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龙高手龙的图鉴:弗洛姆 《生命之爱》

　　生命之爱

　　[德]E.弗洛姆 著

　　人类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

　　——弗洛姆

　　一、现代社会中的富足与厌倦

　　哲学家勾画了一副畸形社会下青年的“反抗”形象：他们反抗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他们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他们希望这一切将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

　　如果要在这里讨论“富足与厌倦”，首先必须搞清这两个词的意思。进行任何讨论的先决条件都是澄清定义，这里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抓住了一个词的历史、内涵和其派生的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由这个词所限定的某些问题。

　　我们开始注意“富足的社会”(the Affluence Society)这种说法是在1958年，当时约翰·肯尼斯·盖尔伯利斯写了一本以它为题的书。“富足”(affluence)和“液体”(fluid)一样，都来源于拉丁文动词“fluere”，意为流淌(to flow)。“富足”(affluence)照字面上的意义就是“涌流”(overflow)。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涌流”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如果密西西比河在一次洪水泛滥中“涌流”出它的河堤，就成了一场灾难。但如果一个农夫获得了好收成，打下的粮食从所有装满了的谷仓中“涌流”出来，又无疑是一件好事。这样，由此而来的“富足”就成了一个褒贬不定的含糊词。我们可以用它来指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享受而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搏斗的丰盛，也可以用它来表示浪费、过量甚至致命的无节制。

　　“丰盛”(abundance)和“浪费”(superfluity)的意思都没有丝毫含糊之处;尽管从词源来说，它们几乎同出一处。abundance(丰盛)一词来自拉丁文unda，意即波浪，而英语中来自这个拉丁文的一些词至今仍然保有“波浪”的原意，如“undulate”(波动、起伏)和“undulant”(波浪形的)。这样，“abundanee”(丰盛)也具有了“ovorflow”(涌流)的意义，包含反面的意义。一块肥沃的土地能够给我们提供比基本的需要更多的东西，象《旧约》中说的“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又假如你去参加一个极为丰盛的晚宴，也许你会把它形容为“酒池肉林”，也就包含了贬意。你是在批评主人大手大脚，寅吃卯粮。

　　但是如果专指“overflowing”(涌流)的反面意义，我们就会想到“superflowous”(多余、过剩)这个词。它和“Affluent”一样，来自拉丁文“fluere”，指无意义的，浪费的。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去这里是多余的”，你实际上是在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开?”而不是说：“有你在这里可真好!”但如果你用“Affluent”(丰富的)来形容晚会上的葡萄酒，却是一种好意。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使用“Affluence”这个词，都应先明白自己指的是一种褒义的、有生气的“丰盛”，还是一种贬义的，令人厌恶的浪费。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ennui”(厌倦)这个词。我们发现它的基本词意比通常赋予它的无聊、不满和厌烦等含义更加强烈。“Ennui”和英文“annoy”(使烦恼、打搅)同出于拉丁文“inodiare”，意为“令人恶心”和“令人憎恶”。

　　弄清了上述那些词的来龙去脉和互相关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浪费不是必然要导致厌烦、厌恶和愤恨吗?果然如此，就应对于我们富足的社会提出某些我们原来不愿正视的疑问。“我们”是指那些建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我们是生活在富足中吗?在我们的社会里谁生活在富足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富足?是一种丰裕的富足还是一种过剩的富足?简而言之，是好的还是坏的富足?我们的富足是否产生了厌倦?富足是否一定产生厌倦?一种好的、丰裕的、沸腾的、不会产生厌倦的富足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就是我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消极的人

　　在此之前，我还想先就心理学这门学问做一点说明。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心理学家，在讲话中就会常常涉及到这些东西。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能理解，我所持的是一种深层心理学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心理分析学的观点。我想简单地提一下，可能你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存在两种对于人类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当今学院派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入手。换句话说，这种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能够直接看到和观测到，从而能够衡量的有形事物。它认为那些无形的事物是无法衡量的，至少是无法足够精确地衡量的。

　　心理分析学的方法不同，目标也不同。它对于人类活动和行为的研究不局限于那些可见的事物，而是要求深入了解行为的本质和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你可以描述一个人的笑容，笑是一个动作，可以用照片记录下来，也可以用面部肌肉的活动进行表述。但是你又十分清楚地知道，有各种不同的笑：商店里售货员小姐训练有素的笑;一个明明对你充满敌意但又要掩饰着敌意的对手的笑;一个久已想见到你，而今终于如愿以偿的朋友的笑……你能够分辨出上百种出于不同的心理状态而产生的笑。他们都在笑，但是表达的内容可有天壤之别。没有一架机器能够分辨这些区别。只有不是机器的人——比如你——可以做到。你不仅用你的头脑，而且还用你的心——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如此古老的说法——去观察。你用全身心去感受，你能感受到眼前的笑容。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事物的能力，你的一生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再来看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在吃饭。吃饭就是吃饭!可是你看看他在怎样吃?第一个人在狼吞虎咽，把面前的饭菜一扫而光;另一位坐在桌子前装腔做势，一看就知道是在卖弄自己合乎规范的作派，一点一点地吃掉盘子里的东西。还有一个人不紧不慢地吃着，享受着那份食物，从吃饭中得到乐趣。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在那里大叫大嚷，满面通红。你于是得出结论——他发怒了。他确实发怒了。但你再仔细地看看他，然后心里想：这个人倒底怎么了(也许这个人你很熟悉)?你会突然意识到，他是害怕了，被什么吓住了，而他的勃然大怒只是对于自己内心恐惧的反应。再看得透彻一点，你又会发觉，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和软弱无力的人，他什么都怕，实际上害怕生活本身。这样，你通过观察做出三个结论：他在发怒——他在害怕——他深感绝望。这三个结论都是对的，但它们分别达到了被观察者心理结构中的三个不同的层次。最后一个结论最深刻地说明了他的内心活动，而第一个结论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如果你只看到另一个人在对你发脾气，也许就会照样回敬他;若是你能够看出这不过是一个以愤怒来掩饰他的恐惧和软弱无力的人，就可能采取别的办法接近他。也许当你设法使他不再感到害怕以后，他的愤怒也就跟着消失了。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所感到兴趣的不是人类可以从外部观察的行为，而是个人的内在动机，一个人的意图何在，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意图，感兴趣的是一个人行为的质量。我的一位同事西奥多·里克曾经说过：“心理分析学家用第三只耳朵来听。”他说的绝对正确。还有一种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叫作能从书中字间的夹缝里看出名堂来。人们不仅能看到跟前的事物，还能透过它们看到更多的东西，能看见一个人的内心。而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不过是其内心的表达和显现，因此常常带有由其整个人格所决定的色彩。每一个具体的行为都只能出自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他而不是任何别人能使这一行为的细微末节带有某种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行为的原因，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一样。他们可能彼此相象，可能相互联系，但决不会完全相同。决没有两个人用相同的姿势举起一只手，或用相同的姿势走路，或以相同的姿势歪着头。有时你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脸，但从步态就能认出他是谁。一个人的步态和一个人的面孔一样可以做为他的特征，有时甚至是更明显的特征，因为步态比表情更难改换。我们可以用表情来掩盖内心，这是其他动物所做不到的。

　　做过这番分析之后，我再来谈谈消费主义。我把它做为一个心理学的、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你可能要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消费者!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衣、食、住，我们需要并且使用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现象就称之为“消费”，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学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为了生存必须消费!但是且慢，就算你说的有道理，我仍然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为消费而消费的地步：这是一种被贪婪所驱使的消费，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着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吃、去买、去占有、去使用的无生命价值的消费。

　　现在你又会问：是这么回事吗?说到底，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多争得点东西么?要说有问题，就是挣的钱不够，想多添点东西本身并没有错……。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中间的多数人都会这么想。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事情并不如多数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人得了肥胖症，体重早已超标。肥胖症的原因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但更常见的只是由于吃得太多。这样的人总是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尤其拒绝不了那些糖块，嘴里总得嚼着点儿什么。如果你再用心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不停地吃，而且是在被什么逼迫着吃，他不得不吃!就象有些吸烟者不能不吸烟一样。你也知道，有些人一旦真的忌了烟就会立即变得贪吃。他们往往会说，忌了烟的人都会自动发胖，以此来为自己的贪吃寻找藉口。而那些不想放弃抽烟的人也往往以此做为理由。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相信这些理由?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同样的理由去消费，在吃，喝、吸烟，购买物品中寻找表现自己的方式。

　　医生们经常告诫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节制饮食和吸烟，就可能过早地死于心脏病。有些人接受了医生的忠告，戒掉了某些恶习。但是，他们却又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莫名的焦躁、不安、紧张和压力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节制饮食、戒除吸烟可以使人们发生恐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吃东西、买东西，不是为了需要吃和需要买，而是为了驱散心头的焦虑。发达的消费给他们提供了对付心灰意懒的好办法。许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觉得紧张或是压力很大，多半会自动地走到冰箱跟前，想找点儿什么吃的或喝的，使自己轻松一下，虽然也许当时并无任何胃口。这样看来，小吃浅酌有时能代替药物的功用，而食物和饮料总要比止痛片可口得多。

　　一个被压迫着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象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象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此时他消费点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

　　我在这里使用了“消极人”的概念。什么是消极?什么是积极?就让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定义入手、从它们现代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定义入手。积极的活动被理解为任何一种目的明确的、需要付出精力的活动。它可以是体力的，也可以是脑力的劳动。体育运动也包括在内，因为我们通常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它：参加体育运动既能增进健康，又能为国家赢得荣誉，本人更是名利双收。参加运动常常并不因为这一过程本身的乐趣，而是在于某些最后的目的。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我们就称他是“积极”的。

　　在这个意义上，“消极”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我们就是消极的了。让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人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他坐了五分钟，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他只是在呆呆地看着，什么也不做，使自己沉浸在目光所及的景物之中。我们大概只会觉得这个人很古怪，而根本不会认为这种“沉思”是积极的。再想象一个人在枯坐冥想(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试图感受自身的存在。如果他有系统地、有规律地去冥想，每次可能要用几个小时。任何一个对这种冥想的只是毫无了解的人，都会把冥想者看成一个消极的人，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可是，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把哪怕是最后一点细微的念头逐出脑海，使思想成为虚无，达到单纯的存在。这对于你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哪天你可以试一试，只试两分钟，就可以知道是多么难于做到：这样那样的念头总是顽强地要钻进你的大脑，而你的大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吸收着。

　　这种冥想在象印度和中国那样伟大的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幸在我们却不然。我们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干什么都要有目的，都要得到某种结果，达到某种目标。一旦有一次你试着忘掉这些目标，耐心地做一次上述的练习，你也许就会发现它真的能使你焕然一新。

　　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现代观点认为，能够产生结果的行为是积极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消极的。把这一看法和关于我们如何消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消费“坏的富足”提供给我们的过剩的物质，那种看上去的积极就成为真正的消极。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积极，一种“好的富足”能让我们不仅仅做一个消费者呢?

　　现代社会中的厌倦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两千年来西方一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歌德、马克思等人——对“积极”和“消极”所做的经典定义。他们一般认为积极是人类天生的活力，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力量源泉。当我谈到人类天生的动力时，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理解，因为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动力和能量都是机器而不是人所具有的。而且人类的力量也是主要用于发明和操作机器。我们对于机器的功能及发展潜力研究得越来越深，同时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神奇的精神潜力却了解得越来越少。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②]说过：“世上有无数神奇的东西，但没有一种比人更神奇。”这话现在已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一枚能飞上月亮的火箭看来比人类神奇得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自己发明和创造的东西比上帝创造的人更了不起。

　　让我们重新回到关于人的意识和他的潜力的话题。人不仅具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还具有更深刻、更内在、更成熟的能力。比如爱和艺术的表现力。这些东西都是潜在的，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开发。那些思想家们所认为的积极就是充满活力，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发和唤醒人类在通常情况下被掩盖和受到压抑的力量。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马克思的原文。你们在学校里都听到过马克思，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人士在宣传，舆论工具中也反复提到他。但在这里，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与过去人们对他的认识完全不同的马克思。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现代的人却很少如此，他们不懂得爱可以创造一切，他们经常关心的几乎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被爱，而不是去给予爱。不是通过自己对别人的爱去唤醒他们的爱，去创造出某些新的，世上从未有过的事物。这样，他就会把被爱看成是一种机会，而要得到它就需要买进所有那些可能使你变得可爱的东西，从漱口水到精致的衣服再到昂贵的汽车。我必须承认一个不幸的事实：很多男人之所以被爱是因为他们的赛车。当然，这样的男人爱他们的汽车也甚于爱他们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常常看上去心满意足，但不久就会彼此感到厌倦甚至仇恨，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欺骗，或至少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以为自己在爱，而实际上不过在装样。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爱。

　　同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消极的”，我们并非因为他在那里静坐沉思，或是对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指的是他被一种自己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所驱使，他不能行动，而只能反应。

　　当然，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对某种刺激或某种情景做出反应。这些刺激和情景是我们熟悉的，一有适当的信号发出，就会激起特定的反应。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狗学会了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当它跑向食物时，它是非常“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不过是对某一刺激的反射。在这里，狗的功能与机器相同。行为主义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一个被动的生物，给他某种刺激，他就会做出某种反应，就象在用老鼠、猴子和猫所做的试验中看到的一样。行为主义确信，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根据奖惩原则进行的。奖励和惩罚都是有力的刺激，人类对于它们做出的反应与任何动物可能做出的完全一致，就是去做那些可能得到奖励的、避免做那些可能受到惩罚的事情。他不一定真的要为某些事受惩罚。仅仅受到被惩罚的威胁就足够了。

