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蓉出轨视频 无套:寻找历史真相（5）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的是非和得失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60年了，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

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

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

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

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

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

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

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

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

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

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

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

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

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

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

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

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

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

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

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

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

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

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

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

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

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

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

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

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

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

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

6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已经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　引自凤凰网历史专稿 文/沈志华（略作整理）

[附录1] 闲谈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我读过不少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资料，有彭德怀、洪学智、麦克阿瑟、李奇微等人的回忆录，有后人写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书（包括中美朝韩等国的作品），还有许多人亲身经历战争或参与有关的事件的回忆，以及有关的文学作品。其中我觉得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我是94年在图书馆借到的）写得很好，态度冷静客观，从军事，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论述，资料详实，见解精到，分析问题深入透彻，看得出作者经过了很认真的思考。建议各位争论的网友看一看。

朝鲜战争从三八线爆发，近二十个国家卷入（大部分是象征性的），双方投入军队多时均达百万以上，战争历时三年，死伤过百万人，军费达数百亿美元，最后又在三八线上停下来，从地图上看，似乎这仗算白打了。但这场战争对许多国家，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这场花费巨大，却几乎没有改变地图界线的战争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得与失是否“合算”？

苏、日和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大赢家

苏联没有直接出手，而它的头号死对头却受到了沉重打击，其东方的战略态势改善，由于美陷在朝鲜战场，削弱了它在其他战略方向的力量。美的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严重打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回合。而苏联是在没有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捞到这些好处的。另一方面，朝鲜战争打消了中美在相当时期内接近的可能，使得中国更靠拢苏联。

一美国学者称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阴谋：鼓动北朝鲜进攻，如果得胜固然很好，如果失败，美国势力直逼鸭绿江，中美对抗，可以消除中国与美国缓和的可能性，让中国更彻底的倒向苏联一边。这个说法不一定可信，但事情的发展倒是差不多。

蒋介石捡了个大便宜。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是摇摇欲坠，金门小胜吹得震天响，但无论国内国际，共产党，美国，还是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毫不怀疑解放军在认真准备后可以拿下台湾。美国对蒋已经完全失望，官方称其防御圈从日本到菲律宾，却把台湾划在其外，蒋极依赖的美援已停了。当时公认的说法：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岛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国民党达官要人携金带妻争相跑到美国香港，国军兵团司令跑到菲律宾当中学老师。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朝鲜的大使就发电报告此事并作了有见地的分析，称这对台湾是个好消息。蒋也兴奋异常。杜鲁门立刻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大批美援抵台。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朝鲜战争中，日本作为美国战争基地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对其经济恢复作用极大。据说三菱当时将倒闭，却接到了一批美军卡车定单，起死回生。而且在政治上，日本也捞到了很多好处，使其进一步逃脱了惩罚，其军国主义势力得以生存，军事力量得到恢复。

韩战后的东亚局势使得美国不仅没有对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惩罚，反而全力在经济政治上扶持日本。

美国是输家。美国挟二战之余威，乘原子弹冲击波，傲视全球，谋霸世界，动用了近一半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一半的海军，几百亿的军费，付出很大的人员伤亡，却在一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面前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实现其战略目标。其全球战略和国际声望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他的敌人却信心倍增。

总起说来，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在军事，政治上都是失大于得。而且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在亚洲多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一个刚站起来的巨人。

那么中国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输家还是赢家？我同意徐焰的观点：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代价是巨大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很大，有的资料说在百万以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不可信。在《第一次较量》中，作者对各种说法进行分析后指出了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牺牲近十五万，伤三十余万，被俘一万多人（淮海战役解放军伤亡五万多）。除了人员伤亡，在经济上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影响深远的是中美两国的关系，战争使得中美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反而陷入了尖锐的对抗，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这种对抗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环境带来了很多的困难。特别严重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使得解放台湾的计划一再拖延，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说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国家长期的分裂，对整个民族是个大悲剧，给外国势力对付中国以极好的空子，这种分裂带来的痛苦和沉痛的代价，是加之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的。

