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为辛亥献身的先驱:蔡锷一生未加入同盟会

　　创共和

　　纪念那些为共和献身的先驱们

　　辛亥革命将共和的种子深植于中国，此后百年来，不管封建复辟还是专制主义或滥觞或滔天，无一不在荡秽涤流后，重新拉回到民主与共和的主流上来。正如孙中山所言，历史潮流已是不可阻挡，逆流者若不调转方向注定会被人民抛弃。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曾经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已经化为历史符号，虽被今人耳熟能详，但又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很多文化精英，在各种书籍里和面向十多亿观众的电视电影里，花样百出地为帝王唱赞歌，美化一个主子和一群奴才的故事，还要“问天再借五百年”，为帝王招魂。虽然我们反对泛政治化，但即使娱乐也还是该有底线的。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离开宏大叙事，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基本常识。

　　本刊希望，通过朴素的方式，将这些被后辈符号化的人，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应该记取，一百年前，为了共和，他们长歌当哭，他们暗夜奔袭，他们绝地反击，甚至他们拔剑四顾，英雄气短。

　　自从萌生“主权在民”的共和理想，他们就获得了内心的力量，一旦站起来，就绝不再跪下去；这些原本最热爱生命、最懂得爱情的人，在专制和独裁面前，没有别的选择，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理当继续秉承他们的初衷，切莫将路标当成目标，将附丽当成本体，切莫架空历史，自毁理想。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本刊记者/马多思

　　1903年7月1日，上海租界。一位身着西装、矮矮瘦瘦的男青年独自来到租界巡捕房，自称叫邹容，要求归案。

　　因“苏报案”，邹容确实在租界警方的拘捕名单中。但是英巡捕见到眼前这个投案者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没长开呢，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就喝令他走开。

　　遭此羞辱，邹容愤怒了，说：“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

　　英国巡捕不敢再轻慢，核实后才相信，这个18岁的大男孩正是邹容——著名的反清革命小册子《革命军》的作者。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一开头就理直气壮地劝天下造反：“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鲁迅在《坟·杂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做“卢梭第二”

　　《辛丑条约》后的两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

　　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一大批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重庆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一年后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现在人们很难得知，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这股革命潮流很可能影响了邹容。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除功课外，邹容还研读西方启蒙主义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还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他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理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

　　邹容萌生了要当“卢梭第二人”的宏愿，“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于是开始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革命军》。

　　邹容因参与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被迫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他的行李中，就放着《革命军》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投入蔡元培、章炳麟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拜为把兄弟。

　　邹容将《革命军》初稿加以润色后，交给章士钊，向他请教。章士钊认为其“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为他题写了“革命军”的书名，没有做任何改动。

　　邹容又将稿本给章炳麟看。章炳麟看后大为赞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章炳麟提笔为《革命军》题写了序言。

　　1903年6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革命军》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25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推翻清王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制度建设上仿效美国，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放认为，邹容的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邹容在《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详细论述了“革命必先排满”的道理，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天赋人权”是《革命军》另一个重要内容，主张全国男女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

　　“苏报案”

　　6月9日，《苏报》主笔章士钊在该报《新书介绍》栏中，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读者推荐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盛赞此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但是《苏报》位于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清政府无法到租界抓人，只能通过上海地方政府到租界去起诉《苏报》和章炳麟、邹容等人。

　　6月16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官员俞明震到沪。他与苏报案诸多人均是熟人，其中，章士钊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时器重的学生，也是他儿子俞大纯的好友。因此，俞明震明里办案，暗里劝散，纵容革命党人逃散。   

　　租界巡捕房也有意庇护，多次传唤被告而不捕人。当时巡捕房的中国通、英国人濮兰德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搞军火吗？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

　　由于俞明震的庇护，掌理《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安然无恙，而并非《苏报》人员的章炳麟和邹容却接连入狱。

　　苏报案发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在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炳麟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

　　苏报案发后，邹容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章炳麟号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章太炎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解释招邹容投案的原因：“《革命军》为威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威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威丹亦以大义来赴。使威丹不为仆事，亦岂愿自入陷阱者？”

　　章炳麟、邹容到案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曾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引渡，但遭到拒绝。

　　7月15日和21日，法庭两次进行预审。章炳麟、邹容都对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供认不讳，章承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其所写，邹容承认《革命军》是其所著。

　　12月，苏报案在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庭。

　　代表章炳麟与邹容的分别是英国律师博易和琼司。在律师的点拨下，两人改变了策略，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章太炎坚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邹容承认自己是《革命军》的作者，但称该书的印刷、出版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有了新的想法”，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了。

　　12月9日，苏报案进行宣判，参与案件的中国法官当庭宣判：章邹二人罪大恶极，“谋危社稷”，本应凌迟处死，但“拟减定为永远监禁”。这遭到英国副领事的当庭抗议，表示此是中方的单方面判决，未与英方商议。除非将章、邹二人的刑期减为三年，否则判决不能通过。

　　经过半年的协商，租界当局与清政府终于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晚清历史上的这起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们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后，没有亲属收尸，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自家坟地中。　因苏报案，《革命军》大名不胫而走。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的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各地纷纷以各种名目翻印《革命军》，并将之翻译成多国文字。

　　据统计，《革命军》一共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义前，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革命军》。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

　　(本文写作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注》、王敏著《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王凯著《晚清最后的文字狱：苏报案纪实》等书。)

　　革命军(1903年)(节选)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中，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吾夫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建立近代民主政体是其目标

　　邹容的目标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专制，建立一个文明的近代民主政体，以保障国民的天赋权利。

　　邹容虽然年轻，但其思想水平已远超出当时一些较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家。通观他的思想认识，可以看到他对于排满的论述并不是以排满、仇满为最终目的，而是服务于他政治革命的目的。首先，在清末，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邹容认为，排满与反帝之间实际上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欲御外侮”，必先“清内患”，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生而出的政治要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邹容的排满主张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

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

　　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

　　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    

　　本刊特约撰稿/罗雪挥

　　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虽然是短暂相会，梁启超却“敬其为人”。他曾在陈天华自杀后说，当世诸君子中，能懂得陈天华的，“不若吾真且深”。

　　陈天华，字星台，是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在书中，陈天华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写道：“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候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这两本书均在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他在其后悼念陈天华的文章《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黄兴当年在湖南、湖北策划武装起义时，就曾大量翻印该书，大规模散发，为辛亥革命在武昌引爆，埋下了火种。

　　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

　　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

　　“迷路的同志”

　　1905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样苦闷的心境下，与梁启超会面的。2006年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天华评传》作者牛力评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与国家主义显然影响了陈。这些影响表现在陈天华不久后写作的《要求救亡意见书》以及此后陈天华思想的深层痕迹中。”

　　《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写作与1905年初危急的东北局势有关。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在华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大呼反清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作者，竟要在北京紫禁城的丹墀下三跪九叩，吁请清朝皇帝恩准立宪，这无疑是给垂死的清朝政府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陈旭麓、费成康1985年撰写的《邹容和陈天华》一书如是评论。

　　黄兴、宋教仁等“决心帮助这位一时迷路的同志”。他们责备他受到保皇党的策动，改变了革命宗旨，坚决反对他北上请愿。

　　经过革命友人反复劝说，也因为受到日本警署传唤，在内外压力下，陈天华放弃了上书请愿的念头。

　　“在近代中国那个激荡的变革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选择：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激进抑或保守……这使得人的思想和取向也表现得‘流质易变’，很容易陷入彷徨和矛盾之中。”牛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牛力认为，陈天华在1905年初的思想波动，与大环境的改变有关。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此间就有杨度等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