　　现在再来看看什么叫“被驱使”。比如一个醉汉，他大叫大喊，挥动手臂，显得非常“积极”。或者是一个我们称为“疯子”的精神病患者。这种人的情况在医学上称为“活动过度”。他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到处发议论、打电报、写信件，忙个不停，显得异常活跃。当然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例子中动力来自酒精，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是病人大脑中生物电流紊乱所致。虽然这两个例子的外在表现都是非常积极的。

　　“积极”于是既可以仅仅做为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又可以是形如激情，实为消极的“驱使”和“身不由己”。英语中“Passion”(激情)和“Passive”(消极、被动)分别来自拉丁文“Passio”和“Passivus”，两词的词干相同，在拉丁文中意为“遭受苦难”。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说某人是“充满激情”的，也许并不是对他的赞美。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曾说“嫉妒是一种热心追求痛苦的激情。”其实不仅嫉妒如此，任何身不由己的激情都是如此，如野心、贪婪、权利欲、暴饮暴食等等。所有的嗜好都是造成痛苦的激情，都是消极的种种形式。在现代的意义中，“激情”具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因而丧失了它原有的纯洁性。我暂时不谈它的原因何在。

　　如果人只能单纯地做出反应或身不由己的行动，这样的人就被认为——在经典的意义上——是消极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做出的反应永远是相同的，从来不会改变方向。一切都象是预先计划好的，都不会出乎意料，没有任何个人的特征、任何思维的活力可言。行为主义将人基本上做为机械看待，因而对人的估价也基本上符合机械的原理：某种刺激将引发某种反应。对这种现象所做的研究和发现，以及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所拟定的种种解决方案，就是行为主义者们所称之为的科学。是的，这可能是一种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因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决不会毫不走样的重复他前一次的行为。在每一时刻他都是不同的，也许不会完全不同，但至少不会完全相同。赫拉克利特对此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流着。我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可能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关于人的科学，它更象是一门由异化了的研究者使用异化了的方法、以异化了的人为对象的科学。它或许能够照亮人类本性的某些领域，但却没有触及最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没有说明人之何以成为人。

　　我想再举一例来说明积极与消极的区别，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工业心理学界中影响颇大。西方电子公司委派埃尔顿·梅友教授去该公司设在芝加哥的霍索恩分厂，试图找到一种使那里的非技术女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这些工人的任务是绕制电磁铁使用的线圈，当然是一种极为单调的、既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用心的工作。梅友教授认为，也许在上午和下午各拿出十分钟让工人们休息一下、喝杯咖啡，会对工作有所帮助。梅友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试验计划，然后首先在下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立刻上升了，所有的人都为这个方法能起作用感到高兴。梅友进一步在上午实行工间休息，产量又一次上升。劳动条件的改善使产量不断上升，看来梅友的理论已被实践所证明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试验可以就此为止，然后向西方电子公司建议：为了提高产量，每天牺牲二十分钟工作时间是合算的。但是埃尔顿·梅友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想知道如果将这些改善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取消了下午工间休息，产量依然上升!再取消了上午的工间休息，产量还是上升!这么一来，别人可能会耸耸肩膀，然后宣布试验无效。但同样的事实却使梅友心头一亮：这些工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了兴趣。绕线圈的工作依然乏味如前，但梅友向工人们公开了自己的计划，并请他们一同参加。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个重要的试验，他们不仅是为资方效力，还为整个劳动大军做出贡献。梅友于是得以阐明：正是这种新鲜感和参与感，而不是两次工间休息和咖啡在起作用。这个试验使工业心理学产生了一个新的论点：人们在工作中倾注的兴趣比休息、提高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改善更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我想在此强调出积极和消极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当西方电子公司的工人们对工作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消极的。但是当他们参与了一次试验，感到自己正在有所贡献时，他们马上变得积极，对自己的工作抱有全新的态度。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想一个脖子上挂照相机的旅游者，他到了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座山，一个湖，一座古堡，或是一个艺术展览会。但他并不能专心去看眼前的东西，因为心里老在想着如何照相。对于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用胶片把这些景物记录下来，以便能够占有它，而并不是真实的景物本身。他把观光和照相搞颠倒了。有相片在手，就可以向朋友们显示自己的成就，或在十年之后籍此回忆自己当时身在何处。不过在这两种考虑中，都把做为人工产物的照片与它赖以成立的自然景物本末倒置了。很多旅游者根本无心观赏，只知道按动快门。一个好的摄影者总是首先试图以自身去感受景物，然后再用照相机来获取它。这样的预先观察是一种积极的做法。有些人(虽然人数很少)有意不将自己最喜爱的景色拍摄下来，恐怕照片会破坏他们的美好记忆。照片所记录的必然十分有限，而单靠回忆你会感到，昔日所见的那美好的景色在脑海中获得了新生。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在你的头脑中历历如绘。它不是一种图解式的记忆，而是一种再创造。这种积极的活动，焕发、照亮和强化了我们生命的活力，相反就会使我们感到僵死、压抑甚至充满怨恨。

　　想象一下自己接受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你早已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也明白自己将怎样回答。每个人将如何行事都是明确和预知的，就象自身处在一个机器的世界里。尽管如此，你还是去了，也许还会给人一种活跃的印象，你和其他人一样，这儿聊一会，那儿说几句，有时甚至还会激动一下。但当你回到家时，你觉得累极了，每一根骨头都酸痛。你的交谈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象一张旧的，快要磨穿了的唱片。

　　目前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人们不完全承认、或者应该说不完全察觉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除非他能凭借自身的能力去参与一项积极的活动，去创造、去运用自己的智力，否则他就会感觉到厌倦。这是一种负担，一种障碍，一种他自己无法解释的使人瘫痪的力量，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这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但流传得很快。一个受到自己厌倦的摆布而无力挣脱的人会有严重的压抑感。您现在可能要问：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投有意识到厌倦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以及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想答案十分简单：今天的人们能生产出许多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对付厌倦。你可以吃止痛片，喝酒，参加鸡尾酒会，和老婆打架，去娱乐中心，或者沉溺于性爱，以此来暂时驱散厌倦，就象把垃圾暂时扫到地毯下面一样。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努力使自己对厌倦浑然不觉。但别忘了有时看了一个低劣的电影或是干了什么别的事，那种难受的感觉又会占上风。有你会意识到，自已为了寻开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些最无聊的玩艺儿你。不是在运用时间，而是去杀死时间。这时，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会向你袭来。

　　虚假的需求

　　不仅是门外汉，就是许多科学家也持有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人类是根据生理需要而运转的机体。人有饥渴感，需要睡眠、需要性生活，等等。这些生理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产生精神的疾病和肉体的死亡。而需求一旦满足，则会一切正常。这种观点根本错了。即使所有的生理需要都得到满足，一个人仍旧可能不满足，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在心理上十分不健康，他所缺少的是能使他积极起来的活力。

　　近几年来有人做过一些使人失去一切刺激的有趣试验。这些人被置于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中。温度和光照都是恒定的，食物从一个小洞中送进来。人在这种环境中有点类似子宫中的胎儿。几天以后，被关的人开始出现严重的病态倾向，多半是精神分裂。虽然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这种消极的状态是一种心理上致病的因素，它可以使人疯狂。对一个胎儿来说正常的环境，可以使一个正常人失常(其实胎儿在母腹中也不象这些试验的接受者那样与任何刺激完全绝缘)。

　　还有一种试验是使人不能做梦。我们知道人在做梦时会伴有眼球的快速活动，而试验者一发现试验对象的这种活动，就立即将他唤醒，接受这类试验的人也会很快出现病态。这说明做梦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神经仍在活动，如果这种活动被剥夺，人就会失常。

　　动物心理学家哈娄在他们实验中，让猩猩去拆除一个复杂结构上的零件。哈娄不给它们任何奖励，也不以惩罚相威胁，却发现这些猩猩一连十小时饶有趣味地做这项工作。这表明了动物——特别是黑猩猩也可以根据兴趣而不是奖惩原则来行动。

　　人类在三万年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艺术活动。今天的人往往贬低这些作品，认为都不过是用来达到某种巫术或魔法目的的东西。但是想一想我们在那些洞窟里看到的是多么精美和优雅的壁画呵!当然它们可能被用来记录狩猎的成绩，但难道这种实际的用途能用来解释它们的美吗?我们今天仍然在欣赏那些精美的壁画和陶罐、花瓶上的装饰花纹。如果只为了魔法和记数的目的，完全用不着制造如此精美的艺术品。这说明当时的人除了将其作为工具和器皿的实用考虑外，还另有兴趣：他们想通过创造得到积极的生活，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德国心理学家卡尔·布勒首次提出一种可称为“快乐功能”的观点，指可以带来快乐的积极活动。人们乐于从事某种活动，并不是出于对物的需求，而是因为这种运用自身能力来造出某些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经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教师玛丽垭·蒙太索里认识到，在旧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根据奖惩原则来训练孩子，但无法运用同样的原则来教育他们。很多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当学习过程本身能够给人以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时，学习的成绩就会变好。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运用自身内在的动力，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时，他才具有了真正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存在，他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他就会退化而成为物。真正的乐趣来源于真正的积极;而真正的积极有赖于发掘和运用人的活力。我们不要忘记：勤于思考会促进脑细胞的生长。脑量的增长类似于通过额外的锻炼增强肌肉：如果不给肌肉施加它所习惯的以外的压力，它就总是保持原样，永远达不对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现在，我想在我们关于富足的讨论中引入一些社会和经济的思考。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人的阶段可能长达十几万年。没有决定性的—步和关键的一刻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这是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现代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万年前完成了进化，与我们相似的“智人”，大约在四万年以前出现，而真正的现代人则出现得更晚。

　　是什么使人区别于动物?不是直立的姿势。在类人猿的大脑远未发达之前，它们已经在直立行走了。同样也不是工具的使用。这是一种全新的、前所未知的品质——自我意识。动物有的是对物的意识，意识到此物与彼物的区别，而当人类诞生时，却产生了对于本身的意识。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与自然和其他人的区别，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感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从未在动物的世界中发现类似的东西，正是这种特殊的品质使人成为人。

　　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在出现后大约三万年中，都生活在绝对的艰苦和持久的短缺之中。他们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还不知如何耕种。后来出现了新石器时期，这一伟大的进化大约发生在一万年以前。人开始生产、制造物品。他不再依赖偶然拾到的东西和狩猎而生活，而是开始成为农夫和牧人。他开始生产出多于需要的东西，开始运用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技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第—批农夫和他们使用的简单的犁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原始，但他们是不再完全依赖大自然喜怒无常的施舍的第一批人。他们开始运用头脑、想象力和自身的能量去影响世界、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他们开始着眼于未来，并且第一次达到了一个相对富裕的状态。他们很快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原始方法抛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文化，建立城市。我所说的“相对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阶段：早期的贫困和短缺已被克服，但新的富足又十分有限，无法使人人有份。支配社会的少数人把最好的东西归为已有，多数人只能得到剩下的部分。虽然过于简单，我们仍旧可以说，相对富裕(或相对贫困)是新石器时期的规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社会的规律。

　　相对富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藉此发展文化，是建筑房屋、组织国家、资助哲学家等等活动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相对贫困的结果却是一小部分人不得不去剥削一大部分人。离开了大多数，经济无法发展，战争无法进行。战争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一旦有了值得从别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一旦人们建立了群体的生活，战争就成了一种制度。我们经常把自己参加战争的原因复杂化：“我们受到了威胁!”以此来说明战争的正义。其实，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着新石器时代而产生的相对富足，一方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了战争和人剥削人。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就多多少少有些象生活在动物园中。这样，基于对人的观察而建立的整个心理学领域就必然出现了一种情况，类似于基于对动物园里的而不是对野生动物的观察而建立的生态学的情况。索里·米克曼观察了伦敦动物园中的狒狒，发现它们非常富于侵略性。开始他想狒狒的秉性如此，但后来另一些科学家通过对野生狒狒的观察所做的结论却并不如是。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和厌倦会使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存在的侵略性发展起来。

　　我相信人和动物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异常表现。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的处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在我们的世纪达到了顶点：一夜之间，机器的力量取代了由动物和人类提供的自然力量。一个新的希望由此而生：如果能将这一伟大的力量纳入正确的轨道，则最终多数人都可以分享富裕的果实。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革命——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机器不仅取代人的体力，还要取代人的思想，我所指的是以某种机器操纵其他机器和生产程序的控制论科学。控制论的急速发展使生产能力成倍提高，我们可以由此预言：如果不发生大量毁灭人类的战争和瘟疫，新的生产方法将会造成人人有份的绝对的富足。人类生活可能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干扰，但却永远摆脱了贫困、饥饿和暴力的威胁。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物的需求永无餍足，总是在追求吃、喝和更舒适的住宅。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周围，你会发觉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困。当广告对一种过剩产品大肆宣扬时，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觉得自己过于寒酸。在我们现存的制度中，创造利润是生存的条件，因此工业将毫不犹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来满足它。目前的经济制度立足于最大量的产出和最大量的消费，而十九世纪时经济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我们的祖父辈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作法已成为一种美德。相反，如果有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是从不欠债，反而会被人认为不正常。这种风气将会把我们引向何处?我可以告诉你：无节制的消费将会造就出一种以商品做为宗教信仰的人。他对于天堂的解释大概就是一个硕大的、应有尽有的百货商店，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还要比他的邻人稍多一些的东西。这是一种综合症的一部分：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这种恶性循环产生消极、嫉妒、贪心;最终导致人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他对于自己的估价基于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父权社会的危机

　　我们已经看到，将消费做为生活的目的会导致挥霍无度和厌倦。而这一问题与一场影响整个西方世界的危机密切相关。由于我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场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上，因而对于它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我所指的就是家长制的，权力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危机。

　　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瑞士学者巴霍芬。是他第一个系统地说明了，一切社会都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原则：女性或母权制的或是父权制的。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在旧约和罗马史里看到的父权制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在那里，父亲拥有和统治家庭。在原始的父权制法律中，妻子和子女同奴隶和畜群一样，属于父系家庭的财产。父亲对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想想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会感到自己已经走过了很长—段路。但是不要忘记，父权制在大约四千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统治着西方世界。

