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迭尔 东单 旗舰店:黎阳：中国人的劣等与不劣等 （一）

 中国人的劣等与不劣等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六   作者：黎阳  

一．“两弹一星”粉碎了一个神话

二．没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状态性劣等”。无组织状态即劣等

三．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

四．文匪“精英”最劣等 

一．“两弹一星”粉碎了一个神话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戈壁滩上的那一声巨响不但炸出个核大国，还顺便炸掉了一个神话（或曰鬼话）——“中国人劣等”。更确切地说，这次炸掉的是“中国劣等论”的一半，另一半已经被中国的抗美援朝抗掉了——抗美援朝抗掉了“中国劣等论”的前一半，“两弹一星”炸掉了“中国劣等论”的后一半，合到一起就圆满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拨乱反正。 

抗美援朝前，举世皆以中国人为“劣等”、“无能”的典型——从鸦片战争起百余年间中国逢洋必败：1840年，英国只用了一万五千兵力和48艘战舰就把拥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签订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一万多英军加七千法军就打进了北京，火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1894年，日本打垮了中国，逼中国赔银两亿两，折合成美元差不多是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那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二十倍，换句话说中国相当于赔了二十个阿拉斯加。1900年，两万人左右的八国联军再次打进北京，签定了《辛丑条约》，逼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合着中国又赔了四十个阿拉斯加）。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日本关东军从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北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4年，法西斯阵营已经节节败退，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在中国把“国军”打得丢盔弃甲望风而逃，几个月间中国损兵折将五六十万，丢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00余万人口。从此美国对中国彻底失望，放弃了依靠中国军队战胜日本的战略，转而求助于苏联，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结果就是《雅尔塔协定》：中国虽然名义上是抗战战胜国，却获得了战败国的遭遇，丢了外蒙古和东北主权。那一百多年里，中国没有西式武器时吃败仗（如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了西式武器时照样吃败仗（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中国没有盟国时一触即溃，有了盟国时照样一触即溃（如抗日战争）。那一百多年里，中国空有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资源却回回挨打，谁都可以欺负，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鲁迅说：“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清。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这一切让崇尚武力、崇尚实力、崇尚优胜劣汰、崇尚弱肉强食的世界怎么看得起中国人？怎么能不得出“中国劣等”的结论？麦克阿瑟说中国人是一群厨子兼洗衣匠；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一堆肉；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群猪；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说“南京大屠杀”时“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连中国人自己都承认自己不是人而卑如蚂蚁贱如草——“蚁民”、“草民”。那时谈论“中国劣等”就如同今天谈论天气预报或白菜罗卜一样稀松平常。 

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让“中国劣等论”破天荒第一次屁滚尿流——“两弹元勋”程开甲回忆说：“我当年从英国回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中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上学时听老师讲中国的国耻、讲外国人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当时觉得自己的国家怎么这样差。看到英国军舰被解放军击伤后被迫升起白旗，对我触动很大，感到中国人终于有了这一天、中国有希望了！我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 

抗美援朝使西方国家从此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能再大张旗鼓鼓吹“中国劣等论”：当初八国联军两万兵力几个月就轻松搞定中国，如今十六国联军百万兵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啃了几年却愣是无法越雷池一步；抗日战争时是中国开战几个月就丢了首都南京、被人家在自己的首都屠杀了三十万人都不敢向日本宣战，抗美援朝时是洋人刚凑近鸭绿江就挨了中国劈头盖脸一顿臭揍，屁滚尿流窜回三八线对峙了几年都不敢向中国宣战；抗日战争时日军一个大队（营）就能打垮“国军”一个师、一个日本兵就能让一个县的中国人望风而逃，抗美援朝时最现代化的十六国联军死伤两万五千人却楞是拱不动上甘岭两个连级阵地的小山包；八国联军时双方武器装备差距并不特别悬殊，联军却能轻而易举直下北京让中国乖乖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赔银一两，相当于赔了四十个阿拉斯加，抗美援朝时拥有原子弹在内绝对压倒一切的武器优势的美国花了上百亿美元军费、伤亡几十万却落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无法从中国人手里捞到半文赔款、半个朝鲜，最后不得不与中国签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如果还瞪着眼硬说中国人是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猪，那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还不如一堆肉、一群兔子、一群猪？就凭这也不得不把“中国劣等论”悄悄收起晾一边去，代之以“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更加文明的敌人”（李奇微语）和“不要入侵中国”——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后说：“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当年第一个进攻中国，用区区一万五千兵力就打开了中国大门的大英帝国军人，如今却第一个宣布进攻中国是“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这两个“第一个”的戏剧性变化见证了“中国劣等论”的破产——谁还敢坚持“中国劣等”，来碰碰试试？ 