　　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

　　陈天华对清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边哭边陈述波兰、印度亡国的原因，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在座的人先是大吃一惊，而后又一起相对痛哭。

　　陈天华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共和理想国

　　1905年7月28日，陈天华与革命领袖孙中山见面了。陈天华衷心钦佩孙中山，盛赞他“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陈天华的绝望心情为之而一振。他在革命党人中力主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草拟了一份盟书，大家公推黄兴与陈天华二人审定，确定了盟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众人签署完盟书后，孙中山和各会员一一握手庆贺。忽然，房屋后面的木板倒塌。孙中山立即说：“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会员们鼓掌欢呼。

　　陈天华还积极参与草拟同盟会会章，几乎天天和黄兴一起前往孙中山驻地，共同研究革命问题。

　　这一时期，陈天华意气风发，“与数月前整天泪痕不干的情形相比，判若两人”。他再度被磅礴新生的革命气象激发出创作热忱。

　　1905年11月，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报》正式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诉求。“三民主义”第一次见诸报端，有关民主革命的重磅文章也随之一气抛出。

　　创刊号共刊载17篇文章，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民报》创刊号及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陈天华集》，这些文章包括：《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到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

　　“取缔规则”               

　　1905年底，陈天华关于民主共和的思考达到巅峰之际，他的生命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走向终结。

　　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日本要求清政府从速转让沙俄在东北强租的土地、铁路、矿藏等，作为交换，日本政府于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即《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约束留日学生参与反清政治活动。

　　该规程其实还有“规范学制、完善教育”的积极一面。当时约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其中约有三千多人“欲进校而不能”“欲归国而不可”，只好在社会上闲游。一些野鸡学校乘机牟利，“受到日本各界严厉指责”。当时的留学生鱼龙混杂，少数人常常“出入于酒楼妓馆”，毁坏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

　　但“取缔规则”颁布后，因为干涉了中国留学生的行动，遭到了强烈反对。其整顿留学教育的积极意义被湮没了。

　　陈天华起初对此尚能保持冷静。虽然他也觉得该规程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教育秩序进行规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从《规程》所列内容来看也是符合实情的”。

　　他并不赞成罢课这样的群体政治活动，担心留学生不能统一行动，贻人口实，还拒绝了宋教仁约其撰写文章支持留学生运动的要求，表示不愿意“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被留学生的热情所感染。

　　牛力认为，陈天华始终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中等社会”，主张通过中等社会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领导，来完成革命救国。而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就是陈天华心目中的“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对留学生的素质低下他也有诸多批评，但总是希望能有所改观。

　　不幸的是，陈天华担忧的状况果然出现了。留学生内部意见混乱，行动散漫，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杨度不再出面，推给干事曾鲲化，曾亦不肯担负其责。当时肄业于日本实践女校的秋瑾无奈痛哭了一场，痛斥中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表示此后不愿意再与留学生共事了。

　　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仍在进行中。12月7日，《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该报评论：“此盖由于清国留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朝日新闻》对中国人的轻蔑言辞极大地刺激了陈天华的神经，但这又并非空穴来风。悲观愤懑的陈天华于当天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辞》，希望以死劝诫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陈天华之死

　　1905年12月，陈天华走过了一整年的疾风骤雨，还是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结束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

　　《民报》第二期刊登《祭陈星台先生文》称：“物以极而必返，情以真而忍去。”

　　“取缔规则”风波其实并非陈天华赴死的真正原因。在《绝命辞》中，他极为理智、冷静地表示：“鄙人死后，取缔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他解释自己的动机：“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牛力在《陈天华评传》中详细探寻了陈天华自杀的复杂缘由。

　　陈天华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好友徐佛苏描述他：“其情形终日如怨如慕，其言论终日如泣如诉，不曾见有眉目清爽之时。”他阅读史书读到奸佞扰乱朝纲、外族侵略中华，会一连几天闷闷不乐。

　　这种性格或者与他家庭贫困、早年生活孤寂有关。陈天华10岁时，母亲在贫病中去世，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在乡间提篮叫卖，帮人放牛。因为早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他的文章中常常有别字。

　　但他的郁郁寡欢、情绪的悲喜无常，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不幸生在了一个内忧外患不绝、新旧颠覆纠结的年代。晚清中国之弱，“牵动了他对时局的无穷忧虑”。

　　陈天华反对空谈救国，认为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以死来“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是大英雄，大豪杰”。他在《绝名辞》中直白：“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在他的著作中，表示自己赴死决心的有10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30余处之多。

　　曾有人劝陈天华早日成家，他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并不稀罕寻常的嫁娶，而是期望着遭逢女中豪杰的珍奇缘分。他曾自信地表示：“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玛列侬(加里波的是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列侬是他的妻子)。”但他没有能够等到他的“玛列侬”。

　　12月7日，陈天华为过世的父亲写了《先考宝卿府君事略》，记述穷困的父亲曾慷慨捐出半年薪金、帮助邻居避免卖妻偿债的故事。他留言给好友，将这篇文字收入其文集，并放在第一篇。

　　陈天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三代独子，他唯一的大哥又因残疾没有后代，他一旦身死，便意味着陈家这一支血脉的中断。他想以文章传世的办法，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愧疚。

　　12月8日一早，陈天华了结了国事家事，从容出门，面朝大海，宁静地结束了他的1905年。  ★

　　(本文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传》、陈旭麓、费成康著《邹容和陈天华》、民智书局《陈天华集》、罗宗涛著《作狮子吼——陈天华传》等书。)

　　猛回头(1903年)(节选)

　　列位！你看于今那个不赞道，法兰西的民主自由的福？谁晓得他当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贼官的压制，也与我现在—样。法兰西通国只有中国一二省大，却有十三万家的贵族，都与那国王狼狈为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凌践。当明朝年间，法国出了一个大儒，名号卢骚，是天生下来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强的志气。及长，著了一书，叫做《民约论》。说道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请一个人做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任意掉换。法国的人，先前把国认做是国王的，自己当做奴隶看待，任凭国王残虐也不敢怨。闻了卢骚这一番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起政来。国王极力镇压，把民党杀了无数，谁知越杀越多，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公举一人当大统领，七年一换。又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都从民间公举，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人人都追想卢骚的功劳，在法国京城巴黎为卢骚铸个大大的铜像，万民瞻仰，真可羡呀！

　　陈天华致力于政体的真正转变

　　在陈天华爱国主义的前提下，政治革命具有更重要的深远意义。对西方政治、社会学说新的吸收使他相信实现政体的真正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往论者多认为，由于陈天华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坚定地抛弃了改良立宪的立场，因而在对待政府态度上也走向排满革命。但事实上，在19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陈天华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作出明确的区分。陈天华关注的是政治革命，而对待政府的态度只是实现政治革命的一种工具途径，因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是满清政府在政治改革中的进退与否。简言之，即清廷在立宪问题上的犹豫不前将陈天华推向了民主立宪的道路。而作为民主立宪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革命。

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

　　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她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王一凡

　　1907年7月15日凌晨，天还未放亮，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管牢的禁婆打开了浙江山阴县监狱的单人牢房，一大群持枪的清兵涌了进来。憔悴的秋瑾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刑架兵给她戴上粗重的铁镣，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