我们的胜利也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避免了美国直逼我国东北边防的态势，消除了美国对我国国防安全，特别是东北的直接威胁，使得东北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得以发挥作用。

军事上，看起来双方打了个平手，志愿军无法把美国佬赶下海，美军也无法打到鸭绿江。但全面考虑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军大大的丢脸。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工业，装备一流，有最强大的海空军，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工业极其落后，部队装备差，开始时说不上有海空军，陆军装甲力量极弱，一个军的炮兵装备不如美军一个师。通讯后勤医疗等各方面的装备水平和美军相差极远。由于没有制空权，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补给极为困难，美海军在志愿军入朝后虽没有大的行动，但其威胁却使得志愿军不得不将大批力量部署在东西海岸反登陆（志愿军最多时有七十九个师在朝鲜，其中五十三个师部署在东西海岸防美军登陆）。

在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志愿军仍然能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使其蒙受“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歼灭几十万“联合国军”，并能牢牢守住一条战线。虽然志愿军遭受过挫折，一些仗打得不好，但无论如何，他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战果是了不起的，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指战员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是民族的骄傲。而且，在停战前，志愿军在军事上是稍占优势的，美军几个月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损兵折将，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后来上甘岭一战更是碰得头破血流，大败而归。而志愿军一次攻势就在“联合国军”的战线上打开几十公里宽，深二十多公里的缺口。

单纯从军事上说，朝鲜战争就象两个人下象棋，我方比对方少两个“车”，少一门炮，只多了几个兵，而且对方走三步我方只能走两步（大部队白天无法行动给志愿军带来的困难恐怕比这个比喻还要大得多），结果是下成和局，谁敢说我们不是高手。应该说中国是胜利的，得到了一个较好的结果。

朝鲜战争对解放军的建设影响深远，在与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从正反两方面都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民空军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了。在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国内土匪、国民党残余势力暴动四起，他们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解放军肯定不是美军的对手，一时气焰嚣张，高峰时全国土匪以百万计，还有许多反动势力跳出来大肆破坏。但志愿军在朝鲜的辉煌胜利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打了下去，大大加速了匪患的平定和国内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

抗美援朝运动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崇美恐美情绪，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抗美援朝战争给当时千创百孔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共产党创造了奇迹，经济不仅没有垮，反而抑制了通货膨胀，完成了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朝鲜战场和经济战线的胜利使得无论敌人还是朋友，或是骑墙望风的资本家，都不得不佩服。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赢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从鸦片战争百多年来，中国屡受列强欺凌，十来艘军舰，几万人就能让政府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国家内政外交，仰洋人鼻息。西方列强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国家民族受尽屈辱。到抗日战争，国人八年浴血，临到头来，雅尔塔协定上，“盟友”却拿中国的权益作交易，是怪苏联人野心太大，还是怪“民主自由，主持国际道义”的美国为了少死几个宝贵的美国人就出卖盟友？都有道理，但说到底怪我们自己没本事，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收复东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时，在豫湘桂战场上面对已是日薄西山，数量只有中方十分之一的日军却一溃千里。人家瞧不起中国，想涮就涮，你还得打落牙齿和血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实力就得受人欺负。

四九年，毛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真正让世人震惊的，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一个百年积弱的民族，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气焰嚣张的超级大国，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有人称赞，有人漫骂，但没有人敢瞧不起，世界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一个世界强国将崛起在东方。志愿军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洗去的是百年来蒙在整个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捍卫的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骄傲，应该得到全民族最崇高的敬意。