不过洋大人收起这类“中国劣等论”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丢人现眼挨了揍之后不得不捏着鼻子的扭扭捏捏，虽然是“两害相衡取其轻”，但毕竟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要千方百计留上条小尾巴——在挨了揍的地方承认你“不劣等”，在还没挨到揍的地方照样嘴硬，照样阿Q一个：过去用“不堪一击”来证明“中国人劣等”。等打不过了没法再这么说了，就用“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搞不了高科技现代化”来证明“中国人劣等”。这种论调在“两弹一星”成功前曾很有市场，那时表面上看似乎确实如此——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工业设备，不管是飞机坦克大炮步枪机枪还是汽车拖拉机精密机械，人们只见过中国用外国的，或者仿造外国的，没见过中国独自搞出过堪与外国匹敌的自己的。这使这种类型的“中国劣等论”很风行了一阵子——1962年美国海军封锁古巴，但对中国轮船概不检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也没什么“进攻性武器”。当年别说外国人，连许多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能不能不靠洋拐棍而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心里没底。毛泽东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段话证明当时有不少人“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火箭和导弹）？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吗？”——这句话证明连钱学森这样的高级专家都受够了这类“中国劣等论”的气，所以才会如此愤愤不平气乎乎：“难道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吗？” 

“两弹一星”把“中国人能力低下、搞不了高科技现代化”这类“中国劣等论”炸了个粉碎：如此尖端高科技外国人绝对不会给中国。中国能搞出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能力丝毫不比外国人低；以中国一穷二白的底子，建国仅仅十几年就能比外国人起点更高、更神速、更有效地搞出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能力能比外国人更高。稍微有点头脑就能明白，这一回算是把这类“中国劣等论”一棒子打翻在地，从此再也休想爬起来。 

——所以毛泽东说：“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  

——所以杨振宁听到老同学邓稼先说中国两弹的制造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时激动得躲到洗手间去流泪。  

——所以华人记者赵浩生听到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奋笔疾书：“那蘑菇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所以会有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1964年10月某日一个在南非的华人乘公共汽车时习惯地走向规定有色人种乘坐的后排座位，公共汽车司机却告诉他可以坐在白人专用的前排位置，因为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 

——所以会有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讲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旅居西德的华人每天一早打开大门，都会看到门前堆着许多垃圾，他日复一日地清理着垃圾。但某天早晨，他打开大门却突然发现门口没有垃圾了！正当他纳闷时，一位社区警察走上前来，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说：“今后再不会有人在你门口倒垃圾了。”后来他得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才恍然大悟。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724&cid=24）  

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抗美援朝恰好证明了这段话的前一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两弹一星”恰好证明了这段话的后一半：“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00000

二．没有“生理性劣等”，只有“状态性劣等”。无组织状态即劣等  

左宗棠说：“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更有中国人说：“十路八国联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破产了，当代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却又弄出个中国版的“中国劣等论”——“中国人素质低劣”，抓住一切机会大做文章大肆宣扬“中国文化低劣”、“劣根性”，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刻如同被搅动的池塘烂泥沉渣“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劣根性，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是不容否定的。(我爱井冈映山红11-03-2018:53:36)54字(0/6/1)  

