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那位乾隆大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清史稿》说，因为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过优，皆致罪戾。乾隆曾发布指示，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见，乾隆对大臣贪污与进贡的关系是有所认识，有所评估的。确实，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对乾隆朝臣工进贡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16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对象”，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无不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总有“如意”。“如意”，又称“握君”、“执友”、“谈柄”，由古代的笏和搔杖演变而来，多呈S形。如意的材质多为各色玉石、金、银、铜、铁、犀角、象牙、竹、木、陶瓷等等。进献给乾隆的如意，一柄整玉的需花费数千两白银，如果再镶嵌珍珠作为装饰，恐怕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36年11月初八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而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任务，必有下属百般迎合。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闻听人们议论李侍尧一案，“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

　　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风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听不进去，不等于没有明确的意见。事实上，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59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15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11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55年，这位皇帝80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400万金协办这次庆典。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倘若都处于所谓的盛世，焉知慈禧不如乾隆？扯得太远，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对象，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不闻不问、情绪懈怠不就行了嘛。其实这不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统治阶层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而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李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