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港高盛的平均工资:试析一张寿光老照片背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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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张寿光老照片背后的历史 - 李 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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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
金马
公孙弘
《汉书》
刘氏
这张照片更为珍贵之处，是人物背后也就是这户人家中堂
这辐四条屏因被遮挡，文字不全，开始用了很多功夫猜测缺漏的文字，后来突然发现，条辐所书内容为节录的东汉著名经史学家班固的《两都赋序》，全文为：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謌（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汉武帝和汉宣帝两朝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此赋可以说是对西汉鼎盛历史的一个形象概括。
“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崇礼官，也就是“独尊儒术”；考文章，也就是“举贤良文学”，设“五经博士”。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关于“金马”，一说为宦者署门傍有铜马，故谓之金马门；一说为贤人待诏处，《汉书》曰：“天子擢弘（公孙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如淳曰：“武帝时，相马者东门京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与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看来这个金马门与推荐贤人、能人有关，为伯乐之属的办公地点。“石渠”，国家藏书和读经书的地方，《两汉纪》云：“上因令向（刘向）受谷梁春秋传，与诸儒讲《五经》于石渠。”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是汉武帝政治治理的重要特征和功成名就的重要原因。武帝初年设五经博士，元光元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又提出设太学，专门培养五经博士。元朔年间公孙弘为相时，建立了一整套培养五经博士，选贤良文学的制度。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同被征召，拜为博士。
“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武帝郊雍拜五帝，后禅泰山拜泰一，定郊祀之礼。公卿李延年好音，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乃立乐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汉武帝“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兴废继绝（兴灭国，继绝世），润色鸿业。”
大汉帝国这时“众庶悦豫”，《汉书“载：“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众庶街巷有马，仟陌之间成群。”
因为世道太好，上帝光顾，“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
《汉书》载：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载：“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
又载：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
又载：元封二年冬“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作《芝房之歌》。
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歌“荐于郊庙”。制礼作乐，如《汉书》言，可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这是汉宣帝时的一些瑞符经国大事。
《汉书·宣帝纪》载：
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
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
地节二年夏四月，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大赦天下。
元康元年三月，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
元康三年春，神爵数集泰山。六月，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
汉宣帝视这些祥瑞之事，为上帝赐福，每每出现，都大赦天下，赐爵减赋加帛，如神爵二年诏曰：“凤凰甘露集降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甘露二年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槁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其赦天下。减民算三十。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
