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高参50 小说:理性看待我的“被弱智”和“被嚣张”

理性看待我的“被弱智”和“被嚣张”

    作为一名教师，对待媒体记者，本人的态度历来都是敞开大门，欢迎他们的到来，接受他们的采访。平时也知道记者的工作特点是到处奔波，也知道他们很辛苦，因此，只要记者到了西安，自己一般都不回避、就接待，也乐意与他们交流看法和观点。经常参加学术会议时，与同行交流学术观点，也常常享受着学术交流给自己带来的乐趣。“学术交流”的英文表达为“Academic Exchange”，实际上，学者们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Share and Exchange Different Idea”。对知识分子来讲，与人分享和交流学术观点就是一种工作、生活和幸福。所以，自己非常愿意与人交流看法，也就毫无顾忌地接受媒体对药家鑫案的采访。

    发现媒体最近就药家鑫案报道又多了起来，而且说出来的事情像故事般离奇，也不想一一列举，那样做就显得自己睚眦必报般小气。现在，就仅仅用我接受南方系媒体出现的问题为例，以此与大家一同分享我是如何被这家媒体“弱智”和被“嚣张”了一回。

    有一次，在办公室接受南方系一家媒体采访完后，在校园里遇到我的一位同事，这位同事（也是过去的同学）见到我后，高兴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祝贺你，官司打赢了！”。我仅仅与他一笑而过，我对记者说：“药家鑫被执行后，我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句缺乏人性的话”。记者问我“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命关天的官司不能用输、赢来说，那样就太恐怖和可怕了，用输和赢来评价感觉像是在赌博一样，怎么能以药家鑫的命做赌注，这不是太残酷和冷血了吗？”。我还特意地强调说“我愿意听到的是该案得到了法律的公正评判，因为药家鑫的命毕竟也是爹娘给他的一条命，单单说我赢了官司，我感到有起鸡皮疙瘩般的寒心”。

    报道出来后就成了如下的话语（见图），我发现其中有些地方令我哭笑不得和吃惊，他们篡改了我的言语并歪曲我的本意。看后自己不得不与该记者联系，他告诉我是媒体编辑的用意。

    媒体文中的“打嘴仗”三个字令我吃惊和气愤，难道我是通过“打嘴仗”将药家鑫的命打的没有了吗？那还有法律吗？我不就成了一个用口水杀了人的人吗？天哪，怎么能用如此语言来糟践我呢？！

   以后，有个司法权威媒体就干脆说我是用谣言“绑架司法”了，用意十分明确旨在误导民众。无论怎么试图抹黑张显，但都无法否定药家鑫杀了张妙这一基本事实，理性的民众也明白：法院是根据药家鑫的犯罪事实而量刑的，法官并不是参考张显与一些人打嘴仗的结果。而在高院审判的法庭上，当有人试图提出舆论方面的问题时，法官当庭制止了他们的说辞。南方系的编辑怎么这么“弱智”？实际上，我被他们每每地“弱智”了一回，也被“无人性”了一次。

    记者又问我，这件事过后，你还会做代理吗？我说：“我很忙的，打官司很累人的。王辉是我老家同一个村的远亲，老家又与学校新校区距离很近，帮忙也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王辉没有文化也需要有人帮忙的。”

    媒体报道出来后变成了如下的文字（见图）：

   看到其中的这句话“这样的事情多了，天天做这个事跟政府斗，累死了。”时，我也与记者通了话，感觉这样做对我影响太坏了。我问他“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我一个人凭什么能与政府斗？这不是自不量力，好比鸡蛋碰石头吗？读者怎么看我，还不认为张显太嚣张了”。

   他说：“呵呵，张老师：我是从你的微博中看到你对政府有意见，骂过省政法委。”我说：“那仅仅是我对政法委个别人的工作作风感到气愤的一种表达，在自己微薄上指出他在正常的工作中骂人、不接待和不作为的错误而已。我对党政机关这种的蛮横的工作作风感到不解，认为他们严重地败坏了我党的党风和作风，破坏了干群关系，有损于党政机关的形象。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服务意识和党的宗旨。正因为我很在乎我们的政法委，才向他们当面反映问题，恳望他们解答我遇到的问题。对于广受社会关注的药家鑫案，当发现对省司法系统存在一些不解的问题时，我认为应该及时向政法委反映。在微博上明确说出自己在政法委的遭遇，目的是想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丝毫没有与政府斗这一想法，而是出于一种对党的信任和热爱，怎么被你说成是与政府斗了”。最后，这位记者也承认了他对我的误解。只是，这一次我又被该媒体每每地“被嚣张”了一次。

    该媒体的第一个说法，我不怪罪记者，因为这是编辑的权利。第二种做法，是记者理解上的主观错误。但这两种说法，对我都是一种莫名地伤害。

    最近在网上（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041233386.html）看到：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老师在药案的问题上也被《南周》每每地忽悠了一回，南方系的编辑将他的《关于药家鑫案的一封信》，改为《要以群众狂欢的形式处死一个人吗？》。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贺卫方老师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贺卫方老师指出该题目冲淡了文章的理性，而为吸引眼球的效果明显，看来贺卫方老师遭受的伤害更加挖苦。如下图所示：

    南方系竟连著名的法学家都敢忽悠，我被忽悠了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媒体的游戏规则了。同时，也改变了我对媒体的态度，不必过分与媒体计较出现的问题。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上的差异，对事物的认知就有区别：有全面也有片面；有对也有不足。同样，因为人们站的角度不同，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样。

    在网友的关心下，自己不得不写此博文予以解释，以便消除“被弱智”和“被嚣张”这些令人脸红的负面影响。

    自己身边的人对张显的看法才是永远的看法，本人并不十分在意一些陌生人通过媒体舆论对我不全面的看法，因为他们不会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任何影响的。而在意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对自己错误的看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几十年来，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及生活圈子里，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现在，自己对生活和工作感到既踏实又倍感无悔的实在。

    在此，我想顺便提及与另一位媒体记者的故事。8月中旬的一天早上6点左右，我就接到一个记者打来电话“张老师：那天的采访今天已经发表了，实在抱歉！你在新浪网上看到文章题目后可别在意！别生气！题目是编辑改的，望您见谅”。我对他说：“我理解，谢谢您的解释，有您们的报道就是说明对此事的关注与关心”。这个记者能够这么坦诚，说明他既有良知，也有责任心。我明白有些事情也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虽然，看到题目后感觉不对劲和有倾向性，但内容的客观性是没有改变的，并非题目那样在挑逗人们的眼球，而往往理性的读者是不会被一些题目的假象所迷惑的。从此，我也清楚了媒体的游戏规则了，对待记者我更加热情和谨慎了，因为他们确实很辛苦的，他们也常常会蒙受一些无奈的误解。而一些误解并不是他的错，而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

    虽然，自己曾对媒体有这样那样的认识与看法，但张显的门始终为其开放，因为现在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只有沟通我们才能消除误解，才能得到彼此间的了解与理解。不求天下皆识君，唯求彼此宽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