——只有拿出勇气承认自己的国民的素质低下，才能知耻而后勇的提高国民素质，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别无选择！（[我爱井冈映山红]于2011-03-2018:55:58）  

——传谣信谣，这是中国少数老百姓的劣根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我爱井冈映山红]于2011-03-2021:11:47）

——经不起一点风浪的人盲目跟风的人是国家与社会的麻烦制造者!(我爱井冈映山红11-03-2020:48:27)

——愚昧的抢盐行为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爱井冈映山红2011-03-2019:01:09)

——面对核辐射，日本的老百姓为什么不抢购食盐？(原创首发)(我爱井冈映山红2011-03-1816:34:09)

——“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刘口晓口波）；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刘口晓口波）；

——“如果老百姓本质上都是好人，那怎么会当了官就都‘变坏’了呢？这肯定不是制度问题，而是老百姓本质就坏！文化基因不对！……大家应该更多的反思我们的文化基因！……我认为是老百姓的本质太坏了！……窝里斗、迷信、大量的汉贱、暴戾、对外大方对内小气……这些问题都产生于我们的文化基因……”[最好的坏蛋]于2010-10-2616:09:22 

——“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

——“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

——“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

——“普通话是劣质语言”；

——“‘四大文明古国’或为意淫”；

——“拆穿“四大发明”的谎言”；

——“什么狗屁祖宗的博大精深，骗子的博大精深罢了”；

——“中医这东西，本质上，跟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一回事儿。”

——“中国到现在还有不少傻逼相信什么《黄帝内经》、《神农百草经》呢！”

——“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胡说八道！什么阴阳五行、八纲辨证-------都是骗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11111111

既然中国人“素质低劣”、“劣根性”，那按“优胜劣汰”的原则就只能被淘汰灭绝，除非“国际接轨”、彻底用洋大人的“普世价值”来改造——说来说去绕了个弯子又绕回到了“中国劣等”、必须由外国人瓜分统治的老一套上来了。 

西方人闹“中国劣等论”固然可恶，但相对而言还比较老实，只要其根据被事实戳破，多少还肯认帐——抗美援朝挨了揍，就老老实实不再坚持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劣等”；见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就老老实实不再坚持中国人是“智力低下的劣等”。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就没有这绅士风度，只有乱钻乱叫的癞皮狗本性，永远死乞百赖胡搅蛮缠，不管什么事实都不认帐，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驳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比较干脆省事：只要拿出事实来往那儿一摆就八九不离十。驳中国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的“中国劣等论”就麻烦得多：第一是对牛弹琴，因为这些人不靠实事求是吃饭而靠吹牛撒谎吃饭，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狡辩成性，即便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他们也决不认帐；第二又很必要，因为不辩驳就不能教育其他人不上当受骗。而要驳中国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的“中国劣等论”光拿事实还不够，还得来一大堆分析总结，这就不得不连篇累牍，比驳斥外国人罗索得多——所以说“十路八国联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 

要谈“中国劣等论”，就得先弄清所谓“优等人”、“劣等人”是什么意思。  

在传统的“优等劣等”概念里，“劣等人”的意思是“进化不完全”，还没进化到人，还跟兽类差不多。而“优等人”的意思是“进化完全”，不再是兽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人是世界之主，人可以支配兽类。既然“劣等人”还没进化到人，还算兽类，那“优等人”自然可以奴役支配“劣等人”。）这是企图从生理结构上证明人分“优等”“劣等”。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所有人的生理构造没什么本质区别。因此从生理的角度“证明”人与人因天生构造不同而有“优等”、“劣等”之分纯粹是胡说八道。 

不过如果某人行为方式如同低等动物，如“狼孩”，那倒可以说：这人的行为跟低等动物一样——虽然从生理结构上看已经进化到了人，但实际的行为方式宏观表现跟没进化到人的低等动物没太大区别。