　　在母系社会里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最受尊敬、被认做当然的一家之长的是母亲。父爱和母爱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父爱常常自然地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子女必须符合某些要求才能得到它。说到这里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所说的父爱不是指哪一个父亲对自己子女的爱，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父亲最爱那个最符合他的希望和要求的儿子，而这个儿子——一般是长子，但也有例外——最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你看一看《旧约》，就会发现总有一个最受喜爱的儿子，他因为服从自己的父亲而得宠，而且被赋予一个特殊的地位。

　　在母系社会中，一个母亲平等地爱她所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她的血肉，都需要她的照料。如果母亲只哺育那些服从她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就会饿死。你也知道，一个婴孩根本不可能完全照大人的意志行事。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母系社会中没有出现等级制。

　　以上是对巴霍芬理论的一个概述。在父系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法律等抽象的东西。而在母系社会中，所依靠的是使人结合在一起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明显的，不需要费力寻找和强迫实行。如果你有时间读一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会得到一个完整而有趣的答案。这出戏剧记述一场战斗，一方是以克瑞翁为代表的父系社会原则，而另一个是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母系社会原则。对于克瑞翁来说，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违抗它的人都必须处死。安提戈涅却按血亲原则、按人性、同情心行事，把这些看得高于一切法律。按照今天的说法，克瑞翁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法西斯首领，极端崇尚权力，认为一切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安提戈涅》以他的原则遭到失败而结束。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宗教。从《旧约》起，西方的宗教就是父权制的。上帝被说成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服从的伟大统治者，而在佛教中就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存在。做为父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在人的内心意识中形成一个权威，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它是父系社会中父亲发出的命令和禁律在人内心的体现。当父亲不想让我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用不着说：“不许这么做!”我已经把父亲溶于自身，这个“内在的父亲”向我发号施令。弗洛伊德关于人在父权社会中造成的这种内在意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他错误地认为这种意识就是意识本身，而未能将它放在社会的条件中去观察。看一看非父权制社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类型的意识。这里我不能也不想详细阐述，但至少想提出一点：确实存在与权力主义相对立的人道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人本身，向人传达什么是好的，有利于他的成长和发展。它的声音常常是非常温和的，于是我们很善于忽略它。如果人们去倾听他们内心这种“健康意识”的呼声，就不会再去服从那些外在权威的命令了。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具有生理的和心理的潜力，而“健康意识”的呼声指引我们发掘和实现这些潜力。

　　在西方世界，我们经历了传统价值的解体。而这一解体，这一危机，在某些程度上与富足的问题有关。一个人被剥夺得越多，就越需要多一些服从，以使他不会与那强加给他的剥夺相抗争。别人告诉他：他被迫服从剥夺是有意义的、无可避免的，是上帝或是国家或是法律——或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人——要求他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服从，人们可能感到不再愿意继续被剥夺，那么，对于以剥夺和服从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构成的任何社会来说，当然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是，当富足在不断增长时，必须接受剥夺和服从的信念就可能失去力量;我们有了想要的一切，为什么还要服从那个权威的命令?这就是当今社会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无疑来自新的生产方法。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使用的是老式机器。工人们的唯一饭碗就是—份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服从。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生产越来越脱离过时的机械技能而向现代的控制技术转化。今天的工作要依靠集体的努力，并且使用很多能够自我纠正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的服从逐渐让位于合作，旧有的监工和工人的关系也逐渐消失了。我并不认为现代的工作方法已经结束了异化和帮助我们取得独立，新的工作环境也不是如田园诗一般的愉快，我只是想提请人们注意与过去相比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父系的、权力主义的社会危机还来源于政治革命。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革命，虽然没有一次完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都动摇了旧有的秩序。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实在的。

　　在权力主义的伦理中不服从是唯一的原罪，而服从则是唯一的美德。亚当和夏娃所做的事情本身并不坏，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实，才使人类的发展成为可能。但他们犯了不服从的罪，不服从也就成了原罪。现在，既然父权制已发生了危机，将来不管它垮台与否，人们对于原罪都会进行重新认识。

　　除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革命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有一些奇特的地方，但确实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妇女和儿童一样，曾被当做是丈夫的物品和财产，而现在，虽然她们在男人的世界中还在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但整个情况已经改观。所有的迹象表明，妇女革命将会深入下去，她们将继续规定、明确和挺身捍卫自己的权利。

　　从本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人——大部分是青年人——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社会是软弱无能的。这个社会自己证明了，它无法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较小规模战争的爆发，它不仅允许而且实际上在促进人类的自我毁灭。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毁灭自己的潜力。这种可怕的无能是任何完美的科学技术也无法掩饰的，而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成了引起父权制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一个社会富足到了能使人登上月球，却无法面对和减少人类湮灭的危险，那么，不论人们是否愿意，这个社会必然是无能的。对于威胁所有生命的环境恶化，这个社会也是无能的。饥馑在等待着印度、非洲和世界上所有的非工业化国家，而我们的回答只是几篇空洞演讲和故作姿态。我们奢侈如前，对其后果视而不见，使年轻一代动摇了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里，享有富足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在美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林肯时代的社会分野在于自由人和奴隶，而今天在于过剩的富足和贫困。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富足的杜会将继续统治世界，但是它已受到了完全不同的传统和全新力量的挑战。

　　信仰的危机：宗教的崩溃

　　如果进行民意测验，多数人仍然会说自己信仰上帝，去教堂的人也会比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多得多。尽管如此，父权社会的危机已经对宗教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在相当公开地谈论它。这种情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后来则发展得越来越快。

　　宗教具有双重功能，因而它的垮台会给我们造成双重的损失。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向我们解释了自然世界的形成，也给我们规定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两种功能其实互不相干，因为如何解释自然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现在的情形，宗教的两个功能最初还是互有联系的。

　　上帝单枪匹马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创造了世界。这在过去曾是一个相当巧妙的、令人信服的假设。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相信世界和人类的发展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你仍然会感到接受造物主的假设比接受复杂的进化论省力得多。达尔文主义对自然界的解释富于逻辑和雄辩，但是与我们的头脑所习惯了的东西相去太远。

　　即使是在最原始的阶段，人类也总有一种对于世界本身和它的产生进行描述的需要。有一种创世说认为，人是由某一个被杀死的人所流的血造成的。但又认为只有勇敢的人如此，懦夫和女人是由那个人腿上的肉造的。这是一种被康拉德·洛伦兹发展了的古老教义，实际上想说明人具有杀人和嗜血的天性。如果人们因为不愿意将女人看成嗜血者而相信这个神话当然很好，但如果因此而将女人与懦夫归为一类就不大公平了。根据父权社会的偏见，女人比较麻木、胆小、无用和不现实，而现在这些说法已被证明完全是胡说八道。不仅如此。这些弱点恰恰是男人们经常具有的。许多女人都知道，当男人生病时是多么没出息。他们比女人更娇气，更需要别人的照顾。在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男人对女人的这些说法就象白人说黑人的那些事情一样毫无根据。连弗洛伊德都说女人比男人麻木，我现在实难想象会有比男人更麻木的东西!

　　以上所说是对宗教的第一种功能所做的一点脚注。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相安无事。但自从我们从这位科学家那里学会了用进化论来解释世界，对于上帝的概念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我已经讲过，门外汉比较容易把握上帝的说法，但达尔文以后的科学家却不再把创世看得那么神奇了。在进化论面前，“上帝”退居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关于创世和造人的故事可以是一种传说，一首诗，一种清晰地表达了某件事情的象征，但再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了。

　　宗教一旦丧失了解释自然界的说服力，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剩下使它能够站立的另一条腿就是对于道德的宣扬。“爱你的邻居”，“爱陌生的人”，“爱你的敌人”，“卖掉你所有的东西，把卖得的钱给穷人”。如果一个人真的遵循这些教诲，在现代社会中他如何能够成功?这样的人是傻瓜，他只会被远远抛在后面。我们宣扬《圣经》的道德教义，赞赏利他主义，但是，“必须取得成功”的压力，不允许我们去实行这些教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句：依照我个人的观点，在当今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有可能当一个好的基督徒，而又不致被饿死的，关键在于你的能力。你必须有勇气坚持真理，百折不回地去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服。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伦理”使宗教丧失了另一条腿，它不再能够充当一个向人们宣讲价值观念的角色了。但是，看来人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脱离宗教。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不能只靠面包活着，他需要梦想，需要信念，以便使他的生活增添乐趣。现代的人对偶象崇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但在本世纪确实出现了一门新的宗教，我想称它做“技术的宗教”。

　　这门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内容，其一是对于满足无休无止的需要的梦想。人就象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这是使我们变得懒惰和消极的穷奢极欲的天堂，技术使人们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另一个内容要复杂得多。从文艺复兴时代起，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去思索和探求自然的秘密，竭尽全力去控制自然。有这样一种愿望深深植根于人的头脑并成为他的动力：不再仅仅做自然的旁观者。而要做一个世界的创造者。很难十分准确地表述这种愿望。但如果极而言之，我可以说：是人类自己想成为上帝，想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情，当第一个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时候，我们目睹那神奇而又壮观的场面，不是有点象某种异教的崇拜仪式吗?那个时刻标志着人类冲破了自身的界限而成为上帝。连基督教的报纸也认为，对月球的征服是创世以来的一次伟大事件。对于基督徒来说，谈论一件比道成肉身(Incarnation[③])更重要的事件似乎有些不够谨慎，而在人们亲眼看到自己战胜了地心引力而开始走向无限的时候，已经无暇顾及那些禁忌了。

　　你们可能认为我有些夸大事实，其实我只是想引起你们对这一趋向的注意。有比登月引起了更热烈反响的科学事件吗?好象没有。实际上有更加神奇的科学成果，但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偶象崇拜正在兴起，技术或人自己成为新的上帝，宇航员成了高级教士。当然，没有人承认这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基督徒，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找一些掩饰。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新的宗教里而也还有一些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新的宗教并不宣扬任何道德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去做技术上可行的事，技术能力本身成了道德准则，成了道德的源泉。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如果上帝死了，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认为已有的道德全都基于对上帝的信仰。但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如果上帝不再是指导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实体，他们是否有可能不变成完全丧失道德的人?是否有可能再去寻求另外一种道德准则?如果悲观一些，答案就是否定的。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国共同遵守两条国际公认的规定，一是不得杀害平民，二是禁止折磨和虐待行为。而今天，任何战争中都会有平民被杀害，因为交战各方已经不再接受任何对于使用武力的限制。而且，技术本身也不允许进行任何区分，我们按下电钮来杀人，分不出平民还是军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也就用不着去同情和怜悯，而折磨和虐待在今天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如何的普遍。

　　我们可能不愿意说野蛮的风气在不断增长，但也很难否认人性和道德在日渐衰落。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新的道德准则在兴起，我们在青年一代为了和平和生活，反对战争和破坏的斗争中发现了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许多年轻人(并且不只是年轻人)宣称他们开始信奉新的、更好的价值观念，千百万人对于非人性的战争越来越不能容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信奉爱的道德准则开始站出来反对当今的消费社会。我们还看到了伴随着无数为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而出现的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新的道德准则还有许多缺陷，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事情，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太极端了。佛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建立道德规范并不一定非要树立一个权威。这些规范不能是强制的，只有当它从人性中产生，并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中时，才能花繁叶茂。人不能脱离道德，那会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但是他们如果总是被告知：你们必须服从，必须只顾自己的利益，必须去杀人，同情心会毁了你们，等等，那么就会在道德的表面下产生不道德。这种声音听得多了，他们就不再能够听到发自内心的人性的声音，他们就真的会觉得，一旦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让人类全面地发展

　　青年一代，特别是激进派分子，在当前的道德危机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所说的“激进派”不是那些自封的，认为任何暴力行为只要冠以“激进”一词就变得合理的极端分子。那些人只是乳臭未干的无知者，患上了列宁曾经说过的“左派幼稚病”。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激进的，而且对于权力社会的伦理规范持有同样的态度。任何革命都要反对某种权威，但他们的矛头同时指向了植根于这种权威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使人们在不顾权威的命令而依靠自己的感觉、依靠人性行事时产生犯罪感、而这些年轻人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种犯罪感，同时努力寻找新的道德规范。

　　这一代年轻人所具有的另一特点是诚实。他们不再象老一代那样总要为自己做的事寻找某种托词，不再自欺欺人。我们不敢承认“完全非人性的东西使我们异化”，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把我们推向反抗的边缘。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人具有正反两面，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人。

　　对于忠诚问题，弗洛伊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忠诚的价值，相信人们的“良好动机”。但在弗洛伊德发现和系统地研究了无意识之后，强调“良好动机”已无任何意义。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心不良，与在自我意识中找一些理由将其掩饰起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确实如此，有些人用心险恶，但却是诚实的;另一些人同样用心险恶，却能在自己的意识中将其压抑下去，在真和善的伪装下更好地达到目的。

　　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有意识和“良好动机”负责，也要对自己的无意识负责。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词代表我们说话，有时言词甚至不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不光是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得出这一结论，而是亲眼看到了谎言如何诱使我们陷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千百万人深信自己是为了忠诚而战，自愿地走向死亡。他们是谎言和空洞口号的牺牲品。

　　我认为弗洛伊德这方面的学说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比所谓“性解放”重要得多。“性解放”也常常被认为起源于弗洛伊德，但我却认为它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怂恿人们去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怎么能要求他们克制自己的性欲呢?在一个消费社会里，性也必然成为消费品。有许多产业是由于为性服务而开设的，许多钱用于保持性行为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代表了一种变化，但却不是一场革命，而且很难把它归咎于弗洛伊德。

