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宇图片:揭秘刘少奇没有授予军事家内幕[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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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刘少奇没有授予军事家内幕

        建国后,刘少奇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然而,刘少奇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却没有成为36名军事家之一的名衔,其内幕不大为人所知。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经历了长达20多年威武雄壮、艰苦曲折的武装斗争。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正如毛泽东高度概括的那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毋庸置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大都有参加和指挥革命战争的经历。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也是如此。考察刘少奇的生平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刘少奇的军队职务 :担任军中要职,是作为军事家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中国革命军队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刘少奇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在红军时期,刘少奇从1934年10月起任中央红军第八军团党中央代表,12月改任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1935年2月,刘少奇调任中央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9月,兼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未到职)。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从1940年11月起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陈毅)。总指挥部下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军长叶挺,代军长陈毅)。新四军下辖7个师。1941年4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5月改称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刘少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

  刘少奇的军事业绩 :刘少奇在数十年革命生涯中,军事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并作出了很大贡献。20年代,刘少奇就十分重视发挥工人武装的作用。30年代初,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少奇参加组建红军工人师(后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并领导苏区的军事工业生产。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奇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在华北大力发展抗日武装,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指导薄一波等创建了山西新军,使之成为中共领导的一支重要抗日武装。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先后兼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在华中广大地区领导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和反磨擦斗争,皖南事变后主持重建新四军军部,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1943年刘少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后,参与了一系列全国性战略决策,并曾直接领导跨战区的军事部署。在整个革命和建设时期,刘少奇对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些军事行动就是刘少奇直接领导或参与领导的。

刘少奇发动冀东武装暴动。

        1938年7月在河北滦县、遵化、丰润、迁安等地发生的有20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暴动,刘少奇作为中共北方局书记,从准备到发动,直接参与领导。暴动前,刘少奇向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四纵队负责人宋时轮、邓华作了布置,并加派李运昌等赴冀东。7月6日起义提前发动,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向中央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彭真下达三条指令:一、“冀东我军更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二、“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北宁、平榆等交通及电话、电报的联络”,三、“六支队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武装暴动随后大规模爆发。

       8月初,根据刘少奇“速令宋时轮、邓华部队与冀东游击队取得联系,帮助与配合他们作战”等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东渡滦河,与起义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攻克平谷、蓟县、迁安、玉田、卢龙、乐亭等县城。起义武装一度发展到10万人。

        指挥皖东新四军反磨擦战争。1940年3月,国民党军委游击队党务主任李春初,率千余人兵力,企图强行通过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部千余武装人员和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部约3000人兵力,也分南北两路向大桥镇逼来。当时驻在定远的新四军部队只有第四支队约4000。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直接担当军事指挥。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刘少奇急调原在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指令由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领,星夜赶到路西支援。3月13日,刘少奇电令参战的新四军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并作了具体部署。第四、第五支队主力根据刘少奇等的部署,联合作战,先将从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击溃,并攻占定远县城。颜仁毅部不得不回兵救援。第四支队早已等在高塘埔拦截,经过激战,一举消灭了颜部。两次战斗共歼灭敌军25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了津浦路西根据地。

  津浦路西战斗打响后,盘踞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见新四军第五支队开往路西增援,乘机调集6个团1万多人,于3月19日向第五支队大本营半塔集发动围攻。当时在半塔集仅有第五支队留守部队2000人,情势危急。刘少奇等一面要留守部队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支队主力急速回师路东。刘少奇又通过陈毅调苏北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西驰援。路东留守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率领下同敌人激战8昼夜,坚守半塔集阵地。3月28日,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和第四支队一部打回路东,奔袭半塔集。苏北挺进纵队叶飞部在西进途中,重创韩德勤主力独立旅。至此,韩德勤部全线溃退,向淮河以北狼狈逃跑。半塔集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刘少奇指挥的皖东反磨擦战争,创造了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后发制胜,军事、政治双赢的成功战例。这一战例后来在打开苏北局面的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中得到进一步运用。

     
            1955年,少奇与毛泽东、朱德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指挥苏北新四军反“扫荡”战役。1941年6月,日本侵略军对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6月中旬,日军迅速攻占兴化、东台、泰州水网地区,其势汹汹向新四军军部、华中局所在地盐城扑来。当时刘少奇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起,指挥这场反“扫荡”战役。作战前,刘少奇、陈毅制订了战术原则:主力部队分散,避免正面决战,选择敌之间隙,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采取小部队动作,分散作战,就地游击。战争打响后,为避敌强攻锋芒,刘少奇、陈毅“决定将盐城部队疏散各村,军部拟于最近移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7月20日,日军出动17000人兵力分4路大举进攻盐城,寻歼新四军主力。21日,刘少奇、陈毅等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对有关师、旅的任务作了明确布置。各部队相继展开后,刘少奇、陈毅又要求“采用河道伏击战及村落夜袭战。河道伏击应以连为单位,广泛布置层层阻拦,以击沉敌之汽艇为主。村落夜袭以扰敌人,捕捉敌之步哨并歼灭敌之薄弱据点为主”。同时,刘少奇、陈毅命令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跳出敌人包围圈,南下苏中,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据点,迫使日军回援。在新四军南北两路的打击下,日军于8月20日停止“扫荡”,退回原地。这次反“扫荡”战役,新四军总共战斗135次,打死打伤日伪军1932人,击沉敌汽艇13只,缴获大量枪炮弹药。新四军伤亡百余人。