这就是说，人没有“生理性劣等”，但可以有“状态性劣等”——“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人的客观存在跟低等动物一样，导致人的行为特征和本能意识跟低等动物也一样，如此一来人不劣等也劣等了，这就叫“被劣等”——“状态性劣等”。“生理性劣等”是先天的，瞎编的，“状态性劣等”是后天的，人为的，可以人为制造，也可以人为改变。 

外国版的“中国劣等论”是比较单纯的“生理性劣等”，要驳倒只要把抗美援朝和“两弹一星”这类事实往那儿一摆就差不多了。中国版的“中国劣等论”则是“状态性劣等”，特别富于诡辩性和迷惑性，因为“状态性劣等”是有条件存在的东西，可以是假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是真的。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坏就坏在专门以“学者”、“专家”的面目出现，“科学地论证”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是无条件绝对存在的东西，使中国人相信只有“国际接轨”、“普世价值”、“全盘西化”才是出路，最终结论其实跟外国人用“生理性劣等”宣布“中国人劣等”的结论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人自甘劣等，受外国奴役支配——同样的结论，换个说法而已。因此对中国的文匪“精英”李鸿章们立足于“状态性劣等”的“中国劣等论”不能简单一驳了事，必须详细分析：在什么条件下才成立，在什么条件下不成立，如何改变这决定性条件。 

低等动物的一大特征是遇到灾害只会惊慌失措争相逃命：狼奔豕突、抱头鼠窜、热锅上的蚂蚁、如鸟兽散、乌合之众……  

如果人遇到灾害也只能惊慌失措争相逃命，那这样的人就跟低等动物没区别：车怕乱套、人怕乱营、马怕炸群、兵败如山倒、人挤人、人踩人、自相践踏、死伤狼籍……  

低等动物永远做不到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而有些人能做到。能这样做的人就可以说比低等动物优等。不能这样做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跟低等动物一样，属于劣等。  

只有有组织的人才能做到“遇到灾害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化险为夷”。无组织的人遇到灾害必然只能跟无组织的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  

——2010年7月24日德国杜伊斯堡音乐狂欢节踩踏事故已有16名死难者身份查清。

——2003年美国罗德岛夜总会火灾人叠人塞在门口（只上半身在门外）烧死。

——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省庙宇3日发生踩踏事故，迄至目前已知死亡增至145人，另有约40人受伤。

——2010年11月22日，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座“钻石桥”发生了重大踩踏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上述踩踏事故中不管是德国人、美国人、印度人还是柬埔寨人都一样，灾害发生时都象低等动物一样处于无组织状态，表现都如同低等动物一样惊慌失措争相逃命——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什么文化程度，哪怕被认为是“优等文明优等人”的民族也不例外。可见“状态性劣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1976年中国唐山大地震时开滦煤矿吕家坨矿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根据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一书中的有关描述：  

——“伟大的开滦矿工用他们高尚的人格展现了一幅不亚于《泰坦尼克号》的悲壮场景，一束束矿灯光柱射向井口。这里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只有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一千多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出色的组织，踩也得踩死几个。我这么想啊，踩也得踩死几个。当时贾邦友就往井口一站：女同志先上！女同志上完了以后，新工人上。有规定的。人家文件里边都写着呢：新工人上。新工人上完了以后老工人上。最后，共产党员最后上。贾邦友当时就这么讲的：共产党员最后上。” 

——结果：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 

对比“困在井下一千多职工零伤亡脱险”与上述各国踩踏死亡事故的结果可以看出：灾害危机面前有组织状态与无组织状态大不一样。在灾难危机面前，“优等”“劣等”的区别就在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指挥还是无指挥。  

