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的配枪:“三狂”州长曾28岁当县长:事实回击“培养”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16:01:34



“三狂”州长曾28岁当县长:事实回击“培养”说

闲散一石

     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已经名扬天下,他的“事迹”令人咋舌,人称“杨三狂”。
     一是狂热,不顾实际招商引资上项目,狂热追求政绩工程。比如,投资150亿元建设“万国总统府”,投资120亿元建设云南旅游产业城,投资上百亿元建设葡萄酒城……这几年来到楚雄,杨红卫津津乐道的是这些“大手笔”,感兴趣的谋划“大思路”,“全力招商引资”。熟悉内情的当地干部都知道,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大项目是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二是狂妄,视纪律、法律为“儿戏”。比如,在与云南省一位厅长座谈时,发生分歧,他竟然拂袖而去。他躺在沙发上就给班子成员安排工作。他想当州委书记,每次见到省委领导就会迫不及待地报告:“领导,我已经给你选好州长了”。新州委书记到任,在他代表州领导作表态发言时讲:“我也想当州委书记,组织让谁当谁就能当”楚雄州纪委连续查了几个案后,他公开说:“再查,我断了你们的财政供应。”在这次查办牵涉他本人的腐败窝案时,他甚至要求公安局长去查办案人员,“怎么他们来了这里,我们盗窃案这么多。”
     三是狂欢,极尽寻欢作乐之能事。吸食毒品——杨红卫在会议主席台上“吸食毒品”,被称为“吸毒州长”。淫乱不断——他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上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办公室、宿舍均成为他淫乱的场所。汹酒成性——杨红卫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他高兴了要喝,生气了也要喝,有客人要喝,没客人也要喝,往往还要把自己喝多,借着酒兴发号施令。

     在这里不讨论云南省怎么选拔了这么一位“三狂”州长,只是说,杨红卫28岁任县长,42岁任州长。杨红卫,男,彝族,1963年8月生。1983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历任乡长;共青团红河自治州委书记;弥勒县副县长;弥勒县委副书记,县长(28岁);红河自治州委常委、秘书长;红河自治州委副书记。2005年9月任楚雄自治州委副书记。10月10日任楚雄自治州代州长(42岁);2006年2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算一算账是这样的:20岁工作,28岁当县长,从一般干部、副科干部、正科干部、副处干部、正处县长,一共是五级,只用了8年时间,平均一级不到1.5年,是典型的“火箭”干部。

     为何讨论28岁当县长这个话题呢?因为恰恰河北馆陶县出现了一名29岁的县长,他的情况比杨红卫更离奇。不知道从何处、学的什么专业,弄了一个中专毕业,立即被“组织”作为“超级官”(相当于袁隆平的超级稻)进行培养,12年跨了三个县,任了10岗,有的还不到1个月,到了29岁,刚好混完了当县长所需要的所有经历,于是被“秘密任命”为县长。此前,湖北还有一个周森锋,也是29岁当县长,同样引起公众强列质疑,最后“组织”给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避避风头去了。人们对此提出强烈质疑,不是因为他们当了官,而是从他们的经历看,公众没有发现他们有过人之过,更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政绩,人们需要有能力、有修养的官员为自己服务,而不愿有一个需要公民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县长。

     这些年,“年轻”的大旗被高高举起,在这面大旗之下,德才表现荡然无存,杨红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说杨红卫的提拔就是腐败的结果,只从他的“三狂”来看,他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党员,一名不合格的官员,甚至是一名存在天然缺陷的坏材料,可是却被“组织”当成了宝贝,培养来培养去,提拔来提拔去,最后却是一个十足的贪官、坏官、色官。为何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在于选拔干部标准失范,什么都不讲,只讲年轻,或是只讲学历,或是只讲资历,而将党一贯坚持的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杨红卫是这样,闫宁难道不会这样吗,包括周森锋也不见得不是这样。

     真正好的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精心培养出来的。如果能够培养出来优秀官员,那么就不会出现历代断送政权的末代皇帝了。要知道,皇家为了保证江山永固,在培养未来皇帝方面可是想尽一切办法,精心再精心,可最终有几个优秀皇帝是培养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杰出皇帝全部都是干出来的,是打江山打出来的。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是谁培养出来的?老一代革命家中,有许多都是年轻干部,28岁不说当团长、师长、县长、地委书记,就是军长、方面军司令也有,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组织培养出来的,都是自己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现在,各级组织动不动以培养年轻干部为由,尽干一些违背规律的事件,怎么可能达到预期效果?杨红卫28岁当县长,除了培养他的“三狂”之外,估计不会有其他正面效果,否则,经过近30年的培养,他早就该成为革命家了,可事实上他成了非常出名的贪官,有力地回击了“干部培养说”。特别危险的是,培养干部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篡夺党和人民的权力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情况已经在某些基层政权组织中露出了苗头,值得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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