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港城有竹宝堂吗?:开会办法(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15)

　　被孙中山视为民权基石的“罗氏规则”开始在中国流传　　
　　
　　中国人虽然开会很多，但普遍不会开会，“不公平，没效率”是大量会议的通病。“要么是权势人物垄断会议，要么是与会各方争吵不休，议而不决。与会者不会发言，不会辩论，要么沉默，要么如同打架，不能理性地倾听和说服。”
　　
　　“爸爸给两个儿子分蛋糕，怎么分才更公平？”

　　“应该让一个儿子负责切，一个儿子负责挑。”

　　在一个又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袁天鹏不断重复这个看图识字式的讲解，以便让每一个听众明白什么叫“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像爱因斯坦向除12位科学家之外的人类解释什么叫“相对论”。

　　这位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自从1999年在阿拉斯加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接触到《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对它着了迷，从此花费大量心血致力于罗氏规则的中国推广。

　　140年前，美国麻省的年轻陆军军官亨利·马丁·罗伯特发明了一个开会的好办法。《罗伯特议事规则》后来成为美国社会广泛采用的议事手册，在从国会听证、法庭辩论到公司股东会的各种大小场合里发挥作用。

　　“这套法则教我们怎样开好会，让与会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充分的表达。”袁天鹏对记者说，“推广它是我的事业。”

　　袁不是第一个推广者。90多年前，孙中山最早把《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并介绍给中国人。这位中国的共和之父把“提高国人议事能力”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石，在《民权初步》中加以推崇。但从那时至今，罗氏规则在中国鲜为人知，几近失传。

　　时隔将近一个世纪后，议事规则再度东传。袁天鹏不久前成为世界权威议事规则研究机构NAP的第一名中国会员，他在归国后效力的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里采用罗氏规则召集会议。

　　如今，袁的同道者还包括一部分致力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试验的学者和地方官员。
　　
　　学习开会

　　“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所说服的动物”。亨利·马丁·罗伯特生前说过。他发现人类的分歧一旦出现，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里靠语言来消除的。

　　美国南北战争时，麻省贝特福特25岁的陆军中尉亨利·马丁·罗伯特奉命主持地方教会一个讨论支援北军作战的会议。因与会者陷于无休止的分歧和争论，会议未达成任何议案而散。

　　这位西点军人因此发誓，若不找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从此不再参加任何会议。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时代开始就开会决议军政大事，但民众自己并没有一部开会议事的统一规则。罗伯特决定自己写一部。

　　他用几年努力完成了他的作品。对书的销路心存顾虑的出版商在罗伯特答应自己出钱买1000本后同意帮他出版。1876年2月，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正式出版。此后30多年间，这本开会规则卖出200多万册，成为美国民众开会的标准手册。

　　1917年，在已经是将军的罗伯特出版规则修订本两年后，孙中山写下了他的《民权初步》。该书在翻译罗氏规则的基础上提出“议学”的概念。他讲到国人议事能力的低下，讲到像西方人那样从小学习使用议事规则，使民主理念得以付诸实践的重要性。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孙中山写道。他说自己以“兵家操典”的风格写成这本实用手册式的《民权初步》，希望不仅教育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也教授他们当家做主的方法。

　　但是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并没有得到传承。80多年后，袁天鹏对这一失之交臂的成果仍惋惜不已。
　　
　　律所试验

　　“《罗伯特议事规则》为美国社会带来议事规则的和谐与稳定，但在中国很少有人听说这套规则。”袁天鹏说，民主不仅是选举，也是协商，如何开会议事是民主决策的关键。

　　在袁看来，中国人虽然开会很多，但普遍不会开会，“不公平，没效率”是大量会议的通病。“要么是权势人物垄断会议，要么是与会各方争吵不休，议而不决。与会者不会发言，不会辩论，要么沉默，要么如同打架，不能理性地倾听和说服。”

　　有鉴于此，袁天鹏2007年3月回国后，就在他供职的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开始了推广罗氏议事规则的布道试验。

　　每星期一，袁都会准时出现在“合伙人会议”上，做会议的主席：面对律师，这群以规则为职业的人，以罗伯特议事法则切入他们的会议议程，通过合理的发言权配置，主导会议的流程。

　　“主席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只能对程序发言，主持对议题逐条讨论，询问大家的意见，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和辩论次数，保证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议题。”袁天鹏按照罗伯特议事法则阐释会议主席的功用。

　　在律所的“第一课”，袁天鹏就遭遇了麻烦。

　　那天是秦兵他们律所的团队会议，合伙人、普通律师、助理都来了。会上，一位张律师站起来提议：“我们律所一起来排演话剧《哗变》，因为此剧充满了职业精神和智慧，有助于提振我们这个刚刚成立团队的士气。”