同样是碳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石墨，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刚石。同样是铁原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顽铁，有组织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金属纤维。同样是光子，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漫射光，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无坚不摧的“高等”激光。同样是个人，无组织的个体群只能是“低等”的乌合之众一堆肉任人宰割，有组织的集合就可以是“高等”的钢铁巨人无人敢犯。同样的个体群，优等劣等的区别完全取决于有组织还是无组织。“有组织”就是整体的网络，“无组织”就是零散的个体。个体对抗不了网络，个人对抗不了组织——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个人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的单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古代一对一较量的单打独斗，而是个人对组织、个体作战单元与网络作战系统的对抗，力量对比完全一边倒，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没用。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同样的个体群，处于有组织状态（并入网络之中）就是优等，无组织状态（离散于网络之外）就是劣等。

总而言之，人的优等劣等不按人种分，而按组织状态分：谁组织严密谁优等，谁无组织谁劣等——人与野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人能主动组织起来而动物不能。人一旦处于无组织状态，就等于退化到了野兽状态——当灾难危机发生时，谁能保持有组织状态统一行动集体救助，谁的生存机会就高，这就叫“优等”。谁只能凭动物本能消极应付、各自逃生，谁就对灾害毫无抵抗能力，谁的生存机会就低，这就叫“劣等”。（如果“精英”不承认，不妨自愿验证：把成千个这样的“优等精英”们集中到一个大礼堂里，然后突然发布火警炸弹警之类，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看这些“优等人”会不会不需要组织指挥就井然有序及时撤离而不争先恐后自相踩踏。） 

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灾害时如此，无灾害时也如此。人如此，企业也如此。有组织的大财团就是“状态性优等”，单打独斗的个体户就是“状态性劣等”。文匪“精英”为什么那么仇恨国营企业？因为国营企业使中国企业处于“有组织状态”即“状态性优等”，外资集团束手无策。所以文匪“精英”要用“私有化”把中国的国营企业拆成个体户，使它们处于“状态性劣等”，只能要么被组织严密的外国资本财团吃掉（变成外国的“有组织状态”），要么破产灭亡，要么拼命削价、靠压榨中国人的血汗苟颜残喘（这种生存本身就是“状态性劣等”）。这就是说，文匪“精英”不是不要垄断，只是不要中国人对付外国人的垄断，但绝对不反对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垄断；不是不要中国企业处于有组织状态，只是不要中国企业处于中国的有组织状态，但绝对不反对中国企业处于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有组织状态。它们的“私有化”的针对性非常明确：消灭中国工商业在外资面前的“状态性优等”，使其变成“状态性劣等”，帮助外资对中国人实行“优胜劣汰”。 

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美援朝后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同样是中国人，无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敢于欺负”，有组织状态时别人就“惹不得”——优等劣等完全取决于是否“有组织状态”：无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劣等”，有组织状态就是“状态性优等”。 

日本3．11的海啸核灾害，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束手无策；美国新奥尔良水灾，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束手无策；海地大地震，处于无组织状态的老百姓还是束手无策——最后结果都是抢劫偷盗成风，开到灾区的军队忙剿匪甚于忙救灾。 

只要灾害面处于无组织状态，那就立刻构成了“状态性劣等”，不管哪国人惊慌失措起来都一样盲目疯狂：中国人抢购盐、日本人抢购瓶装水、美国人抢购碘片、碘化钾液体、防毒面具、盖格计数器，芬兰人、俄罗斯人抢购碘酒…… 

（如果仅仅用“危险面前惊慌失措乱抢购”的为标准衡量素质，那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比如碰上同样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地沟油、苏丹红、三鹿奶、双汇肉、有毒有害食品药品、转基因主粮、豆腐渣工程之类危险，外国人早吓破胆闹翻天了，中国人却若无其事，既不惊慌失措也不抢购什么。这么一算帐，中国人还算素质高的。） 

由此可见，“生理性劣等”是胡说八道，“状态性劣等”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谁都不例外——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文化背景，只要处于无组织状态，那就是“状态性劣等”，不劣等也劣等了——“被劣等”；只要处于有组织状态，那就是“状态性优等”，不优等也优等了——“被优等”。

