加的这场辩论会，是必定要输的。

其实，在蒙古人建统一大业的过程中，最应该需要全真道教“三教合一”这样的理论，只是以蒙哥汗为首的蒙古统治阶层，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理论的重要意义。

儒学在战国末年已是显学，但仍然是子学。到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不仅儒家经典被尊为经，而且儒学被正式确定为官学，用以指导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的道德思想文化，其实质的作用要比宗教祭祀大得多，从此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轴。儒学的基本思想是“以宗法伦理为基础”，进一步扩展为社会的伦理和政治的思想，以研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可以慨括为“三纲五常”。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于汉末三国时期兴起。印度佛教的进入，是中国第一次接受一种大规模的外来的异质思想文化，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影响巨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尊道而贵德，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它以老子即太上老君为尊神和教主，以《道德经》作为道经之首经；它孕育于战国秦汉，正式诞生于汉末。

儒、佛、道三教之间在这次辩论会之前，已经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佛教教义所提出的“众生平等，大慈大悲”，被道教攻击为“无父无君，不讲忠孝”。三教之间的这些争论很多，总结起来有几争；一曰夷夏论之争，二曰白黑论之争，三曰神灭论之争，四曰报应论之争，五曰三破论之争。

“夷夏论”之争所反映的是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即中国人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夷夏论的主要论点是：佛、道原理相同，不必学佛；夷夏异俗，法教必异，则不宜学佛；道教适于华域，佛教适于夷帮，不能“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

“白黑论”之争是一场关于佛教本体论的讨论。即“物为空，空物为一”；“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

“神灭论”之争是讨论灵魂不死的问题。佛教主张“无我”，但又宣扬轮回和报应，不能不承让灵魂不死。认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但这是形神不同步，神妙形粗。

“报应论”之争是他讨论人的善恶行为是否会引起相应后果的问题。指出“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只因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

三破论之争是讨论佛教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问题。认为佛教是“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导致“国空民穷”。也有“释氏之训，备有六睦之美”。

历史上，这三教之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形成此消彼长，也相互融和的局面。这次辩论会的中心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也涉及过去的五大争论；天才少年八思巴为佛教一方的主辩人，引经论据逐一批驳了全真道教的论点。道家在辩论会上一败涂地，失败后只能如约行罚，忽必烈派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道教伪经45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237区，全部命归佛教所有。

全真道教在辩论会上虽然失败，但他的理论观点也在忽必烈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对汉文化和以儒家为主的佛教、道教的认识。三教合一并没有因为全真道教在辩论会上的失败而终止，反而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走向了更高层次的一合；在这个三教合流的文化大格局中，礼文化、禅文化和道文化在文化与宗教之间的互动中，儒家的宗法伦理思想无疑始终居于主体和核心地位，道教和佛教反倒成了它的宗教表现形式。

宋宝佑六年（1258）春，蒙哥大汗精心制定的伐宋战争终于拉开序幕。按照战略布署，三路攻宋军队，西路军由蒙哥大汗亲自率领，由陕西进攻四川；东路军由东道诸王塔察儿率领，从河南进攻两淮荆襄；南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由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进攻檀州（今长沙），意在与东路军会师于鄂州（今武汉）。蒙哥汗的西路军是三路大军的主力，由大将纽邻任先锋，汗长子阿速台、亲王莫哥、万户孛里叉、大将哈剌不花、乞台不花、浑都海，汉军万户刘太平、史天泽、刘黑马，汪古部大将汪德臣其弟汪良臣、其儿子汪惟正等随军参战，加上已经驻守在川陕前沿地区的蒙军，总数约10万人左右。
首先由驻蒙军前沿阵地利州（今广元）的纽璘作为前锋，从北直下成都，刺激宋军神经，以调动四川境内的宋军迎战，以求在运动中给宋军以打击。纽邻在乞台不花、刘黑马等将领的协助下，乘川西兵力少、防务空虚，一举占领无险可守的成都；并用七天时间修复成都城墙防御工程，派都元帅阿答胡留三千军马驻守该城。蒙古军立足成都，相继攻陷彭（今彭州）、汉（今广汉）、绵（今绵阳）等州县；南宋朝廷苦心经营的川西防线迅速土崩瓦解。纽璘则率主力15000兵马挥师东进，过阆州，出梁山军（今梁平），直抵夔门（今奉节），试探宋军的应对能力。

理宗在成都又被攻破后，迅速应对，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以求扭转四川战局。

蒲择之到任后，求功心切，立即调集重庆制司主力一万人马向成都进军，力图收复成都。他令安抚刘整将手下兵马全部调集在西川要道灵泉山和箭滩渡（今遂宁东），以阻纽璘军东还；令云顶都统姚世安将云顶守军调往川北剑门关（今江油），以断北面利州之援敌；蒲择之自率主力军攻成都。

四川之战，完全按蒙古人的设想而展开，将宋军调出堡垒作战，在野外实施歼灭，这是蒙古人最初就制定的战略方针。

对于这样的调动应战布属，刘整和姚世安都竭力反对。

刘整认为防守成都的蒙军兵力单薄，不足以为惧，应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成都之敌，然后聚主力再寻找与东路返还的纽璘军作战机会。

姚世安则提出不应该主动与蒙古军应战，而应该以余玠多年经营的各山城防御体系据险而守，已逸待劳对抗蒙军的侵扰，以保存四川为数不多的实力。

宋朝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特殊的一个时期。至太祖时代就立下誓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人”，政治民主空气非常浓厚，文人可以随意评击朝廷。此风气也造成军队中下级军官可以随意指责上级军官，下级军官不服从上级指挥，反正乌沙帽都在皇上那里。

蒲择之对姚世安的建议予以驳斥，认为那是一个消极防守，困守自毙的做法。对刘整的建议也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手中的兵力解决成都之敌应该没有问题，防敌增援更重要。

在蒲择之的严厉要求下，姚世安和刘整只好带着队伍上路了。三位宋军将帅的作战思想都有自己的道理。坏就坏在宋军每次作战，都有这样那样许多的“好建议”，由于宋时的军制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领兵统帅在军中根本没有绝对的权威和威信，已经制定的作战方案在执行中稍受到挫折，部下就会自行其是，各自为战；其结果是宋军的每次作战等于没有作战方案。没有作战方案的战争，和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有什么区别？这从宋朝时期所有战争结局一败再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只有岳飞和孟珙少数几位将领，他们在自己的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其部队的战斗力就非常强大，可以打胜仗。但越是这样，这些将领离他灾难的日子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