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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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译者后记
第一版译者后记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波利斯的一所邸宅里，饮誉世界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同他的妻子双双自寻离世。留在卧室桌手上的绝命书中写有这样的字句：“在我清醒地自愿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我该去完成最后一项义务：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谢。……我向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茨威格的死无疑是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悲怆抗议，因而引起人们的无限惋惜和哀痛。巴西人民让这位刚过六十岁而又急切期望永宁的茨威格安息在故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
斯蒂芬·茨威格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但优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妨碍他对自由的追求；美丽的维也纳表面上的宁静也掩盖不住他那个世纪的动荡不安。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丑恶的现实，洞察社会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和罗曼·罗兰、维尔哈仑等进步作家一起，为和平而奔波，呼喊出“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这样铮铮的声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祖国——奥地利被并吞，犹太人遭到血腥屠杀，他不得不远离故乡，流落异邦，一九三八年移居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一九四一年到达巴西。身在异乡的茨威格日夜思念被蹂躏的祖国和满目疮痍的欧洲，面对法西斯的残酷暴行，深感自己的软弱无力。他固然相信曙光必将到来，自己却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终于由悲观而绝望，走上了自尽的道路。然而纵观他的一生，茨威格仍热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是作为一个翻译家和诗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他早年翻译过被誉为欧洲惠特曼的比利时著名法语诗人艾米尔·维尔哈仑(Emile Verhaeren)以及法国诗人保尔·魏尔兰(Paul Verlaine)和夏尔·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人的诗作。一九零一年，二十岁的茨威格发表他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一九零六年又出版诗集《早年的花环》。然而，使他蜚声世界文坛的，则是他的小说和传记文学。
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同中国读者见面，约在五十多年前。一九二五年，我国学者杨人【木便】在他发表于当年《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三号上的《罗里·罗兰》一文中就已提到斯·茨威格的名字(当时译为S·刺外格)。一九二八年，封面题为刺外格著、杨人【木便】译的《罗曼·罗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茨威格的作品。显然，与其说杨人【木便】要把茨威格介绍到中国来，毋宁说他要介绍的是罗曼·罗兰。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茨威格的小说，是孙寒冰译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商务印书馆，上海，一九三五年)，其次是他的中篇《马来亚的狂人》(“Amok”)，译者陈占元，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现代文艺》第三卷第一至第六期上连载，以后又作为《现代文艺丛刊》的第二辑出过单行本(改进出版社)。中国大量翻译茨威格的小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仅一九八二年内，先后出版了高中甫、韩耀成等译的《茨威格小说集》、张玉书等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选》、长篇小说《永不安宁的心》、小说集《同情的罪》以及《麦哲伦的功绩》等，至于发表在刊物上的译作更是不胜枚举。茨威格的小说，思想内容严肃，向往人类进步，心理描写细腻，情节曲折动人，语言典雅优美，深受中国广大读者欢迎。
茨威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传记文学大师，著名的纪实性作品有《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也夫斯基评传)、《和精灵的斗争》(德国三位患有精神病的天才人物：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评传)、《回忆艾米尔·维尔哈仑》、《三位反映自己生活的作家》(斯肠达、托尔斯泰、卡萨诺瓦评传)、《精神疗法》(催眠术发明者梅斯歇尔、“基督教科学”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评传)、《玛丽·安托瓦特内》(传记，已改编成电影)、《马利·斯图亚特》(传记小说)《约瑟夫·富歇》(传记小说)、《亚美利哥》(传记)以及《巴尔扎克》、《罗岌·罗兰》等专论。这些作品，除《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外，至今均未译成中文，但它们的文学地位是举世瞩目的。