  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全国战略,调动10万大军进军东北。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谁能抢先控制原由日本军占领的东北地区,谁就能取得战略主动权。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这场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1945年9月7日,刘少奇指示中共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令中共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统一指挥,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9月15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命令: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其中华中20个、山东30个、晋察冀25个、晋冀鲁豫25个,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第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以李富春为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并以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从山东分局到东北工作,陈毅、饶漱石从华中局到山东工作并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并受华东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总的战略部署确定后,刘少奇陆续向各部队发出具体指示,逐一督促落实。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电到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5万基干兵团,限电到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10月6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要第三师部队到山东后继续兼程北进,开赴东北。这期间,刘少奇还发出了一系列具体指令,指挥部队调动。

  刘少奇指挥的这次军事部署,是中共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略移动。一个多月后,这些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撤到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新四军军部率第二、四、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到山东,由军部兼山东军区。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指挥东北部队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指挥东北战场。11月,开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10多万人陆续抵达。然而,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也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1月16日国民党军攻占山海关。11月底,中共方面主动撤离锦州、沈阳。东北形势吃紧,中共军队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2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8日,刘少奇再次指示东北局,要他们把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的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的控制作为工作重心,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12月7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地区军事指挥员林彪:“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12月24日,刘少奇又指示东北局书记彭真:“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军队扩编到22万人,部队向东、北、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刘少奇的军事论著:刘少奇是一位富于理论思维、理论修养的指挥员,擅长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在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多谋深思,写下了不少军事论著。这些军事论著,反映了刘少奇的战略战术和建军、用兵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当时,抗日战争开始才3个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刚刚开进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到华北敌人后方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式呢?毛泽东于1937年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但对游击战争的各种基本问题未及研究和论述。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本著作,是第一部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在华北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刘少奇在这本著作中,以信服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阐明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取得胜利的可能,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与改造,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与游击区域中抗日政府的组织,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基本政策。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本著作,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诸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的观点是一致的。

  1938年3月21日,刘少奇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题为《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的演讲,较早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7月1日,刘少奇在《解放》杂志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一文,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正规军队、游击队、人民自卫军的发展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巩固这些抗日武装的具体措施。1941年6月6、7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系统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加强军队建设的各种措施。1942年2月15、16日,刘少奇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新四军军部及各师的战绩和作战经验,提出了新四军今后的战略任务。

  刘少奇1942年10月10日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演讲,1943年3月写了《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这两篇数万字的长文,从宏观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论述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战略和策略的关系。他在论述新四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时说:“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1945年秋,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战略移动,其间起草了几十份文件、电报、指示。他在这些文稿中,论述了必须根据战争全局及时调整总体谋略、先机占领有利战略地位、绝不能错过千载一时之机、军事行动贵在抢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等主张,发挥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次视察部队,并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发表指示、讲话。

       刘少奇还是培养举荐军队优秀人才的伯乐。诸如粟裕、饶漱石等等。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粟 (1907~1984) 总参谋长,开国大将。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粟裕与其他师长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位军部最高负责人的嘉许,他当然由衷高兴,也深感任重道远。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期间,在东北,刘少奇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在华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华中局的建议,“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

        同时,刘少奇还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但“有古名将风”的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恳切地说:“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的诚意终于被刘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出于华中军区领导上层团结考虑,愿意在张鼎丞领导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赋予的重任。

        刘少奇深为粟裕不计个人名利的公心与谦让品格而感动,接电后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但同时决定在华中军区组建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前方打仗事宜。决定之后,刘少奇亲自起草了回电。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1947年5月,陈毅与粟裕组织指挥孟良崮战役合影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华东局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方案。粟裕的建议与刘少奇的纳谏,均为后来华东野战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全国战区战绩第一的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果兴奋不已,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几样难得一见的好菜,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图为刘少奇在莫斯科住所的办公室里。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1949年秋,刘少奇同王光美在中南海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

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刘少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1954年10月1日)侯波摄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图为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

        说到36人军事家的名单,完全谈不上完美,没有列入名单的未必就不够格,列入名单的也未必就够格。例如,名单中的一大部分人是一刀切列入的,只要是元帅大将就是军事家,上将就不是,这显然不合理,因为当年的授衔有政治因素和山头因素,不完全是按军事资历和战绩战功的。比如肖克,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20师副师长,如果他在红军后期或抗战初期牺牲,肯定会列入军事家名单,结果活了下来,反而当不上军事家;再比如张宗逊,曾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下级许光达是军事家,上级却不是;还有,新四军七个师长,五个是军事家,六师长谭震林、七师长张鼎丞因为既未牺牲又未授衔也未当过国家主席,于是就不是军事家,显然不讲理。

        名单中的杨尚昆、方志敏则明显算不上军事家。杨尚昆的军事生涯非常有限,他仅在33年到37年之间担任过总政副主任、三军团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的军委秘书长只是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负责行政后勤工作,他的军事资历连刘少奇都不如,更不如腾代远。方志敏虽然曾担任过红10军政委、闽浙赣军区司令,但他主要是党政干部,比他更合格的还有同一类型的周逸群、吴焕先等,授予他军事家称号大概是因为赣东北山头没有更合适的军事代表人物,周建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的代表性不够。

        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军事家,有三方面的标准:一、是否担任过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二、是否具有重要的军事业绩,即是否成功地指挥过战役层次以上的战争,或对军队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三、是否有重要军事论著,或提出过重要军事思想。一般地说,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的两条,就可以是合格的军事家。许多高级职业军人,甚至公认的军事家,也往往只对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具备这三方面标准的只有少数人。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担任军队职务、指挥战争的实践和所建立的功绩、军事思想军事论著这三个方面,都相当突出。因此,刘少奇作为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自然,刘少奇没有授予军事家的原委就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