汉宣帝有亲民思想，如他所言，“唯恐羞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姓。”
行“与民休息”之策，轻徭薄赋，“明休息，思富养民”。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昭宣中兴”时代。
汉宣帝将这些祥瑞福兆，作为年纪。从公元前61年至前49年，用神爵、五凤、甘露、黄龙纪年。
这时的“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两汉纪》云：“汉武之世，得贤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至孝宣承统，继修鸿业，亦讲论六艺，招选取茂异。”
汉武帝重用侍从之臣，让所谓“天子之宾客”参预谋议。侍从、宾客，本来在行政系统中没有什么地位，但由于侍从于皇帝左右，成为皇帝的心腹，并跟随皇帝以备“左右顾问”，形成了掌握实权的决策集团。《汉书》载：“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承相。”
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虞丘寿王，为侍中中书；东方朔，为太中大夫；枚皋，为郎，这些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夜献纳”，在皇帝身边，或议论朝政，或出谋划策，或向皇帝献纳诗赋歌功颂德。
这辐书法作品，刚劲有力，行笔洒脱，而所书内容又是歌颂武、宣二帝闻名的班固的《两都赋序》，书法的作者肯定不是乡间的一般绅士或文人，而是与朝廷有某种联系的高官大学士。
具体说，这辐书法大作产生于什么年月？是那位大文人的手笔？因条屏最后书写这些信息的部位被一盆假花遮挡，这些信息成了空白，无法知晓。但非常可贵的是，条屏最后的上部还留下了“崑泉四兄”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就成了揭开这辐书法作品谜底的唯一线索。
按照书法常规，这辐条屏的最后部位应该有以下内容：班固《两都赋序》，什么年、什么月（或季）什么人书，而“崑泉四兄”在这些文字的上头。“崑泉四兄”这四个字的上方或者下方有缺字，完整的书写格式，应为“崑泉四兄雅瞩”或“崑泉四兄雅正”之类。
“崑泉四兄”不是书写者，但有其兄必有其弟，既然是遵“崑泉四兄”之瞩，遵瞩者必然是老五，是小弟，因此落款处书写者名字前还必然有“愚弟”二字。而且由此可以判定，这里有个兄弟五人的小社团。这个五人小社团都是哪五人？都是什么人？目前还没有看到可靠的文献标示或证明，只能进行推测以寻求间接证据。
清人撰修的《寿光乡土志》载：“刘珝，字叔温。生而颖悟。五岁时有老人相之，曰：是儿面有纹，类丞字，后必为相。正统十三年（明朝正统十三年为英宗十三年，即公元1448年）成进士，；累官至太子太保，谨身殿学大学士。直经筵日，每进讲，反复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学士刘定之称为讲官第一。入内阁预机务。宣宗极重之，每称为
明朝时，寿光人刘珝（公元1426年——1490年），正统十三年进士，授编修。成化十年进吏部左侍郎，充讲官。次年以本官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寻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学士。
刘鈗（公元1476年——1541年），刘珝之子，字汝中，号西桥。少聪敏，八岁时宪宗皇帝召见，命为中书舍人。历官五十余年。嘉靖中至太常卿兼五经博士，仍供事内阁诰敕房。
据《寿光乡土志》载，刘鈗娴于文笔，与李崆峒等四人为友，时称五才子。据此，“崑泉四兄”及他们的兄弟五人，或者说是崑泉五兄弟，似乎与刘鈗他们五才子有关。这一判断的另一个证据是“崑泉”二字。崑泉之“崑”，不是昆弟之昆，而是崑崙之“崑”。用此“崑”必有其特别的用意。
张华《博物志》引河图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之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崑崙五泉流入中国成黄河，崑崙五泉何等神圣、伟大！？有多么丰厚的炎黄文化内涵！？五才子自比崑崙的五泉兄弟，似乎非常吻合这些文人雅士的情调和胸怀。
刘氏家族是寿光阳河地区最大、最有声名、最受人尊敬、也最有历史的大家族。刘珝之父为刘昺，英宗时人，通经史，善诗文，不慕荣利。晚号
阳河刘氏家族把颂扬汉武、宣二帝的《两都赋》，世世代代悬挂祖屋的中堂之上，表明阳河刘氏家族与刘邦的西汉王室有某种亲缘关系。依据史料推测，这种关系大概有三种可能；一是阳河刘氏家族是汉高祖刘邦的子孙后代，刘氏家族是汉皇室的后裔；二是阳河刘氏家族是高祖宠臣娄敬即刘敬的的后裔；三是阳河刘氏家族是汉武帝丞相公孙弘后裔的亲家。现就这三种可能情况做一些分析：
1. 阳河刘氏家族是汉高祖刘邦的子孙后代。
楚汉之争时，楚王韩信东征齐获大胜，改封楚王韩信为齐王，都临淄。刘邦消灭异姓王后，行非刘姓莫王的分封制度，至刘邦死后，被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共有九个。在齐地被封的为刘邦长庶男刘肥，称齐悼王，都临淄。《汉书·高帝纪》载：“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汉书·高五王传》载：“齐悼惠王（刘肥）子，前后凡九人为王：太子襄为齐哀王，次子章为城阳景王，兴居为济北王，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葘川王，卬为胶西王,雄渠为胶东王.”刘肥之子刘贤为葘川王。西汉景帝三年，济南、葘川、胶东、胶西等诸王与吴、楚谋乱，皆自杀，因此徙济北王刘志为葘川王，即懿王。葘川懿王传子刘建。“懿王之子孙亦大量封侯，在寿光境内的的有：剧元侯、懿王子刘错传六世；平望侯懿王子刘赏传六世；益都敬侯刘胡传三世。┅┅在寿光境内，还当有宜城侯（今益城）刘偃，亦是懿王之子，传二世。”（孙仲春：《寿光史略》第２８～２９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根据《汉书·高五王传》，葘川在齐都临淄以东，胶东、胶西郡（或国）以西。应该说汉初刘贤的葘川国地域还是很大。但《汉书·地理志》载：“甾川国，文帝十八年别为国。县三：剧、东安平、楼乡。”对《汉书》此记载，经史学学有不同看法，徐松曰：“葘川始立国恐怕不止领县三，传称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冢园邑，尽予葘川，薛初属楚，故为薛郡，不止一县地，实临淄东境也。宣帝五凤中，王终古有罪，诏削四县，若只领县三，何足当削，此恐薛先为所属，削后移属之也。”谭其襄按：“葘川国武帝元朔二年以前领域颇大，元朔二年以后陆续分封二十一个王子侯国别属北海等郡，宣帝时又削四县（薛县或在其中）版图方才缩小到三县之地。这就是说以剧（今寿光南纪台）为都的刘肥子刘贤的葘川国，武帝以前版图相当大，也就是前面说的在临淄以东，胶东、胶西以西的这一大片土地上。
