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市港华燃气:犀利公：隐技巧：中国式好人

一、新“好人”——倪萍

　　很抱歉，还得从倪萍说起，因为这是我萌发写第二篇有关“隐技巧”文章的诱因。

　　本月发生的李倪之争，李承鹏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姐”是好人。即便是网络上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李先生，但若把调查人群放大到爱看春晚的全体城乡居民，认为倪是好人的可能会占多数。——那仁厚的外表、那宽广的胸怀、那理解“父母”的乖顺、那煽情的主持、那贴心姥姥式的话语，多么令人难忘。

　　与好人作对，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坏人的地位，通常会以失败告终。然而这一次，李却大获全胜，倪则灰头土脸、自咽尴尬。原因其实简单：网民是当今中国最先觉悟的群体，他们厌恶透了“被代表”，也恶心透了一切权力的帮凶。网上的民意站到李这一边，当在情理之中。在践踏民权、糟蹋民生的恶权力面前，不仅自己当老好人，还劝别人去听“父母”（政府）的话，这是民众愈加鄙视她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主持“综艺大观”还是十年春晚，无论是出演《山菊花》还是《美丽的大脚》，无论是出版《日子》还是《自行车的日子》，无论是三次婚姻的不幸还是五段感情的坎坷，民众都还是理解她、认可她的。民意突变发生在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尽管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假领官衔，但它毕竟是这个国家最高层次的议事资格证书之一，举着这个证来忽悠老百姓，难免令人生厌。她在政协会上说过两句名言，“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我太能代表人民了”。从此，人民重新认识了她。

　　近几年，尽管网上不断有人批驳她为权力者充当掮客的“伪好人”行径，但并未阻止她继续“和谐”人民的努力。《姥姥语录》兜出了她篮底的全部货色。出版社介绍说：这本书通过讲述99岁姥姥的平凡一生，向读者传达了“姥姥式”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这是个什么样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做奴好、做好奴、奴好做。

　　《语录》的成功发行，让她信心爆棚；“脊梁”桂冠的摘取，令她忘乎所以。即便是李承鹏几条微博已经点出了她得“名”之不妥，但她仍然用她稔熟的隐技巧——耍好人手腕，企图招安李大侠：“无论你怎么说，我都能理解你。圈内我们都叫你李大眼，我还签了本《姥姥语录》托人转给你。最后我想说，姐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脊梁，盼你能理解。”这一次，她完全失算了。李准确地把握了民意的主流，既没有入她那个“圈内”，也没有认下这个“姐姐”，更没有瞥一眼姥姥的“语录”。

　　称倪为新“好人”，那是因为她具备当今和谐社会好人的几乎一切特征，没有大眼的火眼金睛，你看不出她的“假”来。

　　二、老“好人”——雷锋

　　雷正兴的假，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还是用人们最熟悉的他后来的名字雷锋来叙述吧。

　　从1963年毛题字算起，“学雷锋”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雷几乎成为不可能由人类基因遗传造就的一个完人——爱党、爱国、爱同志、恨敌人、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热情助人、做好事不留名……

　　那时，爱党爱国就是爱毛。雷锋学毛选的照片，一直占据雷锋事迹报道和展览的主要版面。有：一个人学、两个人学、全班学、在屋里学、在车内学、白天学、晚上学……。纰漏出在“熄灯后在被子里刻苦学毛选”这张名照。照片上有许多物件的影子——分明是白天拍的。

　　艰苦朴素的直接证据是一张照片——雷在补一双补丁摞补丁的烂袜子。不幸的是，人们发现这张照片上他戴着一块手表——“英纳格”牌国际名表。与当时的收入相比，这相当于今天人们买一辆家庭轿车。铁证之下，雷锋纪念馆只好将封存于库房的这件遗物拿出来展出，主题由“节俭”改换成“热爱生活”，并附带将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友谊牌”雪花膏等五六十年代普通人不可能享用的雷锋“热爱生活”的诸多奢侈品，都拿出来一一展示。

　　做好事是雷锋事迹中广为传扬的内容。一件事迹说，他春节不休息，在抚顺大街上拣大粪，一天拣六百多斤。当时的抚顺还是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市，春节期间气温低至零下20几度，如此“粪量”，每天该有多少人不惧严寒到大街上为雷同志做贡献？雷锋做的最多的好事是帮助个人，如经常给某陈姓少妇提水、打饭，陈怀孕时，扶她上床休息，帮她倒茶、递水、擦汗、收拾房间、找医生。还有下雨天送母女，在车站帮老太太拎包，等等。有好事者发现，雷锋做好事的对象都是女人。