茨威格不仅擅长撰写长篇的文学传记，同时还著有不少脍炙人口的短篇特写。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便是他的厉史特写(historische Miniaturen)的结集。这些短篇特写和他的长篇传记一样，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正如茨威格在本书的《序言》里所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所以他把这十二篇作品称作历史特写，而不是历史故事(historische Erzahlungen)或历史传奇(Legenden)。
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不仅遵循忠于真实的原则，而且题材开拓广阔，善于运用文学的各种艺术手段(气氛的渲染、环境的烘托、旁衬的笔法、心理的刻划……)描绘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再现了万象纷呈的历史画卷。《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于一九二八年问世之初，仅收厉史特写五篇，但在当时已是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之一，一九四三年此书再版时增补至十二篇，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者仍然有增无减，是今天西方新的一代青年人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之一。西德费合尔出版社在一九七九年发行了此书的第十九版。
茨威格的这些历史特写．不仅是文学艺术，而且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方便中国广大青年读者，译者为每篇作了题解和加了注释，限于译者水平，译本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多方指教。
舒昌善
1985年冬，记于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版译者后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套“影响过一代人的书”序列，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列入其中。我欣然同意，就此书本身而言，这是第二版。此书第一版于1986年2月由三联书店印行，截至1996年3月共印刷6次，总印数为62200册。我不敢说，此书是否或怎样影响过中国的一代人；但我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约10年时间里，确实有不少中国读者爱读这本书，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大学生们。此书在当年堪称“校园书籍”。
此书能在中国如此广泛流传，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1976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邓小平时代，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文化专制主义被打破，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入国门。茨威格的这部作品正是随着这股洪流来到中华大地。诚然，中外读者对此收的兴趣长年经久不衰，当归功于茨威格传记文学本身所独具的艺术魅力。作为译者的我仅仅是传递了这把文化圣殿的火炬。
此书问世后，曾有读者通过三联书店写信给我。有的是在友人处读完此书后爱不释手，却苦于自己不能拥有一本，因为他们生活在边远的边陲或者某个小县城，难以买到此书，问我能否给予帮助。遗憾的是，我自1987年起旅居德国多年，未能有机会给他们的一一予以答复，也未能校正此书第一版中的若干刊误。笔者谨在此说明原委，并抽那些热心的读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
此书德语原名是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它的中译名却不尽相同，诸如《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命运的关键性时刻》、《人类命运的瞬间》等，都是常见的中译名。它们大多是从当今流行的德语词典中对Sternstunde一词的释义引申而来。如《新德汉词典》（上泫译文出版社，2000年）对Sternstunde的释义是：①【天】恒星小时；②【雅】历史性时刻、转折时刻。德语原版词典，如GERHARD WAHRIC：DEUTSCHES WORTERBUCH（Mosaik Verlag Munchen，1986）的释义是：Sternstunde，besonders gunstige Stunde，in der sich eine Schicksalswende vollzieht oder vollxiehen kunnte:DUDEN Deutsches Unitcer-saliðrterbuch（Dudenverlag Mannheim,1989）的释义是：Sterntunde，（gehoben）:Zeitpunkt，kürzerer Zeitabsehnitt，der in jmds Leben in bezug auf die Entwicklung vonetw. einen Höhepunkt oder glū-ckhaften Wendepunkt bildet; glūckliche, schicksalhafte Stunde; eine Sternstunde der/fūr die Wissenschaft.