　　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青年人不再对性生活负有犯罪感。如果权力主义的伦理声称性冲动是“罪恶的”。那么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永不枯竭的罪恶的源泉，因为人的构造决定了他们不能没有性冲动。对性的压抑导致犯罪感，而犯罪感又被用来维系权力主义的伦理。

　　年轻人(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些老年人)终于摒弃了这种犯罪感，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在消费社会的引导下，性不断地被用来掩饰人类之间的疏远。我们用肉体的贴近来掩盖人情的离异，但却无济于事。两个人之间真正和谐的情感接触可能与肉体的接触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来源于肉体的接触，并反复地以这种接触做为验证，但这两种接触毕竟是两回事。

　　青年一代反对家长制和消费社会，却又屈服于另一种消费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吸毒。父亲母亲买汽车、买衣服、买首饰，而孩子们就吸毒。可能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原因促使他们吸毒，而且陷得越来越深，但是无论什么理由，依靠吸毒而生活是表现出了一种消极和懒惰。他们批评自己的父母是“消费人”，而今自己也以不同的方式重蹈覆辙。他们也是常常在期待着某些外在的东西，期待着毒品的迷幻，期待着性交的激动，期待着摇滚乐队强烈的节奏;希望这些东西使他们麻醉，将他们从地上托起，然后消失在虚无中。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忘却了自己，变得放荡和消沉。一个积极的人从不忘记自己，他就是他自己，并在不断成为他自己。他不断长大，变得成熟、老练。一个消极的人，如我刚才提过的，就象一个待哺的婴儿，他只知吸吮瓶子里的东西，什么也不用操心，这样的人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最后变得疲倦和嗜睡。这不是使人恢复精力的健康的睡眠，而是一种被无聊折磨得精疲力尽后的麻醉。你们又会说我夺大其辞，但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这种感觉。帮助制造虚假需求的宣传机器也在喋喋不休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文化的高级阶段正是由这样的消费水平来体现的。

　　在富足的、高技术的社会中，若要使生活保持健康和活力，还必须十分注重所谓业余时间，我们通常在懒惰中度过闲暇。打开电视机，整个世界社会呈现眼前：坐在方向盘后，一百马力的发动机使我们风驰电擎，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自己神力无边。我们必须了解人真正的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够使人变得积极。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闲暇”和“自由”的时间。

　　人的历史最终将证明她是否走过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在许多体面的葬礼上，死者的功绩被人一一历数，但并不能使我们逃避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曾经活过吗?我们现在活着吗?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什么人给我们规定的方式生活?我同意马克思和狄斯雷利[④]的看法，他们认为奢侈和贫困同样有害。他们指的奢侈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剩的富足。如果想达到一十真正的，好的富足，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一下我们生活和思维的方式。我深深知道实现这个改变将会多么艰难。

　　很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认为有朝一日他们有了美国人所有的一切，幸福的日子就来了。但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清楚，这些现代化的舒适条件确实使他们变得消极、易于操纵和没有人情味。过剩的富足只存于中等和高等阶层之中，而年轻的叛逆者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种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巴甫洛夫有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试验：一只狗经过训练后对圆形产生得到食物的反射，而对椭圆形产生什么也得不到的反射。巴甫洛夫将那个椭圆形一点一点地弄圆，直到非常接近圆形，使狗难于分辨它。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条件下，这只狗很快显示出了典型的精神分裂征候，变得迷乱和焦躁不安。

　　如果人去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也会患上心理上的疾病，我们必须绝对诚实地回答自己：什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冲突的目标?为什么它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害?这个问题无法用巧妙的言辞回答。每一个人都必须循着这样一条思路：“你是谁?你的生命短暂、你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不去努力摆脱那无异于贫困和悲惨的过剩的富足，我们就会摧毁那本来可以繁花似锦的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对于过剩和丰裕，对于好的和坏的富足的抉择，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二、人性的另一面——侵略冲动

　　人的本性是什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有破坏性。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最近关于侵略的问题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饱受战乱之苦，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尤为恐惧。人们看到自己的政府似乎竭尽全部精力和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却没有取得最最起码的效果：所有的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一般人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很自然地，他们一方面很想搞清楚侵略这一现象源于何处，另一方面又很容易相信：侵略性并非人的后天或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康拉德·洛伦兹在几年前发表的《论侵略》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洛伦兹认为：人的侵略性承继于他的动物祖先，是在大脑中先天产生的。如果没有发泄的渠道，就会越积越多，最后爆发出来。这样，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表现出侵略性，以释放自身积累的能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液压理论”：压力越大、液体或蒸气越可能将容嚣涨破。洛伦兹讲述了一个他在维也纳的婶婶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的婶婶每六个月雇佣一个新的女仆(那时的女仆不象现在那么难找)。新的女仆刚来时，这位主人总是兴高采烈，充满希望。一个星期后，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多，而一个月以后。她就会对女仆怒不可遏，非要解雇她不可。这位婶婶以六个月为一周期进行更换，洛伦兹想以此说明人的侵略性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

　　这种理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只要比洛伦兹对人的了解稍微多一点——他对动物无疑有着广泛的知识——就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或一个对人类本性稍具眼光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位婶婶是个自恋的，剥削成性的女人。她花钱雇人并不只是为了得到八小时的服务，同时还要得到爱和友善，忠实不二和全力以赴。她对每一个新来的女仆心存奢想，并在一开始对她温和体贴，但当她发现这个女仆无法满足她的要求后，就变得怒气冲天，最后把人撵走了事。她这种没有结果的努力还会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她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资料。她的行为和所谓积累起来的侵略性根本无关，相反却是一种特殊品格结构的产物。

　　关于侵略的先天性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渴望”说有某些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切人都具有两种基本冲动：生存渴望与死亡渴望。死亡渴望——更确切地说是对死亡的渴望，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外向型表现为破坏性，内向型表现为失常、自杀;在性方面则是性受虐狂。这种理论认为死亡渴望不受环境影响，不依外力存在。人要么将这种渴望用来毁坏自己，要么用来毁灭他人，别无其他选择，死亡渴望使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悲剧中。

　　但是多年来科学家们并没有能为这一理论找到多少根据。如今心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侵略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或者说由某些刺激(譬如某种文化)导致的。

　　关于人类的本性，一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人的天性邪恶，充满破坏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强权不可或缺;人必须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以使他们的侵略本性不致爆发。另一种认为人善，是社会条件促使它变恶。如果改变环境，就能减少或消灭邪恶和侵略性。这两种意见都过于极端，因而也都会碰上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持有后一种观点，后来这种乐观主义又出现在卡尔·马克思和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著述中。

　　我本人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但与后一种稍接近一些。首先，我认为人比野兽更残忍，更具有破坏性。野兽中没有性施虐狂，也不与生活本身为敌;而人类的历史中却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残忍和破坏的纪录，使人对自己强烈有力的侵略性无可置疑。然而，这种超过野兽的侵略性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动物祖先，而是来源于人类特定的社会存在。

　　先来看看动物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生理需要相一致，它为某个动物或某个种族的生存服务，只有当外在的力量威胁到动物的利益(如生命、食物、与异性结合、地盘等等)时，才会被激发起来。这种侵略性是动物身上的一种潜力，只会对某些信号做出反应，但是无法“积累”。食肉类动物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进攻别人不只是因为受到威胁，还因为要依靠进攻获得食物。总的来说，动物的侵略性不是很强的，对于黑猩猩，狒狒和其他猿类的观察都证明了这一点。大概可以说，如果人的侵略性不甚于黑猩猩，就不用再为战争问题担忧了。人认为狼是最具有侵略性的，当形容一个恶人时常说他“象狼一般凶恶”。但是不要忘记，狼在吃羊的时候才是凶恶的，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却很友好，很温和。

　　我们已经看到，动物的侵略性并不符合“液压原理”，而是符合生理需要。人类的情况与此类似：他的侵略性也是由生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可能性，只有当出现某种刺激时才会实现。同时，事情也不象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么简单，即人的侵略性完全是环境的产物，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大概能够说得明白：一个人为了防备万一，身上日日夜夜不离一把手枪，一旦受到他人威胁，立即拔枪相向，你既不能因为他总带着枪就断言他天生是个杀人狂，也不能要求他在受到威胁后再去学会射击。

　　让我们再从人类学的成果中寻找一些例子。在中非的丛林中生活着俾格米族人。他们以狩猎为生，情况同三万年前的原始猎人差不多。俾格米人把丛林看成是养育自己的母亲，只猎取做为食物所需要的野兽。因为不知道如何保存兽肉，所以也没有储存。这样，他们没有多余的东西，也就没有私人财产。俾格米人没有首领，因为确实不需要有人发号施令。每个人都按照环境要求自己的那样去生活，都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俾格米人有着深刻的民主感。当然，这里也不存在剥削：难道会有谁指使别人出去为自己打猎吗?如果那样，他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这里的家庭生活是平和的：人们遵守一夫一妻制，但离婚相当容易，婚前性生活不被禁止，性欲也不被看成罪恶的东西。女人怀孕以后，她和他就自然成为夫妻，而且多数会白头到老。

　　俾格米人即使在狩猎不顺利，食物发生短缺时也不怨天尤人，他们相信养育他们的丛林，这样的部落才是真正富足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更多。他们认为自己有的，已能满足过一种安全和幸福生活的需要。

　　我想特别强调，重要的是全面而系统地认识问题，而不能孤立地抓住一点。

　　人类历史中非常有趣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这场约一万年以前发生在小亚细亚的革命，带来了农业的发展。从那以后，除了自然的恩赐以外，人还可以自己动手去生产一些粮食。在这场革命的早期，社会仍是十分平静的，和现在的俾格米人部落差不多，而且，由于农业很可能是由妇女发明的，那时的社会还基本是母权制，只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和三千年左右，事情才完全起了变化。这时人已经可以生产出大大超过自身需要的东西了，于是出现了奴隶、军队、政府、战争、剥削、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侵略，人们开始学会抢劫、偷窃、剥削;自然的民主消失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所谓人的侵略性到底是什么。我想可以清楚地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动物相同的自卫本能，第二类是人独自具有的、一种人为的残忍和对生活本身的仇视。有—个名词叫做“嗜尸癖”，这个题目太大，不可能在此详加论述。

　　人的第一类，即生理性的侵略性与动物的相一致，这是由他(它)们共同的神经生理结构所决定的。但是，人的自卫反应，或称之为侵略性，比动物的更加强烈。造成这一区别有三个原因：

　　第一，动物只对眼前的威胁做出反应，而人则是凭借自己的头脑对未来做出预测。人在反抗当前的威胁时，还要预防某些可能在将来构成威胁的潜在的因素，这样，他反应的范围就扩大了。

　　第二，人容易接受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和宣传。有时，当他听说自己正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就如他真的受到威胁了一样。当然，在动物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第三，人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价值观、理想、宗教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是非常神圣的。一旦这些精神的因素受到威胁，人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象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因素受到威胁时的情况一样。

　　人类的第二类侵略性是非生理的、为人所独有的。它不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而是人的品格所决定的。它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些现象。

　　我们说“性施虐狂”，这一般是指一种只有在虐待和殴打异性时才会激起性欲的人，也可以指一种渴望对他人造成肉体伤害的人。施虐狂的实质就是要完全控制一个有生命的对象(动物、孩子、成年人等)。

　　除了与性欲有关的施虐狂外，最常见的还是与性完全无关的“冷施虐狂”。它同前者本质相同，也是要完全控制另一个人能够塑造他，象陶工塑造泥胎一样。

　　还有一种经常发生在母亲、老板等人身上的情况：母亲教养自己的孩子、老板管理自己的下属，虽然看起来都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对象的利益，而有时也确实如此，受控制的对象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对象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有时服从的结果虽然得到某些利益(如升学、迁升等)，但却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伤害。

　　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的同名主角是一个罗马皇帝。他发现自己权力无限，用不着受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他当了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勾引自己朋友们的妻子，并且故意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谋杀他，并且仍旧对他阿谀奉承。他们甚至不敢流露一丝不满，否则就可能被皇帝杀掉。卡利古拉杀掉朋友不是因为他不再信任他们，而纯粹是由于杀人本身是权力的象征。在杀人已无法使他满足以后，卡利古拉进而想要月亮，想长生不老，而这种超越人类存在条件的欲望最后将卡利古拉逼上绝路—一他发疯了。他无法寻觅回到人类现实之路。从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疯狂不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疾病，也是解决人类存在难题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否认人类力量的限度，而现实的限度又使他无法超越时，他就会变得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讲，疯狂又是一种哲学，一门宗教。

　　如果是在五十年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卡利古拉式的人物只在古罗马才有。而从那时以来，全世界产生了不少新式的这类人物——在欧洲、美洲和非洲都有。例如希特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幸好。大部分施虐狂产生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象卡利古拉那样极端。当然，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也会为施虐者带来满足。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常常有此种表现。现在的孩子们不那么听话了，但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医院经常收到一些被自己的父母虐待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儿童，而这还只是所有受虐儿童中的极小一部分。无论是根据法律还是习俗，只要父母认为他们是为了子女好，而后果又不是特别严重，他们几乎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警察、护士，狱卒中间也有相似的情况发生。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小人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比起孩子、病人和犯人来说，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虐待狂在官僚中间也很流行，我想举一个无疑是大家最常见的例子：一个人坐在玻璃柜台后面，外面有十五个人排队等候办理手续。下班时间到了，排队的人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当五点钟的钟声一响，他猛地一下关上小窗，使那两个人空等一场。这时，你如果能进去看见他，也许会发现他的薄嘴唇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笑。本来只要一两分钟，他就帮了这两个人的大忙。而一般善良的人也无疑会这么做，但是他偏要让这两个人白等，让他们明天再跑一趟。他对自己有权这么做感到满足，就象可以因此多挣半天工钱似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狂症状。

