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众鑫微电子:知音故事对当下俗文化的救赎作用

                                           湖北大学文学院  杨建波 陈鑫
[摘要] 本文从雅俗文化入手，追溯了知音故事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论述了知音故事的内涵和意义，并着重就知音故事对当下俗文化的救赎作用，从超越世俗等级、寄情山水自然、剔除浅薄浮躁、彰显道德诚信、推崇含蓄蕴籍几方面进行了剖析和阐释。
[关键词]  知音故事  雅文化   俗文化   《摔琴谢知音》  俞钟    
    俞伯牙、钟子期知音故事始见于先秦典籍《吕氏春秋》、《列子》等记载。在此之后，知音故事以其丰富、深刻的情感力量穿越两千余年的悠长岁月，打动并慰藉了后世无数孤寂落寞的心灵，逐渐发展、演变成为我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以商业文化（营销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等）、娱乐文化为主的俗文化泛滥的当下，知音故事和它形成的优秀民族文化表现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救赎作用。
                               知音故事的早期面貌和接受流变
    我们先来看看《吕氏春秋》及《列子》二书中记录的知音故事：
    《吕氏春秋》的记载如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列子》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用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上述二书的记载大体相同而略有损益。相较之下，《列子》一书对音乐的描述更为细致、生动。而《吕氏春秋》关于音乐的描绘略显板滞，但是，该书补足了“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结局，并引申到人才渴求礼遇的政治层面。相比之下，《列子》的记载仅就音乐而论，仅在铺写二人的音乐才华及在音乐上的彼此“知音”，二人心灵相交、引为知己的内涵不明显。而《吕氏春秋》关于二人命运的续写与安排，初步具有了由“知音”引申为“知己”的情感内容和人生感叹。这一情节的安排，规定了知音故事的发展方向，为知音故事以后的拓展和流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上述无论是《吕氏春秋》关于俞钟结局的完整记述，还是《列子》关于俞钟二人音乐交流的诗意描写，其侧重点都在音乐的倾心交流。虽然《吕氏春秋》具备了由音乐的妙悟而上升为人生知己的因子与可能，但是尚未实现由音乐感悟升华为人生哲理感悟和人格境界的质的转变，由于文本本身缺乏铺叙和渲染，最后的引申议论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是知音文化的早期面目。
    钟俞事迹走出文人的书斋经传，演变成一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人文意蕴的故事，为广大的市民所知晓和熟悉，要归功于明末通俗文学家、白话短篇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纂者冯梦龙。《三言•警世通言》的首篇就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以下简称《摔琴谢知音》） 。冯梦龙主张文学要“济众”和“适俗”，要能够面对“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他批评那些古文“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②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搜集和研究民间话本。“三言”共收入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共12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冯梦龙整理和改编的作品。“三言”中究竟哪些作品是冯梦龙原创的，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袁行云先生在《冯梦龙“三言”新证》③中认定有七篇小说是冯自己的创作，而这七篇中不包括《摔琴谢知音》，若袁的研究结论成立，那么则可以断定知音故事在宋元明就已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但在冯梦龙之后，知音故事向普通读者和民众流传，应该主要是靠了《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由于我们今天已见不到冯梦龙之前的知音话本，因此可以说《摔琴谢知音》这一小说对明之后知音故事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是知音故事传播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文本；冯梦龙在保存和发展知音故事上，在推广知音文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让知音故事走出了文人的象牙塔，走向了广大的民间；他赋予知音故事以厚重的情感伦理色彩和普世价值，成为中国俗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 雅”文学与“俗”文学
   “雅”与“俗”是一对反义词〈《辞海》对“雅”的解释是：①正的、合乎规范的，②高尚、不庸俗，③美好、不粗鄙。对“俗”的解释为：①风俗习惯，②大众的、通俗的，③庸俗。文学史的传统观念认为：诗与文是正统文学，也