而本书的中译名《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主要是依据茨威格本人采用Sternstunde一词的初衷，或者说根据他自己对此词的独特演绎。他在本书的序言里写道：Einige solcher Stemstunden-ich habe sie so genannt, weil sie leuchtend und unwandelbar wie Sterne die Nacht der Vergūnglichkeit ūberglūnzen-versuche ich hier aus den verschiedensten Zeiten und Zonen zu erinnern。这段话的中文译文是：我想在这里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暗。
舒昌善
2004年夏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三版译者后记
拙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于1986年2月由三联书店印行，截至1996年3月共印刷六次，总印数为6.22万册。自2004年8月至2007年11月，此书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该社“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丛书，实为《人类的群星闪光时》第二版。这个版本先后印刷四次，总印数为2.2万册。按照“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丛书的编辑体例，每一本书都有一篇“推荐序”。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撰写“推荐序”的是我国历史学家雷颐先生。“推荐序”的标题为“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雷颐先生写道：“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至今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强大。……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自2008年5月起又改为由三联书店出版，是此书的第三版。笔者以菲舍尔出版社1997年德语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作为中译本第三版的蓝本，重新做了校订和补译。中译本第三版和中译本第一版与第二版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三版中增加了补译的两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和《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菲舍尔出版社1997年德语新版《人类的群星闪光时》的编者克努特·贝克在其“编者后记”中详细说明了十四篇历史特写的创作过程。据他介绍，《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五篇历史特写》德语第一版于1927年问世。这一年6月27日，斯蒂芬·茨威格写信给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韦格纳，信中写道：“我觉得，您打算为岛屿出版社刊印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所使用的新的花体字十分漂亮。我只是觉得行与行之间挨得稍微紧了一点，至少会给人一种略嫌粗壮的感觉。不过，您肯定会做出更好的判断。如果我不久能看到清样，我将会感到高兴……”当时，岛屿出版社事先向茨威格通报了他的新书版式设计情况。多年来，茨威格一直得到岛屿出版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有益建议，就像他在文学上经常得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著名诗人，德语文学19、20世纪之交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大多写于1893年至1900年之间，著名的有《生命之歌》、《早春》等，他比茨威格年长七岁）出的主意一样。1927年8月13日，正当茨威格穿越瑞士从上恩加丁河谷的祖奥茨小镇（瑞士上恩加丁河谷的一个小镇）前往莱比锡的途中，他又致信岛屿出版社，信中写道：“我刚从家中获悉，《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已印刷成书，我期盼着在我回到家中时就能看到这本小书。由于此书是辑录迄今尚未以书的形式发表的作品，我请你们把经过校订的这本书就像其他新书一样发行。我知道，岛屿出版社平时发行图书是不会这样做的。”岛屿出版社是否满足了茨威格的这个请求，一年以后得到了证实。1928年10月2日，茨威格在致岛屿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同样感到高兴的是，你们告知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且我认为，你们在报刊上特别披露了此书在一年之内创纪录的发行量和精美纪念版本的发行量是完全正确的。”时至1928年岁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共计重印七次，印行13万册，而且从此以后成功继续不断；时至1986年，《人类的群星闪光时》共计重印40次，销售69.4万册。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德语第一版除“序言”外，包括《滑铁卢的一分钟》、《玛丽恩巴德悲歌》、《黄金国的发现》、《英雄的瞬间》和《夺取南极的斗争》共五篇历史特写。篇目排列的顺序不是按照各篇写作的年代。《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个书名最初可能是随着茨威格要把当时已经写好的历史特写汇编成书的想法而逐渐形成。1927年12月，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1885～1969，奥地利表现主义代表作家）在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称为“一种新的戏剧性的叙事体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写得最早的一篇历史特写是《滑铁卢的一分钟》，于1912年9月13日发表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上，斯蒂芬·茨威格当时对这篇作品并不是信心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小品文《滑铁卢的一分钟》已经发表，不知怎么，我觉得内容有些空洞，节奏也可以更轻快一些。我觉得，我至今仍未把握住我自己的风格，而是风格始终随着题材而变（正如我在和别人交谈时过多地迁就别人一样，不知怎么我仿佛是事先商量好的‘应声虫’）。”为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德语第一版的出版，茨威格又把全书校阅了一遍。