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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我家--寻找中国人的心灵归宿

何处是我家---找寻中国人的心灵归宿 赤县神州何处是，但风烟、杳杳迷空阔。(全宋词，刘子寰)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
寰中赤县神州境，天上琼楼玉宇宫。红楼语
十年梦醒相思泪，万里西风瀚海沙。同命鸳鸯悲命薄，天涯何处是我家。愿将热血洒明尘，且把遗言托旧人。应念李郎家国恨，留他同赏雪山春。
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写的《女帝奇英传影》·七绝两首

    亘古以来，中原称赤县神州，众神之所，华夏之家。炎黄先人们执雌持下，厚德载物，以无比的民族智慧和勇气，开民智，拓洪荒，公天下，抚八方。为后人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和光荣。曾几何，众神被子孙抛弃，家族不配其享，圣贤隐于星河，九州不复其光。失去信仰，民众就没有了灵魂，失去自信，文化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传承，民族就没有了未来。看万里河山，华夏踪迹无觅处，体亿兆斯民，不知家归何方。   祖宗篇：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无祭祀，则失祖宗，失敬畏，坏社稷，害子孙,遗祸无穷。祖者，父系根脉，宗者，祭祀之礼。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人的祖宗祭祀，分为几个类别，从草根平民到国家施政，贯穿上下，始终如一。感恩类的祭祀，祭祀天地，祭祀太庙、宗庙。天地祭祀，是祖宗祭祀的根本和来源。天地阴阳，化育万物，是一切生命的原始父母，感恩天地，祖宗之源。太庙祭祀，是皇室家族的祖宗祭祀，家族祭祀的最高级别。各家族的宗祠祠堂，有一姓之宗祠，有郡属堂号分支的祠堂。是家的最基本定义。在民间还有祭祀土地的土地庙，也属感恩类祭祀的民间形式。追崇类的祭祀，祭祀圣贤，祭祀英雄。祭祀祖师。圣贤祭祀，黄帝陵、伏羲陵、老君庙、孔庙等。英雄祭祀，岳庙、关庙、各地城隍庙等。祖师祭祀，民间百工之祖师祭祀。所有祭祀，都是祖宗祭祀的具体化和文化延伸，体现了华夏信仰的基本思想。

 一、人口观

    当今13亿汉族，是华夏民族的主体后裔，如果加上历史原因划分出去的类汉民族和散落世界各地的华侨和华裔，人数更大。华夏人种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口数量，得益于祖先生育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国人把生育看做神圣的事情，把繁衍人口提高到宗教的高度。所谓宗教，也只有中国的祖宗崇拜最符合宗教之本意。西洋宗教之神，所谓自有而有，强调先天之神，而华夏之神，所谓由人而神，强调后天努力成就。有成就的先人，可以成为家族之神，民族之神，保佑家族和后代。这是中西宗教的差别实质所在。
    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家庙、祖宗祭祀。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三牲祭祀，因级别不同，所用家畜不同，分为太牢、少牢之别。牢字最初含义，就是在祭坛上摆置牛羊猪大牺牲的祭祀，为国君级别的祭祀。少牢，则是士大夫家族的礼仪级别。我们来看个家字，看看什么是家。“家”在上面一个“宝盖儿头”，下面一个“豕”字。汉字但凡有“宝盖儿头”的字，大多有房屋的含义，“豕”就是猪，指代用来祭祀的级别。用猪羊等祭祀的宗庙就是家。这是华夏民族家的基本含义。国家其实就是家国。是华夏的“家国一体、先家后国而天下”的儒家学派的基本政治理念。
    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造就了中华生育文化的独特人口观和顽强生命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
    轻生死，名身后，俯仰无愧天地，对起祖先，对起后代，成为祭祀祖先的重要内容，每个家族历代遵行，并为完成这一基本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华夏历史上家族的迁徙都是悲壮而神圣的。衣冠南渡，魂断洛阳桥，遗民下南洋，一抔黄土，背井离乡。华夏先人，在家国危亡之秋，总是把祖宗牌位郑重交给女人和孩子，选择死亡，捍卫社稷，牺牲自我，以保存后代，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人，完成人种和文化的薪火相传，这种舍生取义的家族民族魂惊天地，泣鬼神。在华夏汉人的内心里，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人，就没有家，没有民族，就没有未来。 二、教化观