志愿军在朝鲜并非完胜，但志愿军无比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作风和高超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彻底改变了世人眼中中国军队的形象，赢得了敌人和朋友的尊敬。志愿军的赫赫军威，新中国领导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绝不低头的骨气，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是国家外交的坚强后盾。不知令多少想占中国便宜，看中国不顺眼的国家不得不三思。弱国无外交，国弱，外交主动权就少，别人有机会就欺负你。军威，是一种威慑，试想当时要是苏联红军在哈勒欣河的表现和在芬兰一样屁，而中国在“九一八”时英勇抵抗并大胜的话，日本后来是“南进”还是“北进”呢？如果中国当时能全歼封锁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菲律宾之流还敢在六七十年代打起南沙的主意吗？

我看过一位台湾的人写的研究中国军事的书，其中对中国军队多有指摘，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但其中有一段说，中国政权曾经面临极危险的局面：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美第七舰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在其它资料上看到美第七舰队几年内举行过七次针对中国的演习，其中五次带核背景〕，蒋介石积极准备要反攻大陆，印度蠢蠢欲动，要报当日一箭之仇。中国内部正陷于“文化大革命”一片内乱中，但是，面对如此“良机”，作者写道：各方慑于韩战中中国军队之威，竟无人敢先行发难。其遗憾之意，无奈之情，跃然纸上，那种酸溜溜的态度，教人又好气又好笑。

抗美援朝对中国外交也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威望提高了，国际上得到了尊重，苏联东欧等国家对中国也好得多了，西方国家虽然和中国关系不好，但中国赢得了尊严，成为以后双方发展真正平等关系的基础。戴高乐对美国总统说：与其等到中国政权强大得你不得不承认他，不如现在就承认他。对于满清帝国他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国与国关系好，一种是朋友对朋友，互相尊重，这种尊重绝非出于道义而来源于实力，新中国追求的是这种友好；还有一种是居高临下，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美国和巴拿马就是这样，抗战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也差不离。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是一切要看实用，讲GNP，国际声望，军威，能当饭吃吗？这些东西不能当饭吃，却是任何一个有骨气的民族所必须的，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就象商家的牌子和信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安全的保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就象空气和水一样普通，让人常常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千万不要忘了，它们也象水和空气一样重要。

诚然，国家的地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一个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仅经过一场战争就成为世界强国，需要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政治多方面的努力，就象一个很饿的人不能只吃一个饼就饱，但是我们也绝不能说哪第一个饼是浪费的。我们四十多年作了很多事，有对的，有错的，这些事共同形成了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虽不令人满意，但比四九年是强得太多了。不能因为我们经济工作没搞好就连军事上的成就也成了罪恶，强调发展经济也不能忽视军事，看看坐在金马桶上的科威特人就清楚了。如果因为国家今天的国际地位尚不令人满意或共产党做过些错事就认定抗美援朝也是错误的，那显然是讲不通的。

有几个问题我想特别讨论一下。

中美长期对抗仅仅是因为抗美援朝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抗美援朝是不是非打不可？是否因为某些人的野心而驱使几十万中国老百姓当炮灰？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四九年，那时双方都有接近的动作，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中国也派黄华到南京和他接触。但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有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只是一种试探，据说司徒雷登要求中国遵守“中美通商协定”（名字记不准了，反正对中国很不利〕，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提出要求。美国内也分成两派，一派比较现实，承认中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另一派“不忘阶级斗争”，要扼杀中国政权，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遗憾的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据说解放军渡江时，美国有一个以美军全面介入中国内战的计划，美国多年来一直试图构筑一道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到台湾菲律宾越南的对华包围圈，就在最近还有人做这个梦呢〕。中国邀请司徒雷登借燕京大学校庆到北京一谈，美国政府阻止了司徒雷登，命其归国。就是中国“一边倒”后，也并没有排斥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可能性，看看当时的文件就很清楚了。

中国当时并不想打仗，象毛那样的天才战略家再有野心也不会在那种时候去侵略。解放军制定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还没有作出任何动作，美国就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驻台湾。这是朝鲜战争中很重要的事件，而容易被许多争论的朋友所忽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就为这，就有足够的理由跟美国打一仗。如果中国当时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会立即对美宣战的。这也是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一个死结。

