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死了:频频“撞衫”撞出的新北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9:44:45


在派对上,人们常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却与西方的大城小镇频频“撞衫”而不自惭。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现在的北京,已经与曼哈顿无异。


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感叹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


梁思成曾经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从“九车过九门”看北京古城规划
当今的北京城营建于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竣工,前后延续了15年之久,当时的北京城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是无可争议的,梁思成先生曾评价:“北京是在全盘处理上,完整地表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都市规划方面的指挥和气魄的。”正因如此,北京城是城市规划之典范。 

明代的北京原有三重城垣,共建有城门20座,所谓“里九外七黄城四”。最著名的当属内城的“都城九门”,对城市的各项机能起到严格的控制和疏导作用。九座城门按照严整对称的格局修建:东直门对西直门,朝阳门对阜成门,崇文门对安定门,宣武门对德胜门。用老北京的话来说,九门都有其不同的用途,叫做“九车过九门”。  

西直门明代称和义门,走水车。明清皇帝专喝玉泉山的水,清晨水车从此而入,西直门城门洞顶上还刻着水波纹儿,寓“水”之意。 

东直门明代称为崇仁门,走砖木车。出于防火考虑,砖窑设在东直门外,全由东直门往城里运输,从南方运来的木材也从东直门进城。 

朝阳门明代称为齐化门,走粮车。南方粮食往北京调运,通过水路运到通州之后,再装车进城,进城走的就是朝阳门。所以,当年朝阳门的城门洞顶上刻着一个谷穗。 

崇文门又叫哈德门,走酒车。城外是酒道,当年的美酒佳酿大多是从河北涿州等地运来,进北京自然要走南路。故此,老辈子北京卖酒的招牌全写“南路烧酒”,就是表明这酒是从南面城门这条路进来。 

前门又叫正阳门,走“龙车”。正阳门是皇帝专用,皇上每年两次出正阳门,一次是冬季,到天坛祭天,一次是惊蛰,到先农坛去耕地。两次出行都是要走正阳门。 

宣武门又叫顺治门,走“囚车”。因为当时刑场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犯人从宣武门押解出去,在菜市口问斩。宣武门的城门洞顶上还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 

阜城门当时叫平则门,走煤车。北京城所用的煤全是由京西门头沟一带运来。门头沟的煤要进北京,最近的门儿就是阜城门。因此阜城门的门洞顶上刻了一朵梅花,梅与煤同音,表示这个地方走煤车的意思。 

德胜门走兵车。发兵打仗出德胜门,取得胜的吉祥之意,当年德胜门东边的城墙上放着一尊炮,尚不知与此有渊源。 

安定门走粪车。以前地坛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粪场。现在途径有一站名叫“泔水桥”,也是由此而得名。


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北京明清时期的城墙前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雨,存在500余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为修建底铁和公路,基本被全部拆除,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北京新城的“蜘蛛城”建设
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中外专家多方案研究和综合,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7年又在1954年规划的基础上,对总体研究方案进一步完善。

当时这个方案基本是按照参考大伦敦和莫斯科规划的思路编制的。主要特点有: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的一张“大饼”,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市域总人口达到约1000万人。当时,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已经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道路则是环线和放射线结合,这种“蜘蛛网”似的格局在1954年的修正稿就得以确定,之后民间对北京遂有“蜘蛛城”的说法。

图为1953年春,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图1、2),以及1954年根据中央的意见所做的修改图。(图3、4)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要求弱化大城市的作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间的发展,并提出了大地园林化的要求。据此,规划家们对北京城的总体规划又作出了重大的修改,1958年出台的方案压缩了中心城市的规模,从600万人减少到了350万人,把中心城市这张“大饼”的模式改变为“分散集团式”,中心城市变成了几十个不同规模的集团,同时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个决断客观上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决断的指引下,北京中心城市才没有像“摊大饼”一样继续“摊”下去。

1983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规划一度被迫暂时停止。到1973年时,客观上北京市中心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因此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市区“分散集团”式的模式演变成中心地区28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大集团和外围10个边缘集团组成的市区。这种分散集团式的模式,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编制的规划方案,只是中心大集团从28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了326平方公里。

1993年,新的北京市总体规划除了市区坚持集团式布局外,主要的变化是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转移到广大郊区,大大强化了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的部署,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并给了卫星城赋予相对独立新城的概念,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所有这些思路和伦敦20世纪70年代和巴黎区域1965年的方案不谋而合,可能是缓解大城市矛盾的一条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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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北京的建设面貌已经远离曾经的文化,这或许是一种进步,但很心痛的进步……


祭奠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
祭奠远去的老北京,城门,城墙,胡同,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