    如果说祖宗文化的第一功能是传承，那么第二功能就是教化。敦敏教化，以成小人，修睦乡里，以成大人。是圣人圣君教化之目的。教者，孝文也。以孝为本。教字,象手执鞭扑教于之形,表示长辈对下辈的督责。化字，从二人，其中一个正立，一个倒立，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引申为教行迁善、融解之意。“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这便是“教”的本义教化、训诲。教化之本，教化之引申，有多层意义。有教人从善，如《孟·滕文公》“教人以善谓之忠。”，有师者教授知识，如《管·弟子职》“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有训练技艺，如《焦仲卿妻诗》“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有遵从之原则命令，如命令之称。如《易·管》“圣人以神道设教。”教化之首要在于孝道，所谓“百行孝为先”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可见，教化之根本在孝道培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圣人圣君之教化大义，可见于此。而孝道文化之选择，则是祖宗文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教化根于孝道，有大小至善之别。圣人之道，化育君子小人，以别文明野蛮。幼发垂髫，不谓成人，教之“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感念父母之德。二十成人，行之弱冠之礼，谓成人，小人平民，以别于禽兽。及闻圣贤之道，舍家族之私为天下之公，方谓君子。儒家曰善，孝行为本，及至大学，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华夏人之宗祠就是家族教化开始的地方。
    家族里的教化，以祠堂为中心，行基本人伦教化。五伦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所谓仁义礼智信。待亲，敬养、无违，勿陷亲于不义。视生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宗族之华夏教育，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家族族长制，在民国还有一定遗存，家族从孝道、以致和睦乡里的基础教育，功不可没。宗祠之延伸，有私塾教育，家族请教授为学前儿童启蒙之所。私塾多为宗族出钱筹办，有别于学庠，严格意义上，还属宗族教育的一部分，不过，有所延伸，为公族教化，提供了对接。公族教化，圣人圣君教化的内容。称之为学庠。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各类书院，都是国家公器作用的对象。教化已经脱离一家一姓之私，目的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阶段。称之谓君子之教。华夏科举制实行后，多了个进士层，可以立于庙堂之上，取得为国家服务之资格。
    家族之教化，为私。社会教化，为公。华夏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以服务对象而区分公私。公族国家教化的目的，就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选贤任能，从公族教化中筛选，但同时，还有一种家族举荐例外，如举孝廉，是家族推荐，经国家认可，可以在功名之外进入国家行政。华夏教化，公私有别，却又源流一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由家族孝道之本，参悟君子圣贤大道，进而为民族和国家服务。华夏之教化观在宗族文化里得以显现。   三、民本观
   《尚书》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是最早的民本思想记述。理解民本思想与祖宗文化的关系，我们先要明白何谓民，何谓邦。邦,国也。段注:“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书序云:‘邦康叔,邦诸侯。民字古通萌、氓。萌者，懵懂未知也。氓者，流民也，以别内外。五帝分封，至于周而完备，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现代人以旧邦维新为鼓吹，断章取义，舍弃“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之要义。惟、为之别，惟者，凡思，为者，如何具体去做。一个是想法，一个是做法。形势所需，要变先王之法，如同周王室，由旧邦而天子，想要去有所改变，情理之事，但如何去变，与古为新。法先王之道法，非法先王之成法。造成与华夏传统割裂之洋奴改革者，无出掩没历史、篡改典籍、肢解汉字、歧义汉字之右。周之惟新，民本思想，光芒四射。