1927年德语第一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第二篇历史特写《玛丽恩巴德悲歌》写于1923年，刚好是歌德写下这首诗的一百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茨威格写下这篇历史特写的最好理由。此篇历史特写于1923年9月2日刊载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1923年秋季，岛屿出版社曾将这篇历史特写用同样的标题登在该社内部刊物《岛屿船》第四年度第四期（1923年秋季号）上。尔后，茨威格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选用了这个一直沿用至今的标题《玛丽恩巴德悲歌——从卡尔斯巴德到魏玛途中的歌德。1823年9月5日》。第一版中的第三篇历史特定《黄金国的发现——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加利福尼亚。1848年1月》可能是专门为这第一版而作，因为没有史料能证明此前还有这篇历史特写的其他版本。作为岛屿丛书之一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的第四篇历史特写《英雄的瞬间》于1912年已经写成。这篇历史特写首次发表在1912年于莱比锡出版的《1913年岛屿出版社新书年鉴》之中，标题是《殉难者——陀斯妥耶夫斯基。1849年12月22日》，尔后收录在1927年《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但标题和内容均有改动。标题改为《英雄的瞬间——陀斯妥耶夫斯基。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校场。1849年12月22日》。与此同时，设立在莱比锡的国立版画艺术和出版研究院于1927年出版了由作者签名、并有编号和限量为25册的单行本《英雄的瞬间》。我们现在这本书中的这一篇历史特定是以岛屿出版社1927年第一版为蓝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戏剧性的叙事体裁”作品首次以《斯科特队长的最后旅程》为题发表在1914年1月28日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此篇题名被拟定为《夺取南极的斗争。斯科特队长。南纬90°。1912年1月16日》。这个题名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秋，由于岛屿出版社的一次泄密行为，斯蒂芬·茨威格中止了与岛屿出版社的合作。那是岛屿出版社社长安东·基彭贝格不在出版社的时候。茨威格写给他的一封个人信函被该出版社转到《德国书业行情报》，并在该报发表。茨威格在此信函中告知安东·基彭贝格：茨威格早先曾答应流亡在阿姆斯特丹的克劳斯·曼（克劳斯·曼，1906～1949，德国作家，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1933年流亡在国外。作品有《梅菲斯托》（1936）、《转折点》（1942））可以在其创办的《荟萃》刊物上转载茨威格于下一年出版的《鹿特丹的伊拉漠斯——胜利与悲剧》书中的一段，但由于该期刊的“政治性质”——和早先提供的信息不尽相同，茨威格要收回自己以前的许诺。由于这次纠纷，茨威格的作品自1933年秋至1938年由赫伯特·赖希腊出版社出版。其间，斯蒂芬·茨威格自1936年3月已定居伦敦。1936年，赫伯特·赖希腊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万花筒》的合集。该书包含三组作品：短篇小说、传奇故事和历史特写。在历史特写这一组中辑录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所有五篇历史特写——排列顺序未变，但“前言”被删除，此外，又增加了其他两篇历史特写：一篇是《攻占拜占庭。
在1939年以后的岁月中，斯蒂芬·茨威格著作的出品人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他的遗稿保管人是理查德·弗里登塔尔。他和弗里登塔尔已有20年友情。1942年，流亡在斯德歌尔摩的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他的遗著《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次年（1943年）出版了扩充的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副标题是《十二篇历史特写》。从1943年至1947年，斯德歌尔摩的菲舍尔出版社共重印了三次1943年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总计印行1.6万册。自从菲舍尔出版社于1949年从流亡海外迁回到德国后至今，该出版社又印行了共计120万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包括袖珍版在内。
斯德歌尔摩的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的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原来五篇历史特写的基础上做了扩充，篇目排列的顺序也和以前的德语版本不同。从此以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各种版本的篇目顺序均沿用1943年新版的编排。1943年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几篇新的历史特写——除《逃向苍天》外——其余四篇是：《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一夜之间的天才》、《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封闭的列车》，均无写作日期，也无法考查它们最初刊印的时间。——《逃向苍天》可能写作于1925年，因为那一年茨威格正在为《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三文豪指卡萨诺瓦、斯丹达尔、托尔斯泰，《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是茨威格的传记系列《建造世界的大师们》的第二部，写作于1925年，1928年在莱比锡出版）一书撰写那篇历史散文《托尔斯泰》。从我们上面引用的斯蒂芬·茨威格于1937年6月21日致费利克斯·布劳恩的信中，我们可以揣测：上述四篇新的历史特写很可能就是1937年接连写成的。可以证实的是，本书中的最后两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和《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创作于1937年以后，1939年7月，斯蒂芬·茨威格从伦敦迁居到巴斯（英格兰埃文郡一小镇，有温泉，疗养胜地距伦敦不远。1939年茨威格从伦敦迁到巴斯，住在林库姆山上自己买下的宅邸。），并在那里买了一幢住宅。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月23日，深受茨威格尊敬的西格蒙特·弗罗伊德在伦敦逝世。9月26日，茨威格在弗罗伊德的墓前致辞。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他情绪低落，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什么也没有写，只是稍微写了一……用呢。总有一天，我要描述这位有着各种错误的悲剧人物，但尽管如此，我描述的是一位有着自己美好信念的人物——威尔逊。”