综上所述，在今寿光这片广大的土地上，经过长期的繁衍生息，留有刘氏王朝的大量后世子孙。明朝的阳河刘氏大家族，很可能就是汉时都剧（今纪台）的葘川国王的刘贤、刘志的子孙后代。
2. 阳河刘氏家族是高祖宠臣娄敬的后裔。
在西汉王朝的建设和治理中，齐国的一位小人物娄敬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高帝刘邦欲都洛阳，戌卒齐人娄敬求见，历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土地肥沃，金城千里，乃天府之地，力劝高帝入关而都之。《汉书》载：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曰奉春君。”
这位齐人娄敬很可能就是汉葘川国人。汉初的葘川国后辖三县，为东安平、剧和楼乡。东安平在剧的西北，即临淄以东的寿光地域；楼乡在剧的东北。“楼”，娄的衍生字，楼的本字为“娄”，楼乡即娄乡。
三、阳河刘氏家族是汉武帝丞相公孙弘后裔的亲家
班固的《两都赋序》歌颂的是汉武帝和汉宣帝的丰功伟业，而武帝时，北海葘川国在武帝左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丞相公孙弘。《汉书》曰：“公孙弘，葘川薛人也。”因薛城、薛县在徐州滕县界，经史学家对公孙弘的祖籍是不是葘川有些争论。尽管多数经史学家，依据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惟葘川北近海，而鲁国薛县去海绝远和“葘川国复推上弘”的记载断定，公孙弘为葘川人，但对葘川薛人的“薛”，有各种假设和说法，但都不能以理服人。清人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汉志》：‘北海郡有■县。’（注：■字为“幸瓜” ,电脑字库无此字）颜注：‘■即執字’。《王子侯表》：‘■节侯息’,《史·表》作報，师古又谓即瓠，報又瓠之讹，师古自相矛盾。■、執与薛边旁相似，音复相近，盖薛即■之讹。“幸瓜”字诸书不多见，或竟误读作薛，或此县名音本作薛（县名不读本字，各从土音者甚多）。《汉志》（幸瓜）属北海。县北六十里有霜雪城，既濒大海，又近剧县，西南去临淄，东南去北海郡皆不远，故齐、淄川、北海三处皆可统辖，盖雪又薛之讹。”叶氏认为，北海的（幸瓜）县即薛县，又讹为霜雪城。因此公孙弘为北海葘川（幸瓜）薛县人即霜雪城人无疑。
公孙弘是武帝的重臣。《汉书》载：“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元始中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节俭，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公孙弘，一代人杰，身居宰相位，身穿布衣，食脱粟之饭，奉禄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为地地道道的雅儒清官。《汉书》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皆有功迹见面述于世。”公孙弘辈，也乃《两汉赋序》中所列之贤士。
公孙弘还为齐国的子孙后代，也为葘川国的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事，即诛主父偃，为齐悼王后裔平反。
主父偃，齐国临淄人，在齐国受排挤，诸侯宾客多厌之，后有功朝廷，大出狂言曰：“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汉书·高五王传》载；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皇上拜偃为齐相，让去齐国处理此事。“偃至齐，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辞及王。王年少，惧以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汉书·主父传》曰：“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主父偃因淫乱之事逼死燕王定国后又逼死齐王次昌。这时赵王上书揭露主父偃的一些恶行。而公孙弘也大声疾呼：“齐王以忧死，无后，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偃遂坐诛。偃虽被诛，但齐因此无后，国绝。葘川国与齐国相邻，“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冢园尽以予葘川，令奉祭祀。”也就是把临淄以东的齐地，连同悼惠王冢园一起割给葘川国，并由葘川国奉祭悼惠王。武帝时的葘川国领土，西面已经到了临淄。
公孙弘与葘川国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公孙弘后裔与葘川国王室建立某种亲缘关系，如公孙弘儿孙辈女子嫁给葘川王室，很有可能。《寿光乡土志》有如下文字：“阳河村（刘氏）明成宏正嘉时，人文蔚起，最为望族。后析居野狐北星落公孙庄诸处，传至今历二十五世。”阳河刘氏后又星落公孙庄。公孙庄，公孙氏族的聚居地。表明刘氏与公孙氏，在明时建立了某种因缘关系。公孙弘在武帝时的执政功业，确实值得后世子孙骄傲和颂扬。刘氏后人将歌颂武宣盛世的《两都赋序》悬挂中堂，是为铭记先辈功德。
（写于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