　　大批举着火把的士兵簇拥着秋瑾，走到一公里外的古轩亭口。火光把阴森的刑场照得通明。五花大绑的秋瑾被处以斩刑，得年31岁。

　　从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处死，仅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间舆论群起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野蛮行径。“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等各阶层舆论的攻击，令清政府狼狈不堪，几无还手之力。

　　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响遍武昌城头。

　　加入同盟会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委理事、《秋瑾传》作者吴先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

　　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负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个思想开明的人物，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秋瑾与吴芝瑛情投意合，义结金兰。

　　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新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 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装成为秋瑾的标志性服装，她直到就义时仍身着玄色纱长衫。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沉缅于官场应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

　　1904年2月，秋瑾在吴芝瑛家中结识了一个日本女子服部繁子。从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学校的种种优点，她决定去日本留学。

　　当年5月，“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秋瑾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她说，她要学习救国家、救同胞尤其是两亿女同胞的本领。

　　6月28日，秋瑾从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踏上赴日旅途。

　　由于丈夫反对，旅费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女扮男装的秋瑾怀揣一柄短剑，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处一舱，抵达日本。

　　此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一切欣欣向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广为传播。

　　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在学校，秋瑾顽强苦读，毅力惊人，别人都已熄灯就寝，她仍写作、阅读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现收入《秋瑾集》中的诗文，很多是这个时期写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馆郑重留影，以示与满清决裂。学习之余，秋瑾积极参加当地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她与陈撷芬发起的共爱会，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团体。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彼此接触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这时结识了孙中山。

　　不久，经冯自由的介绍，秋瑾在黄兴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宣读了入会誓言：“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宣誓完毕，由黄兴教以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

　　秋瑾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精神影响颇多。

　　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创办《中国女报》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号租了房子，筹划《中国女报》。

　　秋瑾有着办报的情结。1904年9月，她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名，发表了《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办报需要钱。秋瑾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最后，只筹集到几百元。秋瑾痛感中国妇女界的死气沉沉，“简直有点麻木不仁”。

　　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而且已经分居，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其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

　　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

　　离家后，秋瑾即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以免株连家庭。

　　1907年1月14日，依靠这笔钱，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

　　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被誉为“报界女才”。

　　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秋瑾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而彼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妇女尚在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获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而开展着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要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美国妇女才和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投票选举权。

　　秋瑾旗帜鲜明地宣扬妇女人权，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破茧蜕变。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中国女报》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文化的妇女争相传阅，没文化的妇女也设法请别人念给她们听。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报上的文章，还展开辩论。封建遗老们看了则大为震怒。

　　6月17日，秋瑾从绍兴写信给朋友，说该刊第三期已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却永远没有付印之日了。

　　“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马上要来抓捕她。

　　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

　　徐锡麟，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名“通师范学堂”，是1905年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基地。

　　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

　　清晨，激越的号声将学员从床上唤起时，秋瑾已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腰佩倭刀，骑在马上了。

　　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 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

　　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分散隐蔽起来，又在和畅堂的家中密室里烧毁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学生们各自回家。

　　13日下午4点，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连夜审讯，要她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凝思片刻，先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催她写，她又续了6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是秋瑾唯一的“笔供”。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处于“即行正法”，饮刃轩亭口。

　　秋瑾被斩引起了巨大震动。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而当时对妇女行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斩刑。

　　民间轮番轰炸秋瑾案：“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质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决心与前途，不断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钟岳自杀身亡。

　　与秋瑾案相关的其他官员被调到地方任职时，当地乡绅上书拒绝。出行时，需军队保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令他们又惊又惧。

　　民心所向，势不可当，注定了满清灭亡的命运。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两次到杭州凭吊秋瑾墓。他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讲称：“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  ★

　　(本文写作参考了欧阳云梓《秋瑾评传》、吴先宁《秋瑾传》、郭延礼著《秋瑾研究资料》、秋灿芝《秋瑾革命传》等书。)

　　勉女权歌(1907年)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独特的一位。她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无忧才女，本来会成为李清照式的闺阁诗人而写入文学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生了她个性中豪侠而刚烈的一面，多种复杂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满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时代人说她是经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对同盟会宗旨更侧重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面，这是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人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与江浙地区在明清之际抗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满族统治者的镇压迫害最惨酷有关；也与这一地区王宗羲、刘戢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

林觉民：生命与爱情皆可为共和抛

　　林觉民：生命与爱情，皆可为共和抛

　　被俘后，遍体鳞伤的林觉民用英语作答，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式和革命道理，奉劝清吏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政体

　　本刊记者/杨敏

　　1911年3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有一位青年，写下一封诀别信，投身追求共和的黄花岗起义，从容赴死。牺牲时年仅24岁，留下怀孕8个月的年轻妻子和5岁的幼子。

　　这位青年，就是被自己的敌人都赞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的林觉民，这封书信，就是传颂百年的《与妻书》。

　　“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1911年4月初，在日本留学的林觉民回到了福州杨桥巷17号的家中。这时节，窗前的腊梅早已凋谢了。

　　因不是假期，也未提前打招呼，父亲林可珊对于儿子的突然出现，虽惊喜，但也有些担心，一再追问。林觉民解释说，日本放樱花假，几个日本同学想来一游，请他当导游。

　　林可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林可珊其实是林觉民的叔父，因为没有子嗣，大哥林孝觊就将觉民过继给他。林可珊从小对觉民疼爱有加，但思想极其活跃的儿子却总让他操心。

　　林觉民自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翱翔于天地的雄心毕现。他14岁考入福建全闽大学堂，一直是这所新式学校里最活跃、耀目的学生。全闽大学堂是戊戌维新的产物，思想激进者大有人在。林觉民的老师沈学监，是清朝第一批留美生，常发表教育救国之论。

　　少年觉民亦觉得当前教育腐化，力赞邹容《革命军》中所提的“革命与教育并行”，与几个进步同学在福建城北找了房子，自办私学。

　　林觉民还在家中办女学，动员妻子陈意映、堂妹林孟瑜等亲友l0余人入学。他亲授国文课程，抨击封建礼教，并介绍欧美先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男女平等情况。在他的劝导下，家中一众女眷纷纷放脚，还有人进入福州女子师范求学，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为了激发市民的革命思想，林觉民和同学一起成立读报所，其中收纳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小册子，订了《民报》《苏报》《浙江潮》和秋瑾的《中国女报》等进步报刊。

　　才思敏捷的林觉民尤善讲演，常常宣传革命道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内锦巷七星君庙参加爱国社活动，发表了一篇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的演说，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在全闽大学堂任教习的林可珊对此忧心忡忡，希望学校严格管教。总教习叶肖韩劝解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

　　更让林可珊担心的，是林觉民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事。

　　1907年，林觉民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应庆大学学习哲学，兼修英文、德文。在这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第14分会(福建分会)的骨干成员。

　　林可珊听说同盟会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十分忧虑，常写信来让他退党，说太危险。林觉民回复道：“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以此敷衍过去。

　　但林觉民在大学里显然并不只是在学习心理和伦理学。他翻译了一部《六国宪法论》，康、梁在日本宣传君主立宪时，他还写出了《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革命，实行共和。

　　遗憾的是，林觉民的共和思想最后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为国人所知。

　　“意洞来，天赞我也！”

　　事实上，林觉民这次突然回家，正是回来游说福建革命党人响应广州起义的。

　　1911年1月底，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策动广州起义。赵声、黄兴分别任统筹部的正、副部长。

　　这已是同盟会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此前的起义全都失败了。

　　每当国内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常常抱头痛哭。一股消极颓靡的情绪开始蔓延。

　　在一次聚会上，林觉民忍不住道，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根本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

