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关于法医的电视剧:贺子珍女儿李敏：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

贺子珍女儿李敏：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

　　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请看他们女儿李敏的新作——《我的父亲毛泽东》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子珍）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江青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妈妈迫切需要独立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江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妈妈决定离开延安，爸爸极力挽留。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妈妈决定在苏联学习两年。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江青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江青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摘自2003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

　　[《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