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么虫子:溫州GDP接力賽:民企交棒 政府或將接棒

南方周末記者馮禹丁

“堅持到現在還專心做實業的，是真有事業心的，要不搞個屁呀，這么吃力。”

溫州市政府未來的工作重心，并非援手失血的中小企業，而是準備親自出手，用高達50%的投資率收復因民營經濟不振而導致全省墊底的GDP增速。

“現在不是搞企業的時候”

“這種形勢真的不對。”浙江天龍集團總裁、溫州企業家協會副會長陳奎洪說。

2011年9月13日下午，陳奎洪的翻蓋手機不時響起。“又是移民中介！”他看看號碼不耐煩地說。

“現在不是搞企業的時候。”這位浙江天龍集團的總裁在寬大的辦公室里說，“堅持到現在還專心做實業的，是真有事業心的，要不早就不搞了。搞個屁呀，這么吃力。”

天龍是浙江省最大的網球裝備生產商之一，陳介紹說，從2010年以來，勞動力成本至少上漲了30%，原材料平均上漲20%，天龍現在的狀態是“虧虧賺賺，能保本就不錯了”。由於匯率不穩，他只敢接一個季度內的訂單。

“我總覺得，這種形勢是不對的，真的不對的。”陳說。他同時還是溫州企業家協會副會長。

溫州炒房團最早的發起者吳昊告訴記者，現在溫州有一批中介公司專門為像陳這樣的身心俱疲的企業家群體移民海外提供一條龍服務。

“為什么不呢？”吳昊自己已安排好將來移民荷蘭，他看重的是歐洲的安全感，“社會福利好，食品安全令人放心，不仇富，沒有治安問題等等。為了后代，我的許多朋友都移民海外了。”

溫州民間借貸亂象的背后，正是實業不興，與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集體“缺氧”。

東方打火機廠是溫州最大的打火機生產商之一，其董事長李中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次和2008年金融風暴時不一樣”。2008年東方利潤雖少但“可以活”，而現在是“有訂單沒辦法做”。他介紹說，以前這個行業是“粥少和尚多”，最近幾年溫州打火機生產商從幾千家銳減為幾百家，“現在是粥少了50%，和尚跑了80%，但我們卻不敢接活了。”

因為利潤太薄，東方目前只敢接有限的短期訂單，一旦遇到訂單節奏安排不當，比如一段時間內接的訂單太密集，需要工人加班，由於加班工資比正常工資高，東方就會虧損。擠占了企業利潤的因素除勞動力成本外，還有用電成本，由於電力不足，東方需要每個月自發兩天電。

另一大因素，便是融資成本。東方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利息率由2008年的4厘月息，上漲到現在的8厘-1分。據官方數據，2011年以來，溫州中小企業獲取銀行貸款的綜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息凈支出同比增長46%。

李中堅的很多同行在熱火烹油的眼下都關廠轉戰民間借貸，“賺錢快還不用納稅”。但他選擇堅守，“幾百號兄弟跟著你干了十幾年，我要撂挑子，他們就失業了。盡量維持，頂過難關吧。”

南方周末記者在溫州走訪的多家民營企業境況與天龍、東方并無二致，沒有一家企業不表示時世艱難，無以為繼。

難以盈利是普遍現象，溫州經信委報告顯示，許多企業年前接的訂單還沒做完就已經虧損。情況稍好的行業企業還能夠全身而退、停產關門，或減產停工勉力維持，成為“僵尸”企業；本來就利薄的行業比如制鞋、不銹鋼、人造革等，更是已發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

連鎖反應

“3年前我們活過金融危機，今年若銀行卡我，我就只能對260名員工說‘對不起’了。”

工商數據顯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銷的企業高達1.44萬家，已超過2010年全年的1.24萬家。

溫州有36萬家中小企業，年初周德文曾預言：“到2011年末，溫州將有40%以上的民企倒閉！”9月13日他對記者說，為此他還被當地官員斥為“烏鴉嘴”，“現在看來40%的估計太保守了”。

危險的是，經信委數據顯示，近六成溫州企業存在為其他企業進行擔保融資的情況。一旦信貸危機失控，將在相互擔保的企業間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從而引發大量銀行壞賬和大面積失業。

位於溫州樂清的基安機械公司董事長、54歲的陳紀恩最近很煩惱，3年前在一位官員的引薦下，基安和另一家當地企業三旗集團達成互保關係。沒想后來三旗涉嫌從銀行累計騙貸近1.23億元，如今該公司資金鏈已斷裂，法院和銀行對其債權和債務進行的重組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沒有進展。

基安稱它掌握了三旗虛報產值、虛構項目等大量騙貸的證據，試圖讓當地公安局對該案進行立案偵查，但公安機關以該案已進入法院司法程序為由不予立案。

三旗的4家擔保人基安機械、勝武集團、昌林液壓和奧德康公司，卻被連累到悲慘境地。為三旗擔保685萬元的奧德康老板鄭巨飛賣掉廠房遣散員工后退出實業；擔保1700萬元的昌林液壓賬戶被法院查封；擔保1600萬元的基安公司部分固定資產和設備被法院凍結，且面臨著銀行調低其征信進而無法獲得貸款的危局。