这两篇目分别以《挂在演讲台上的头颅——西塞罗之死》（这是《西塞罗》的英译名）和《威尔逊的失败，1919年3月19日》（这是《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的英译名）为标题的历史特写首次于1940年发表在由伊登和塞达·保罗翻译，书名为《命运攸关的时刻——十二篇历史特写》（该书是1940年由美国的纽约的瓦伊金出版社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英译本书名，此英译本的英译者是伊登和塞达·保罗，以后的英译本书名普遍译为《人类的闪耀群星》。由于《西塞罗》和《威尔逊》首次在1940年的英译本合集中发表，德语原版书编者把这这篇历史特写的写作年代记载为1940年。）的英译本合集中。这卷英译本合集为了这两篇新历史特写而删去了另外两篇历史特写：《英雄的瞬间》和《逃向苍天》，目的是为了凑成一个整数“十二篇”（一打）。三年以后，即1943年，斯德歌尔摩的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的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德语新版。在这个新版本中也辑录了十二篇历史特写，但删去的是《西塞罗》和《威尔逊》，究其原因，可能是出版不愿意超出“十二篇”（一打）这个整数，也可能是没有及时找到这两篇历史特写的德语原文，又不愿意从英译本逐字译回德文。
综上所述，我们能为茨威格的十四篇历史特写排列出这样一个创作年表：
1912 《滑铁卢的一分钟》、《英雄的瞬间》
1914 《夺取南极的斗争》
1923 《玛丽恩巴德悲歌》
1925 《逃向苍天》
1927 《黄金国的发现》
1935 《亨德尔的复活》
1936 《攻占拜占庭》
1937 《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一夜之间的天才》、《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封闭的列车》
1940 《西塞罗》、《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读者不难发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篇目次序并非按照写作的时间。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1925年1月读过丹麦时事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政论家，以其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享誉世界，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主要传记作品有：《索伦·克尔恺郭尔》（1877）、《莎士比亚传》（1895～1896）、《歌德传》（1915）、《伏尔泰传》（1916～1917）、《尤利乌斯·恺撒传》（1918）、《米开朗其罗传》（1921）。勃兰兑斯撰写《尤利乌斯·恺撒传》时，已76岁。）撰写的传记《尤利乌斯·恺撒》。1925年1月26日，茨威格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这位了不起的勃兰兑斯老人把握行文的节奏恰到好处，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实属难得。他描写细节从不冗长拖沓，而只选择最确切的细节。他在其传记《尤利乌斯·恺撒》中所描述的西塞罗令人难以忘怀，书中的西塞罗是第一个这样的文人：在弱者面前盛气凌人，在强者面前畏首畏尾，风度高雅而又伶牙俐齿，他本该诸事顺遂；然而，当他看到对方（卡提利纳、恺撒）已经输了，他的高昂情绪也就随之消失。想必勃兰兑斯在1914年就是一位撰写名人传记（此处是指勃兰兑斯在1914年撰写的《歌德传》，该书于1915年出版）的高手。描述这类名人，勃兰兑斯的书可谓出类拔萃，因为他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从历史上去认识人物：为了描写好历史人物，人们必须先去认识活着的人。……仅仅当一名历史学家是永远不够的，他必须同时又是一个了解时势的心理学家。这正是勃兰兑斯了不起的能力：他常把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相比。正是这一点使他所写的历史如此栩栩如生。”
斯蒂芬·茨威格在描写人物传记——尤其是在撰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历史特写时，始终不忘借鉴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描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各种技巧。诚然，茨威格是一位博采众长的文学家，他不会只师法勃兰兑斯一人，茨威格是诗人，深受唯美主义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又是小说家，谙熟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善于把握戏剧性的高潮——即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因而在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高潮和隽永的心理刻画……茨威格的历史特写更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遵循真实的原则。
凡纪实文学，无论是历史人物的长篇传记，还是描写英雄人物的短篇特写，都是描述真人真事，属于“非虚构文学”。茨威格深知，纪实文学绝不能任意虚构，传记或人物特写一旦在人物或情节上掺假，便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就失去了纪实文学赖以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力。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始终恪守真实的原则。茨威格刻意追求的是，让读者从他创作的历史特写中既能欣赏到文学的美，又能获得历史知识。为此，他调动文学的一切艺术形式，使真实的历史成为感人的艺术。譬如，人物特写一般都用散文，但茨威格有时会不拘一格，大胆采用叙事诗和戏剧的形式。《英雄的瞬间》采用了叙事诗的形式，《逃向苍天》采用了戏剧的形式。显而易见，这里的叙事诗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的叙事诗，这里的戏剧也不同于一般的戏剧，而是纪实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新探索。
第二、娴熟的旁衬笔法。
