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马蓉侵犯名誉权:毛泽东为何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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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
作者:舒云
来源:文史参考
2011年09月07日 15:06分页模式
核心提示：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
文章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8月下 作者：舒云 原题为《“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有删节）
9月12日13时，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要问北京是否安全？
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1971年那一次南巡，毛泽东8月15日出发，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这一举动十分反常，以致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非常吃惊。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15时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05分抵达北京站。毛泽东专列从来没有白天进北京，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在早5时抵达济南停车50分钟后，直接开回北京。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不安全？
难道毛泽东已经得知空军司办副主任周宇驰说“轰炸中南海”的话，所以一定要在天黑后进中南海？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毛泽东南巡为了“敲山震虎”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不写检讨，也没有动静，甚至叫“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要再找他，而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却在南方十分活跃。情报源源不断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连着“三板斧”：“甩石头”，开展“批陈（伯达）整风”；“掺沙子”，增加军委办事组成员；“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回忆：“中央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自己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仅带汪东兴等几个人，可是警卫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双枪、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毛泽东走前特别问陈长江，枪里有没有子弹？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四届人大。这番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毛泽东专列抵达武昌车站，并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提出“不要搞阴谋诡计”。次日，毛泽东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等，刘丰也在座，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刘丰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从8月18日到24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不过，刘丰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直到9月6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才告诉了李作鹏。
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速来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在第二天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林彪夫人叶群和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丁盛和刘兴元回到广州军区传达他的秘密谈话，期望有人传话，敲山震虎。
9月2日，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毛泽东谈话时说，7月周宇驰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他用飞机拉走了。程世清还谈到林彪女儿林豆豆叫他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都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些什么。毛泽东望着窗外，没有说话。
9月3日零时，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离开长沙前，毛泽东让华国锋回北京，“只跟总理一个人谈”。汪东兴、华国锋等在韶山滴水洞追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经毛泽东看过，专送周恩来。
9月4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讲话稿，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人敢把毛泽东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
“北戴河”接到情报，“蛇”动了，“虎”也动了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中了圈套，他们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顾同舟向周宇驰和于新野二人报告了传达的内容。9月6日，周、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同一天，李作鹏听了刘丰的透露后大吃一惊，当天返回北京后，秘密向黄永胜汇报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当晚，黄永胜就把情况通报给了叶群。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有这条罪，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李作鹏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毛泽东还是住在他最喜欢的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会议。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据陈长江回忆，服务人员多了些生面孔，且训练有素。外围警卫也有变化，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出面接待毛泽东的几个负责人中，只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说了算，他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警备大权。毛泽东在同浙江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杭州突然转移专列
9月8日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专列。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回忆：“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9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随卫的干部中队措手不及。午饭前他们与当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全身汗透，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返回杭州站。16时毛泽东专列开出杭州，没有通知任何人。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就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
汪东兴回忆：我把上海当地警卫全部撤到外围，毛主席主车周围换上随卫的干部中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此举是因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吗？
要不是等了许世友15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会离开上海。9月11日上午，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还是悄悄离开上海，一路驶回北京。
谁是“内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参考资料：《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上将李德生：最后一位“文革”政治局常委》，《凤凰周刊》2011年6月15日；《红墙，知情者说Ⅲ·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董保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红色警卫》，邬吉成、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耀祠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著，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作者:舒云
来源:文史参考
2011年09月07日 15:06分页模式
核心提示：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
文章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8月下 作者：舒云 原题为《“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有删节）
9月12日13时，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
毛泽东为什么要问北京是否安全？
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1971年那一次南巡，毛泽东8月15日出发，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这一举动十分反常，以致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非常吃惊。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15时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05分抵达北京站。毛泽东专列从来没有白天进北京，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在早5时抵达济南停车50分钟后，直接开回北京。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不安全？
难道毛泽东已经得知空军司办副主任周宇驰说“轰炸中南海”的话，所以一定要在天黑后进中南海？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毛泽东南巡为了“敲山震虎”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不写检讨，也没有动静，甚至叫“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要再找他，而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却在南方十分活跃。情报源源不断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连着“三板斧”：“甩石头”，开展“批陈（伯达）整风”；“掺沙子”，增加军委办事组成员；“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回忆：“中央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自己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仅带汪东兴等几个人，可是警卫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双枪、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毛泽东走前特别问陈长江，枪里有没有子弹？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四届人大。这番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毛泽东专列抵达武昌车站，并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提出“不要搞阴谋诡计”。次日，毛泽东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等，刘丰也在座，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刘丰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从8月18日到24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不过，刘丰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直到9月6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才告诉了李作鹏。
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速来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在第二天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林彪夫人叶群和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丁盛和刘兴元回到广州军区传达他的秘密谈话，期望有人传话，敲山震虎。
9月2日，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毛泽东谈话时说，7月周宇驰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他用飞机拉走了。程世清还谈到林彪女儿林豆豆叫他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都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些什么。毛泽东望着窗外，没有说话。
9月3日零时，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离开长沙前，毛泽东让华国锋回北京，“只跟总理一个人谈”。汪东兴、华国锋等在韶山滴水洞追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经毛泽东看过，专送周恩来。
9月4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讲话稿，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人敢把毛泽东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
“北戴河”接到情报，“蛇”动了，“虎”也动了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中了圈套，他们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顾同舟向周宇驰和于新野二人报告了传达的内容。9月6日，周、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同一天，李作鹏听了刘丰的透露后大吃一惊，当天返回北京后，秘密向黄永胜汇报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当晚，黄永胜就把情况通报给了叶群。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有这条罪，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李作鹏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毛泽东还是住在他最喜欢的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会议。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据陈长江回忆，服务人员多了些生面孔，且训练有素。外围警卫也有变化，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出面接待毛泽东的几个负责人中，只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说了算，他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警备大权。毛泽东在同浙江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杭州突然转移专列
9月8日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专列。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回忆：“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9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随卫的干部中队措手不及。午饭前他们与当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全身汗透，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返回杭州站。16时毛泽东专列开出杭州，没有通知任何人。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就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
汪东兴回忆：我把上海当地警卫全部撤到外围，毛主席主车周围换上随卫的干部中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此举是因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吗？
要不是等了许世友15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会离开上海。9月11日上午，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还是悄悄离开上海，一路驶回北京。
谁是“内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参考资料：《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上将李德生：最后一位“文革”政治局常委》，《凤凰周刊》2011年6月15日；《红墙，知情者说Ⅲ·从“九一二”之夜到“九一三”凌晨》，董保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红色警卫》，邬吉成、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张耀祠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著，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毛泽东为何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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