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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致命的转身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发布时间：2011-09-14 16:45:05      论坛交流

赵尔丰。图／fotoe

    1911年6月17日，这天上午，成都川汉铁路公司内的一座戏台，被临时改做了一个讲坛。台下，熙熙攘攘坐定两千多人，躁动和不安弥漫在整个会场。

    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罗纶起身登坛，先向满场的人作了个揖，开口便说：“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罢，嚎啕大哭。顿时，全场不分老少，哭声震天。

    一个月前，清廷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将商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家，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向列强借款兴建。消息传到四川，大小股东及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罗纶“砰”的一声在桌上砸了一拳，喊道：“我们要誓死反对！”台下一片响应。随即，罗纶倡议，成立一个联络各界民众，反对铁路国有、拒债废约的组织，名字就叫“保路同志会”。台下山呼通过。

    保路运动愈演愈烈，两个月后，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急急从川滇边务中抽身，赶赴成都收拾乱局。 

    谁知，这一去，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也让他本人身首分离。

铁路乱局
    19世纪后半叶，当火车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人们一度把它当做“怪物”。不过，时过境迁，到了世纪之交，清廷急欲通过新政变革图强，兴建铁路、打通血脉，已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同时，由民间集资、独立筑路的呼声，从一开始便沸反盈天。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第一条拒绝外资的铁路就此发端。次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初为官办，后来纯粹商办。

    按计划，川汉铁路自汉口起，经宜昌、重庆等地，最终到达成都，全长约2000余公里。所需巨额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每年对川人田赋的抽租，也就是说，全川7000万人，均成为了这条铁路的股东，那两条细窄的铁轨，牵涉着惊人的利益。

    而赵尔丰，正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之一。

    这位汉军正蓝旗出身的官员，起初只是个抄写公文的小角色，后来在山西当县令时，遇见了贵人，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一眼相中他，一路提拔，最终带到了四川。1904年11月，赵尔丰在锡良保举下当上了川汉铁路公司督办，搭建了公司最初的骨架。他还为铁路找来了最好的工程师——1907年代理四川总督期间，赵尔丰一封电报拍到邮传部，邀请詹天佑主持大局。

    只是，赵尔丰肯定想不到，请来了“大厨”，却未必能做出好菜。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正式开工。半年后，詹天佑深入工地视察时，见到的情形触目惊心：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职工及学员工作懈怠甚至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

    詹天佑在工地严肃批评了一个工作不认真的负责人，并责成他上交相关数据一览表，结果该负责人对詹天佑的指示竟然不予理睬，并擅自离职办理私事去了，气得詹天佑七窍生烟。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做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

    实际上，令詹天佑大光其火的乱象，几乎存在于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相当一部分商绅只将铁路当做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公司内部任人唯亲、贪污浪费，效率低下达到惊人的程度，更遑论技术和资金上的种种难题了。

    直到1911年5月，川汉铁路只修通了不到18公里。

    就在这个月，清政府一道谕令，风向变了。

川汉死结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经过长时间权衡，颁布上谕，提出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以期改变商办铁路的乱象。至于资金，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美、德的银行财团缔结借款合同。当时的情形下，这个政策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要紧的问题，盛宣怀的精明用错了地方。

    对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他指出，已用在铁路上的股金，国家换发保利股票；至于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钱庄投机而亏空的银子，朝廷没有必要负责。

    他进一步说到，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1911年6月，朝廷关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的电文一公开，四川全省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将这个补偿方案解读为“不但夺路，而且谋财”。

    以今天的眼光看，盛宣怀的方案并不理亏，但日薄西山的大清，显然已经不具备足够的公信力来解释这个政策。事实上，就在推出“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朝廷还刚刚端出了“皇族内阁”，民心大失。在这样的氛围下，强制推行既定政策，只能将川汉铁路的铁轨，拧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选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当天下午，大会全体成员浩浩荡荡开赴督署衙门请愿。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躲过了这场风波，其时他在外处理边务。接待他们的，是护理总督王人文。据郭沫若回忆，王藩台“朝服衣冠”走出署衙，满脸堆笑，很心平气和地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会向朝廷力争到底，只要他在任，决不负众望。

    他随即提笔，为川路公司代奏中央，请求收回成命。作为一线的官员，他明白其中的利害。

    但是，庙堂之上的清廷并不打算听取他的意见。王人文等来的，是一纸免职的命令。

    朝廷期待的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将既定政策实行下去的干将。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一再催促下，1911年8月，赵尔丰终于从川滇边务中抽出身来，赶赴成都。一个烫手的山芋，终究将由他来接。