把真实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使之魅力无穷、百读不厌，这无疑是传记作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然而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魅力”之间无疑会存在矛盾。有些作者往往为了追求“感人的魅力”而不惜虚构情节和掺入主人公并未说过或者无法考证的话，从而失去了“真实”；也有人囿于“真实”，而对“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一筹莫展。如何使两者和谐统一，使纪实文学既不失真实又具有魅力，这方能显露出文学家的卓越才华。歌德有诗云：“在限制中才会显露出高手，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读罢茨威格的历史特写，觉得他真不愧为是一个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巨匠，因为他深深懂得哪能些是纪实文学的雷区——纪实文学的致命弱点是加入虚构的情节和杜撰主人公说的话。所以，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情节相当简单，而且都有史实依据；很少有主人公自己说的话；茨威格惯于用娴熟的旁衬笔法使人物形象显得生动感人。
旁衬笔法之一：是对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绘声绘色的描写以及氛围的渲染。这种笔法的艺术效果是：既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又无损于主人公的真实。如他在《封闭的列车》第一段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双方那种虎视眈眈的紧张氛围写得惟妙惟肖，列宁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离开瑞士，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这样的描写，文字虽长，但由于叙事生动，语言流畅，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反而能引人入胜。乍一看，大段的时代背景的描写好象与主人公无关，其实，它们的关系恰似红花与绿叶，时代氛围渲染得越浓重，主人公也就映衬得越发鲜明突出。
旁衬笔法之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或者侧面描写，这也是茨威格创作历史特定的惯用技巧。这样一种旁衬古已有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表现希腊的绝代美人海伦，就不是从正面去描绘她的容貌如何美，而是通过几倍长老口中的比喻，把她的美貌暗示出来。我国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也是旁衬笔法，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样的句子，虽然没有直接去形容一个女子的美貌，但是通过描写她的容貌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调动读者的想象，同样是一个美女的形象。这样避实就虚的写法，如果在传记或历史特写中巧妙运用，常常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赋予了艺术魅力，又无损于真实。如《一夜之间的天才》中，茨威格并没有旬一个音乐评论家似的从音乐的角度去直接分析《马赛曲》的旋律如何雄壮，歌词怎样鼓舞斗志，而只是从侧面去描写《马赛曲》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
于是，这歌声象雪崩似地扩散开去，势不可挡。在宴会上、在剧院和俱乐部里都在唱着这首圣歌，后来甚至在教堂里当唱完感恩赞美诗后也唱起这首歌来，不久它竟取代了感恩赞美诗。一两个月以后，马赛曲已成为全民之歌、全军之歌。共和国第一任军事部长赛尔旺以智慧的眼光认识到这样一首无与伦比的民族战歌所具有的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力量。于是他下了一道紧急命令：印刷十万份歌片，发到军中所有的小队。这位当时还不知名的作者所创作的歌曲就这样在两三夜之间发行得比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的所有作品还要多。没有一个节日不是用马赛曲来结束的，没有一次战斗不是先由团队的乐队来演奏这首自由的战歌的。当许多团队在热马普和内尔万地方发起决定性的冲锋时，就是齐声高唱着这首战歌而进行编队的。而那些只会用双份的犒酒这种老办法去刺激自己士兵的敌军将领们则惊奇地发现，当这些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象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队形冲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赛曲就象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
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纵然没有聆听过《马赛曲》，也会觉得它具有无以伦比的感人力量。
第三、隽永的心理刻画
擅长心理描写，是茨威格创作中一致公认的显著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缘故。”试看在《玛丽恩巴德悲歌》中这样一段披露歌德内心世界的描绘：
此刻，年迈的老人坐在滚滚向前的马车里沉思默想，为心中一连串问题得不到确切的答复而烦闷。清晨，乌尔丽克还和妹妹一起匆匆向他迎来，在“喧闹的告别声” 中为他送行，那充满青春气息、可爱的嘴唇还亲吻过他，难道这是一个柔情的吻？还是一个象女儿似的吻？她可能爱他吗？她不会将他忘记吗？正在焦急地盼等着他那丰富遗产的儿子、儿媳妇会容忍这桩婚姻吗？难道世人不会嘲笑他吗？明年，他在她眼里不会显得更老态龙钟吗？纵使他能再见到她，又能指望什么呢？
不言而喻，写真人真事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不同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茨威格在写他的名人传记或历史特写之前，总是先研究原始材料，做出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心理分析。他既不美化历史人物，也不做自然主义的临摹，而只是加以“升华、冷凝、提炼。”
第四、历史与现实的随意联想
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绝不是单纯地叙述客观事实。历史特写不是仅写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剖析来倾听历史的回声和教训，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作者的爱与憎。作品的思想内涵正是在作者的感慨和议论中得到反映。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随处可见意味深长的议论，有的充满诗情画意，有的发人深省，对每篇作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封闭的列车》就是这样的结尾：
从列宁的身影出现在站台的那一刻开始，在振奋人心的《国际歌》中，他被无数双手抬到了一辆装甲车上。在他身上，是耀眼的探照灯光和众人希冀的目光。
就在普通的装甲车上，列宁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在一片如雷的欢呼声中，社会主义的光芒开始照耀整个世界。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伟大的时刻——1917年4月16日夜晚。