    即高雅文学，属于庙堂与士大夫；而戏曲、小说出现较晚，由于多在勾栏瓦肆演出和以评书的形式演说，观众与听众又多是市民百姓，故属于俗文学。俗文学之“俗”取《辞海》的第二义，强调的是“大众的、通俗的”，俗文学因其“俗”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庸俗的东西，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庸俗从来都不是文学的主流或大头。
    雅文学与俗文学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它们常常呈现出一种互相转化、交融的态势。《诗经》中的“国风”本是民歌，经过孔子的整理，到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南朝民歌本是俗而又俗的文学，却在梁陈宫廷文人手中演变成了梁陈宫体诗。词在唐代本是起于民间的通俗的曲子词，至宋代几乎变成了文人的专利，成为宋代雅文学的代表。明清两朝，本是适应市民口味在勾栏瓦肆中演唱的戏曲，在文人的改造和提炼下，竟诞生了诸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高雅的作品。长、短篇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题材取向、表现手法、语言运用、审美意趣都越来越雅化。雅俗文学的交融，造就了一大批雅俗兼顾的作者。冯梦龙和《摔琴谢知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前面已说，冯梦龙使俞钟事迹走出文人的书斋经传，变成说书人手头的话本，从而使这个故事不胫而走，演变成一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接受群体的故事，终于由雅文学变成了带有浓郁的雅文学因子的俗文学。
    通俗并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有些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雅文学也并不一定是好文学。雅俗文学无所谓好坏优劣，全看作品本身。诗一向被认为是正宗的雅文学，可是白居易作诗偏要读给翁妪牛童听，柳永的词也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年在简陋戏台上为市民演出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今天却庄重地登上全国第八界艺术节的大雅之堂。俗文学的发展，推动、刺激了雅文学向着俗的方向演变，而俗文学自身也在雅文学的影响熏陶下趋向雅化。可见，雅俗之间既没有绝对的界限，又可以共存共融。时代需要既有健康的内容和较强的艺术性，又有广泛接受群体的雅俗兼具的文学，时代更渴望有伟大经典的出现。但是在作品内容、审美性和接受群体之间我们首先应当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低劣的炫耀和无知的起哄能取宠一时，却不能永久。文化化人，艺术养心。待到曲高不是和寡而是曲高和众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才真正提高了。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俗文学的典范
    《摔琴谢知音》俗的只是形式，它用市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话本拟话本的形式，叙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以揭示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道德，这说明优秀的俗文学，必须是雅俗共赏的。冯梦龙以为“情”是文学的本质，真正的文学是表现“真性情”的。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以主情为特征的晚明文艺思潮，“童心”、“性灵”对复古派表现出强劲的攻势，儒家传统的“言志说”与宋元理学受到了有力的冲击。冯梦龙的“性情说”汇入了以“性灵”、“童心”为代表的晚明文艺思潮的洪流，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先秦典籍中的钟俞故事相比，可以发现《摔琴谢知音》在“情”字上下的功夫。全文情节并不复杂，但如泣如诉的描述，使人对俞钟二人的遭遇嘘唏不已。俞钟结交，没有一点矫情抑性的成分，全是率性自然而为。由于小说不受礼教等级之束缚，张扬了个性，表现了世俗的真感情，所以它为广大“里妇估儿”所接受。可以说《摔琴谢知音》是冯梦龙“性情”说、“情教”说的结晶与产物。
    冯梦龙除了是一个通俗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经学家，他以为文学的社会价值就是“醒世”，醒世实际上就是以文学为载体，让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市民百姓受到教育感染，他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做通俗文学的。“三言”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醒世”和“警世”作用（当然其中不乏封建道德中的消极东西）《摔琴谢知音》就是其“醒世”“警世”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知音”一词最早见于儒家之经典《礼记•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儒家的知音主要是就音乐本身讲的。但冯梦龙却揉合了雅俗二途，小说既保留了俞钟故事中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钟子期是俞伯牙知音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对知音故事作了拓展与改造，升华了主题，使之由音乐层面向世俗伦理层面演进，表现出鲜明的明代社会生活的印记。晚明社会一方面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另一方面，重义轻利、见义忘利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经冯梦龙改造后的小说虽然以大半篇幅详述俞与钟二人相识、相知的经过，但是小说的落脚点与旨归却不仅仅在以琴结缘以及音乐的领悟与交流上，而是歌颂俞伯牙、钟子期二人超越血缘和等级的生死不渝的友情、极富个性的人生意趣、彼此恪守信义的高风亮节，从而使钟俞故事成为一个篾视封建礼教与诚实守信的经典故事，实现了“醒世”的目的，也使《摔琴谢知音》成为俗文学的典范。