“状态性劣等”还是“状态性优等”平时未必看得出来，但面临出乎意料的灾害危难时立刻就能一目了然——可以预料、可以预计的灾害算不得真灾害，只有预料不到、突如其来的灾害才是真灾害。这种灾害既不会给你从容躲避的时间，也不会给你纠正错误的机会，任何延误差错都必须以生命为代价，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优胜劣汰”。3．11大地震以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在对付突如其来的灾害这点上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靠平日的训练教条虽然能够对付意料之中的地震，却对付不了意料之外的大海啸和核灾害，“状态性劣等”的规律立刻发挥作用，多年积累下来的“高素质”形象顷刻瓦解。 

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是一盘散沙，也就是说一直处于“状态性劣等”。毛泽东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变成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一个整体，从此结束了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开始了中国人的“状态性优等”——毛泽东并不仅仅在形式上把中国人组织了起来，而且赋予了中国人高度自觉的组织性，即便原有的有形的组织被破坏打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也能迅速自动组织起来，自动恢复到“状态性优等”，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真正的优等： 

——双石如此记叙了上甘岭战斗中坑道里的情况： 

“虽然被敌人压了顶，但坑道里的部队士气却依然旺盛。所有的坑道，在退守的当天就建立起临时党支部，整理完战斗组织，通过共产党员们的凝聚力，把大伙儿抱成了团。”（双石：《开国第一战》第四十四章）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几个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自动组织起著名的“庞国兴战斗小组”，自觉参战，在两天多的时间深入敌后数十公里，连打五仗，歼灭五股逃敌,攻克印军炮兵阵地两个，缴获火炮七门，还有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物资。

 ——网友“一直在看”如此记叙了自己父亲1975年在衡阳附近公路上迫降飞机后的情况：  

“飞机一停稳（安全着地，地面无一伤亡）周围的人群就围上来了，据说有好几万，也难怪，当时中国老百姓没什么机会见战斗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爸掀开机舱一看这阵势就把手枪掏出来站在飞机头上了，这么多人没秩序的乱挤，非把飞机拆了不可。正在这时他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不少解放军，因为是星期天，解放军同志也到这赶集来了。我爸大叫：‘解放军同志们赶快把飞机围起来，保护飞机！’要说那时侯人家那觉悟就是高，从人群中登时出来了300多军人，搞了个封锁线，把飞机围起来了。”（“一直在看”：《父亲的空军生涯》开篇：父亲的空中历险记）

——电影《十二次列车》记叙的故事在毛泽东时代非常普遍：当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时，客车的乘务员和旅客尽管彼此素不相识，但也能迅速组织起来集体抗灾。  

——邢台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海城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唐山地震，迅速组织灾民救灾……不管突如其来的灾害有多大，灾民总是能迅速处于有组织的救灾状态，决不允许“状态性劣等”。  

所有这些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总是处于高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状态，也就是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总是处于“状态性优等”。  

“状态性优等”决不是仅仅在形式把人都拉进一个组织——商秧变法编保甲、传教士传教、青红帮、白莲教、抓壮丁、“新生活运动”等等也可以看成带有某种“组织起来”的意思，但都不能改变中国人的“状态性劣等，因为这些组织都没有凝聚力，只能一时拥有人身，不能永远拥有人心，有风浪立刻瓦解，没有风浪自己也能溃散。为什么？附录一摘录的1940年的一篇报道《我看见了八路军》有句话道出了根本原因：“要发财，要谋一己的利益和发展，最好是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任何组织只要根本目标是谋私，就必定违抗不了人人盘算“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的铁规律，这样的组织遇到威胁利诱岂能坚持？崩溃瓦解只是时间问题。

毛泽东的共产党立党为公，靠真理服人，所以有凝聚力，所以能克服“自己做头子，不必跟着别人走”的铁规律，所以能把人民组织起来。如果毛泽东立党为私，共产党早就和其他人一样被“蒋委员长”搞垮了——“蒋委员长”最善于用“银弹攻势”分化瓦解，轻而易举用金钱美女搞垮了所有军阀对手，却楞拿连工资都没有、生活待遇跟国民党没法比、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共产党束手无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共产党不谋私，对付谋私最有效的“银弹攻势”不起作用。 

