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大变态杀人案:中国式“学术腐败”奇观

编者按：包括4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6名举报人，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举报信长达9000余字，以论文的形式逐一摆出石元春学术腐败的论点和论据。随后，石元春发表长达8000字的文章进行反击。几位耄耋老人之间的“战争”，吸引了众多眼球，但当事人和围观者的淡定态度，让学术腐败俨然成为一种中国式的奇观。

　　近万字举报信列举石元春学术腐败

　　近日，“学术打假第一人”方舟子在微博爆料称，包括4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在内的6人，实名举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学术腐败”，并张贴了6人亲笔签名信。

　　记者登录“新语丝网”看到了这封实名举报信，名称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整篇举报信长达9000余字，写于8月15日，全文以“论文”的形式逐一摆出石元春“学术腐败”的论点和论据，附录中还列出了25篇可供参考的资料及具体时间。(来源：新京报)

　　石元春八千字回击“学术腐败”

　　六名学者将其举报，六位农民为其喊冤，“学术腐败”到底是否属实?“三院院士”石元春终于打破沉默，在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时报》发表长达8000字的文章，分12条回击之前的“学术腐败”举报。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也首次回应称，将提请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调查。

　　在《科学时报》发表的这篇题为《事实与真相》的文章中，石元春称，举报者之一李季伦是微生物学家，对黄淮海项目和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的研究根本不了解。对于举报信中除农大教授外的另外两人杨智泉和田向荣，石元春表示“根本不认识。”

　　他回应称，12条指控没一条能站住脚，全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歪曲与捏造。对于石元春的回应，李季伦表示，“我说的我负责”。(来源：新京报)

　　事件不断向娱乐化方向发酵

　　10天过去了，被举报人石元春仅通过媒体采访简单予以否认，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称举报信“无任何事实依据，纯系捏造诽谤”，要求立即停止侵权。中科院、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学院官方迄无回应;中国农业大学先是称双方当事人均已退休，举报内容系个人私事，学校不掌握任何信息，百般推脱，可前几天却主动联系记者并于近日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出人意料地推出6位河北省曲周县的农民为石元春喊冤，把这些农民硬扯进这么一场严肃的学术论争或纠纷中，徒增娱乐色彩。

　　既然举报人严肃认真，像写论文一样写成了举报材料，被举报人当然应该针尖对麦芒，同样严肃认真地一一辩驳并提出强有力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信服。眼看石元春事件这潭水越来越浑，并且向着娱乐化方向演变。诸如此类的学术反腐，也该建立起必要的规范，比如应就事论事，不扩大，不渲染，不拉扯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无论举报质疑还是答复辩驳，最好都像写论文一样讲究言之有据，学术化地面对。当然，作假和理亏的一方，往往不甘心就此名誉扫地，会使出这样那样的花招儿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对此主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腐败是个人私事?学术腐败的奇观

　　学术腐败蔚然成风，各式学术丑闻让人深感“审丑疲劳”，要不是这起举报具有很多吸引眼球的特质——比如集体实名举报、老校长被本校教授举报、资深院士举报资深院士、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是耄耋老人——恐怕很难激起公众围观的兴致。

　　但中国农业大学异常淡定，竟视学术腐败为个人私事。任何国家都会存在学术腐败，但目前中国的学术腐败堪称“奇观”。

　　其一，学术腐败的“级别”高，动辄是院士、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身陷其中。近年来仅大学校长级别的学术丑闻就让人目不暇接：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辽宁大学副校长、西南交大副校长、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名单一长串，人们从惊讶到愤怒到无奈再到见怪不怪，并且越来越有理由相信，被曝光的学术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其二，学术腐败几乎没人管，找不到哪个部门负有查处学术腐败的职责。近年来被曝光的学术丑闻大多发生在教育界，尤其是高等院校。教育部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一查到底，但将查处学术腐败的责任推给高校，甚至表示如何处理学术不端是高校自己的事情——让高校自查本校领导、导师以及被奉作“宝贝”的院士的学术腐败问题，怎么可能查出个所以然来?

　　其三，与“没人管”相对应，学术腐败问题大多不了了之。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指涉嫌论文抄袭，虽有众多学者呼吁汪教授站出来予以澄清，但汪教授选择了沉默。近年来，好像只有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受到了处罚，被撤销副校长职务。反观其他一些国家，对学术腐败才真是“零容忍”，韩国的“黄禹锡事件”就是明证。

　　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里有很多“潜规则”，而最大、最坏、最可怕的“潜规则”，恰恰是对学术腐败的宽容乃至纵容。(晏杨/文，来源：长江日报)

　　逼问学术腐败的根源

　　学术腐败难除也有制度根源

　　学术腐败是一个时冷时热的话题，不是因为有没有学术腐败，而是因为暴露出来的腐败学者是谁。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热”，是因为新出现的当事人的名头或符号;而它之所以很快就会“冷却”下来，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常态，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学术腐败正以某种“合理的状态”根植于既有制度当中，它不仅涉及具体个人的道德操守，更体现出某种制度化的特征，可以说是当下社会文化与制度安排“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副产品。

　　在现实压力和利益追逐的驱动之下，教育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交换关系，如“官场文凭热”就使官员与学者双方共同受益。这种基于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同谋关系从来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设定的行为目标通常是希望以某种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利用，达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这种行为唯一的“非理性”却体现在这些同谋者的行为后果上，他们创造出“不劳而获”、“移花接木”等各种事实，而这些事实在本质上是反社会、反制度的。