                                 知音故事对当下俗文化的救赎作用
    面对当下铺天盖地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我们可以从知音故事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1、超越世俗等级，追求心神相交。《摔琴谢知音》有这样一段情节：伯牙正请了钟子期上船详谈，船家前来禀告风色已转、催促行船，伯牙分付：“且慢些！”钟子期唯恐耽误了俞伯牙的行程，而伯牙微微一笑，直接、鲜明地答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子期上得船来，二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伯牙执意与子期结拜金兰，说道：“下官年长一旬。子期若不见弃，结为兄弟相称，不负知音契友。”子期推辞，回道：“大人乃上国名公，钟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伯牙面对子期的疑虑，诚恳地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 这一长段文字既见伯牙、子期二人的机缘投合，又寄托了古往今来人们相识难知心的人生感伤，更表现出鲜明的不拘礼法、卓然不群的文化品格。儒家之礼教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的基础上的，它将功名事业视作人生的最高要义。而伯牙却认为琴声乐理、知人知心、适情任性是远远超出做官的“大事”，以为“石中有美玉之藏”，将山野樵夫视为“高贤”，在知音与功名之间，舍功名而取知音。这种生命追求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宗法等级关系和人生价值观的极大篾视与超越。
    《庄子•山木》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就是说，真正的友情是重在神交、心交，不带一点世俗功利成份的，唯有这样的友情才能天长地久，俞钟二人的友谊正是这种心神相交，以天地日月为证，与天地日月齐辉的友谊。
    今天，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我们的口语中增加了不少词汇，如：秀、酷，靓妹、帅哥，高官、大款、大腕，高收入、高消费、高品味，不一而足。年轻人结婚的排场越摆越大，价码越来越高。非公务员不嫁、非大款不找。帅哥、靓妹，房子、车子、票子成了择偶的标准。穿衣找品牌、打扮要入时，这些常挂在人们口头的词语与流行的择偶、行事标准，反映了人们一种最世俗的虚荣心和攀附权贵的心理，何来心神相交，两情相悦？两千年前汉阳江边俞伯牙与钟子期结为兄弟，伯牙仰慕的是子期的才学与人品，而子期看重的也不是伯牙的身份与地位，而是他的琴艺与真诚。这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充满铜臭气的市井人情有天壤之别。今天重读俞钟故事，那些把“势位富贵”视为最高追求与荣耀的人，在俞钟不唯钱、不唯利的友情观和审美化的人生追求前不感到汗颜么？
    2、寄情山水自然、追求适意自得。
    楚文化因其巫官文化属性而具有鲜明的非宗法的、远人事而近自然的特征。在这片洋溢着神秘氛围的土壤中，诞生了玄妙精深的老庄道家思想。老庄哲学对于宇宙自然取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与儒家功利的比德自然观大异其趣。在《摔琴谢知音》中，俞伯牙、钟子期二人表现出完全一致的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和隐逸文人的情趣（以琴会友就带有隐逸文人的特点，而隐逸文人无一不取道家返璞归真的人生态度）。钟子期居住于汉阳长江之滨的马鞍山集贤村，朝夕与林泉江涛相伴，混迹于樵牧之列。无疑，他是乱世中高洁的隐者而非单纯的村野樵夫（“集贤村”就暗示了钟是一位隐士）。对他而言，山林水泽既是他的栖身立命之地，更是其精神的皈依之所，具有安置生命与安放心灵的双重作用。而旷世演奏家俞伯牙同样对自然山水一往情深，这点在小说中有淋漓尽致地描绘：俞伯牙在完成使命之后，“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因此不辞水路漫长艰辛，特地向楚王请求了舟楫，“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虽是路途漫漫，但“那江山之胜，正投其怀”，一路上“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而俞伯牙在船上操琴奏曲，也是因为月下景致所致。
    《庄子•知北游》云:“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这里的“乐”显然不是以自然山水为道德伦理的象征，而是出于对自然的一种更为纯粹的审美感受。这种以逍遥无欲、自娱适志的心境去观赏体验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更接近自然山水审美的真谛，具有遗世独立、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视现实功名利禄如敝履，笑傲权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鲜明特点。