美军打到鸭绿江边，构成对中国国防安全的直接威胁，不把美国的气焰打下去，中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心建设经济的环境，东北的这个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将被迫搬迁。国内反动势力会高涨，国际形势也很不利。

周恩来当时说：看来非跟美国人较量一下不可了。地点可能有三个：台湾，越南，朝鲜。在朝鲜打，最有利。抗美援朝，是毛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之一。不是想打，是不得不打，不是为了出风头，管闲事，而驱使士兵手执简陋的武器与敌人拼杀，毛的口号清楚而老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是为了个人野心驱使老百姓当炮灰，而是敌人的威胁，国家民族的利益要求人民作出牺牲，正如同不是罗斯福驱使美国青年牺牲在瓜岛一样。没有哪个野心家会驱使自己的儿子去当炮灰的。共产党比清政府强，他们敢于斗争；共产党比义和团强，他们善于斗争，能够赢得胜利。

美军不一定会侵略中国，但把国家安全建立在那样一种基础上是不可能的。俄国为何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并没有说要侵略俄国，大家还是“和平伙伴关系”嘛。那么当时中国忍下来是否就可以和美国友好，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当时可以和你友好，但要你按它的指挥棒跳舞，越忍，它越嚣张，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给卖了，国民党在雅尔塔协定、金门炮战就被卖过。小国有小国的活法，大国有大国的活法，中国不可能象有些小国家那样借着别人的保护，听别人的摆布，一门心思搞经济。至于中国后来和许多国家关系紧张，是后来的内政外交整个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和抗美援朝没直接关系。

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

对此我想说明两点：

1、中国军队长期以来跟装备优于自己的敌人交战，部队装备差，自动火器少，为了达成一定的火力密度，人就得用多点，二十支步枪的火力，才抵得上一挺机枪。

2、战斗中用人多，并不等于人海战术。实际上，中国军队是很讲究战术的。中国很多指挥员没有进过正规军校，也有些一挥驳壳枪，呼拉拉冲上去的人。但更多的人从枪林弹雨中学会了战争，比起那些只会照搬书本，死打硬拼的人完全是两回事。我曾留意过中国指挥员一些比较注意研讨战术得失的回忆录，看过一些战争年代中国自办的军校的情况，本人虽不敢说知兵，却也感到中国指挥员一方面强调勇敢，一方面也很强调战术，其战术素养和指挥艺术都是很高的。在士兵的训练中同样注意这一点。一点两面，三三制，土工作业，以及朝鲜战场上提出“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以及令美军胆寒的近战夜战迂回穿插，志愿军空军从打对头到发明“筋半筋”战术，“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等等，都是对战术的研究结果。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对步坦协同、空地战术不甚了然，但经过战争的磨炼，对与他们手中武器相适应的步兵战术却实在是很有水平的。这一点美国人日本鬼也不否认。

严酷的战争，是最好的军校，最严格的考官，如果不讲战术，死拼烂打，怎么可能战胜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怎么能战胜数量装备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我以为所谓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和国民党宣传的“农民炮灰说”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失败者用于遮羞的宣传借口。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也无法向公众交代这样的事实，手握精良装备却败在一支武器破烂的军队手里。

那些真正研究战术的人是不会这么简单的用人海战术去解释中国军队的胜利的。一个日本军事研究员就在书中写到：人们从宣传媒介中得到中国军队靠人海战术取胜的印象，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进攻中绝非用密集的队形，他们多以连排为单位，战术灵活，多以散兵成“V”字队形冲击，将敌方逼入中间的火力夹击中……。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大部分时候人数少于国民党，要是用人海战术去拚伤亡，早就死光光了。朝鲜，志愿军的伤亡也比“联合国军”小。