　　还有一个很坏的例子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在写给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信中说：“亲爱的考图林斯基，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近身体一直不适。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命令你在今后两年中戒烟。两年后，请你交给我一份医生写的健康报告，我将据此决定你是否可以恢复吸烟。希特勒万岁!”希姆莱已经不完全是要控制他人了。他对这位先生就象对一个傻孩子，故意这样来嘲弄他。

　　施虐狂的施虐对象都是弱者、孩子、病人，持不同政见者等等。他们最喜欢落井下石以此满足自己的病态欲望。同时，他们又需要有一个比自己强大的、自己可服从的对象。这对象可以是人，如希特勒之于希姆莱，也可以是历史、自然等等。对于施虐狂的官僚主义来说，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生活中唯一固定的东西就是秩序，其他都在不断变化。这些人害怕变化，因而害怕生活本身。只有死是必然的，而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变化的。变化的、有生命的东西对这种人总是构成威胁。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没有希特勒和诸如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象希姆莱这样的人会怎样呢?我想完全可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模范的职员，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同事们会说：“他是一个好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他又是一个好职员，对工作和上司从无二心。”希姆莱确实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必须知道，即使是施虐狂，在内心深处也有某些证明自己仍然是人的需要，有时也会动动恻隐之心。如果他不能使自己确信自己仍有人性，就会感到一种恐怖的隔绝，就会变得疯狂。很多在战争时期执行杀害政治犯、犹太人，俄国人的德国军人后来变疯了，或是自杀了。有一个德国军官回忆道，他在那时必须说服部下，灭绝犹太人的方法(枪杀、毒气室)是人道的，在军事上是正常的，否刚，那些士兵就会神经紊乱。

　　我想大概会有很多希姆莱式的人物，很多施虐狂，他们没有公开施虐只是因为没有机会。但是，决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潜有施虐狂的本性，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的品格。我所指的品格决定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人用来取代动物本能在他头脑中所遗残迹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认识一个人的品格，这样才能分清什么是他真正的东西，什么只是表面的现象，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他整个行为的真正动机，而不是只看到他喜欢孩子，喜欢小动物，就对他的善良深信不疑。如果我们都学会了这样来认识一个人，那么，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整个政治生活都是一个伟大的福音：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看出，那些如此热心的、要来掌握公众政治命运的人是不是施虐狂，也许我们就能够避免人类的许多灾难。

　　三、梦——神秘的人类共同语言

　　白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必须按社会所期望的那样有“合理”的表现，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夜晚，我们不再参加竞争。梦，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借助梦的共同语言，获得了无意识的神秘——认清了在清醒状况下弄不清的东西。

　　众所周知，每个人只对一种语言，即自己的母语功夫最到家，除此以外，有人还可以学会几种外国语。但是我们忘记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说一种共同的语言，这就是梦的语言[⑤]。这种语言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原始人、埃及法老，斯图加特人或是纽约人，他们使用的梦语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每天晚上都讲这种语言，虽然常常忘记自己梦见了什么，或是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梦，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做梦。

　　梦语的特点是什么?首先，它只有在睡眠时才存在;其次，它是一种象征性语言。梦语是用可见的、几乎可感的事物来表述内心世界，就象文学那样，赋予它具体的形式，比如，如果一个作家写道：“红玫瑰温暖我的心。”谁也不会理解为温度在上升。作家是在用具体的事物描述一种感情，一种感受。

　　也许我可以向你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梦来说明我的意思。这个梦是弗洛伊德本人做的，后来又被他自己所引用。弗洛伊德梦见自己有一个植物标本盒，里面的标本中夹着一朵枯萎了的花——这就是梦的全部内容，而弗洛伊德说明了它的意义。花是他的妻子最喜欢的东西，而她常常抱怨弗洛伊德从不给她送花。同时，花与柯卡因有某种联系，而柯卡因的药物作用在当时刚刚被发现。花朵一般来说象征着爱情、性欲、色情、生命;而这朵被夹在标本中的、枯萎了的花却只能被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失去了其他的价值，不再是一种生育、生命的象征。这个梦揭示了弗洛伊德个性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即他对于爱和性的态度。虽然弗洛伊德把性做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他实际上在个人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羞怯、非常拘谨的人。在这个几句话就能说完的、关于一朵枯萎的花的简单象征中。我们发现了关于弗洛伊德个人特性的一些线索。如果我们试图将隐匿于这个梦中的象征性语言完全解释清楚，可能不得不写满几大张纸。

　　我们在梦中往往比在清醒时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得更多。在梦中我们可能不大有理性——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却更加聪明和富有洞察力。弗洛伊德的这个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自己说，在清醒时他对于自己个性中的某些特点基本上没有认识，但在梦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己本来对梦中所象征事物的含混态度。

　　人们在梦中经常可以具有在清醒时无法想象的创造力。他们在梦中可以成为诗人、小说家(比如说，可以写出象具有卡夫卡风格的那种小说)，但在清醒时却没有丝毫的艺术能力。如果极而言之，可以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在清醒时仍然具有一般人在睡梦中才具有的那种灵感和创造力的人。

　　在白天，人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中，所说的话由社会环境决定，而在梦中，我们说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为什么人会有这种能力?让我们先来看看清醒和睡眠两种状态的区别。

　　人的一生都是在这两种状态下度过的，由于习以为常，反而不大在意。什么叫清醒?在清醒时我们顺从生活：我们工作，为自己挣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我们保护自己免受侵害。总之，投身于求生存的斗争。这斗争影响到我们的所为和所思——它影响我们的所为，因为我们必须按照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去行事，而更需要的是这斗争影响我们的所思，影响我们的感情和规定我们思维的范畴。

　　白天我们必须有“合理的”表现。所谓“合理的”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理解，不被当成疯子。我们按照“常识”和所谓人之常情去思考和感受，去表示欢乐或悲哀。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的故事，最好地说明了这种状态：皇帝是光着身子的，但街上的人们都认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因为他们预料如此。只有一个小孩看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因为这个小孩的头脑里还没有装进去足够的“常识”。

　　还有一个梦说明了同样的问题：有一位在公司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经理，平时总是确信自己和老板的关系很好，无可挑剔。有一天他梦见自己的双手被电话线捆住，电话正在荡来荡去。正在这时他看见了老板躺在旁边的地上，好象正在睡觉。他突然感到一阵狂怒。正好他发现了一把锤子，就用双手抓起它用力向老板的头上砸去。但是，他的锤子好象只砸到了一副面具上，没有损伤老板的一根汗毛。这时老板睁开了眼睛，对着他的攻击者冷笑着。

　　这个梦说明了这位经理实际上恨死了他的上司。他感到自己受到压迫，被捆住了手脚，并对自己见到上司时的那副屈尊俯就的嘴脸无可奈何。在清醒的状态下，这种实际的感受却隐而不见了。

　　在睡眠的状态下我们是自由的，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在睡觉时是自由的。在睡眠时我们不再参加生存竞争。可以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这时的思想和感情就会非常的客观。在睡眠中，我们不错要再做什么，而只要存在着就行了。在睡眠中我们没有目标，于是可以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无需象在白天要达到某种目的时那样按照人人预期的面目看待世界。我们可以说在睡眠时无意识占主导地位。无意识并没有什么神秘，它不过使我们认清了在清醒状态下弄不清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清醒状态下的无意识就是睡眠状态下的有意识，而在睡眠状态下清醒状态的意识就成了无意识。

　　即使在梦境中，我们也会审视自己的梦。我们不敢接受梦境中的自由，不愿在梦境中看透自己。多数梦境中的东西与白天的生活不符合，只会搅乱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常常不记得自己梦见什么(我们在梦中就努力使自己忘掉梦见什么)。

　　有一个成功的经理做过这样一个梦：梦的第一幕是他在一个小湖边。湖水很脏，周围的环境是阴沉的，郁闷的、严酷的。他后来回忆说，梦中的湖与他的父母过去住房边上的湖很象。其实，这不仅是对一个湖，而是对他整个贫困童年的不愉快记忆。梦的第二幕是他正开着一辆豪华轿车沿一条现代高速公路驰向一个山顶，他感到了力量和速度，觉得春风得意。接着是梦的第三幕，他开车到了山顶，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性商店中，他的妻子本来也在车上，现在却不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一切都落满了灰尘，他感到彻底孤独和被抛弃了。

　　这个经理的梦告诉了我们，他对于自己生活和命运的真实想法。如果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我的童年是在凄凉中度过的，而现在我是一个成功者，正爬向成功的顶峰。然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等一切结束后，我还将会回到与童年时同样的贫困、悲惨和孤独中去。这个梦没有表达希望相反，却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空虚。

　　塔木德曾说：“一个没有翻译出的梦就象一封没有打开的信。”在这里“翻译”这个字用得确实不对。梦并不需要翻译，梦语有自己的语法和形式，它不描述事实，而只是传递感受;它是一种非常易学的语言。如果懂得这种语言，我们将对别人和自己了解得更多，这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处，但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因为我们常常不想知道的太多。但是，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知道的越多，幻想的越少，我们的生活就会越丰富、越有力、越充满生机。我们将不是只会用概念去思考，用理智去分析，而且还可以做一种情感的鉴别。我决不是反对理性而提倡多愁善感，而是希望理性与感情相结合，抛弃不切实在的虚幻。我相信梦的语言可以告诉我们一些生活的真谛，在梦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一一我们能够成为诗人。

　　四、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

　　你也许有体会，某人的一个轻微的、无意识的动作，有时会比他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他的人格;你也许有这样的苦恼：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而走进自我欺骗的幻想世界;你也许会问：怎样带着批判的眼光，识别虚伪与真实?这一切是心理学——这门灵魂科学将告诉你的。

　　“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代

　　谁是心理学家?谁不是心理学家?什么是心理学?头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回答：任何一个没有学过心理学、没有获得心理学学位的人都不是心理学家。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我倒情愿说没有一个完全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有必要实行一点自己独有的心理学方法，因为人人都需要多少深入一点地去了解周围的人。日常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象是大学里的心理实验室。所以，也许这两个问题应该是：谁是好的心理学家?谁是差一点的心理学家?但无论怎样，学点儿心理学都有助于我们成为前者。

　　那么，什么是心理学?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前两个问题就要困难得多。按照字面上理解，心理学就是“灵魂的科学”，但灵魂的科学又是什么?它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要达到什么目的?

　　很多人都认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现代的科学，因为只是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年以前才开始出现“心理学”这个名词。其实，心理学早在公元五百年以前就出现了，而后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只是一直不叫“心理学”而已。那时的心理学称为“伦理学”或“哲学”。古代心理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古代心理学寻求理解人类的灵魂以使人变得更好。隐含在心理学背后的动机是伦理的，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是精神的。

　　我想简单地举几个古代心理学的例子。比如佛教，它后来发展成为一门非常复杂和微妙的规模宏大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名字叫《伦理学》。斯多葛学派建立了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人家可能熟悉的一本书叫做《马卡斯·奥里欧斯的沉思录》[⑥]。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你会发现一个心理学的系统，能从其中学到的东西也许比任何一本现代的教科书所能提供的都要多;他对于自恋、自尊、谦卑、谦逊、自卑情绪等概念的讨论都是非常有趣和深刻的，可能超过了所有的人。斯宾诺莎也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名字也叫《伦理学》。他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么，但不知道这些欲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使斯宾诺莎成为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了无意识力量的伟大心理学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正是这一发现，在许多年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基础。

　　最近一百年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学已经崛起。现代心理学的目的不再是使人变得更好，而是使人变得更成功;我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目的是为了凌驾于生活之上，为了操纵别人，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益于自己利益的人。

　　只要看一看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文化和目标的变迁，就很容易抓住两个不同时代的心理学的不同目的。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人可能并不出现代人好，尤其是他们的日常表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一个信念，就是人不能只为赚钱和吃饭活着，人生需要有意义，而意义就在于人的成长，在于人类力量的发展。

　　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对占有更感兴趣。占有一个好职位、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尊敬。正是两个时代的不同人生目的决定了古代与现代心理学的不同方向。通过对现代心理学历史的了解，可以看出它的趋向。

　　现代心理学在开始时毫不引人注目，它主要研究记忆，联想、听觉和视觉现象、动物心理学等。当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当推冯特。当时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因而心理学家不向公众发表他们的著作，而只是在同行中交流。

　　当心理学的重点转而成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时，情况立刻改观。人人都关心这个问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这样，动机心理学一下子成了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其中又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本能理论和行为主义。

　　本能理论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他第一个把人类的动机归于本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人的每个行为都隐含着一个动机，这些动机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来源于天生的本能。人与动物一样，一生下来就具备某些本能。人的侵略性、奴性、贪婪、嫉妒等等都由相应的本能所决定。本能理论的专家们列举出了二百多种本能，每种本能引发一种人类行为，就象钢琴上每个琴键弹出一个固定音阶一样，

　　本能理论有很多弱点，使它在很多方面无法站住脚。这种理论过于简单化，它把一切行为归于本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法证明。除了人的逃避危险、自卫、性行为等有限的几种行动与类似本能的东西有些联系外，更多的行为还有着更复杂的起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阶段，种族、部落、环境等条件的影响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这一事实了。

　　本能理论的这些弱点使行为主义者们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他们根本否认有任何本能，而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都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巧妙操纵。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是斯金纳。他在《自由与尊严的背后》一书中这样说：“自由和尊严这类概念完全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认为自己想获得自由和尊严，而本来在人的天性中并没有这种要求。”行为主义者将人的行为与人性相分离，不去研究行为的过程，只研究行为的结果，并认为结果就是行为本身。在这里，行为的执行者——人——被抛到一旁，变得不重要了，它只成了哲学和假定的研究对象。

　　本能理论与行为主义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人类自身是完全被动的。以这两种理论为原型所塑造出来的人都不明自自己真正的需要，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所谓“现代心理学”主要由这两个学派组成，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其中又占有主要地位。在美国的校园里，多数心理学教授是行为主义者;而在苏联，由于明显的政治上的原因，情况也基本相同。