光是形式上实现了“有组织状态”还不够，如果领导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照样实现不了“状态性优等”，特别是关键时刻——象唐山地震时一千多开滦矿工从地下零伤亡脱险，没有贾邦友现场的正确而及时的指挥不行，但如果贾邦友说话别人不听也不行。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贾邦友安排而不自己各自逃生？因为信得过。为什么信得过？一有平时建立的威信，二有生死与共的共同处境。抗日战争时的南京保卫战，“国军”司令高喊了半天“与南京共存亡”，关键时刻却带头溜了，所有的高级军官也一下全溜了，被抛弃的军人对这个组织怎么可能还有任何信心？再庞大的组织也立刻土崩瓦解了。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们证明自己“立党为公”、获得威信、获得思想上的指挥权靠的不是说漂亮话，而是以身作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处处可见这样的例子：  

——毛泽东：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

——毛泽东：美国人压我们，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的儿子不去，那派谁去啊？

——毛泽东：我毛泽东本来就是老百姓。现在国家苦难，百废待兴。我记得赫鲁晓夫说过，中国要搞原子弹，把全国所有的电力用上都不够。中国人要争这口气啊！把我的生活费压到每天两块五。

——毛泽东：从毛泽东做起，我看很有必要。人家压我们弯腰，没有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毛泽东：可如果我毛泽东说话不算数，那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哪？

——毛泽东：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定量。全国人民不吃肉，我也不吃肉。这就叫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啊。

——毛泽东：我是国家干部，国家规定给我一定待遇。李讷只是个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的女儿也不能例外。还是恪守本分的好。上行下效，历来如此啊！

——毛泽东：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你们还有心思装修房子，修得如此富丽堂皇，这是给皇帝住的吗？我不是皇帝，这个房子我不住。我毛泽东不做李自成！

——李觉：基地党委决定，把房子腾出来，让科学家们住，官兵全部住帐篷。从我李觉开始带这个头，基地里的全体干部都必须带好这个头。这就是命令！

——王淦昌、邓稼先：我们基地所有人，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科学家，都应该同甘共苦，不应该搞特殊化。

——李觉：可是目前我们只有这个条件，总得有人作出牺牲吧？

——张蕴钰：我是基地司令员。我有这个责任。我和李觉同志一起上。

——张爱萍：好。司令员同志和战士们在一起，我同意。

——聂荣臻：你们不怕危险，上面的同志更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只是想跟大家在一起。你们什么时候完成对接，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李福泽：哪里最危险，我这个司令员就应该在哪里。我是基地司令员。我不能离开最危险的地方，不能离开战士们。

……

毛泽东时代党员骨干“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戴，所以能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组织了起来，能把中国人从“状态性劣等”转变为“状态性优等”。如今“精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自己从来做不到——自己吃特供，却硬逼着老百姓吃转基因；自己老婆孩子带头贪，却恬不知耻要求别人“道德的血液”……就凭这，再哭天抹泪卖弄诗词表演炒回锅肉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连地产大王都敢嗤之以鼻：“他自己缺什么就以为别人也缺什么”。 

三．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  

存在决定意识，状态决定素质。高素质是“状态性优等”的产物，低素质是“状态性劣等”的产物。处于“状态性优等”，人民的素质就会不断提高，本来不高也会提高；处于“状态性劣等”，人民的素质就会不断降低，本来再高也会降低。状态变了，素质必然跟着变。不过这个转变是一个过程，有个时间滞后。 

中国人在某些时期的确有许多陈规陋习。这是中国人长期处于“状态性劣等”的结果，并非中国人先天性素质低。毛泽东一方面实事求是承认现实，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设法改变而不是简单地讽刺挖苦：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面对中国人的陈规陋习，毛泽东的态度与文匪“精英”截然相反：文匪“精英”专门冷嘲热讽夸张渲染，毛泽东则实事求是教育改造；文匪“精英”只想利用现状——证明中国人天生劣等，活该被洋人奴役，必须由他们这些假洋鬼子来当奴隶总管；毛泽东则要改变现状——使中国人摆脱落后。 