干了30年礦山機械制造行業的陳紀恩向記者訴苦：今年基安本可新增利潤300萬元，但員工工資開支增加了340萬元，公司不盈反虧。要扭轉局面必須加大技術投資，但若銀行拒絕貸款，企業只能關門。“我已經耗不起了，3年前我們活過金融危機，今年若銀行卡我，我就只能對260名員工說‘對不起’了，本來還想再干幾年的。”

當人力、原材料和資金價格紛紛上漲時，以成本和價格優勢取勝的溫州民營制造業本來就舉步維艱。企業經營越困難，資金需求越大，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緊箍咒造成的融資難，成為了壓垮它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吳昊認為，溫州民營經濟以制造業起家，淘得第一桶金，后來在山西和迪拜雖然大敗，還都不至於動搖根基，“但現在，實業‘空心化’是條不歸路，一定要小心！”

國有銀行與民間經濟的錯位

解決此矛盾須深化金融市場，實行利率市場化，放開市場準入扶持中小金融機構，將“體外循環”的民間資金納入正規軍。

一定程度上，沿海民營制造業的警鐘已經在2008年敲響。3年前美歐金融危機爆發之初，中國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激進的財政刺激與寬松貨幣政策，其中包括著名的“4萬億”財政投資。2010年后，通脹之虎如期出籠。

CPI高位徘徊的嚴峻形勢下，貨幣政策轉向緊縮，2010年以來，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至21.5%的驚人比例。8月底央行再發通知，將商業銀行的保證金存款(包含承兌匯票、信用證、保函三部分)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這相當於未來6個月內收緊約9000億元資金，接近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果。”農業銀行浙江分行高級經濟師呂志強說。

鐵腕的銀根緊縮，使各大銀行基本已停止對民營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全國工商聯對17個省市中小企業的調研顯示：90%以上的受訪民營中小企業表示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小型企業選擇民間信貸的高達67.8%。

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銀行扶持中小企業，但國有銀行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更青睞大企業尤其是國企，從風險控制的角度無可厚非。呂志強認為，中小民營企業貸款額低、缺乏有效抵押物、未納入央行征信體系、擔保問題難以解決等特點，使它們不受銀行歡迎。而中小企業往往也因為銀行手續麻煩、周期長等原因，反倒愿意付高息從民間借款。

“浙江的銀行體系和實體經濟存在所有制和規模的不對稱，金融滯后於經濟的發展。”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說，“經濟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體，銀行是國有大行為主體。”他認為，解決此矛盾須深化金融市場，如實行利率市場化，放開市場準入扶持中小金融機構，將“體外循環”的民間資金納入正規軍。

但在中國，此藥方要兌現，顯然前路漫漫。因為利率市場化和放開民間金融的最大阻力不是別的，正是融資平臺貸款總額已超14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和靠吃存貸利息成為世界上最盈利企業的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

市政府：押寶高投資

溫州今后5年要確保每年投資率都達到50%，以挽救已退至全省末位的GDP增速。

對於溫州政府來說，至少在眼下，他們的思維重心放在了親自出手用投資“砸”出GDP上——“把強化投入作為今年工作的主題和主線”，2011年2月，市委書記陳德榮在全市干部大會上指出，近年來溫州發展速度由全省首位后退到全省末位，主要原因是投資率不足(從37%下降到2010年的31.8%)，政府在公共品領域的投入不足。

由此，溫州今后5年要確保每年投資率都達到50%，“十二五”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1萬億元。

如此大規模的政府投資錢從何來？答案是土地財政。陳德榮指出，當前溫州10大國資公司6000畝存量土地，按1000萬元/畝計，就是600億元，通過金融杠桿的作用可以放大到1800億元。

4月的“城市轉型發展破難攻堅大行動”動員大會上，陳德榮說，土地是財富之母，溫州人有錢，但因為缺地，形成不了本土投資。目前僅市區就有轉而未供土地38065畝，供而未用土地2783.9畝，“這是極大的資源浪費”。

為此，溫州今年要打“七大硬仗”，包括“拔釘清障”、違章“六必拆”、“拆圍去丑”、“四小車”整治、建設用地清理、歷年遺留項目限期建設、“村房兩改”等。

“淘汰落后產能，產業升級轉型”是溫州市對民營經濟的既定戰略，而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對認為，溫州制造業升級的最大瓶頸在於體制，“市場準入沒解決，兩個“非公36條”都沒落實。”他舉例說，溫州柳市的低壓電器產業的老板們想進入利潤更高的超高壓電器行業，卻一直沒有獲批。

令一些采訪對象擔憂的是，溫州是否會重復中國經濟近年來的怪圈：在出口和消費內需不振的情況下，壟斷土地、資金等要素的政府親自進場，操盤經濟發展，形成GDP越來越依賴於投資拉動的路徑依賴。而受到擠壓的民間資本投資渠道越來越匱乏，產業升級面臨準入門檻和生產要素瓶頸，最後形成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