　　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概念

　　除了上述的两大学派外，还有一个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第三个心理学派别，称为心理分析学或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对人的情感，尤其是非理性的情感，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一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中(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对于人类的种种情感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而弗洛伊德想把它们做为科学的而不是艺术的对象。弗洛伊德创立了非理性科学，想以理性的力量来理解非理性。尽管如此，还是艺术家们更能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和弗洛伊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同一的：什么是人类的情感?如何理解它们?而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却干脆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一钱不值。

　　弗洛伊德与其他现代心理学派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不仅要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科学研究，还想帮助人类去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潜意识，以使自己能够自立。这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具有了与古代心理学相同的伦理目的。他心目中理想的人在许多方面与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非常一致。

　　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表现手法毕竟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如达尔文主义，物质主义等等，而本能主义则在他的著作中留有明显的印记。这样，对于他的理论，人们不免常常产生误解，甚至把他与本能主义者混为一谈。在这里，我想对于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的本质做一简要叙述，同时加入一些我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所不同意的。

　　第一个概念是无意识，或称压抑。今天人们往往忽略这个概念，一提到心理分析学就想到自我、超我、俄底浦斯情结、里比多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包括在心理分析学的基本定义之中。

　　现在来谈谈压抑。我们经常对自己行为的动机毫无意识。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个平素对我并无好感的同事要来看我，当他按响门铃时我去开门，他向我伸出手并高兴地说：“再见!”事情很清楚：他并不希望这次见面，而他的潜意识希望他离开。他说“再见!”而不是“你好!”只不过是露了馅。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学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谁也用不着解释，于是只好非常窘迫地站在门口，一言不发。这种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建筑在这种事例之上。

　　另一个例子要比这严重得多：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意识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虽然他发布最残忍的命令，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残忍的，不明白自己是一个破坏狂。希特勒对于断壁残垣和尸横遍野的战场景象目不忍睹，所以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来不去前线视察。这并非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怯懦的人，而只是说明了他不愿看到自己嗜血成性的确凿证据。在另外一种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这是一种有洁癖的人，他们总是在不停地用水冲洗自己。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要随时保持干净，但若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这些人在自己的无意识领域中知道自己手上有血和污垢。他们要洗掉的就是这些在无意识中缠住他们的东西：一桩罪恶，或只是潜在的犯罪欲。

　　希特勒压抑了自己的破坏冲动，但毕竟不能持久。当他终于意识到德国，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时，压抑也就停止了。突然间，他想毁掉整个德国，毁掉所有的德国人。他的意识告诉他：“这个民族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民族不配生存下去。”他的破坏冲动在长期的压抑之后，终于全面爆发而不可遏制了。

　　在这些戏剧性或非戏剧性的例子中，人们不会去意识自己的动机，因为人们无法忍受动机与自己的意识同公众看法相抵触。人们宁愿对它不去意识，以求内心平静。

　　如果有另一些人说出了他们的真正动机，事情又会怎样?我们由此引出弗洛伊德的第二大概念：反抗。上面提到的具有压抑心理的人都会拒绝接受别人的真话，即使这些真话具有最好的动机和最好的效果。如果有人告诉一个正在开车的人，说他的车门没关紧，或是尾灯不亮，那他一定会感激这个说真话的人;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被别人看透，并且告诉他，他的内心实际上与他为自己建立的形象完全相反，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十足的反抗情绪。

　　这种反抗会采取各种形式。被揭穿的人会勃然大怒，或不屑一辩，或听而不闻，或故意误解，或干脆转身逃避。不管用何种形式，他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因为被别人揭穿才做出如此反应，而总是会找到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有些病人从心理分析医生那里听到一些自己不愿意听的话，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医生自己疯了，他对我说的话只有疯子才说得出来!”其实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看得出医生是对的。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高兴听到别人对他的分析，就象一个病人对待内科医生的诊断一样。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改变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压抑自己，反抗压抑于内心的任何披露和解放，这种能量的耗费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下面要谈的是弗洛伊德的第三大概念——移情。狭义地说，弗洛伊德所指的、具有移情倾向的病人，常常会将心理分析医生看成是他童年时代的某个人物，如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这样，病人对医生的反应就变成了对这些童年时代人物的反应。一位心理医生对我讲过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一连三个星期去这位医生那里就诊，有一天她临走时，突然走近他，仔细地看他的脸，然后说：“怎么?你没有留胡子?”这位医生从来没有留过胡子，而是这位女病人的父亲留胡子。三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把他当成父亲，所以也就一直以为他留着胡子。她甚至在视觉上都没有把医生当成医生本人，医生在她眼里等于零。

　　移情概念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心理分析诊断的应用上，而很可能是人在对现实做出估价时产生错误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移情现象使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避免看成我们害怕的那样，于是混淆了真实与幻象。

　　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陷入情网时经常出现：他和她都如此热烈地被对方的美貌、善良、风度所吸引，因而很快结了婚。但在六个月以后，双方都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并非当初爱上的那个人，那么多优点一下子无影无踪!这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怨恨，觉得是对方骗了自己。其实，他们是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己移情的对象;而那些优点也都是他们希望有的，或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等人所具有的。如果他或她早些懂得移情的道理，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群众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代表真理的人物;而当有人出来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时，大家就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他的身上，真的把他当做救世主。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也确有一些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如德国的希特勒)。有些政客惯会利用群众的这种移情心理，并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政客们在电视摄象机前尽量给人留下最好最深的印象，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再把选民们的孩子抱起来吻一吻。这样，就会使看电视的人暗中思忖：既然他这么爱孩子，怎么也不会是个太坏的人。

　　如果人们多懂一些移情的道理，这类错误就可以不犯。如果我们能更具有批判的眼光就可以分清真实与幻象。有时，一个轻微的，无意的动作会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当然，掌握这种技能需要学习，需要实践，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这种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从心理分析学中产生的各个不同学派，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前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本人率先修正自已原来的理论，从而开始了这一发展的过程。在弗洛伊德的新理论中，爱情渴望和死亡渴望的冲突，取代了性欲冲动和自卫本能的冲突而成为问题的基础。爱情渴望使人聚合，死亡渴望使人破坏。虽然弗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不这样认为，我还是把这个变化看成一个根本的转折，并且可以说，它标志着弗洛伊德自己创立的心理分析新学派的开端。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著作成为心理分析学的第二个重大里程碑。象其他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一样，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否认性欲的中心地位。他把心理能量看成一个整体，而“里比多”也成为这个整体的能量，而不仅是性欲的能量。他指出，心理分析医生从病人的无意识中发现的东西，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信条中都可以找到。荣格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类最为原始的材料，也包括涉及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背景。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神话和深层心理，而是人类为生存而战的策略，这样他就将权力欲望作为人类动机的关键。不过。这样简单地解释阿德勒虽然过于鲁莽，他的著作非常博学而复杂，对于理解人的本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第一次(在弗洛伊德之前)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人类的侵略性置于中心地位。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学派，即瑞士出生的美国人阿道夫·迈耶创立的精神病学派和杰出的美国心理分析专家哈里·斯塔克·苏利文的著作。英国心理学家罗纳德·莱恩继承苏利文的衣钵，始终坚持他的成果中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部分。撇开他们的分歧不谈，这三个人在两个主要点上意见一致：首先，他们都否认性欲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第二，他们都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于人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出反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注重精神分裂的现象，不认为它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将它看作某种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剧烈的，但仍然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学家的理论也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分离出来，如弗尔班克、岗特里普和巴林特，也许还包括我。所不同的是，在这些人的著作中，研究人际关系的组成时重点不在精神分裂现象，而在于社会和伦理的力量。

　　既然已经讨论了心理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和重大成就，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心理分析学的前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门学问毫无用处，用这种办法帮助人的企图毫无成果。另一种认为分析方法是解决所有心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有人出现了这类问题，应该立即去找心理分析医生并听从他的指导。后一种看法不久以前在美国十分流行，但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又使它的影响减弱了。

　　在我看来，完全否定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不符合我从事心理分析四十年的经验。诚然，很多心理分析医生做的不如他们应泫做的那样好(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这种情况)，有些方法对于有些病人不够对症下药。但事实是，分析方法确实医治了很多人，帮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对自己更诚实，使自己更自由，更接近现实。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某些时代的潮流阻碍了人们对分析方法的客观认识。许多人认为只有药物能起作用，药片才是万能的，如果不吞下去点什么，就什么作用也不会有。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一切都应该很简单，很容易，就象吞药片一样。如果学习一样东西需要花费力气，那么这样东西就一定是不值得学的。这就是当今的时尚。

　　也许下面的故事能够说明我的意思。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对着菜单看了很久，然后对领班说：“对不起，你们这儿没有任何我爱吃的。”然后站起来走了。两个星期后他又进了这家餐馆，领班非常有礼貌地问他，为什么上次什么也没看上?年轻人答道：“噢，我本来能找到爱吃的菜，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做事要果断。”用这位医生的方法，我们学会了如何显得更自信，如何在这种高级领班面前镇定自若，但就是没有学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缺乏自信。于是，我们仍然是缺乏自信的，更糟的是现在反而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为什么感到惶恐?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权威，而是因为我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人。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还是要人扶持的孩子;我们对自己充满怀疑，没有自信的勇气。行为主义的方法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有将垃圾用地毯盖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不公正，有些意见还是相当诚恳的。做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们有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的神圣责任，同时又不能做得过分。心理分析医生不能把病人培养成依赖别人的人，而应该帮助他们自己掌握分析的工具，学会分析自己。心理医生每天早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分析，就象佛教和瑜珈中的冥想功呼吸法一样。重要的是躲开尘世的喧闹，回归到我们自己：不再机械地做出反应，而是“净化”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中呈现出一片净土，然后在这片净土上繁衍真正的生命。

　　任何一个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实践的人，都会经历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会感到自己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复健康。但是，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耐心，而耐心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对于所有有志于此的人，我都想说一句话：祝你成功!

　　五、人是谁

　　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

　　“人是谁”?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入了诸多问题的核心。如果人是一件东西，我们就可以问，人是什么，并且象定义自然中某一物体或某种工业产品那样来定义他。但是人不是一件东西，所以也不能那样来定义。然而，虽然如此，人还是经常被看成一件“东西”，他被描述成一个工人，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医生，等等。但是，这种描述只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人被按照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予以定义。

　　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虽然人不能象一张桌子或一座时钟那样被定义，但也并非完全无法予以定义。人的定义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思想。动物也有所谓的“思想”，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得食物和其他本能需要的必需品。人的思想可以超出他对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去探求他本身的存在和他周围的、脱离他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不仅有动物也有的智力，并且还有理智，并以它来观察客观实在。如果人遵循理智行事，就能同时做为理智的和肉体的主体，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服务。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由于被贪婪和虚荣所障目，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依照理智行事。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人们的行动更加不受理智的指引，从而导致走向最后的毁灭。《旧约》中，先知们最主要的使命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未卜先知，而是间接地提醒人们：他们目前的行为会在未来产生什么结果。

　　既然人无法象物那样从外部进行定义，我们只好以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定义人。于是，“人是谁?”即“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当然，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是人类的一员。

　　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对于上述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工人，一个医生。然而，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本身的任何问题，这样的回答连真正答案的线索都没有提供。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任何人都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伦理和心理的趋向，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某人的这种倾向是永久性的?抑或某些强烈的经验将使这种倾向改变?人们在一生中究竟能否达到这样坚实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最后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有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点，那么如果他们的生命继续延长，情况又会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结构。

　　在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双方都充满仇恨。被剥削的一方自不必说，剥削别人的一方的仇恨来自对有朝一日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另外，他们还仇恨任何打乱秩序的动乱，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籍，不至因为剥削别人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只要缺乏平等和正义，仇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继续以谎言来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侵犯辩护，真理就不能胜利。

　　有些人声称类似平等和正义这类原则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想，而不是人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地驳斥这种观点。但是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只要看一看，人们对于他们的敌对集团侵犯这类原则所做出的反应，就能明白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确实存在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强烈的价值观念。人的意识的最敏感之处莫过于他们对于侵犯正义和平等所做出的反应——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并且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如果人没有平等和正义等道德的本性，这一切现象又怎么可能产生呢?