关于民意

在几位网友的文章中常看到诸如“一个不用对选民负责的政府……”，“不顾民意的……”，“…独裁……”等字样，当然现在中国民主状况不令人满意。但具体说到刚建国哪会儿，共产党是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的意志的，正因为民意如此，才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那时国务院部长一半多是非共产党人士，政协也有广泛的代表性，比当年的“蒋记国大”和国民政府民主强多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受到广泛拥护的，包括海外华人。抗美援朝的决策征求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还因此引起泄密。就连“志愿军“这名字还是民主人士起的。抗美援朝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真心诚意的热烈支持，我的师长辈中有不少是亲历者。要是有人把人民不支持就作为独裁的证据，人民热烈拥护就是人民被奴化，那这就没法说了。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中国在近百年被凌辱的历史上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每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为之感到自豪。

朝鲜南北方受损失最大，可以说双双失败

因为战前双方的目标都是以武力吞并对方，而结果付出惨重代价后，双方仅基本维持在三八线，而国际地位却无明显提高。尤其是南韩则失败得更厉害。

李承晚当局一贯顽固坚持战争反共政策，企图武力吞并北方，凡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均遭其残酷迫害。比如金九是著名反共人士，和蒋介石过从甚密，只因主张和平统一而深得民心，有取代李承晚之势，竟被李承晚指使爪牙暗杀。从1946年到1950年，李承晚当局不断在南北分界线上武装挑衅。结果战争之初，面对朝鲜人民军凌厉攻势，韩国军队兵败如山倒，若无美国主子救驾，早被金日成灭掉了。战争结束前，李承晚仍不识时务地要“单独北进”，结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金城反击战打得丢盔弃甲，成为举世笑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没有完成战争之初的目标，但金日成比李承晚强。李承晚是一个敌人都收拾不了；而金日成是在美军仁川登陆后才尝败绩的。在此之前，无论是韩国军队还是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都被人民军压缩在釜山防御圈内。仁川登陆，主力被围，但美军机械化部队竟未能将被围人民军一举全歼，使之凤凰浴火，很快就重上战场，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一贯自诩为“民主堡垒”的美国政府，竟不敢在日内瓦会议上同意朝鲜大选。由此可见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当时多么深得人心，就连其敌人也深知这一点。从这点来讲，金日成没有完全失败，甚至颇有所得。

（文/佚名）

[附录2] 抗美援朝的伟大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半个世纪了。而对于这场战争的争论，却从爆发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没有平息过。该不该打的争论，一直是见仁见智，最近的坛子里，更有了对胜利与否的不同意见。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场得不偿失、胜负不明的战争。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济损失难以计数；政治上和美国、西方走向对立；耽误了收复台湾；军事上我方的损失也要大一些。

据中国官方出版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史》统计，中朝伤亡90～120万，而对方只有30～50万。美国的说法，更是不超过十万。而战争的结果，我们没有从朝鲜得到一份钱和一寸土地，没有把美军赶下大海，更没有统一朝鲜，甚至没有完全恢复北朝鲜的领土。

但，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衡量一场战争的胜负，最重要的是看是否达到了政治目的。帮助朝鲜统一，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朝鲜抵御美国的侵略，维护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实际地说，就是要在中美之间建立缓冲区。

这些目的，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胜利也就是自然的了。对于胜利的怀疑，实际上是对两场不同战争的混淆：中朝与美韩之间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与美韩之间的朝鲜统一战争。

说到得失，就不能只限于一时与表面。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民族精神与影响力的复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外辱的战争中，一次也没有胜过。而这次我们胜了，并且胜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西方有一种观点：只有战胜了传统强国的国家，才能被视为新的强国。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正是受益于这场战争。

日本人曾一度把中国人和古罗马人的后裔——意大利人，并称为“衰落的民族”，蔑称我们“支那”。正是在目睹了中国在朝鲜打败了他们畏服的美国之后，才悄悄地恢复了“中国”的称呼。