    俞钟这样的山水情怀、人生意趣在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已经久违了。翻开报纸，赫然印入眼帘的是那些占据大版面的五花八门的充满商业气息的各类虚假广告；打开电视机，听到的是那些无病呻吟、死死活活、扭妮作态、故作嘶哑的演唱。当今的流行音乐，早已没有了那些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歌词，早已没有了那种沁人肺腑的山水清音，也早已找不到那种自然清新的审美感受了。就是那些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水游，也被强打上浓浓的商业和消费文化的烙印。游客们常在中途被拉到某一购物点强行购物。不购或少购，则会召来导游的一顿责骂，本作神仙游的山水情趣总被“人间”的“孔方兄”弄得荡然无存。在今天这样澎湃的商业大潮中，还有几人能有幸躲开营销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还有几人能象俞钟一样把清风明月作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而非“攫取“的对象？还有几人能守住自己的清白，“遗世独立”，以一颗“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干一点实实在在的有利于社会的事？ 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今天重读《摔琴谢知音》应当提出的问题？
    3、剔除浅薄浮躁，追求心物合一。
    冯梦龙一生在通俗文学研究、整理与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为古代文人所罕见，这源于他对通俗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源于他良好的心态。他不以科场失意而沉沦，以极大的耐力改编了长篇小说《三遂平妖传》、《新列国志》，推动书商购印《金瓶梅词话》，刊行民间歌曲集《挂枝儿》、《山歌》，编印《笑府》、《古今谭概》、《情史类略》、《智囊》，编辑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曾写作传奇剧本，并刻印了《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而最重要的成就，是编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言”分别刊刻于天启元年前后、天启四年和天启七年，仅此前后就耗去了七年时间。冯梦龙六十一岁才得到个知县的官位，知县任期满后已六十五岁，但他仍把余生奉献给通俗文化事业，晚年仍评改戏曲不辍。冯梦龙就是这样一生不改其志，他就是通俗文艺，通俗文艺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几十年踏踏实实，从不急于求成，从不慕求虚荣虚名。他只是想以自己的劳动传承优秀的通俗文化，达到“醒世”、“警世”的目的，终成一代大家。
    知音故事经冯梦龙的传播大放异彩，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主人公之一的俞伯牙学琴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八载：“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上水汨滑崩折之声，山林窅寞，羣鸟悲号，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伯牙学琴的故事告诉我们，欲“为天下妙矣”，也就是说欲取得超人的成就，必须“精神寂寞、情之专一”。伯牙“三年不成”，所成的只是技艺的娴熟，而尚未进入琴音与心声融合的境界。伯牙独自一人置身于茫茫海滨，除“闻海上水汨没漰澌之声，山林窅寞、羣鸟悲号”而外，别无他物。顿时领悟了其师的良苦用心：“先生将移我情”，即是说，先生要他摒弃外物的纷繁搅扰，抱守内心的无欲与宁静。只有耐得住“精神寂寞”，才能泯灭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混同于自然、混同于客体，进入艺术的至境，进入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伯牙在孤岛上苦练琴艺，终于实现了以琴写心，心游于物，借助琴之载体，抒发内心的情志，心与琴之间完美融合，与自然山水高度契合与相通。琴于是超越了单纯技艺层面，而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化境。一代旷世音乐家便这样傲然出世了。而钟子期能听懂伯牙琴曲，也是两心相合、心琴为一所致。
    反观当今，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给了文化以足够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急功近利和浅薄无知。弄不清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区别的主持人大有人在。林林总总的营销名词正在使一些出版、传媒、编导、制作人、投资人、开发商、旅行社甚至地方政府头脑发热；包装、炒作、热销、品牌、名人、名片、时尚、山寨……正在使人们愈来愈虚伪、愈来愈为了利益而丧失良知；一夜暴富、一夜走红、一夜成名的明星和大腕，正在强烈地刺激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殊不知，不修内功，只求包装的人，永远进入不了物我相融的境界，也永远不会与“品味”有缘。当年冯梦龙生活的明末社会，也是一个商品经济活跃，市民阶层迅速扩大的社会，而冯梦龙并没有变得浮躁不专，急功近利，作通俗文学也没有使自己变得浅薄无知、庸俗不堪。而是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后人保留了《摔琴谢知音》等传世的通俗经典。俞伯牙的《高山流水》能够在两千年后飞出地球，响彻太空，也是他当年寂寞地苦练琴技所致 。可是四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经典何在？喧嚣冲动出不了大师和经典，孤独寂寞才能与大化冥合，也才能孕育出大师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