　　所以，当1911年初春，病中的林文收到黄兴、赵声的信件，称“事大有可为，请偕同志来”时，同盟会会员们不禁大感振奋。

　　被称为“林大将军”的林文是福建分会的会长，身材壮实、冷静持重，比林觉民稍长，深受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倚重。他与林觉民、林尹民(觉民堂弟)，都是福建侯官同乡，又同住一个宿舍，合称“三林”。

　　林文即刻召开支部会议，决定由他去香港参与起义筹备，擅讲演的林觉民回福建策动响应。

　　林觉民先同林文赴港总指挥部。黄兴一见他很是激动：“意洞(林觉民字)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

　　从香港领命后，林觉民回到了福州家中。

　　他在家呆了10天。先到同盟会福建支会机关部，找到了同盟会控制的《建言报》的主编刘通，又约见同盟会员冯超骧、刘元栋等。

　　冯超骧的父亲病危，但他革命心意已决，拔剑道：“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其父在病榻上也劝导：“儿第去，为国努力，勿以吾为念。”

　　林觉民整日在外奔忙，很晚才一脸倦色回家，有时甚至通宵不归。起初，妻子陈意映并未觉察他的异样。

　　与妻诀别

　　林觉民与陈意映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林可珊在为儿子张罗亲事时，是以人品、修养为优先考虑的，家财和外貌其次。他为儿子看中的陈意映，虽有些对眼，但模样端庄。亲家公陈元凯在广州官府供职，颇为开明，因此陈意映知书识礼。

　　结婚一个月时，林觉民为了革命，曾留书一封出走，得知父亲遍寻厦门的旅店找他，于心不忍，三天后悄然归家。那次，新婚妻子陈意映对他说，“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

　　婚后，二人感情渐好。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文中念及妻子，称她是“天真浪漫真女子也”。

　　林觉民几次想要告诉妻子，跟她作别，但眼见妻子身怀8个月身孕，担心她无法承受，始终开不了口。他常常一个人对月独酌，神情凄苦怅然。

　　母亲想与他聊聊，他敷衍推脱。妻子也感觉到了他的压抑，但没有多问。

　　4月17日，林觉民带领招募的第一批志士20余人，从福建赴广州。23日，他从广州再赴香港，接回从日本回来的林尹民和郑烈。

　　据他们事后回忆，对于此次起义，林觉民曾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还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他想以己之舍身家性命，感召国人。

　　这天晚上，他们住宿于广州滨江楼。待林尹民、郑烈入睡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父亲和妻子写诀别书，涕泪满襟，直至天亮。

　　在信中，他深情回忆了与妻子新婚之时：“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

　　他倾诉了自己“日日呼酒买醉”的肝肠寸断：“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

　　就此，林觉民与妻诀别。

　　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起义

　　起义原计划由一支500名的“选锋队”(即敢死队)分10路进攻两广总督署等机关，但统筹部部长赵声率领一支选锋队赶往广州时，城门已关。黄兴情急之下只得将原计划的10路进攻，改为4路进攻。

　　但真正行动时，其余3路的领导人陈炯明等借故逃避，实际上只有黄兴自己率领的一路参加了起义。

　　这是一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起义。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下午5时半，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青年，臂缠白巾，脚穿黑胶鞋，手拿武器，匆匆赶往总督署。

　　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闻风逃跑，起义者举火焚烧总督署后冲出，行至东辕门，遭遇清水师提督李准亲率的卫队。

　　在激烈巷战中，林觉民被一颗流弹击中腰部，满身是血，力竭被俘。林文和林尹民等都中弹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断两指，改装出城。

　　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审问林觉民。

　　遍体鳞伤的林觉民态度从容。他不会广东话，当时的广东官员中很多人懂英语，于是改用英语作答。后来，他索性坐在地上，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形势和革命道理，奉劝清吏革除暴政，尽早建立共和政体。

　　李准觉得此人了得，下令去掉镣铐，搬来椅子让他坐下讲，始终未有打断。后来林觉民虚弱难撑，遂向李准要了纸笔，很快写满一大张纸。在书写第二张时，林觉民情绪激烈，以手捶胸，想要呕吐。李准亲捧痰盂到他面前，林觉民起身道谢。

　　张鸣岐的一个幕僚见此，叹道：“惜哉！这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张鸣岐立即板起脸孔：“好人才留给革命党，为虎添翼，那还了得？”提笔判处死刑。

　　临刑前三天，林觉民水米未进。被害之日，他面不改色，大笑曰：“吾今日登仙矣。”引颈就戮。

　　“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林觉民牺牲几天后，陈意映在广州供职的父亲陈元凯得到消息，令人连夜报信，让林家赶紧避难。于是，林觉民父母、妻子、弟妹等一家七口人，以最快的速度卖掉了房产搬走。买下福州杨桥巷17号的为一户谢姓人家，谢家有女谢冰莹，即后来的作家冰心。

　　林家秘密迁到了福州光禄坊早题巷一处幽僻的独门院落。几天后，惊惶未定的家人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一个包裹。打开来看，是林觉民的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父亲林可珊的《禀父书》：“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另一封即是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

　　一个月后，陈意映早产，两年后，伤悲而终，年仅22岁。

　　林觉民去世7个月后的1911年11月11日，福建革命政府成立。据说，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是起义前夕，由陈意映与烈士刘元栋和冯超骧的夫人赶制出来的。

　　对于这次起义，孙中山1921年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评价道：“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

　　(本文写作参考了乐宦军著《双杰传：方声洞、林觉民合传》、云北、管伯华著《闽都骄子：林觉民传》、政协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潘群主编《福州新闻史略》等书。)

　　与妻书(1911年)(节选)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拿了命去拼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林觉民牺牲的时候很年轻，才25岁。他的共和思想，实际上是用他的行动体现出来的。他拿了生命去拼搏，为的就是能推翻暴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当时他虽是革命党骨干成员，但非核心成员，所以他的思想论述很难流传下来。

宋教仁：共和“仁”心

　　宋教仁：共和“仁”心

　　辛亥革命之初“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从《鄂州约法》，到《临时约法》，宋教仁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本刊记者/刘炎迅

　　1913 年3 月20 日夜，上海火车站。

　　三声枪响过去，宋教仁倒在地上。周围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大惊，围过来呼喊：“钝初(宋教仁的字)——”

　　两天后，宋教仁身亡。死时年仅32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宋教仁临终前，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电报刊登在1913年3月22日的《民立报》上。

　　宋教仁称，自己“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他自思“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

　　但他不明白，他或许未结怨于私敌，却结下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敌，此人就是袁世凯。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仍然不疑袁世凯，所以还要上书总统，作最后的谏诤。

　　“今国基未固，民福未增，猝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起草《鄂州约法》

　　宋教仁遗愿中希望确定的“不拔之宪法”的蓝本，就是他所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后，肇建民国共和政体已是人心所向。但如何创立共和政体，对革命党人却是开天辟地的新课题。

　　对此，宋教仁却早有思考和准备。

　　宋教仁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成熟，始于日本时期。

　　1904年，因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事泄未遂，宋教仁潜赴日本。在日本的6年时间里，宋教仁接受了新思想，在《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等刊物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开始运用西方民主宪政的原理评论和说明问题，在其所作的《清太后之宪政谈》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立宪骗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担任司法部检事长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以备日后国家建设之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究法律，翻译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类的文献，如《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的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他曾写道：“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