　　对“雷”人事件最致命的揭露，出自一个简单的疑问：既然做好事不留名，为何留下如此多的照片和日记？在那个物质紧缺、技术落后的年代，拍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雷锋“生产”事迹的三年内，照片多达300多张，平均每三天一张。事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机与谋划？专职为雷锋拍照片的宣传干事张峻道出了原委，沈阳军区为了塑造这个典型，专门为雷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

　　说雷是老“好人”，是说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人们连手电筒的投影、补袜子的手戴着名表、零下20度上街大便、专找女人做好事、照片为何这么多……诸多这类浅显的问题，都不知道问，以至于被雷先进激励着，拼命找可能做好事的对象和机会，且一定要被人发现。至于没人发现的好事，则尽量不做。雷成为一代楷模的隐技巧，今天看来都是小儿科，但那时，他确是玩隐技巧的高手。

　　三、中国式好人

　　举了两个例子之后，可以尝试给“中国式好人”下个定义：具备时兴的好人特征，配合阶段性政治需要，树立“做好奴、做奴好”的完美形象。

　　倪与雷这两个新旧“好人”，共同的特征都是个人私德上基本正常，具备“时兴好人”的标准特征，一切言行都符合权力者正在倡导的全民规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在愚化、奴化民众上，雷由权力包装，倪则是主动配合。

　　定义中用“时兴”而不是时代，是因为时代好人是社会自发涌现的、是正面的民众精神向导，如与雷锋同时代的“决不再说违心话”的林昭；而时兴好人则是由权力者制造出来的、用来奴化民众的精神傀儡，如比雷锋大八岁的曲啸。

　　为了安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的心，文革结束后，权力者在精心淡化文革罪孽的同时，迅速选调各色“好人”到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曲啸便是其中之一。这位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共遭受长达22年折磨的“当代牧马人”，其演讲的题旨就是——“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宣讲的效果是显著的。从省市到县乡，从高校到厂矿，大大小小受过折磨的“好人”们，纷纷加入到“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积极表达“不跟妈妈记仇”的忠诚之心。可怜的曲啸，在远赴美国作报告时，不幸遇到了“发现皇帝没穿衣服”的汪荣祖，汪一句“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立即令曲啸精神崩溃，尔后瘫痪、病故。

　　与曲啸“党妈妈”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倪萍的“政府妈妈论”。她在政协会上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你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她所言之父母，是指政府。

　　一个悲哀的现实是，当今中国，像倪萍一样善于“体谅父母”的好人，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都曾当过。“父母”正是在他们的体谅下，一步步变成吃人母狼的。国统局说，今年上半年，政府税收增长29.6％，居民收入增长11.2％，“好人”们难道体会不到前者是真的后者是假的？

　　在第一篇剖析“隐技巧”的文章中，我曾辟出一节论述文革反思，指出35年来的文革反思之所以无效，主要在于“从国家到个体，都采用了太多的隐技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好人”太多，包括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认为事情已然过去，还说它干嘛，“团结一致向前看”吧。岂不知，故意遗忘、蓄意掩盖文革的罪恶，远比文革本身所带来的危害还要大。过去的罪恶不是恶，忘记过去重新过——这是国民性中群体缺乏罪恶感和反思精神的基本逻辑。

　　四、小结

　　小结1：奴性藏在中国式好人之中。

　　令30岁的陈天华绝望自杀的国民性中的奴性，已经被国人咀咒、反思了上百年，然而，改进并不大，因为中国拥有包容、包藏奴性的巨大群落——中国式好人。尤其是那些把握话筒、占据舞台、定有级别的艺人、文人、官人们，更是“好人”的教母，培育更多继承奴性的好人，是他们的政治职责。不愿与“好人”为伍的进化人也有，李承鹏、韩寒、沙叶新……名单虽长，但与13亿相比，还是太少，常常被淹没在“好人”们那拥挤的活尸林中。

　　小结2：中国式的好人是玩隐技巧的高手，他们练就一身“假”功，一不小心，你就会溶入奴性的炼炉，很快成为“好人”中的一员。

　　小结3：繁衍中国式好人的土壤，是不真实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某种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的丑恶、压制人性中的美好的主义出现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