    商周均为为黄帝苗裔,帝喾嫡孙,周虽代商，其天道思想，始终如一。黄帝衣冠而制天下，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民本思想，来源于天道，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德被万物，化育生民。至周，“民为神主”、“君为民设”逐渐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周之前，三皇五帝之禅让共天下，以致夏启开家天下之始，至商。王与民之争利显现。周之分封，既要制衡邦国，又要照顾子民，解决公私冲突和矛盾。其命惟新，意义巨大。法古之天道，行周之共和。华夏政治有周，取得前所未有之突破。王与民两者之间，出现了士之阶层。士之原型，来自于邦国世胄，而又别于国君贵族，周公旦，就是士之典范。旦之辅成王，舍小家为大家，公天下，毁谤不计。向为玉函丹书不出，天下谁解周公之心？
    王者，通达天地人三才，小王经国，大王理天下万民。民者懵懂，教化以使。孔子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为民之性在乎私利。小民百姓终日碌碌，在其一箪食一壶浆，为其私利，无可厚非。所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士则不然，“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一语，道破士之使命所在。士是无冕之王，是华夏民族政治之精英。士不谋私利，天下为公。但凡为个人谋，为家族谋者，民之份也。居士之位，不事公利，民之贼，国之害，非士也。使民之道，在乎民智，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暴民，不会推动历史前进，只会演绎推倒重来的悲剧。士之使命，就是要导民以智，为民以善，限制王权，平衡王与民的关系。
    士之孟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士之心声。而今之谓，“封建士大夫”独夫之帮凶者，中毒何其深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后，有言：“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士之节操，在为民言，为王权限。王无道，率民以有道伐无道。大善也。而此节，为四库所删。后《梁惠王下》孟子士子思想表现则更为明显，“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周室已衰，礼崩乐坏，孔子尚周礼，“郁郁乎文载，吾从周”，孟子是阐发古之士人思想的代表。及至汉末，太平道太平经有言：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太平经因天下不太平而成，人追上古，思太平，其言辞，是对王士民祖宗之治的怀念和现实的解读。辛亥以后，中山先生，传承黄帝执雌持下天下为公之思想，曾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其道在祖宗民本思想传承，其心为士之公心。又说，“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提出“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
    逝者逝矣，所思可追。中国之现状，由满清之祸，而有西洋之影响。民本在民为本，五权所限者，非在民权，而在士用。天道循环，否极泰来，奴隶之解放，先为平民，而后教化，以成君子，而后士出矣，士出而用，王道以成。大争之世，莫以用士为最。
    中国人有上香的习惯。所谓“吾一日三省吾身”，无大过。斋戒沐浴，以示其诚，焚香而辑，以示其敬。为祖宗故也。头注香，思祖之不易，二注香，念己之不足，三注香，筹措明日之事。华夏后裔，同源同祖，传承祖宗智慧，为后世开太平。功莫大焉。 四、荣辱观
    在华夏祖宗文化里，荣辱就是华与耻。荣，草木之华，梧桐别称，房之飞檐。字义木之燃烧，引申为生发、光彩。耻，辱也。耻辱互解，让人面红耳赤，心生羞愧之意。荣辱以知耻为核心。知耻是华夏祖宗文化的基本思想。
    华夏祖宗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族群，农耕文明最大的特点是以自然为师，学习生产。三皇五帝无不是指导人类发展文明的圣贤大能。渔夫耕樵，桑蚕织履，仓廪衣食之足，文明教化伊始。“不劳而获”是知耻的最早起源。懒惰，不事生产，偷盗抢掠别人财产，在祖宗眼里，是与野蛮划等号的恶性。侍武而夺，“贼”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知耻，则正义流行；人无耻，则邪恶大行其道。耻的最基本含义，就是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现代人把耻与淫邪联系，是种误读。孔子评价华夏《诗经》，只用了三个字，“思无邪”，早期华夏文明是自由的，人性的文明，不是现代我们理解的，墙倒众人推的礼教印象。举个例子，男女之事。男未娶，女未嫁，野合，虽与礼不符，但不是耻。如有人故意撞破，曝露与众。此人卑鄙之心，恶劣之行，为耻。耻的延伸，是华夏礼乐文化以后的事情。
    “耻”在华夏文明里有三个逐步递进。一为礼乐节欲 ；二为人格尊严；三为大义气节。