　　现在大学里最为“成功”的教授并不是学问做得有多好的那些人，而是社会能量大、隐性收入高的那些“学者”。从招生到毕业，一些“校干部”和教师以个人利益为准则功利地对待学生，很难说有一种公平的制度在运行。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校园里能用金钱购买的“产品与服务”越来越多，社会交换理论与实践盛行。在大学扩招的宏观背景之下，校园里“特殊的学生”层出不穷，或来历不明，或投机取巧，或不学无术却能堂而皇之拿到文凭，致使学位贬值、文凭泛滥。

　　实际上，直接“复制”、“粘贴”别人论文著作再发表的行为在学术圈子里是一种极为低级的学术腐败，但当揭露这种行为的新闻时常出现在媒体上时，我们不难想象，更隐蔽的学术造假会有多少。当然，这里所说的“隐蔽”，既有主观故意的高明欺骗，也有循例而行的潜规则。究其根源有二：一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二在于我们的制度安排。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评比学术”导致学术腐败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主流理念认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评比学术”的最大弊端，就是扼杀学术批评，为学术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对于这种观点，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科研的唯一性与创新性，决定了科研与生产的不同，决定了科研评价很难或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严格明确的等级评定，对很难或根本无法比较的东西强行比较，非要分出是非，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比权力，给学术腐败制造了可乘之机。

　　业内人士指出，不仅是职称评定、破格提拔等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就连某权威基金项目成果评估指标体系在打分时也存在较强的主观随意性。该“评估指标体系”为表格式，共有四项评估指标：创新程度、完备程度、难易程度、成果价值。这些指标又分为2或3项具体指标，并分为“A”、“B”、“C”、“D”4个等级和“10”、“9”、“8”……共10个分值，4个等级又有更为具体的若干标准等，这一“评估指标体系”看上去十分精确、十分“量化”，每一项都有具体指标可循，但在实际评估时，却很难操作。(来源：经济参考报)

　　政学合一：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处于行政和学术相对分离的状态：大多数管理者不从事学术研究，专事学术研究者基本上不负责学术管理工作。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被全面颠覆，大批学术人开始登上管理者之位。懂学术者从事学术管理，原本被认为是顺应学术规律的大好事，可是，令大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现象出现了：随着政学合一，权力开始直接掌控和统摄学术;由于学术无法反过来制约权力，中国学术界逐渐蜕变为中国行政界，学术体系与权力体系完全同构化了，政学合一令人们无法区别学界和政界、学术和权术、学人和官员，使中国学术界的学术性日益淡化。

　　行政权力对于学术的全面掌控衍生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决定学者地位的并非是其学术水平，而是其所掌控的行政-学术权力。这本身就是学术不公。据统计，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一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这种情况在课题申请、科研评奖、人才筛选中等学术活动中也经常出现。随着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全面掌控，学术腐败已经弥散化、常规化、体制化，衍生出完整的增殖和自我保护机制。(作者：王晓华/文，来源：《书屋》2010年第7期)

　遏制学术腐败就该动真格

　　遏制学术腐败的蔓延，需要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严格监管制度，更需要像邹承鲁等“打假英雄”那样，和学术不良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打击学术腐败，管理部门责无旁贷。近年来，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先后制订出一些相关规定。不过，遏制学术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红头文件”的层面，不能像邹承鲁院士生前所警告的那样“光说不练”。从一些网站的留言中我们看到，公众对学术腐败深恶痛绝，人们殷切期盼着早日祛除学术腐败的“毒瘤”。

　　反对伪科学、维护科学尊严，也要“路见不平一声吼哇，该出手时就出手”。近年来，高等学府被曝光的学术不良行为有几百件之多。查清这些学术腐败案件，不仅需要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还要有“顶住压力”的胆量和魄力。因为，有的学术腐败涉及到院校领导人的利益，曝光和清查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障碍，甚至会被扣上 “侵犯名誉权”、“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帽子。对于学术腐败，我们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俞吾金教授说得好：“如果我们选择沉默，就是对不诚实行为的许可和默认，这对那些勤奋努力认真做研究的师生是不公平的。”

　　维护学术尊严，维护大学学风、人文精神和学术地位，这是一所大学最起码的标准。对于中国高校来说，当务之急是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涤荡心浮气躁的风气，重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不仅是中国高校重塑大学精神的起码要求，也是世界所有国家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陈祖甲/文，来源：人民日报)

　　延伸阅读：调查学术腐败的他山之石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进行调查

　　对于石元春被举报的事，“会不会又是不了了之?我们需要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来调查处理学术失范行为。”在正在举行的中国科协年会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的话引起专家共鸣。

　　来自美国的约翰·达尔伯格在年会科学道德论坛上介绍说，他所在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只受理实名举报，对于网络媒体上未经查实的报道则不予处理。在美国，一项调查可能持续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期间，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权益都会受到保护。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公布所有的处罚决定，被处罚者的名誉将永远和学术不端联系在一起。作为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该办公室对调查过程的监督评审公正客观，这让他们对指控的处理获得信任。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第三方调查机构才可以做到 “可信、可靠才可投诉”。(来源：北京晨报)

　　本网综合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晨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