　　关于《鄂州约法》的起草经过，据贺觉非、冯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所述，宋教仁于1911年10月中旬抵达武昌，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别的同志大都忙于军政事务，惟独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还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在汤化龙家“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草案，经约法起草委员会居正、汤化龙、胡瑛、陶德琨等人审定。

　　在武昌起义后的危急形势下，《鄂州约法》仍然在最大范围内广为征求意见，依多数原则议决。长期研究民初法制的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安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制宪过程的民主性不独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制宪史上也是极为突出的。

　　1911年11月9日，经“公同审订”，湖北军政府颁布了《鄂州约法》，将其“刷印成本，遍布在外”。

　　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到1912 年元旦前，实际上一直代行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职权。因此，《约法》一开始就不是以“地方性宪法”面目出现的。它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即明确规定：“迄至中华民国成立，既已取得和将来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暂受鄂州政府之统治。”

　　安宇认为，《鄂州约法》从立法精神和结构、内容上都迥异于此前所有冠以“宪”或“宪法”的文献。总体看来，它是一部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律，基本勾画出了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张继才认为，《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部具有浓厚联邦制意味的宪法文件。它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关于鄂州统治之域内，得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临时约法》：从总统制到内阁制

　　1912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年为民国元年。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

　　有人为宋教仁未担任内务总长抱屈，他却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有人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起草的，但是1983年，张亦工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根据《参议院议事录》等资料考证指出，《临时约法》实际上是由参议院组织人起草的，其间先后参与的有23人之多，并没有宋教仁。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宋教仁对《临时约法》的贡献。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据民国史学家范福潮考证，孙中山当时咨文参议院，请其迅速编定民国组织法，并将法制局局长宋教仁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送去，“以资参叙”。

　　但这一建议却被参议院拒绝。

　　参议院认为，首先，《组织法》是为组织临时政府用的，无法包括“人权”等宪法内容，因而应另订一部法律，取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次，立法如果受命于政府，“有损立法独立之尊严”，此法应由临时参议院自行起草。所以，将原案退回了政府。

　　2月7日起，参议院召集临时约法起草会议，组织编辑委员会，着手起草《临时约法》。

　　参议院最初拟订的约法条文，是采取总统制。宋教仁虽然未能参与具体编撰工作，但却发挥自己的影响，不断呼吁责任内阁制。

　　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根据南北议和的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不日将就任民国大总统。

　　时局紧迫，如此一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人开始转变观点，复议宋教仁的主张。

　　据居正回忆，为讨论约法问题，同盟会曾专门召集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有了孙中山的支持，会上同意“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自这次会议后，参议院对《临时约法》的审议开始向宋教仁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的精神靠拢。

　　3月8日，参议院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共分总则、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院、法院、附则，共七章五十二条。“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实体。”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国务员副署。”即，国务员不同意即可驳回总统的命令，国务员对参议院而不是对总统负责。

　　可以看出，对国务员权力的这种规定来源于宋教仁主持制定的《鄂州约法》第36条：“政务委员于都督公布法令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制令时，就于主管事务，须自署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3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唐绍仪被任命为民国第一届内阁总理，负责在北京组织临时政府。

　　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1912 年8 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准备参与国会的选举。

　　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认为，宋教仁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微妙的。宋教仁看到袁世凯的权势和影响力，希望将袁世凯推在前台，作为一个权力象征，来控制当时乱局之下的各方势力，但同时，又试图用制度建设来制衡和架空袁世凯。

　　如在地方制度建设上，宋教仁坚持省长民选。他认为：“吾国今日为共和国，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现中央总统国会俱由国民选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亦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

　　这样的主张，本质上是分化中央的控制权，削弱袁世凯的权力，让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束缚于一套共和的分权体制中。

　　彼时的宋教仁，理想主义满怀。他自信地认为，虽然国民党手中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当前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1912年秋冬之际，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进入高潮。在宋教仁的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392席，大获全胜，此外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得票总数，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曾不断说，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一刻，似乎曙光在即。

　　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到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宣讲，鼓吹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据见证者回忆，宋教仁当时显得胜券在握。他已准备好出任内阁总理。

　　真若如此，宋教仁将成为最大政敌，站在袁世凯的对面。

　　10月中旬，宋教仁忙里偷闲，返湖南桃源老家探母。彼时，宋无官一身轻，颇享林泉之乐。但各省党员不断来信催促，称大局初定，需他出来主持局面。

　　于是，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教仁拜母别妻，于1913年2月1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

　　宋教仁四处走，四处演说。当时，国民党选战大捷，党员们都很兴奋，显得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宋教仁享受着个人政治生涯里最辉煌的一刻，所到之处，无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一时风光无二。

　　宋教仁的演讲侧重于论政，他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显得锋芒毕露。

　　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

　　3月9日，在南京，他言辞更激，称袁政府是“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他不断重复自己的主张：应建立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定正式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各地巡回演讲下来，很多党内同志开始为他担心，纷纷劝他稍作收敛，但他不以为意。唐德刚说：“宋少年气盛，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

　　他没有想到，杀机早已潜伏。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来告诉他，可能会有对他的暗杀，他不信，还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

　　但3月20日，悲剧发生了。

　　宋教仁的灵柩移往湖南会馆时，前来送行的有几千人，所到之处，祭者不绝，道路阻塞，气氛静穆。

　　孙中山连夜从日本赶回上海，亲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礼，并送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

　　(本文相关史实参考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唐德刚著《袁氏当国》等书，以及张俊、颜吾役合著《宋教仁之死与袁世凯逼选》、安宇著《鄂州临时约法新论》等文。)

　　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教仁生前口述的国民党之政见大纲。宋本拟至京后讨论公布，但在路上即遇刺，死后发表于1913年4月2~7日的《民立报》。)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故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  

　　今有将倾覆之大厦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补缺救隙所可将事也，乃共谋破坏之，而为永固之建设，则其目的非仅在破坏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设可知也。及至破坏既完，乃不复殚精竭虑为永固建设，使第成形式，即为已足，风雨一至，其易倾覆，固无异于曩时也。此苟安之计，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国之现象则如是也。故吾人今后之进行，当觉悟于吾人目的之未达，本此现具之雏形，而为一木一石一椽一栋之选择，坚筑基础，确定本干，则庶几大厦之建设乃完成，而始不违破坏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现象即错乱而无头脑，而国民意思亦无统系条理之可寻，则建设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纲挈领，发为政见，公布天下，本此纲领以为一致之进行，则事倍功半之道矣。吾党此届选举已占优胜，是国民所期望吾党者殷，而吾党所担负责任者重。爰举关于建设之大纲，以谋良政治之实现，吾党君子，其本此而奋励其进行焉。

　　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

　　而不是强人政府

　　辛亥革命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由强权人物领导国家。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北洋军人和立宪派甚至梁启超都持此观点，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种就是宋教仁的主张。他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党政治、共和民主政体。这一点从革命之初，到《鄂州约法》，再到后来的《临时约法》，他都一以贯之地坚持。

蔡锷：军人之心唯有共和

　　蔡锷：军人之心，唯有共和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他所反对的，也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个人。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只有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本刊记者/李静睿

　　导演们都爱他。

　　在《让子弹飞》里，他是张牧之年轻时追随的松坡将军。将军死后，这个手枪队长对国事充满失望，落草为寇变身张麻子，这才有了鹅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荒谬又现实的故事。