毛泽东把中国人组织起来、使中国人处于“状态性优等”的同时一直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中国人许多历史沿袭下来的劣等习俗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彻底扭转，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比如：

1．歧视虐待妇女  

妇女束胸、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无才便是德”、买卖婚姻等等陋习根深蒂固了几千年。这些东西如果今天还存在流行，肯定会被文匪“精英”拿来作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过硬证据。然而如今还有多少中国妇女束胸、裹小脚、“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无才便是德”？早绝迹了。在毛泽东世代短短几年就被一扫而光了。如今中国许多年轻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时代真正消灭了歧视虐待妇女的劣等习俗，使男女平等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习俗——今天的中国人对此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平等习俗已经世界领先，倒是外国人旁观者清，反过来帮助中国人认清了自己。我在美国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使我对此深有感受。（见附录二：和一个美国护士的对话） 

2．封建宗法迷信  

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代表中国几千年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还极其牢固。这四大绳索里只有“政权”是纯政治性的，其他三条——“族权、神权、夫权”都可以说是“劣等习俗”。然而如今还有多少中国人受“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压迫？早绝迹了。这些“劣等陋习”被彻底破除了，被使人民处于“状态性优等”的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了。而卡扎菲执政四十多年了还得跟部落酋长打交道。 

3．不讲卫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人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变成了历史。怎么变的？抗美援朝粉碎细菌战时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上面号召，底下响应，全国总动员，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对几千年的不讲卫生的劣等习俗来了个大扫荡，中国人的卫生素质顿时上了一个台阶，一下就摘掉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如今网上不时有中国人撰文抱怨印度人不讲卫生的习俗。如果没有当年爱国卫生运动给中国人带来的卫生观念的大改变，如今还指不定谁抱怨谁不讲卫生呢。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状态性优等”导致人民素质提高。 

4．军队是灾  

中国人如今已经习惯于“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及时来救”，所以人们才会有这种心理：

——“当我们面临着地震、洪水灾害的时候，我们习惯性地眺望天际，我们知道，那里一定会出现如潮的红旗，上面写着‘攻坚第一团’、‘上甘岭英雄连’之类的字样。每当看到这些红旗，我们就踏实了：解放军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习惯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习惯于这一切，因为几十年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政府就该干这些事，百姓出了事就该由政府罩着——这是我们从来不需要思考其理由的事情。”  

有这种心理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灾害发生时很少趁火打劫——知道解放军会及时来救就会心存希望，心存希望就不绝望，不绝望就不容易大规模惊慌失措和大规模盲目冲动，就能够维持秩序，就体现了高素质——这一切都源于“大灾大难必有解放军来救”这个大前提。 

中国的“军队救灾”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军队本身就是灾——“刮民党”、“遭殃军”、“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兵匪一家”、“成则王侯败则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丘八大爷惹不起”、“贼过如梳，官过如篦，兵过如剃”……这样的军队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遭灾，更甭说救灾了。《红楼梦》第一回就写得明明白白：“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水旱不收”是天灾，“鼠盗蜂起”是人祸，“官兵剿捕”更是兵祸，所以才会“难以安身”。否则“官兵剿捕”的结果为什么不是“稳定和谐”而是“难以安身”？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军队救灾”这回事，从来都是天灾之后必是人祸，人祸之后必是兵祸。与这样的规律相对应的只能是低素质——遭了天灾谁也指望不上，绝望中只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丛林法则、自生自灭”、“弱肉强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旧中国“军队是灾”的状态，对应出了中国人“天灾之后必趁火打劫”的低素质；毛泽东创立的“军队大灾必救”的状态，对应出了中国人灾害面前循规蹈矩的高素质——“存在决定意识，状态决定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