四面楚歌
    如果没有保路运动，赵尔丰也许将作为一位能臣，名留史册。

    1905年3月，清廷驻藏大臣凤全路经巴塘，遭当地僧俗上层擒杀。赵尔丰受命平叛，一举剿办巴塘七村沟，声名大震。

    1906年，清廷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受命为川滇边务大臣，两年后又兼任驻藏大臣。在职期间，推行“改土归流”，革新习俗，兴办教育，对藏区发展与稳定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还懂得体恤民情。据说，有一次，赵尔丰道宿乡村，见一家三口无隔夜之粮，当面斥责粮员道：“百姓穷困到没有吃的，你还懵然不知，民之父母，是这么当的？”遂将其严惩。

    1911年初，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卸任四川总督一职，推荐弟弟继任。此时，赵尔丰已经是一名65岁的老人了。

    然而，相对于边区的刀光剑影，已成为一锅沸水的成都，更加险恶。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就任。三天后，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召开，赵尔丰在这次浪潮中首次露面。

    当时，面对台下众人，赵尔丰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孰料股东会副会长张澜快步上台，先驳斥了赵尔丰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解释，进而高喊：“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会场响起一次次震耳欲聋的掌声。

    第二天来到署衙，有同僚仍然气愤难平：“大帅才到任，张澜就把大帅责备一番，尤其荒唐。”赵尔丰却平静地说：“政府这回举动未免太快一点，无怪四川人埋怨，总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该替政府受点埋怨。张澜也是责备政府，不见得是责备我。”

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制作的“水电报”，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城速起自保自救”。图／fotoe

    先前经营川边时，赵尔丰素以行事狠辣著称，现在却以一副柔软的姿态出现，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用郭沫若的话说，赵尔丰上任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莫展。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

    赵尔丰姿态柔软，朝廷却等不及了。

    8月6日，由朝廷派遣的查账小组，接收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提交的公司账目。消息传出，保路势力立即将李稷勋视为叛徒，股东会决议撤销其职务，谁知清廷反而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公司总办，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据时任劝业道的周善培回忆，消息传到川汉铁路公司，“全场几百人立即哄起来，都说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立刻决议罢市。”

    8月24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内，成都店铺全关门了。

    赵尔丰心急如焚。8月28日，他会同成都将军玉昆致电内阁和摄政王载沣，表示“人心一失，不可复收”，“ 应恳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孰知次日，赵尔丰即遭端方参劾：“庸懦无能，实达极点。”

    9月1日，赵尔丰再次上书弹劾盛宣怀。一天后，朝廷的回应是，命端方率武昌新军2000人入川弹压。随后又给赵尔丰发来电文，警告他再任由民众滋事，贻误大局，定要治他的罪。

    赵尔丰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致命的转身
    端方的军队在开进四川的路上。与此同时，保路运动也有了武装反抗的苗头。1911年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会场上，忽然有人散发起了一本叫《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号召“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

    是夜，四川官员们七嘴八舌探讨了危机的形势，一同起草了一篇电奏，请政府收回成命，并称事情已经到了万分危急之时，如果三天之内不回电，就只得矫旨办理了。

    随后，众人来到督署，叫醒了已经睡下的赵尔丰，拿电稿给他细细看了很久。看到“矫旨”两个字，赵尔丰骇然说：“这却是不可随便玩的。”经周善培劝解，赵尔丰终于点头，答应将电报第二天一早发出。司道们回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

    矫旨还是遵旨，赵尔丰到了做出最后选择的关头。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正确选项的选择。

    9月7日，又是股东大会召开。据股东会代表石体元回忆，其时罗纶登台对大家说，赵尔丰刚刚派来一位军官，告之内阁的回电到了，请保路同志会众领导去看。可随后，罗纶等一干被请去的人迟迟未回，会场外却已经布满了军队。

    这一天，赵尔丰以看电报为名，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9人引诱至督署，予以扣押。

    下午1点，成千民众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放人。

    据周善培回忆，当时司道们正想回家，忽闻外面请愿的人来了，已经走不脱。赵尔丰说：“他们消息真灵，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的。”

    正说着，巡捕说：“请愿的人已冲进西辕门了。”赵尔丰说：“叫他们举几个代表来，我有话对他们说。”