    先说礼乐。太史公曰：礼缘人情，仪依人性，其来由，尚矣。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是故，圣人才制礼作乐，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礼记》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为了使人区别于禽兽，圣人才由此可知，必须节制人的欲望。因此儒家特别讲究礼节。所谓“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不正确的、过分的欲望的意思。耻就是要节欲，所谓“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 。《国语》上讲：“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礼与乐相连，我们现在只可以看到不全的“礼书”和大戴小戴的礼记，而《乐书》已经失传。只留下些圣贤对乐的理解。孔子闻邵乐，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过郑，因郑乐淫靡，绕道而行。孔子为什么怕听到郑的音乐呢？我们现在说的音乐，其实不是古人理解的意思。所谓“音者，生于人心也；乐者，通于伦理也。”禽兽能听到声，而不知音，知音而不识乐，只是个平常庶人。“唯君子能识乐”。可见，乐书，是培养君子大人的经书。因为，君子能审声而知音，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君子听音乐，是可以辨析到时政的。怪不得孔子听到郑乐就跑了。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古之圣贤，把礼乐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所谓：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其制，有诞礼、月礼、冠礼、及笄礼、寿礼、射礼、亲礼、乡党礼、庙堂礼、学礼、仕礼。。。有人就有礼，不一而足。华夏祖宗，尊礼重乐，节欲于人，达于君子，其心其志，可表日月。而今之中国，衣冠尽失，礼仪全无，人皆趋利，不知有节，华夏之耻，丧于礼乎？
    耻之次延伸为尊严。孔子曰：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没有说畏死。人不是不畏死，而是在祖宗文化里，还有比生更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尊严。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侮辱士，比杀了他，还要令其难受。人们常用“刑不上大夫”，来讽刺所谓封建社会的不公。这样的论调，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的歪曲。古人所指的“刑”，是墨、刵、剕、宫、大辟之类的刑罚手段，不是刑律刑法之刑。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其外延比“法”要小得多，和现代刑法的含义更是不同。“刑不上大夫”只不过是主张即使士大夫犯法，也不要轻易对他们使用肉刑而已。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小说里的情节，圣君明主，会赐犯罪的下臣自缢或者鸩酒，保其全尸和名节。而有些受冤或不得志的士人，往往选择自杀明志。如屈子和李白。因为在祖宗的文化里，身不受辱，是为尽孝，不担罪籍，是为入祖坟。(出仕的士人，都是为公利奋斗的。有污迹是不可入祖坟的)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士大夫是轻利重义之人，绝不可向平常庶人一样，接受肉刑的惩罚，那是对尊严的莫大侮辱，所以，与其受辱，毋宁死。“宁可毁人、不可毁誉”，成为士人尊严的最后自白。
    再次为气节大义。是荣辱羞耻感的最高升华。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乱世坚持华夏文化，个人虽有小庛不掩大义，因此，孔子评价管仲，“微管仲，吾批发左衽矣” 。顾炎武说：“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已，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把不知羞耻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也是明末三大儒的历史反思与总结。华夏从不缺少，坚持大义不愿受辱之士。古之伯夷叔齐重气节，不食周黍饿死首阳山，为忠君，岳武穆铁甲战士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是为爱民。文天祥在大宋将军张弘范灭宋后，坚持抗击，被俘不降。零丁洋里，千古绝唱。已经成为超脱一国一君之民族大义，一身一族之大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