　　马上有人反对，理由是团队中具备表演能力的人不够。

　　张律师显然没有考虑过可能遇到反对，她的提议缺乏准备，过于简单，也许她只是想让大家帮着一起想办法做成这件事。

　　“在议事会议上，这种心理可能是有害的，让大家对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发散式地想办法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并且往往稍遇反对就会失败。”袁天鹏后来分析说。

　　一个律师事务所，最多的会务是讨论“分案子”。这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是和所有的科层制或者人情盛行的“单位”一样，往往个人真实的意愿得不到切实的表达。

　　会场上经常上演的一幕就是：几个律师在不耐烦于规则的繁琐之时会在下面大声嚷：“好了，知道了，过！”

　　“请你们宽容地等待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别人可能还在思考，罗伯特规则保护你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打断，你也不能打断别人。”每当这时，这个执坳的年轻人就会这么重申。“哪怕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也认为很有必要走一个表决的过程，而且一定要请反对方举手。”

　　罗伯特议事规则不仅保护多数方的利益，也保护少数方、强少数方的利益。袁天鹏解释说，强少数方是指超过1／3但不足1／2的意见群体。根据罗氏规则，面对强少数方时，要在具体分析议题的重要程度和达到比例的难易程度的基础上，把半数通过提高到2／3或者是3／4通过才能最终决策。

　　即使对于缺席者也有保护。临时会议要事先告知，要提前一定天数发给所有的人，会上不能讨论告知中没有提到的事情。重大问题不能在第一次提出的那次会议上立刻处理，必须让所有人知道后，留待下一次会议处理。

　　中国人喜欢把尖锐的意见对立形容为“针锋相对”。而根据罗伯特规则，“针锋相对”是被禁止的。“当大家表达不同意见时，必须向我这个会议主席说话，不是向不同意见者说话。”袁天鹏一次次耐心地纠正那些陷入当面争执的律师们，他告诉大家，美国国会辩论时，不同意见的议员只能向主持的议长说话，分歧者面对面你来我往的“叫板”是不允许的。

　　有人曾经当面质问过袁天鹏，本来　“领导拍板”就能决定的事，你非让一大堆人这么讨论，是不是太“唐僧”了？

　　“当然，对于独断专行的会议来说，它的确降低了‘效率’，可那是因为必须保护其他人的权利。”袁天鹏坚持他的看法。
　　
　　民权初步

　　袁天鹏的知音有孙涤，这位现任深圳发展银行CIO认为罗氏法则是“公司治理的基石”。“2004－2005年在参加建设银行的重组上市，主持制定银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和拟定公司治理结构时，这套规则给我带来建设性的帮助。”孙涤说，他正力图将议事规则落实到市场运作、组织管理的实践中去。

　　和作为海归的袁天鹏的西式风格不同，四川雅安党校的教授罗恒星说起自己同样熟知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时，多了更多的本土色彩。

　　罗恒星在10年前即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其后的10年中，作为雅安“党代表常任制、人大代表自由竞选”等基层民主创新的改革策划者之一，他说自己常常将罗氏规则潜移默化于自己的培训行为之中。

　　“从前在中国的农村村委会中，农民们一开会就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的抛出来，意见散乱，议而不决，结果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候，又是靠领导拍板决定。”罗恒星说，“实行了一事一议，大家最终学会了开短会，一次开会只说一个议题，效果要好得多。”

　　“一事一议”，就是罗氏规则中的“一旦一个提议被提出，它就是当前唯一可以讨论的议题，必须先把它解决，或者把它搁置，才能提下一个提议”。

　　罗去年一年都在雅安的山乡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个法律事实上也是罗伯特法则的应用，比如，意见相左的双方应轮流得到发言权，如果有多人同时要求发言，那么主席应该询问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方，持与上一位发言人相反观点的人有发言优先权。”

　　而在没有这部法律之前，一般而言是大股东说了算。

　　“当然，按照出资额度，我们还是设计了有限制的附加投票权，但是其比例不得超过20％。以避免一股独大，兼顾劳动和资本的收益。”罗恒星说。

　　和雅安的“行动者”一样，袁天鹏也没有停止他继续探索的步伐。

　　他在2007年8月通过“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的考试。考试的方式很特殊。对方要求袁天鹏在中国找一个有一定声望的老师监考，以保证默卷。

　　袁天鹏找到了北大的一位副校长，最终成为中国的第一位NAP会员。

　　“NAP考试分为NAP　Membership和Professional　Services两个级别，我下一步还要通过他们的高级考试。”袁天鹏说。

　　享有正宗的著作版权继承权的罗伯特家族则是“Robert’s　Rules　of　Order”这个网站的建设者。140多年来，这个家族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完善这条规则，他们有一个论坛，专门接受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咨询和提问，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