    但是，群众们不举代表，只是要一起见大帅，于是，赵尔丰带领司道们来到大堂。

    此时群众已经冲进了仪门，赵尔丰叫人大声说：“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

    群众又冲进牌坊，赵尔丰叫人说“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要开枪了”。

    群众还要向大堂冲上来。赵尔丰说：“挡不住了，没有法了”，下令开枪。一排子弹飞去，当场打死3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

    随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

    从柔软到强硬，赵尔丰的转身，引来了致命的后果。

    当晚，同盟会成员将成都的情况写在一个个木板上，上面涂以桐油，投在河中，漂流到下游各处，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组成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

    四川局势濒于失控，这是朝廷没有料想到的。端方急率两个团的武昌新军前来镇压。1911年10月10日，留守武昌的新军趁城中防备空虚，首义成功。一场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的保路运动，竟然导致大清进入了倒计时。

    清廷直到此时才终于回过神来。就在武昌首义同一天，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同意了对川汉铁路更优厚的补偿条件，可是为时已晚。

    为挽回局面，10月14日，清廷令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贬回川滇边务大臣。尽管后来岑春煊因起义蔓延未能上任，但遵旨行事的赵尔丰，显然已经成为了一枚弃子。

    更有甚者，先前不断指责赵尔丰“无能”的端方，也上书弹劾其“构成冤狱”。不听话被弹劾，听话也被弹劾，赵尔丰气极，对周善培说：“端老四连我也参了，是否自有公论。我如果听他的话早拿人早就弄糟了。今天他好意思把罪名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只要大局不糟，我一个人丢官也值得。你想想做官有什么意思呢？”

    11月6日，朝廷令端方署理川督，并着其速派人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怨愤之气”。伴随着各省独立风潮，赵尔丰意识到，他走向清廷祭坛的命运接近了。

    他已经不得不另谋出路。

孤城落日
    11月10日，赵尔丰从友人电报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京师失守，皇帝与摄政王已逃出北京。

    当时，成都与外界通讯基本断绝。赵尔丰相信了这个误传的消息，这也加快了他规划善后的步调。他对亲信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什么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保护我呢？”在忧虑和凄凉中，11月14日，赵尔丰下令释放了先前逮捕的诸人。

    经过各方协商，有人拿出了一个可行的交权方案，赵尔丰表示满意，他对诸人说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2日，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五天后的11月27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驻军司令朱庆澜为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式成立。就在同一天，端方率领的湖北新军在四川资州哗变，端方及其弟弟均被杀。相对于政敌，赵尔丰似乎实现了平稳着陆。

    但是，他显然高兴得太早。

    12月8日，蒲殿俊不顾劝阻，在局势未稳之际执意举行阅兵，果然，途中因军饷问题谈不拢，发生兵变，乱兵四处抢劫，成都一片血雨腥风。

    此时，蒲殿俊早已不知踪影，罗纶在署衙里抱着旗杆痛哭。一些商民又一次想起了赵尔丰，纷纷求其出面稳定局面。没有多想，赵尔丰以“前任四川总督”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告示，令乱兵迅速到衙门受抚，不咎既往，一概从宽。

    这为他找来了大麻烦。告示一出，立即有人怀疑赵尔丰是一切的幕后主使。赵尔丰得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为防军变乱辩诬文》，气愤地说道：“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意思是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然而，这无助于浇灭对他的猜忌之火，相反，硬邦邦的辩解，让越来越多的人将矛头指向他。

    12月9日，在兵变之后上台的尹昌衡改组军政府，自任都督。新政权需要立威，也需要为兵变给大家一个说法。于是，尹昌衡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们决定借“成都血案”刽子手赵尔丰的人头一用。

    无论如何，赵尔丰都要为当初那个致命的转身负责，只是此时他还蒙在鼓里。当尹昌衡向赵尔丰建议，交出其身边尚存的三千卫队时，老人居然很轻易地答应了。

    12月22日清晨，尹昌衡发兵，将失去保护的赵尔丰家团团围住，然后派敢死队冲进其住处，将卧病的赵尔丰当场活捉，押赴皇城明远楼侧。手起刀落，赵尔丰身首分离。

    “赵尔丰假使不病，或许他早已设法逃跑了？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 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他在经营西藏上，大约很受了一番辛苦，年纪才五十上下，头发都已经白了。”郭沫若描述了赵尔丰死后，人们的复杂心情。能臣，抑或屠户？一瞬间，人们似乎很难把赵尔丰的两副面孔联系在一起。

    在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中，赵尔丰的头颅滚落于地，眼睛微微张开，仿佛依旧在为当初的选择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