1917年10月（俄历），“震撼世界的十天”正式开始，世界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中的结尾同样发人深省：
当他乘坐的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
从威尔逊1919年6月离开欧洲海岸到茨威格1940年在流亡中创作这篇历史特写，欧洲曾有过和平吗？或许，真正的持久和平永远是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把语言的优美列为文学作品的特点，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领。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读者，首先应该归功于茨威格的语言魅力。倘若说，小说尚能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么传记或历史特写更要借助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使读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说得好：“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中究竟有什么特点，能给我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终认为，这是来自我个人的一种癖好，那就是在小说、传记文学、思想争论文章中，任何拖沓、空泛、朦胧、含混、，任何画蛇添足都会使我十分不快。只有每一页都保持着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能引人入胜，给人以完美的享受。”
据菲舍尔出版社统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其销售量一直居于其他作品之上。从它的第一版1927年问世以来，已经历了风风雨雨的82年，读者仍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独具的艺术魅力之外，，还因为书中的各篇历史特写都短小精悍，每篇约两万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仅世界范围内每天出版的图书数以万计，而且其他各种媒体——电影、电视、网络文化进入千家万户，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茫茫人海，来去匆匆；如今的岁月，能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品读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的读者群体已日趋减少，唯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尚能受广大读者的青睐。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应归功于它的思想内涵，归功于它能引起读者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鸣。尽管十四篇历史特写描述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间，人们却能从不同的视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写人物传记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讴歌人性。
茨威格曾说：“我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与伊拉斯漠；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参阅茨威格著《昨日的世界》）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主人以几乎都是这样一些悲剧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斯科特队长、西塞罗、威尔逊，但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且听《逃向苍天》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再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那一段斯科特队长面对死亡时的描写：
即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斯科特海军上校仍然想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他努力地用已经僵硬的手指，给所有爱他的人以及所有正在享受美好生命的人留下了书信，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这些信仅仅是写给与斯科特熟识的人的，却也可以看成是他留给全世界所有人的；从所处的时代来看，这些信是斯科特写给他同时代的人的，但其深刻的内容和崇高的精神却可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你一定要照看好我最珍贵的遗产——我们的儿子……”他还写信给那几位已经遇难的伙伴们的亲友。在信中，他用真挚、深切的感情见证了他们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性格，感人泪下。尽管连他自己也即将长眠于这片茫茫冰原，但他仍然强忍心中巨大的悲痛来安慰几位伙伴们的亲属。
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刻画，如歌如泣，读后无不为之动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对抗暴力。
在茨威格看来，历史、社会、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丧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总会有人以良知对抗暴力，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纵然有人在暴力面前遭到失败乃至失去生命，但他们虽死犹荣。茨威格的两部人物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和《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尤其突出和鲜明地彰显了这个主题。伊拉斯谟（1469～1536）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神学家，因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故被人们习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生勤奋著述，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教士的伪善，反对宗教狂热，控诉教会使用暴力残酷迫害异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满人文精神，但终究故不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强权和习惯势力，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里奥（1515～1563）是在法国出生的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原来是加尔文的朋友，1541年随加尔文到日内瓦。