　　要结束现代消费社会中被扭曲的人的状况而使真正的人类历史得以开端，只对这种状态全然认知仍是不够的，还必须伴有同样全然的忏悔精神。忏悔不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遗憾，而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个充满忏悔精神的人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无法容忍。在人类的所有的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然而真正的忏悔究竟在何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灭绝迦南部落的暴行有过忏悔吗?[⑦]美洲人对于扫荡印第安人感到过忏悔吗?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罗马天主教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然而，个人的忏悔无助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于是，我们仍然走着老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敌人，而另一只眼睛则什么也看不见，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坏事无动于衷。

　　智力完全可以为了邪恶的目的服务，而理智却不然。理智意味着我们认知了现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故意歪曲现实。

　　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斯宾诺莎向我们指明，欢悦的对立物是沮丧，而看来欢悦乃是理性的产物，而沮丧则来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旧约》中有着最清楚不过的证实：以色列人生活在富足之中却缺少欢悦。

　　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知欢悦为何物，却没有一个人从未感受到过痛苦，无论他们多么固执地压抑自己对于那痛苦的感受。同情心和对人类的爱是不可分的，没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同情。冷漠是与同情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病态。

　　先知与现代人

　　除了正牌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外，先知对于今天的其他人还有任何意义吗?或者说：难道先知在今天不应该仍然具有意义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却需要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认为先知已经完全与己无关，先知对于我们才更加有意义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就《旧约》中的先知究竟是什么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先知是一个能揭示已被注定的未来的预言者吗?是一个只带来坏消息的人吗?是卡珊德拉[⑧]的子孙?或者他是一个传神喻者，象特尔斐[⑨]的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

　　首先，先知们并不决定一切。他们并不违背人的意愿而替代人设计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观察者，却并非预见者。他们道出的事实是：人可以并且必须在各种可能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些不同的可能却是早已注定的。人需要作的不是决定，而是在已经决定了的种种可能性中间进行选择。在《圣经》中，先知们生活的年代，要么崇拜国家的、土地的和一切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权力;要么毁掉那国家，驱赶它的国民。

　　人民必在这两种选择中决定取舍，而先知负责将这两种选择解释精楚。我想强调的是，先知的解释并不如我们人今天想象的帮样，只具有道德和宗教的含义，而且有着十分清晰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⑩]的内容。他们意识到这个近东的小国家(指古代以色列——译者注)失去了精神依托，将象其他的小国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败落。人民要么看着它败落，要么停止对它的崇拜。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希伯莱人让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国王，象其他诸国一样。撤母尔告诉他们：立一个王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让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然后他让希伯莱人在自由和国王之间进行选择。希伯莱人还是选择了国王。上帝于是让撒母尔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同时警告他们这一选择将带来什么后果[11]。

　　这个故事指出了先知的第三种作用，即他们对于将导致恶果的选择提出警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干涉人的行动，上帝自己也不在这种问题上运用奇迹。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

　　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止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睛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

　　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己。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

　　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

　　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西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

　　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

　　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展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话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己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很有意思，它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观点显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显得更加值得提出疑义了。

　　弗洛姆：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这个问题和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是谁?我是谁?对这类问题能否做出最后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冲动、欲望和矛盾的混合体，他除了有自我意识的理解外，还有无数无意识的感觉和行动。所以无论关于希特勒还是任何其他人，这类问题总是难于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许多，足以使我们判断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我们是福星还是灾星。

　　看一看希特勒的自传，我们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种伟大的自我感抚慰着他，使他不必强迫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在《我的奋斗》中，他声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文官，其实这并不是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摆脱一切义务，自由地生活在幻想中。对于希特勒的父亲来说，他的儿子将来当不当文官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官出身。因而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罢了。真正使这位父亲忧虑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感，从不考虑自己在生话中应担任的角色和要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希特勒象其他自恋者一样，感到生活中只有失望。他的妄自尊大和梦想与自己实际的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这鸿沟激起了他的怨恨，愤怒和更严重的自大妄为。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没能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于是转念做个建筑师。但是进建筑学校还必须上一年预科，希特勒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他把没有考上艺术学校的事瞒着所有的亲友，独自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为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画了不少素描。他想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个小画匠，临摹了不少拙劣的复制品，却从来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一些什么。他靠出卖这些小玩艺换得了温饱的生活。

　　就他过去的雄心壮志而言，希特勒是远远达不到了。直到战争爆发，他才突然“觉醒”。在大战年代他把自己与德国溶为—体，不必再去虚构什么独立的东西了。而他也确曾是一个勇敢和可信的战士。但没过多久，他的长官就开始抱怨他对上级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希特勒身上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即使在后来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来舔他的靴子时也是如此。除了他所谓的“命运”、“自然法则”和“上帝”以外，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

　　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嗜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

　　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某种合作。

　　弗洛姆：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首先，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在品性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你会发现多数狂热的国社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出身于一个失去希望、充满怨恨、具有施虐——受虐狂特性的阶级。这种特性最人谑称为“骑脚踏车式”，因为这样的人向上司们弓着腰，同时两只脚不停地蹬着在他以下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因而将自身的精力转向摄取能够统治他人的权力，甚至转向自我毁灭。

　　我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希特勒是个出色的演员，能使人们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拯救德国和使其繁荣。称之为迷信也好，盲从也好，催眠术也好，总之希特勒有一种能使别人服从他的力量。

　　舒尔茨：一方面，他是一个诱惑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一个“强人”，一个“救世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群氓之首，是一个特定环境下期望的产物。我认为，任何一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只在得到群众的盲从时才有力量。也许我错了?我总是想弄明白在所谓“领袖人物”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追随者们之间存在的奇特关系。

　　弗洛姆：我想你一点都没错。希特勒是一种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有力量感的领袖。如果没有掌声，没有群众的狂热，他就无法把握自己，更不能产生或传播什么思想。他的力量感来自于听众对他的反应。象所有的自恋者一样，他感到自己说出的每—句话都充满智慧和真理。但只有当他确认别人相信了自己以后才能自己相信自己。如果发现别人全都不信自己这一套，希特勒就会滑到疯狂的边缘，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而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并不是说希特勒是疯子。但是极而言之，他正是依靠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里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才能免于疯狂。象其他任何煽动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掌声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只有听到掌声他才能感到自己有真理。

　　舒尔茨：你刚才所讲的话为我们评价各种政客和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但是恐怕我们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到能够在心理上不受这类虚假事物的影响和诱惑的地步。现在，弗洛姆教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对于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个人，什么东西才能构成他真正的反抗，不服从和背叛呢?

　　弗洛姆：先来看看“反抗”这个词。反抗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持反对态度，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自我，而不至于轻信和受骗。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起来反对象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人物”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某些政治观点，譬如实行何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而是一些贯穿于这些政治观点中的特性、感情、哲学和宗教的因素。

　　当然，希特勒说他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谁不是这样说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之一是征服和毁灭其他国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德国繁荣所必需的防务。如果只把这些话当做一个政治宣言，我们能够说的就只有：这是应该做的，或者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合适的手段，或者这种手段不合适。整个事情所需要的只是合乎逻辑的盘算，就象商人们所做的那种盘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深层心理学中所谓的“文饰”现象(rationatization)、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根本没有揭示任何实质的内容，我们就能看穿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我刚才所讲过的嗜尸癖和施虐——受虐特性的结果和表现。我们必须看清这些合理言辞的背后，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看他如何说而不是听他说什么。必须研究他的面孔，他的姿势，他的整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许能看出这位领袖有嗜尸癖，是一个让我们从心底感到厌恶、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我们会发现与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变朋友，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而有嗜尸癖的人却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奴役、控制和压迫别人。我们必须停止只听其言，而要开始去发现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本性如何?

　　还应该看到，对希特勒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实践方面的内容，还要看到哲学的、或者说宗教方面的因素。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谋生以外的那部分内容。人除了吃饭和生殖以外，还有某种感觉和想象力促使他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在今天，这类冲动不再象以往那样取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思想呈现出来。问题正是在于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希特勒的宗教是什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控制、不平等和仇恨的神。这是一种信奉权力和崇尚破坏的异教。是一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是整个人道主义传统的极端对立物。如果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原则是种族优胜。人不再代表上帝、代表正义和爱行事，而是以进化为目的。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康拉德·洛伦兹，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同意希特勒所制定的某些有关“种族净化”的法律，认为它们具有科学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能否看出隐匿于那些政治公式后而的哲学、宗教和心理因素;我们是否具有透视的眼力，能看出那些宣言和主张是某些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的体现。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些原则鼓舞了当时的人民，不仅如此，它们还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和整个存在之中。一些神经内科学家甚至认为，在人脑结构中，存有这些原则的最初信息。自由是人类机体发挥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不仅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时做为一个整体来说又是启蒙主义哲学的产物。这—哲学曾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历史的演进使这些人们走到了一起，并开始领悟到人类的天赋权力所在。在相同的意义上，希特勒的自我陶醉也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用意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所吸引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

　　舒尔茨：也许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毛奇和弗雷斯勒在人民法庭上的辩论。毛奇在最后陈述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义确有某些相同之点，但也正是这些相同点使它们成为敌对的思想，它们都想使别人无保留地信奉自己。

　　弗洛姆：确实如此。在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毛奇用一个短句总结了我刚才费了很多口舌要说的内容。他的话切中要害，并且十分准确。

　　舒尔茨：毛奇讲过很多这样不同凡响的话。他的政治思想相当纯正，并且结合实际。但他仍然认为单个的人是政治利益的焦点。毛奇关于公共教育的思想受尤金·罗森斯托克·何塞影响颇深，后者认为政治教育的最终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和我们属于哪个党派。这种观点在当时就不受人欢迎，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希特勒的反抗一一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发生过一一本不应只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行动。而使这种反抗成为可能的，也不能仅仅是几个职业家，而是广大的民众。社会心理学领域有没有出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

　　弗洛姆：一个人的本性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和心理的问题，还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政治看得过于狭隘。多数德国人的个性倾向如何?他们是否为希特勒撒下的种子提供了温床?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些同事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发表(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此书，名为《魏玛时代的德国工人阶级》——英译者注)。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继续掌权，有什么机会能使一次有效的反希特勒行动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民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工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但的确是第一次。对极权主义者的品格进行分析。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偏好服从，也需要去发号施令，两者相辅相成。真正民主的或革命的气质对两者都不能接受，只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太重要的。因为它脆弱、易变，并且被一些他所听到的口号、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一个人所想的和其他人所想的多少有些相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观点是很容易改变的，环境不变，观点才能不变。说一点题外的话，所有的民意测验在这方面都有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测验所能确定的只有意见和观点，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则无能为力：如果明天条件完全变了，你的观点将会如何?但是在政治学中，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当时恰好在想什么，而是他如何生活和行事，而这又将取决于他的品格。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则需要一个你刚才提到过的新概念，即“信念”。信念根植于人的品格之中;而不象观点那样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信念是人的根本和存在的产物;而观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只有那些在信念上与希特勒主义不相容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与他的意见相左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他。

　　舒尔茨：您的研究结果令我十分兴奋。很难想象今天的各种民意测验方法能得出与您类似的结果。但并不仅是舆论界忽视了人的品格问题，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和新闻界也只对人们的观点感兴趣。

　　弗洛姆：这正是多数政治学研究和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败之处。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概念，即政治是经济与阶级利益的表现。我认为总的说来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动力，也要考虑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要考虑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学的因素相关。人们不但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活动，同样地也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在和条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而活动。如果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取这种或那种态度，是需要彻底熟悉这两大类因素的，它们在“社会品格”中表现为一个整体。

　　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白。心理学和政治科学还都没有将它做为研究的课题。在法兰克福，我们开始试图确定在德国的蓝领和白领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品格类型。我们向两千人寄出了问卷，并收回了六百份。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选择式答案，即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标明“是”，“不是”;或“完全同意”、“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等等。答案是由被提问者自己写的。然后，我们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答案，即注意答案的无意识成份的重要性，和这些无意识如何与答题人有意识的思想相对立。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几百份答卷能使我们不仅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还能了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好恶;什么激励着他们、什么吸引着他们，他们想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

　　举一个例子。当问到：“对孩子应不应该实行体罚?”一个人说应该，另一个人说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没有多少意思。但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做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而一个孩子应该学会不胆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如果另一个人说：“孩子就是应该敬畏和服从父母，所以体罚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当然，你不能仅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做出结论，但在看过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后，我们都十分惊讶地感到这些回答是多么的一致，你甚至可以十分准确地猜出这个人将如何回答后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答题人中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具有权力主义的品格。这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会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具有反权力主义的品格，理论上的估计是，他们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

　　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

　　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

　　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

　　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慎。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

　　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

　　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键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

　　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竞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

　　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

　　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己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己切身相关，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

　　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

　　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抗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对他的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言。

　　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

　　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他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拓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已的固执……

　　这是弗洛姆与电视台编辑的一次问答式谈话。

　　舒尔茨：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次采访。这场对话将是不做预先准备的、即兴的、没有特定的题目和目的的。谈话的乐趣本身就是谈话的目的。

　　我在这场对话中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去仿造自己熟悉的作者，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位作者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来听。我不想做问答式的对话，我问问题的目的是想使您更多地讲。

　　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过时，好象不是去播音室，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人们一般不去播音室里促膝长谈，他们在这里要么正经八百地发言，要么就是搞点儿大众娱乐，象供给大众的其他商品一样，用不着关注它的真伪。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谈话的中心却是对于真实的追求。

　　“Conversation”(对话、交谈)一词来自拉丁文“Conversion”(转化、变换)，而转化的发生时常会伴随着—场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交流。在对话中没有主角，因为人人都是主角。

　　开场白到此结束。现在，请允许我问您，弗洛姆教授，您是否认为象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一些古怪的人之外，谁还期望从这种过时的方式中得到乐趣?我们正在目睹书信艺术的衰落，我们是否能够拯救对话的艺术?我恐怕不能，并且认为，说得客气一点，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弗洛姆：我还想说得更严重一些，这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耻辱。这种文化的衰落不仅是令人惋惜的，还很能是致命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目的的事情，去获得某些成果。成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钱，是得到提升。我们从来想不到要去做点什么没有特别目的的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样做事是可能的，并且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某些活动去体验发挥和实现自身的力量，而并不是运用这些力量去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爱，很多人都会说：爱当然是有目的的!爱可以使我们满足性的要求，使我们娶妻子、生孩子，过上小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就是爱的目的，同时也是爱在今天如此匮乏的原因。爱不为了什么，爱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爱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在我们这种以功利、创造和消费为企图的文化中，人们根本失去了认识这种爱的能力。它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无法想象它的存在。

　　现在，对话也变成了一种商品，或是一种搏斗的方式。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对话常常成为唇枪舌剑的战场。对话的双方都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要不然，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如何高明，向对方也向自己证明，自己哪怕是灵机一动，都是那么正确。谈话的双方都胸有成竹，谁也别想说服谁。

　　真正的对话不是搏斗，而是交流。对话的目的不是决定谁是谁非，甚至内容是否深刻和雄辩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要素在于对话者的真实。一次我的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有点累了。”另一个答道：“我也是。”初看起来，这番对话不值一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从事同一种工作，他们疲劳的滋味也是一样的。双方都知道对方如何感受。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真正的、人性的交流：“我们都有些累了，我们都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对话，比起那些大学者之间玩弄词藻、鸿篇阔论的“对话”真实得多。

