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蕉牛奶的晚上喝功效:为什么《水浒》伴毛主席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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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水浒》伴毛主席一生？
几百年来，《水浒》在中国人民中普及甚广。古代说书唱戏的有之，前些年有山东电视台拍的８６版《水浒》电视剧，后来又有央视９８版《水浒》电视剧，现在，新版电视剧《水浒传》正在热播。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如果再把毛主席一生受《水浒》的影响加进去，就足以证明，《水浒传》在中国人民中影响甚广。
纵观毛主席一生，可以看出，他对《水浒传》及其主角宋江的解读，有一个质的飞跃，甚至判若两人。
自少年时代起，毛主席就爱读《水浒传》，到老兴趣不减。他曾经指出：“《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据1936年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小学时代，他就“瞒着老师”，在课上兴致勃勃地读《水浒传》，这是最易受感染的年龄段。可以说，《水浒传》对少年毛主席的最大影响，就是“激起了他反抗现有秩序的精神”。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主席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斯特尔特·施拉姆《毛主席》24页）
1939年，毛主席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列举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宋朝就举了宋江与方腊。若以规模论，宋代三次农民起义是：宋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期的方腊起义，北宋末年的钟相杨么起义，宋江起义规模不大。他之所以提宋江起义，恐怕还是梁山起义在老百姓中流传影响甚广的缘故吧！
1944年，毛主席看完新编平剧《逼上梁山》，“十分高兴”地驰函编导，表示祝贺，还“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用意很清楚，就是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相号召，鼓动全国人民推翻旧统治秩序，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其潜台词不言而喻。
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场合，毛主席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董志新《毛主席读〈水浒传〉》111页）类似“逼上梁山”的话头，他对其他外宾也一再说过。毛主席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说明：“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主席外交文选》225页）
总之，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路线政策，抑或方法策略，乃至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水浒传》都对毛主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也从中汲取了诸多的营养。例如，他就毫不掩饰地承认：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陈晋《毛主席之魂》373页）
在其革命生涯中，毛主席将《水浒传》作为可资参考的革命教科书，则毫无疑义。
1949年以后，在新中国政权和建设中，毛主席一如既往，从《水浒传》中借鉴思想、方法、知识与灵感，娴熟运用到政治工作、经济领域与文化战线的方方面面，其例甚多，不必赘(zhuì)举。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身为大国领袖，但国家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他又把“逼上梁山”论推广到国际关系中。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主席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毛主席交往录》422页）
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主席向苏共领导权叫板，再次扮演了造反的角色。
是否可以说，无论在国内斗争中，还是国际角逐中，当自知处于弱势时，《水浒传》对毛主席来说，就是革命的教科书，他在其中读出的，都是梁山好汉的造反形象。
1965年，就在中苏论战方酣之际，毛主席与各大区第一书记有段谈话：“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陈晋《毛主席之魂》132页）其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毛主席这里所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表明他已在思考“身边赫鲁晓夫”的问题。这次谈话，可视为毛主席对《水浒传》总体解读开始转向。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其发动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诠释《水浒传》的后期思路出现了一次升华。1973年岁末，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已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陈晋《毛主席之魂》修订本162页）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也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毛主席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
姚文元政治敏感度最高，不愧理论权威，当天，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这对“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主席批示“同意”，表明正是毛主席决策从“思想路线教育”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评《水浒传》运动是他的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
不能不佩服毛主席读《水浒》，目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
《水浒传》确有蛛丝马迹的细节反映了宋江上山后，与晁盖在领导权上的矛盾与争夺。及至曾头市误中毒箭，晁盖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出临终遗言：“贤弟保重，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晁盖如此说，也就是说这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与他宋江无关了。推晁盖的意思，能捉住射死晁盖者，当属林冲。但晁盖并没有为他把路铺好，林冲缺乏人气，林冲自己也没有思想准备。这就使梁山革命大业毁于一旦！
越到晚年，毛主席越担心修正主义的复辟，他与当时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有一次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在其心目中分量越吃重。他说：
“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主席传（1949－1976）》1781－1782页）。实际上，毛主席晚年念念不忘的就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
毛主席在号召把《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的同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毛主席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主席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呀！
《水浒》伴了毛主席一生，前半生，汲取其中革命精髓；后半生，总结出反修防修思想，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了注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思想的精华，但这也与毛主席一生研究《水浒传》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有人认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是极端错误的！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绝不是现在才有的！毛主席说过：马列主义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说宋江搞修正主义，超出了历史可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晁盖是主张“造反有理”的，是革命派，是马克思一派的；宋江是认为“造反有罪”的，所以他阴险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从根本上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如此说来，修正主义自古就有，上世纪的赫鲁晓夫是，上上个世纪的伯恩施坦是，八百年前的宋江更是！《水浒传》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今世界最大皇帝是谁？是帝国主义！最大贪官是谁，是特色社会的统治阶级！贪官抛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马上就投靠了帝国主义怀抱，不是么？那个人不是刚一上台，1979年1月，就迫不及待地去访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新加坡了吗？不是马上就停止输出革命了吗？
所以，在当今世界，谁敢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他就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谁要是想方设法巴结帝国主义，鼓吹什么与国际接轨，WTO什么的，他就是修正主义，宋江是修正主义，它与世界（当时的朝廷）接了轨，屠杀方腊农民起义军。讨论《水浒传》的真正意义，就是认清当代修正主义的本质，以利于革命运动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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