　　在《建党伟业》里，大众情人刘德华饰演他，面容清俊一身戎装，用沙哑的声音(彼时他已染喉疾)在北平火车站和小凤仙告别，更有黄昏中的汽笛和飘雪烘托离情。

　　演员刘德华已经50岁了，但在电影之外的历史时空里，1915年11月的蔡锷只有33岁，早已名满天下，只是未必有如斯英俊。当时的文人谭戒甫描述他：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

　　那一出未必真实存在过的柔情送别，是蔡锷一生辉煌顶点的序幕，却又接近他人生的终曲：在登上南行的火车之后，他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皇帝梦碎的一年之后，他也病逝于日本。

　　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他死在8天之后，这幅挽联，既是绝响，也不妨看成自表。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在退出统一共和党之后，他在《为军人干涉政社事通电》中声明，“军人不党”。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是护国战争中他亲手写下的“四项主张”的第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中立 

　　蔡锷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的个人，他的友敌之分，向来只因国事而非私怨，背叛民国和共和的人，方是他永远的敌人。

　　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但两周之后，因为袁氏无视民国已立、国体已定的事实，试图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或者民主国体，蔡锷又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称这是“袁之狡谋”。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准备北伐，在《北伐誓师词》中，他写道：“甘冒不韪，乃有袁贼。”

　　一旦溥仪退位，帝制已除，袁世凯承认民国，蔡锷的态度就转变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致电祝贺，称其是“群望所归”。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后来曾说：“(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背后主使为袁世凯。黄兴为宋教仁写的挽联直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冒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毕竟，当时调查宋案的“特别法庭”已经启动，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两次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其到案受审。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

　　蔡锷在1913年5月17日的“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和宋同为湖南人的蔡锷还动情地写道：“(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

　　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立场并非孤立。黄兴就明确表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

　　战事最终未能避免。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江西、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电告讨袁。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中立。

　　蔡锷在回复陈炯明希望他起兵反袁的电文中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在他心中，这终归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与袁世凯对弈

　　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相继逃亡日本。

　　袁世凯将蔡锷从云南调至北京。

　　袁世凯向来对蔡锷有所忌惮，认为他“有才干，但有阴谋”。在“民国四杰”中，袁世凯对蔡锷最为另眼相看：“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蔡锷喜下围棋，当时的文人谭戒甫说他：“精思妙著，眉色飞舞。观其作势，已知其娴韬略，而善战伐矣。”追随蔡锷多年的蒋百里也说他：“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   

　　事实上，从1913年9月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蔡锷正是在与一步步走向称帝的袁世凯暗中对弈。

　　在护国战争尘埃落定之后的1916年10月，蔡锷在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时，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这也正是他这两年隐藏在声色犬马之后的真意。

　　这样的知白守黑，不仅瞒过了袁世凯，甚至瞒过了他的家人。他流连八大胡同，与小凤仙上演后来成为传说的倾城之恋，公私场合均绝口不提反袁之事。

　　蔡锷后来曾在写给夫人潘蕙英的信中说：“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所谓“此次举动”，即指护国战争。可见，他甚至从未对至亲有所透露。

　　1915年8月，托词“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成立。之后，梁启超发表了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指“筹安会”以立宪为名恢复帝制、实为破坏国体的荒谬。

　　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却反而在8月25日约集“军界要人会议”，首先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在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在北京四处称：“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但事实上，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15日，蔡锷就搭乘晚车前往天津，找梁启超密商。此后，差不多每周都去。在他终于能托病离开北京之时，他的第一站同样是选择前往天津，与梁启超会合。

　　虽然大家宁愿相信蔡锷在小凤仙的掩护之下脱身离京的戏剧情节，但这早已被史学界证明为传说而非历史。

　　根据《政府公报》的信息，1915年10月到11月下旬，蔡锷4次向袁世凯请病假，就医地点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日本，袁世凯统统批准，且在最后一次报告上批示：“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也有人认为，后3次请病假均为蔡锷离京之后的先斩后奏，袁世凯已经无可奈何，只能让《政府公报》刊出，以给人造成蔡锷仍在掌握之中的假象，但他显然已经大感不妙。“筹安会”的核心成员杨度也提醒袁世凯：“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22日晚，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其誓词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23日，蔡锷和唐继尧共同署名，向袁世凯发出了著名的护国战争第一电——“漾电”。这已是最后通牒：“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没有回应。

　　12月25日，唐继尧和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有史学家称，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但蔡锷却的确做到了。在护国战争接近尾声之时，他多次表示将功成身退，在家书中写道：“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战争结束。蔡锷被继任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他很快辞职，飘然东瀛，并病逝于彼。

　　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梁启超说，在护国战争之前，他们曾经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

　　在蔡锷不多的遗物中，有一把护国战争时用的指挥刀。包裹刀柄的鲨鱼皮上嵌有铜质镀金花饰，既有菊花，也有五色旗、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角星，以及那深深刻上的“共和”二字。★

　　(本文写作参考了谢本书著《蔡锷传》、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陶菊隐著《武夫当国》、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傅国涌著《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李新宇著《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等书。)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电(1915年12月31日)(节选)

　　先圣不云乎，乱贼之罪，尽人得而诛之。况乃受命于民，为国元首。叛国之事实既已昭然，卖国之阴谋行且暴露，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人也已。呜呼！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而立国于今，抑何容易。方合兆众为一体，日新月异，以改良其政治，稍一凝滞不进，已岌岌焉为人鱼肉是惧。况乃逆流回棹，欲袭中世纪东方奸雄之伎俩，弋取职位，而谓可以奠国家，安社稷，稍有常识者，当知其无幸也。袁氏对于国家，既不自知其职责之所在；对于世界，复懵然不审潮流之所趋??

　　尧等或任职中枢，或滥竽专阃，为私计则尊显逾分，更何所求？与袁氏亦共事有年，岂好违异？徒以势迫危亡，间不容发，邦之杌陧，实由一人。亦既屡进痛哭之忠言，力图最后之补救，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即兆众日在倒悬之诚，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翦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下以侥福于国民，上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蔡锷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卫士

　　蔡锷的立场和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当年之所以反对武力讨袁，是因为讨袁将直接挑战共和法治；后来之所以高举讨袁义旗，是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已经是共和国的叛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卫士。

　　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打的是这样一场硬仗，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保卫战，是历史前进与倒退的一场争夺。蔡锷堪称保卫共和的元勋，是共和国的再造者。正是由于蔡锷领导的那场护国战争，才使得后来想当皇帝的人无一胆敢公然加冕。

黄兴：功不必自我成

　　黄兴：功不必自我成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和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本刊记者/张蕾

　　1914年的一天，美国人林百克收到中国人黄兴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两人曾于芝加哥会面。这位在菲律宾做过法官、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向第一次造访美国的黄兴提出，希望能为他写传记，为此，请他写些可用于传记的材料。

　　现在，黄兴如约寄来了包裹。动手拆包时，林百克激动得“手有点发抖”：“我想，那里面装着一位英勇的将军的生活历史资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开，“像朝圣的信徒展读圣书一样”。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长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是甘冒巨险和深入虎穴的人，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识。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与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谷中一鸣，众山皆应”

　　1910年5月30日，黄兴致信孙中山，讨论9次武装对抗清廷之起义失败后，革命的走向和计划。

　　黄兴在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断言：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

　　在结论中，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胡汉民评价说：“其后进行计划，大略如书中所言。”

　　其实，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就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完整而富于远见的论述：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

　　赴日留学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1902年夏，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刘揆一称，他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黄兴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工作，兼任历史、体操等课目教员。“他的图画很好，白天上课在黑板上画瓜果，晚上计划革命。??当时湖南所有各中学的学生都归附他。”他的同事张继曾如此回忆。

