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香水 百度网盘:“隐性税收”加剧分配不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18:26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屈尊”与《福布斯》中文版主编进行辩论，而且辩论对象是《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该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人民日报》对《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质疑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并指出以国际标准“宏观税负”衡量，中国税负并不高。
但是，《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决定纳税人痛苦程度的，不仅有税收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税收的用途。通俗地讲，如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众的不满程度会低于“取之于民，用之于少数人”。
笔者以为，公众情绪的不满，不仅仅针对税收负担，而是包含了复杂的制度变量。
第一，税收制度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为例，白领阶层成为纳税主体，而企业家、富豪则很容易通过少拿工资、家庭成本列入公司账户抵税的方式避税。在房价飙升的一线城市，“白领贫困化”现象已经相当突出。此外，中国在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与美国相当）的情况下，迟迟不开征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无疑是纵容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
第二，高房价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变相征税。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房地产相关产业对GDP贡献高达三成，而卖地收入更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收入来源，一些城市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在多数国家，私有土地是公民最重要的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国有制度则为地方政府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源。百姓买房，也只能买到70年的土地使用权。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在十倍以上，甚至高达几十倍。结果，白领沦为房奴。
第三，央企垄断对公众多重掠夺。央企垄断涉及石油、电力、通信、金融等很多关系公众日常生活成本的领域。首先，垄断降低竞争效率，导致高价格，侵蚀公众福利。其次，由于公司治理的难题，国企本身必然是管理低效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这些利润主要来自国企享受的种种政策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若还原真实成本并对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则2001-2008年国有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再次，央企的利润不会像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的那样成为“全民储蓄”，而是会沦为少数人的馅饼。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8%，而工资却占全国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的高达15倍，创造了世界记录。央企，已经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源泉。
第四，法治不彰，导致公众再次被掠夺。由于司法体系缺乏独立，加之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在利益的裹挟之下，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层出不穷。结果就是导致环境污染失控、食品安全防线完全失守。这些因素都会通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最终提高公众的生活成本。这就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效应”：企业把生产成本通过污染环境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企业对工人安全防护投资不足，导致大量职业病（如尘肺病等）。结果，工人辛苦多年的积蓄还不够看病的，这显然也是对工人利益的掠夺。房价问题、央企问题、法治问题，都构成了对公众的“隐性税收”，加大了公众生活成本，降低了实际收入。而且，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以“不正义的方式”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从税收的用途来看，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中国财政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央企资源，不可谓不雄厚，但其主要用途却是养人（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和投资。结果出现了“铁公机”投资大干快上、三公消费几近失控、各种大型活动（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亚运会、大运会）此起彼伏，各地政府招商引资催生大量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而到了关乎民生的教育、社保、医疗等关键领域，总是捉襟见肘。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18.73%，同期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相反，世界很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是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德国更是高达71.49%。
中国人，谁伤了你们的幸福？
（作者新书为《谁伤了你的幸福？》，中信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 刘胜军： 卢俊卿与“十二五规划”自从有了微博，这世界热闹多了。郭美美与红十字会的纠结尚未水落石出，卢俊卿与她的女儿“卢美美”（卢星宇）又闪亮登场。
卢俊卿和他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无数与政要名人的合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合影经济”。这一模式有强大的供给和需求基础：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家对权力顶礼膜拜，却不得其门而入；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足够多的副委员长、副主席和退休的政要们需要“合法”套现权力的影响力。
这一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官员们虽有权力，但直接的权钱交易毕竟有法律风险和“双规”隐患。而在合影经济模式下，官员们出席一下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议和论坛，收取一些出场费，也可以算做和明星一样的劳务费，很难说其违法。中小企业家们交会费换取与京城领导们合影的机会，犹如给自己的企业买了张“护身符”和“摇钱树”，摆在办公室里，想必见到地方官员和银行家时说话的嗓门都大了不少。因此，三方皆大欢喜，很难说卢俊卿骗了谁，官员和企业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黄盖。
与官员的合影，都具有如此威力，这足以说明政府权力膨胀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
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就是“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虽然已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但权力之手无处不在。仅举数例而言：银行体系依然以国有银行为主，在存款准备金率不断提升的挤压之下，中小企业推动地下钱庄融资利率飙升；证券市场依然保持IPO审批制，本来融资双方的市场交易到了证监会那里却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企业“过会”的那一刻成了21世纪的“范进中举”。更“悲摧”的是，环境保护局、质量监督局，以手中的权力为企业造假和污染提供保护伞，引致令人触目惊心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房地产、“铁公机”更成为权力觊觎的唐僧肉，刘志军、许宗衡、许迈永等一批批高管落马皆为例证，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赴后继，更昭示腐败之普遍性和严重性。
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已经把社会承载力推至崩溃边缘。首先，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与美国相当，但大量富豪的财富与权力勾结，引发公众严重的仇富情绪。瑞士宝盛银行首份“亚洲财富报告”指出，中国2010年财富集中度亚太排名第二，为0.05%，拥有百万富豪50万人。到2015年中国将有140万名高资产净值人士（100万美元或以上可投资资产，不包括居住物业），拥有超过8.76万亿美元的财富，即五年后中国富豪将占亚太十个经济体富豪总数的50%，所持有资产占55%。其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公众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以污染环境的方式去发展经济，这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的“零和游戏”。再次，食品安全已经演变到无安全可言的地步，公众生活在焦虑之中，幸福感急剧跌停。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而非企业。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该为的不为，不该为的乱为”。作为“守夜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好社会法治，让市场参与者有序竞争。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却是央企在垄断旗帜下上演的国进民退，却是GDP崇拜下的环境污染，却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大干快上”建设各类形象工程。
政府的错位、越位与不到位，致使现行制度环境为企业提供了负向激励：鼓励抄袭不鼓励创新；鼓励污染不鼓励环保；鼓励造假不鼓励诚信；鼓励寻租不鼓励守法；鼓励短期行为不鼓励长期行为。
因此，“十二五规划”能否实现，端赖于政府是否能放弃过大的权力、过多的资源支配权，是否能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由于我国改革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这样的转变绝对是思想攻坚战，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
如果实现了这一深刻的转型，卢俊卿的合影经济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制度土壤。这是卢俊卿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