    4、彰显道德诚信，追求普世价值。
    知音故事所体现的诚信品德和诚信精神使它区别于国内外其它人文历史资源而成为独具魅力的“武汉品牌”；知音故事也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延伸力和影响力，其诚信品德和诚信精神得到全人类的赞扬，它是世界所共有的，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它与功名利禄无关、与时间地点无关，因为它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高尚的品德与精神。俞钟二人用至死不渝的友谊向后人诠释了诚信的厚重含义。真正的友谊不在相交时间的长短，而在彼此恪守着一句终生不变的诺言。为了这句诺言，官可以不做，钱可以不要；为了这句诺言，可以超越血缘、身份、地位，演绎出大孝至爱的故事。虽只有一面之交，却做到了心心相印。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俞伯牙在江边邂逅钟父，钟父告诉俞伯牙：子期为了践行中秋准在江边恭候伯牙的诺言，遗嘱老夫在他死后将他葬于马鞍山俞伯牙登岸之地。俞伯牙也主动担当起儿子的责任，对钟父说：“待下官回本朝，上表告归林下。那时却到上集贤村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以尽天年。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这就叫做一诺千金，终生弗渝，
    知音故事在穿越千年的接受历程中，其内涵也不断拓展、丰富。知音不再拘囿于友情一途，而向亲情、爱情层面扩展，尤其发展了《吕氏春秋》礼遇贤者、知人用人的思想。不管是友情、亲情、爱情还是知人用人之情，也不管是从政、经商、为学，都贯穿着一个诚信的原则。儒家一贯倡导仁义礼智信，诚信，就是仁、就是义、就是礼，它是我们宝贵的传统美德，也是知音故事的普世价值。诚者，人人得而仰之、信之、依之、用之。可是今天诚信和道德正在遭受金钱拜物教的强烈冲击和摧残。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滋生了人们的趋利之心，造假之风。一家报纸广告部的编辑曾告诫：千万不要相信报纸上登的治病和药物广告，没有一条是真的。假如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在利益面前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假如视诚信责任道德为敝帚，把正直善良廉洁当傻瓜；假如真的“没有一条是真的”，全社会都变成鲁迅说的“瞒”和“骗”，那就不仅是个彻底背叛老祖宗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改革开放还能否继续、中华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问题，到那时，就是出十万个打假的方舟子能有济于事吗？！
    5、崇尚含蓄蕴籍，追求言约意丰。
    中国古典文学，都以含蓄蕴籍、言近旨远为上，追求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效果，雅文学如此，俗文学也如此。知音故事之所以能流传近五百年而不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于《摔琴谢知音》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和远远超出其文本本身、总也诠释不尽、品味不尽的人文意蕴。无论是对月下汉阳江头的景象描绘，还是对摔琴谢知音的情节叙述，都那样沁人心脾，令人回味遐想。人们读之，会有一种亲切感、皈依感、神圣感，会油然而生一种感动、一种向往，获得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几百年来，俞钟知音、高山流水，已作为一种极其可贵的文化品格，深入人们的骨髓，起着铸造灵魂，净化血液的作用。
    如今，象《摔琴谢知音》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娱乐文化占据了文化的大头。娱乐文化是大众的文化、速成的文化。大众的速成的文化是没有经过过滤提炼的文化，目的主要在于宣泄、寻求感官刺激或商业促销，而不在审美，必然有很多是粗制滥造、庸俗低劣的东西。写手多而作家少，歌星多而艺术家少。黄钟毁弃而瓦釜齐鸣。言约意丰、韵外之致、情景交融、含蓄蕴籍、风骨神采、自然、平淡、清新、质朴都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只有一白到底、一直到底、一露到底、一浅到底、一俗到底，唱时则是一喊到底。言尽意尽已经算不错了，言未尽意已尽更是比比皆是。当年的宋词也是配乐歌唱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意境至今令人神往，可如今萦绕耳边的只是“爱你一万年”那矫揉造作的呼喊。回味高山流水的格调，回味唐诗宋词的意境，回味元曲清戏的情韵。只有当俗文化主动渗入雅文化的因子，从手段到内容都向雅文化靠拢、向雅文化回归之时，我们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才能无愧于这个从未有过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