　　一次，黄兴在动物课上给学生讲鱼类，用盆端来一条活鲤鱼。他从讲鱼类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引出“鲤鱼跳龙门”的成语，对学生们说：鲤鱼是不可能成龙的。只是中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造反当皇帝，所以才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然而，中国换了不少皇帝，百姓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法国革命党人比别人聪明，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制，再也不要皇帝了。这样，百姓们才有了平等和自由。

　　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这个黄秀才却不如此。流传至今的黄兴照片显示，这位共和元勋面庞白净，双眼皮，眉毛不枝蔓，眉眼搭配起来颇显平和，他不同时期面容上的最大区别，只在于胡子的样式。但是，在他身上，旧式知识分子的摇摆特性，几与其绝缘。

　　据李书城回忆：“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

　　有一晚，黄兴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他从事革命的决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

　　“钱！您有钱吗？”

　　1910年6月15日，孙中山从夏威夷返回日本，与黄兴在横滨晤面，商讨第10次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事宜。

　　这次在横滨的见面，同盟会成员、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也在场，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孙逸仙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极少谈论私事，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

　　当黄兴快要离开时，他对孙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孙回答说：“是的，我有。”并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孙刚刚从美国归来，在那里，他向华侨募集了资金。

　　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也许您有时需要钱用。”顾不及点数，他留给孙几束钞票，走了。

　　目睹这一幕的萱野长知深受感动。“金钱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务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

　　孙、黄日本会晤后，黄兴归国，具体部署起义。

　　根据黄兴当时的设想，是以广东省会一役，唤起全国革命之力量。革命一旦在广东获胜，黄兴便将率军北上，直捣湘鄂。虽然黄花岗起义没有实现这一点，但武昌起义及其后续事态，则正好符合了黄兴对国内局势的预判。

　　为了与两湖和长江下游诸省在行动上协调一致，早在二月间，黄兴派谭人凤携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去资助那里十分活跃的革命势力，“组织当地的起义，与计划中的南方起义相呼应”。

　　黄兴的部署一贯缜密。但当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谭带去的二千元，对改变历史的武昌起义，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响。

　　谭人凤带着黄兴的嘱托，携款来到湖北。通过同盟会中部负责人居正，同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进行了磋商；通过同盟会成员胡瑛，会晤了文学社的负责人。谭人凤给居正六百元，给孙武两百元。用这些钱，他们在汉口的法租界、俄租界和武昌设立了起义的秘密机关。孙武后来偶然引爆了一颗炸弹，促使武昌起义提前举行，就是在这里。

　　对孙中山的事业“绝无妨碍”

　　武昌起义火种燎原，很快，清帝逊位，民国成立。但不久，宋教仁遇刺案就震醒了本想功成身退的革命党人。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共和频遭挫折。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开始思考革新党务，组建新党。

　　1914年1月，孙中山创建新党的构想已经十分明确。在他看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在于纪律涣散，党员不服从党魁。因此，新党拟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效忠于孙中山，并于誓约署名下面加盖指模。即使是以前加入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人，现在加入新党也要重立誓约。

　　作为革命党内的二号人物，黄兴极力反对该条款。他认为，这违反了民主革命的精神。他说，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此外，在誓约上按捺指模，对党员更是一种侮辱。

　　黄兴的女婿、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认为：“对于以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为宗旨而刚刚推翻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革命党人来说，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某一个人，其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黄兴拒绝加入新党，对于党的团结自然是极严重的打击。此后，在整个中华革命党的历史上，协理一席始终阙如(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任总理，黄即为协理)。

　　为此，孙中山到黄兴寓所访问，对此规定加以解释，但未能把黄说服。

　　两人也一再通信讨论。孙中山在1914年5月29日的亲笔信中说：

　　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平生之志，以试平生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是一时的，不是真正的失败。最后之胜利，一定会来。所以，应该从根本处着手，“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他建议孙中山，“宜宽宏其量”，以更开放而非更封闭的心态来面对局势，“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

　　对于孙中山要他两年不问政的请求，黄兴认为，革命是为了改良政治，是一种“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但是，他答应，对孙中山的事业“决无妨碍”。

　　两人反复讨论，没有什么结果。6月3日，孙中山在一封亲笔复信中，又一次希望黄兴“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虽然对孙中山的“试验”极为不满，黄兴也没有接受其他党员劝其另组党派的建议，信守着对其事业“决无妨碍”的承诺。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标帜以与先生异。”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黄兴已经离开日本，飘然远走美国了。

　　至此，有“中国的拿破仑”之称的黄兴，彻底告别了一生奋战的沙场，转而从事宣传与筹款的工作。他的“兴趣似乎以教育、市政规划和发展工商业为主”。

　　“大目标是一致的”

　　1916年6月22日，黄兴由日本返抵上海。直到4个月后病逝，他都住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

　　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

　　在这段最后的时日里，黄兴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薛君度认为，他们意识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于气质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标则是一致的。”

　　遥想当年，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的凤乐园初会，共商建立中国同盟会之事。此前，素不相识的二人一个在广东建立了兴中会，一个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两会在名称和政纲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既不是因袭，也不是巧合，它只能说明孙、黄两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未谋面之前，对于三民主义所包含的某些思想都有了相同或相当的认识。”学者文风说。

　　1905年8月13日，同盟会成立前夕，黄兴与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发起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博得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策划者的黄兴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此时，他“拉下了一点帽子，满脸笑容，为大会的成功感到高兴”。★

　　(本文写作参考了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邓江祁著《黄兴三民主义思想研究》、萧致治等著《黄兴与辛亥革命》、石彦陶、石胜文著《黄兴传》、刘泱泱编《黄兴集》等书。)

　　黄兴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平民政治”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建国理论零散而不系统。

　　另外，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主张尚未形成系统文字。如果把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言论和黄兴比较，可以看出，有些方面还不及黄兴。这是值得注意的。

　　萧致治(武汉黄兴研究室主任)

　　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26日)(节选)

　　夫政治不良，人民有改革之责任，西哲所谓革不良政治之命，被治者之天职是也。然满清时代，政治恶劣，莫可名状，于是有武昌之革命。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者也。夫既欲求政治之良好，而后出死力奔赴革命，乃今于革命之后，而政治之恶劣竟较甚于未革命之前，则孰非人类，而谓能与之终古乎？此第二次革命之所由起，即完全谓之为政治革命者也??