　　对话意味着敞开心扉，意味着彼此靠近。对话可以采取语言的方式，有时也可以采用动作的，如舞蹈、手势的方式。若想使对话的艺术重放光彩，使人们重温对话的乐趣，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

　　舒尔茨：好的，弗洛姆教授，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之前，我想先向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伊利希·弗洛姆于1900年3月23日生于法兰克福。他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旧约》中的故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童年时代起，羔羊与雄狮和平地相处、宇宙万物完满和谐的美景就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早年曾对国际主义和建立国家之间的公社制生活很感兴趣，但在上高中时。非理性的和歇斯底里的1914年世界大战，使他发生了剧变。

　　几乎就在同时，发生了一件对他震动很大的事情：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在她年迈的父亲去世后自杀了。她的父亲是个并不可爱的人，而她的最后愿望是和他埋葬在一起。这个女人的死一直在啃啮着弗洛姆的心：是什么使她如此爱恋着自己的父亲?她的生活是充满乐趣的，而她为何置生活于不顾，竟然选择了死亡?对这些疑问的探求使他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开始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

　　在大学校园中，他开始接触一些与《旧约》中的预言者们相去甚远的思想家，熟读了他们的作品。佛教、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些人物看上去是如此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根本对立，但弗洛姆依然试图给他们找到相同的出发点和相同的根基。这是我们很快就要专门谈到的。

　　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二十二岁对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继续学习。他在著名的柏林心理分析学院完成了学业，从1930年起成为一名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除了在柏林的工作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执教，并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任职。纳粹德国上台以后，这个研究所易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工作。弗洛姆本人于1934年到达美国。他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创建了几所重要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研究所，并一直坚持直接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1949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大学一个职务，并在1956年退休后获荣誉教授职位。最近几年他一直住在泰桑，潜心著书，同时也时常在墨西哥和美国讲课。

　　弗洛姆教授多年来积极参与和平事业。他是美国一个反核武器和反越战争的主要和平组织SANE的发起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曾一度加入社会党，后来因认为该党观点保守而退出。在他的工作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使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同时对弗洛伊德理论做出独到的、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在他的同行中，很难找到有谁比他对政治问题更加关注的了。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都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在希伯来文中，精神和风是同一个字，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

　　现在，弗洛姆教授，在向听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想问您几个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在您的学生时代影响了您，并决定了您一生的进程?

　　弗洛姆：也许有几件事值得—提。当然，在事事操心的父母膝下做个独生子，对我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后来我自己又通过努力做了某些弥补。

　　首先是我的家庭传统起了积极的、至少是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双亲的祖上好几代都是犹太法学博士。我在这种古老的传统精神中长大，这种传统远不是现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一些中世纪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远比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更加实在。当然，我上德国学校，入德国大学预科，德国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

　　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听无数关于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时代的祖先的故事，使我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也许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种情况：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妻子(他们有很多孩子)对他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挣些钱。”他答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妻子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我的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而现代的世界却是古怪的。

　　舒尔茨：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

　　弗洛姆：直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每当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做买卖的生意人时，我都会觉得有些窘。我对自己说：“天哪!他居然承认了自己一辈子除了赚钱什么也不干，这一定很可怕!”想想看，“什么也不干”，其实我心里明白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仍然惊诧不已。我对于生意经和布尔乔亚的文化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所看到的社会和它的种种利益与我头脑中的想象毫无共同之处，别人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我却总也无法接受。

　　舒尔茨：但是你确实经历了与你这种感受截然相反的事物。没有人能说在您的思想和生活中没有现代世界的一席之地，正相反，它的危险，它的希望，都强烈地存在于您的头脑中。

　　弗洛姆：答案很简单。现代世界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能够从中追溯过去的内容。这里有斯宾诺莎，有马克思，有巴霍芬。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神凝思定。在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社会深处的历史根须。有了他们，新旧两个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研究一切构成新旧之间联系的内容。

　　舒尔茨：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学生时代还是更早?在您的思想中，这两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

　　弗洛姆：正象你刚才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爆发时我才十四岁，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是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看透了所有那些为战争所做的辩解。然后，我开始被一个问题缠扰了一生，或者说我自己缠扰了那个问题一生。这怎么可能呢?上百万的人去杀死另一些上百万的人，人们让自己被别人杀死，并且这种境况一直延续了四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明显的、没有道理的目的，为了一些丝毫不值得为其做出牺牲的政治概念。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如何可能?在心理上如何可能?在当时，这些问题苦苦地折磨着我。我的家庭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超过其他一切而决定我的思想和感受的因素。

　　舒尔茨：是哪些书决定了您的方向，我指的不光是那些使您受到正规训练的书，还包括那些对您的个人生话有影响的书。

　　弗洛姆：我自己也常常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确有一些书构成了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这些书“产生”了我。我们读的大部分书没有这种力量，但每个人都应自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两本书在你的全部发展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

　　舒尔茨：请原谅我稍微打断您一下。福楼拜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读书并非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活。”

　　弗洛姆：太妙了!引用得好!我原来不知道这句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对我们有影响的书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任何一本能让人读下去的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就象如果两个人严肃地谈话。都会感到一点什么，或者不如说都会起一定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十分微小，以致于我们有时察觉不到。

　　书也是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有那么四五本书使我成为我自己，如果不是这些书，我不敢说自己现在是什么样。首先是先知们的书，请注意我不说《旧约》，我在年轻时不象现在对于征服迦南的战争描写那么厌恶，但也并不喜欢，可能至多读过一两次，但是对于赞美诗，尤其是先知的书，直到现在仍是我生命和活力的源泉。

　　舒尔茨：你有没有打算出几种你的注释本?

　　弗洛姆：我已经出了一本类似的，叫做《你将与上帝相似》。这是对犹太教传统的诠释。在这本书中，我想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赞美诗做出区分：一类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活动，一种从哀伤到欢愉的转变;而另一种则从始至终保持着一致的格调。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伪善，至少是不承认内心的冲突。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某些赞美诗：赞美者在一开始时内心充满失望，然后他战胜了自己的沮丧，而后沮丧重又出现，重又被战胜;正是当失望的心情达到顶点时，那神秘的、伴随着宗教式的希望和喜悦的奇迹突然发生了。诗篇第二十二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它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有一个问题十分有趣，人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受难前也说了失望的话，好象与他的信念和自愿的献身不相符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在书中做了解释。在犹太教中对赞美诗的引用不象基督教那样按照编码，而是用诗篇的头一句话;这样，象第二十二篇诗篇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从头至尾地读，就不会发现，它其实最终表达了一种相信人类必被拯救的、弥赛亚式的感情。这篇诗的开头后来在福音书中加以修改，就是为了避免误解。说到这里，我们有些跑题了。

　　这就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当我今天读着先知们的书的时候，仍然感到象五十年以前读着它们的时候一样的新鲜和充满生气。

　　后来的另一次重大影响来自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它从世俗的角度表达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理想，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生命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这类思想最先见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对马克思不很了解，当你读到那些文字时很难相信是他写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罕见于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了他的形象。马克思的思想精华就是人的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如果拿他的哲学和哥德的做比较，你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读一读另一位最大胆和最激烈的思想家梅斯特·艾克哈特的文章，你也会发现不少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

　　舒尔茨：确实如此，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的信徒来维护马克思。但是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不仅是马克思，今天的人们在引用另外一些大思想家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服务。在我们的大学里和其他地方，有没有正在努力使马克思等人免受僵化的和片面的解释?

　　弗洛姆：在今天，很少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专家不是从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观点对他进行歪曲。他们利用马克思的思想支撑自己的观点，也利用他为自己的行动和政策辩护，虽然这些行动和政策恰恰是和马克思的思想和所感背道而驰的。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指社会民主党——都奉马克思为权威，然而又都在篡改他。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我有些狂妄，但我确实认为，除了我和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真正认识马克思。大多数专家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但在这里，“宗教”并不是树立对某种至高无上的主的信仰。佛教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佛教中不承认类似上帝的东西，但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中心是人人都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内心的孤独和自恋，对生活敞开心扉，象梅斯特·艾克哈特说的那样，必须先净化自己，然后达到充实和完整。用各种语言所表达的这种信仰，才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我经常乐于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些段落念给各种不同的人士来听。记得有一次，我与著名的佛教禅宗学者铃木先生在一起，我给他念了几段，没有告诉他作者是谁，然后问他，这是不是禅宗?他说：当然

　　是。另有一次，听众是一群渊博的理论界人士，我念了相同的段落，然后让他们猜猜作者。答案从托马斯·阿奎那直到最现代的理论家，就是没有一个人猜到马克思。本来么，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

　　象恩斯特·布洛克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学者让·埃尔维斯·卡尔维兹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面倒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影响比超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学派来说却要微弱得多。

　　另一个影响我的关键人物是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很遗憾，这是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作者。巴霍芬是第一个发现母系社会的思想家，在大约一百一十年前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但是他的著作的英语节译本五年以前才出现。巴霍芬的发现不仅使我掌握了了解历史的钥匙，还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当今的父权社会和越来越重要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对于母亲的期望是什么?俄底浦斯情结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性欲吗?我想不是。恋母倾向有更深刻的根源，这是人对一种特殊人物、一种女神的追求。这女神卸下我们的负担，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提供给我们天堂般的庇护所。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对她的依赖。是不能完全成为自我。因为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霍芬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佛教。佛教使我明白了可以有一种不要上帝的宗教。我最初接触佛教是在192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经历之一。我对佛教的兴趣从未减低。后来通过读书和求教于铃木先生研究禅宗，更加深了对佛教的兴趣。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弗洛伊德。我接触他的著作与接触佛教几乎是同时的，而他的理论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犹太教先知、马克思、母权制度、佛教和弗洛伊德，就是他们造就了我。

　　舒尔茨：虽然你对马克思十分了解——也许正因为你对他十分了解——你并不是一般人称之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你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也是如此。你把弗洛伊德当做出发点，你从他那里出发，离开了他，超越了他。这样看来，你并不属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多数，如果我没弄错，你对这个多数还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弗洛姆：我总是处于少数。对于巴霍芬来说我成为少数是迫不得已，因为本来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但在柏林大学，我受过严格的弗洛伊德理论训练，并在—开始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性欲等等的说法。几年之后，我开始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发觉自己并不是在临床应用上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正确，而是将病人的情况生硬地套进弗洛伊德理论的模式。我时常发现，弗洛伊德并不能使我接触病人的实质，解决病人的问题。

　　舒尔茨：您刚才列举了先知、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和佛教。这些东西显然有某些联系，但同时也确实没多少联系。可是你确实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象某种镶嵌艺术那样。你是否认为这种综合的冲动是你的著作的特点?

　　弗洛姆：我想是的。在我内心的最深处，理智和感情的冲动推翻了这些明显的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藩篱。除了佛教以外，它们都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石。我想寻求它们的共同结构并加以综合。其实，“综合”这个词用得不对，因为我想表明这些不同的学派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概念和看法的基础上呈现的许多侧面，就象一块钻石上的很多面一样。比如两个我最喜爱的作家，梅斯特·艾克哈特和马克思，如果我说他们两人同属一类人物，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这两个人通过现象洞察事物深处的能力确实非常相似。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归类，我们总是强调一点，却看不到本质，看不到全体，我想做的就是将一般人认为分崩离析的欧洲人的思想看成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整体，发现其中活跃的因素，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一冲动成为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

　　舒尔茨：现在，在我们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前，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欣赏一个小小的插曲：据我所知，弗洛姆先生，您很爱听音乐，并喜欢与你的客人分享这份乐趣。和有些人不同，您不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但又确实很热心。您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弗洛姆：我的音乐趣味是相当老派的。我确实不是行家，但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体验，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地方。

　　舒尔茨：我看过您收藏的唱片，发现其中有很多巴罗克时代的音乐。莫扎特的作品，尤

　　其是小提琴和木管协奏曲也有不少。再就是很多贝多芬的作品。但您曾经对我讲过，您最喜欢的是由帕布洛·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卡萨尔斯童年起就接触这些套曲，一直练习了十二年才鼓起勇气上台，他称这些套曲是“巴赫的精华”。今天晚上我带来了其中的六个，过一会儿可以用几分钟来听一听。最近我在电视中看到了记者在卡萨尔斯去世之前几年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如果他突然得到一个机会向整个世界说话，他将说些什么?“我将告诉人们，”他说：“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向往和平而不是战争，向往生命而不是死亡，向往光明而不是黑暗。”他接着说：“为了向他们说明我的本意，说明我所指的并不是感情的和谐，而是强力的生命，我将为他们演奏巴赫。”

　　[①] 《智者纳旦》。是莱辛1779年的剧作。主角纳旦是一个犹太商人，头脑聪明理智，行为高尚侠义。他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说明，世界三大宗教都有价值，关键看它们的实践。这里指喻弗洛姆是一个能把握世界各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点的学者。

　　[②] 安提戈涅：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

　　[③] 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

　　[④] 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年曾任首相。

　　[⑤] 这里所说“梦的语言”或“梦语”(dreams language)不是指说梦话。而是人通过做梦表达的一种意义。

　　[⑥] 马卡斯·奥里欧斯：公元16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此书系他所著。

　　[⑦] 据《旧约》记载，迦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后以色列人首领的约书亚率众攻占迦南时，一路上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

　　[⑧] 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罗爱上她，赋予她预言才能，但公主不肯顺从他的意思，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她曾预言过特洛亚城必遭毁灭，希腊人留下的木马里潜伏着危险，却无人理睬，终使特洛亚城陷落。

　　[⑨] 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特尔斐的”亦指“神示的”。

　　[⑩] realpolitik，德文“实用政治”，“强权政治”的一种委婉说法。

　　[11] 据《旧约》《撒母尔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要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不悦，去问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他神。……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