也正是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敢、坚韧、顽强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气魄，才使世界回忆起了这个民族，古老的风貌。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复兴的作用，看看当时国内各族各界人民炒炒面、捐飞机的场面，就可以理解，共产党何以在建国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了。

从国防角度上讲，抗美援朝战争，不但使中国军队得到了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的锻炼，更得到了苏联最大限度的援助。战争之前，刘亚楼到苏联买飞机，当时只给二战淘汰下来的螺旋桨飞机，连最初的喷气式飞机（米格13？）都不太舍得给。而战争开始后，最新式的米格15（比斯），以至后来的米格17、米格21都给了，而且包括技术转让。当时甚至有的型号苏军自己尚未装备，就先满足志愿军了。

据说那时苏军是这样卖武器的：一个满编苏军师，全副武装开到中国。中国派一个同样的师，赤手空拳去接。一对一地帮中国兵掌握了武器装备的使用后，苏军再空手回去。如果属实，可算得上是军援史上的奇观了。不要忘了，即使是前些年饿得要死的俄国人，也不肯把最新式的武器卖给我们了。

这个好处，在不久之后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就表现出来了。拿当时印度媒体的话说：“七个中国师，就可以横扫印度！”

至于经济帐，解除了美国对我们东北工业中心的威胁，就不用说了。重要的是，由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民族力量，使苏联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在苏联的全力援助下，恢复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中国人，在短短十来年间，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这可是别人要走几个世纪的路啊！

我们爱和印度比，凭什么我们比印度强？这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的建立，就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受益至今。

说到国际形势，到底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先到的台湾，还是志愿军先入的朝，地球人都知道了。这个不谈，同是共产党国家，朝鲜统一祖国，美国要干涉，中国打台湾，美国会不理？美国的海空军优势，可比陆军强多了。有人说，美国在韩战前，对台湾的态度是任其自生自灭了。可是大家应该还记得，海湾战争前，美国也没有说过一句要保卫科威特的话呀？

如果说，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胜利，使日本侵华推迟了二百多年，那么，抗美援朝的胜利，至少也为中国争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这个得，该有多大？！

可以说，抗美援朝是中国近代史上，收获最大的一场战争！

（文/佚名）

[附录3] 志愿军为何撤出朝鲜

凤凰卫视主持人：董嘉耀

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 沈志华

董嘉耀：刚才我们是谈到朝鲜核危机，朝鲜跟美国各自的一个政策和底线，我们也很关心，像中国，刚才提到这个区域里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他到底是一种什么策略，现在大家也很关心中国对朝鲜有多大的影响力。

沈先生，谈过朝鲜跟美国在朝鲜核危机的一个策略，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最近我们发现中国是有很多的外交动作，穿梭在朝鲜跟美国之间，也受到国际社会一个赞许，首先想问一下中国跟朝鲜从历史一直走到今天，中国跟朝鲜现在的关系最新怎么样？

沈志华：关于中朝关系我想人们有很大的误会。五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朝是亲密无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就我对历史的研究来看，中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首先说朝鲜战争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出兵是帮助朝鲜打美国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出兵。当时1950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一参战，苏联大使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中国做准备，你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帮助朝鲜。中国也做了准备，几十万人马也调到东北，也建立了边防军，但是金日成连中国需要的地图也不给，最后志愿军去用的日本的地图。派军事参谋去勘察朝鲜地形，不让去，后来派了一个武官去了解战局的情况，金日成好吃、好喝、好招待，高级宾馆一住，安了一个直线电话就是金日成接，当时就是蔡成文。后来我采访他，他给我讲当时的情况，他说他得到的消息都是第二天就见报的消息，没有最新的情报。所以后来几次周恩来跟斯大林抱怨，说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什么情况都不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最后仁川登陆，9月28号，平壤已经很危急了，因为联合国军就要过三八线了，最后他们没办法了，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又不肯援助，说这个事最好找中国，最后才请中国出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很……大家在一些战略安排，究竟是继续往南追击，还是整修，越过三八线以后有矛盾，中朝联军谁指挥，是中国人指挥还是朝鲜人指挥，按说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去的人多，当时朝鲜部队几乎已经都给打散了，但是你是在朝鲜作战，金日成想指挥，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不能指挥，你指挥已经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指挥。矛盾也很严重。