孙中山：我有一个共和梦想

　　孙中山：我有一个共和梦想

　　1912年元旦的清晨，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早晨，共和国的梦想似乎伸手可及。连孙中山本人也没想到，当此前的革命转变成建设，会有多少复杂情形中的妥协和坚守

　　本刊记者/杨时旸

　　孙中山从火车的窗子望出去，张灯结彩的路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人们喊着“共和万岁！”

　　火车从上海出发，经苏州、无锡、常州，目的地是南京??他将在那里，主持成立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

　　此时是1912年元旦的清晨。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早晨，共和国的梦想似乎伸手可及。

　　但是没有人知道，那些高喊“共和万岁”的青年中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共和”的深意。可能孙中山本人也不会准确地预见到，在今后的几年中，围绕“共和”二字，会引发多少流血与牺牲。

　　“十年不预政治”

　　中国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和清帝奢华的宫殿相比，孙中山的总统府显得陈旧简朴。在这座原江苏省咨议局的旧楼中，孙中山宣读了《临时大总统誓词》，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中明确宣布：“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

　　从此，孙中山结束了流亡海外16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成为一个新政权的掌权者。这意味着，此前的破坏与革命，应从此转变为建设以及复杂情形中的坚守和妥协。

　　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时候，未能问鼎总统的袁世凯极为恼火，一度中断了和谈。

　　据史料记载，孙中山一度认为袁世凯“狡猾善变”，但因希望借助袁氏力量尽快推翻清政府，一直对其有所顾忌，不仅身在英国时就曾推荐袁成为总统，就职之后仍称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虚位以待”。

　　但袁世凯中断和谈的举动，让孙中山选择用武力回应。革命党在战场上虽小有斩获，但北伐战事一起，孙中山才真的感到这个共和政府囊中羞涩。

　　据学者杨天石的研究，革命党最穷的时候，国库里只有10块大洋。与此同时，国内舆论大多倾向于赶快议和“南北统一”，外国势力则称“如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多重压力之下，孙中山只能妥协。“而财政困难是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孙中山传》的作者尚明轩这样分析。

　　袁世凯通过北洋将领们向清政府施压，清帝溥仪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南北双方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于是，按先前协议，孙中山于2月14日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接替总统一职。为防其背叛共和，特意与之约法三章：临时政府设在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政府的法令。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政权移交袁世凯。第二天，参议院通过决议，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约法三章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

　　南京政府的夭折似乎成为一个隐喻，预示着共和之路不会平坦顺畅。9年以后，孙中山在《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中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但这只是一个政治家日后的反思。

　　而当时，孙中山认为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

　　辞职当天，孙中山于南京同盟会践行会上举行演说，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实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此后，孙中山遍游中国十数省份，考察、演讲、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均只涉架桥、修铁路之事，几乎无关政治。

　　1912年夏，孙中山计划去北京，游说参议院和政府赞同自己修建铁路的计划。袁世凯也力邀其北上，共商国是。8月24日，孙中山抵京，袁世凯隆重接待，与其大谈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似乎颇“以国家和人民为念”。

　　孙中山开始放心。曾认为袁世凯是“巨奸”的他，向黄兴发去电报，称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他认为应舍弃党派利益，共同建设国家，遂再很少过问同盟会事宜。

　　半月后，黄兴来京，与袁世凯晤谈后，也认为共和根基已牢，下令遣散南京军队。

　　至此，在共和大局已定的信心之下，孙中山表示自己“十年不预政治”，而要用这段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

　　“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也正是在此时，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中，中国国民党成立了。

　　中国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征得党魁孙中山和黄兴同意之后，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派等党派组建了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旨在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共和理想。

　　孙中山在成立大会上进行了演讲。但似乎他的心思已然不在政治上，而在铁路建设上。此后，他游弋大半中国，研究铁路的人才、技术和资金问题，成立公司，倡办学校。

　　就在孙中山为崭新的共和国奔忙之时，新生政权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一边，宋教仁高调宣扬责任内阁，鼓吹多党选举；另一边，袁世凯也在收紧权力。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绝对多数，32岁的他俨然政治明星。但很快，星光陨落。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

　　此时，孙中山尚在日本，正因建设事业“尚无头绪”而情绪低落，闻听血案，大惊，立即于25日返回上海。

　　孙中山坚决主张武装讨伐袁世凯。但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很少有人赞成孙中山的决议，认为应该诉诸法律，查明真相。

　　就在国民党内部互相争论之时，袁世凯已集结兵力，向南方进攻。这样的局势下，争论已成多余。孙中山发起了“二次革命”。战火再起，共和成为泡影。

　　与“二次革命”这个充满气魄与野心的名字相悖，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只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在屡战屡败的情势下，“二次革命”最终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众多党员流亡东京。

　　一夜之间，一切回到原点。曾经被“共和万岁”的呼喊声包围的临时大总统又一次成为流亡海外的革命者。

　　几年后孙中山回忆当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员“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仍感痛心。不久，他召集海外党员，表示“此身尚存，此心不死”。

　　他开始重新思考共和的含义。更让他神伤的，是实现真正共和的途经与方式。经过思考，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的涣散。由此，他决定建立一个信仰纯洁、纪律严明的新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以期“扫除专制政治，实现完全民国”。

　　新党要求党员按指印，立誓约，宣誓绝对效忠总理孙中山。孙中山的众多左膀右臂均拒绝加入该党。

　　这个只有不到700人的小党派，一面在海外积极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小规模的武装讨袁行动。但是这些暴动、暗杀和买通土匪讨袁的方式均无法奏效。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孙中山再次开始寻求实现共和的新途径。

　　“必须寻求新的力量”

　　就在孙中山流亡海外期间，袁世凯先是废除了《临时约法》，1915年12月，更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做龙袍两件、金印五枚。中华民国仅仅存在4年之后，“中华帝国”再次还魂。

　　此时，孙中山捍卫共和的心情无比强烈，但是，他身居海外，缺乏资金、军队等资源，发表捍卫共和的言论成为他唯一可做的事情。他在东京召集集会，声讨袁世凯，并接连发表《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希望以此唤起国民，重新建立共和国。

　　真正有力量讨伐袁世凯的是国内的军事将领。1915年底，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海内外逐渐响应。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病逝。中国重归共和。

　　孙中山逐渐清晰地感到，彼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共和之表，而行军阀割据之实。他一面观察时局，一面退而著述，思考共和的真谛以及实现共和的国民基础。

　　三年时间，孙中山写作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合称《建国方略》。在自序中，他表示决不会放弃共和理想。“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

　　孙中山著述期间，中国战乱频仍。袁世凯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执政。在孙中山眼中，黎、段二人实行的是专断独裁，与共和背道而驰。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黎段二人“府院之争”为名率军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

　　“总统、国会和宪法三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极为重视这些象征。他认为《临时约法》是革命产物，是民国的保证。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写道。

　　随即，孙中山离沪南下，抵达广州，掀起了“护法运动”。为了捍卫共和，他从过去的讨袁转为“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

　　但他也感到，护法军内部目标并不一致。在《复湖南廖湘云函》中，孙中山称“护法诸军皆为权利之争”。护法运动内部嫌隙渐生，他本人权力逐渐旁落。1918年5月，他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运动无奈结束。

　　孙中山回到上海，住在华侨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传》写道，他“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很快，他再次将希望寄托于他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领导的“援闽”粤军。依托这支武装力量，孙中山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此时，他开始意识到，单纯护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想成功，必须建立政权。“光举护法旗帜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这表明孙中山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在宣言中表示：“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

　　此时，距离中华民国建立已近10年。数次血雨腥风换得的，似乎是围绕着共和的梦想原地转了一圈。

　　没过多久，孙中山遭遇到革命30余年最沉痛的打击。因为意见不合，他所依赖的陈炯明竟调转枪口，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狼狈逃离。

　　孙中山由此觉悟到，单纯依靠一个军阀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必须寻求新的力量。”

　　从此，孙中山走上了“联俄联共”之路，欲引入新的力量，发动民众，寻求一种更加彻底的革命方式，以实现真正的共和。 ★

　　(本文写作参考了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孙中山及辛亥革命人物论丛》《孙中山年谱》、茅家琦著《孙中山评传》、苇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等书。)

　　民权初步(节选)(1917年)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与时俱进地发展三民主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的革命家，并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巨大声誉。不仅如此，孙中山还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他追求真理，坚持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晚年，他果敢地吸收历次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毅然抛弃某些过时的观念，把三民主义做了新的发展。

　　尚明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