是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派获得成功，日内瓦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可是加尔文掌权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以往反对宗教压迫的立场，俨如日内瓦的教皇，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各种信念，敌视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来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不但不给予救援，反而以异端罪名将其用火刑处死。此事引起卡斯特里奥的强烈愤慨，于是他用假名发表了有关文献，斥责加尔文的暴力行为。卡斯特里奥深知，自己和加尔文的对抗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将它比喻为“蚊子对抗大象”。卡斯特里奥最后面临的是一场巴塞尔法院的审判，他很可能作为异端而被判处死刑。所幸在法院开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终年48岁。人们从伊拉斯谟和卡斯特里奥的坎坷经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对抗暴力何其艰难，同时也会联想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命运、西塞罗的命运、威尔逊的命运。他们无一不是以良知对抗暴力的悲剧人物。
主旋律之三：赞美坚韧不拨。
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坚韧不拔，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毫无疑问，茨威格刻画这种性格最为成功的是他的人物传记《麦哲伦》，但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描写也丝毫不逊色。且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这样一段：
更可怕的是，这时全队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有些人患了雪盲症，有些人的手脚被冻伤……他们一天比一天走得慢，一天比一天走得少。雪橇板被尖利的冰凌划破了，人们的脚底被锥子似的冰碴磨破了，但没有一个人向这残暴无情的天气屈服。
《黄金国的发现》中的主人公苏特尔并非英雄人物，但他身上也有那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拨的执著精神：
事实上，钱并不是苏特尔的目的……仅仅只是想向政府讨一个公道，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一切。为了这个目的，他怀着无法平息的怒火，执拗而疯狂地奔走在求助的路上，不夺回自己的权益誓不罢休。从参议院到国会，他不厌其烦地去申冤。从一个官署到另一个官署，从一个国会议员到另一个国会议员，苏特尔整整奔波了20年……无论天晴下雨，他都坚持每天在国会大厦徘徊，即使所有人都取笑他，戏弄他……
坚韧不拨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创造奇迹，这是《亨德尔的复活》给予人们的启示：
“中风，右半身瘫痪。”
……
“创作是再也不可能了。”他说得很轻，“也许我们能保住他的命。但我们保不住他这个音乐家，这次中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大脑活动。”
……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有气无力地生活了四个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像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写字、不能用右手弹一下琴键。他也不能说话，由于右半身从头到脚瘫痪，嘴唇可怕地歪向一边，只能从嘴里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几个字……但是，为了活，为了自己这最最不能抑制的愿望——恢复健康的意志就敢去冒死的危险。亨德尔每天在滚烫的温泉里待上九个小时。这使医生们大为惊讶，而他的耐力却随着意志一起增加。一星期后，他已经能重新拖着自己吃力地行走。两星期后，他的右臂开始活动。意志和信心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他又一次从死神的圈套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了生命。
主旋律之四：反思历史。
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惟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近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而攻占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1917年3月，列宁获悉彼德格勒工人、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在临时政府手里。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箱，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
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答案。
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西，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当年列宁不乘坐封闭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
不言而喻，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的一种感语吧。
笔者不揣浅陋，为茨威格的历史特写概括了这样一些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目的是为了便于鉴赏和借鉴。
诗圣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如此，翻译亦如此。本书中的疏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海内外方家和广大读者多多赐教。
舒昌善
时值奥运会开幕式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