五二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金日成想停战，毛泽东坚决不停，说这会在敌人的威胁下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条件，这不表示你软弱吗？等等很多矛盾，最后都是通过苏联给解决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你知我知道，表面上谁也不说，我想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就造成了到战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搞起了一批人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当时也都掌握了党政军很多人在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败露，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政治军委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后来我到西安去采访了一个人，就是平壤市委书记。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使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是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97年去采访的时候都已经到老干部局。

所以中朝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但是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作用。有一段比较好，就是中苏分裂的时候，苏联对朝鲜不好，朝鲜拉中国，后来又不行了，就是中国一改革开放，因为政策大家又不一致了。

在这里，就我个人的估计和判断，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得反过来看，美国人和朝鲜人都希望对方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很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朝鲜人是这么想的，如果中国人根本就不帮我，美国人知道我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那我手里就缺张牌。所以他表面上希望给美国人做出来，我跟中国人关系非常好，什么事他会帮我的，你打我，我有筹码。

美国人其实也是希望中国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他不愿意直接跟朝鲜谈，他希望通过一些能够对朝鲜有影响的大国去影响他，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其实大家心理都心知肚明的，实际的情况是影响力不大，但是表面上又都希望中国给予很大的影响。

董嘉耀：特别是刚才你也提到，当时中国成为抗美援朝的战争遗留下来历史当中的一些渊源，我相信这个渊源，金正日作为金日成的儿子，他应该也知道当中所有的渊源和交往，所以延续到今天，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很多时候看到是中国经常给朝鲜提供很多无私的援助，这方面会不会也是中朝之间近期，包括这一段时间以来互相能够有一种比较良好关系很重要的基础？

沈志华：中国援助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这个是有传统的了。特别是从70年代，毛泽东就喜欢周围国家谁缺什么就给什么，我想这个援助的力度其实是逐步转弱。因为中国也逐步走向务实，不再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朝鲜的确把这个作为一种维持关系的交易，你给我东西我就跟你好，你不给我东西我就给你脸色看。

我研究朝鲜战争，据我了解，朝鲜的几个战争纪念馆根本就没有志愿军的展出，任何一个字、一个画面都没有，他的教育就是这场战争是咱们自己打的，你给他打死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从多少年来朝鲜的展览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都知道。

董嘉耀：最后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你也研究朝鲜问题，最近在中国的网民当中有讨论说，中国的另外一个邻国巴基斯坦是核子国家，也有一些传言说它发展核武器的时候曾经中国给过一些帮助。现在朝鲜核危机，中国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一定不能搞核子武器，中国为什么会那么坚持？

沈志华：我想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他的邻国也掌握核武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到中国的时候给了中国很多的好处，比如旅顺基地还给中国，四个合营公司还给中国，增加经济贷款，增加援助的项目，所以当时赫鲁晓夫非常高兴的问，毛泽东同志你还需要什么就说吧，毛7泽8东说了一句话把他吓坏了，毛泽东说我想要原子弹，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制造原子弹？当时赫鲁晓夫就愣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最后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可以帮中国搞个反应堆。当然反应堆和原子弹是两回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直到55年、56年，中国一再的要求核武器的技术，苏联就是不给，左推右推，说你和平利用，先搞着，先培养人，先讲课学习，最后一直到1957年苏联自己出事了，他们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毛7泽8东也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中国7共7产8党对他表示支持以后，到1957年10月15号就签订了所谓国防新技术协定，就是给中国提供核技术。

董嘉耀：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中国可能要发展核武器计划的时候有他一个历史的背景，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安排时间也要请沈先生继续谈一下有关中朝苏之间的一些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