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用农产品包括什么:唐太宗时代

2011-09-22 09:17:34

浏览 1354 次 | 评论 2 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向来为中国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因为这个时代是政治清明的典范，皇帝能够虚怀纳谏，大臣也能一心为公，政治清明若水，鲜有冤假错案，是许多文臣、读书人向往的时代。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古代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难以想象的功绩了。廉洁自律的官员，刚正不阿的青天形象，一直是中国人对政府父母官的要求。因此，把“贞观之治”列为最值得称道的十个时代，绝不为过。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人治的关键还是在人，尤其是皇帝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超高的个人素养就表现在他对人才、纳谏、宰相制度、监督制度的认知与实践中。我们还要强调一下，“贞观之治”也并非李世民一人之功，出色的人才、大臣们高超的进谏艺术、君臣的默契都是造成这一清明局面的动力。

（一）皇帝知人善用，大臣人尽其才

唐太宗在位期间，吸取历代治乱的经验教训，采取举贤任能、重视生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史称“贞观之治”。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既与李世民个人能力有关，也与这个时代众多的人才密切相关，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

我们来看一下李世民说过的一些关于人才问题的言论。从中，我们可以窥察李世民对待人才的态度。他说：“任用忠贤的人，则享天下之福；重用不肖无能的人，则受天下之祸。”又说：“辅佐国家的人，必须是忠良之人，如果能得到这些人，天下不用多管，自然能太平自治。”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 。李世民是一位把人才看作比金银财宝还重要的君主。他说：“珠宝之光，能照十二车，黄金累千，但这些根本比不上多士之隆，一贤之重。”

为了得到心里想要的人才，李世民制订了一整套选拔、奖惩官吏的制度，颁布了《职官令》，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额；制定了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亲自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要官员进行考核。他还把全国刺史、都督的姓名记在他内室的屏风上，把其功绩和善恶的事例记在上面，白屏黑字，作为奖励惩罚的依据，一有空就看上两眼。唐太宗曾经五次发布招贤令，如《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手诏》、《荐举贤能诏》、《令天下诸州举人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等篇，可见其求贤若渴的心态，在历代帝王中是最重的。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

李世民能够得到这么多贤才，与他的爱才之心息息相关。国家不是某家某人的私产，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千秋大业，需要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地奋斗。如果你用对了一位人才就会带来一大批人才，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事业就必然会兴旺发达。如果你用错了一位小人，人才就会离开你。奸佞好事之徒就会围绕在你身边，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你的正确决策，而且使你了解不到客观的真实情况，失去了真理的尺度，错误百出。因此，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具有一颗爱才之心，礼贤下士，才能将众多的人才凝聚在身边为己所用。李世民的爱才之心、用人之道，在历史上令人称道。

  （二）广开言路、政治清明

 唐太宗即位时，唐朝虽已建立十年，但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严重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依旧凋敝不堪。然而，在唐太宗即位后的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局面，使贞观时期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的“盛世”。唐太宗时代的繁盛局面，绝非偶然。除了李世民善于用人之外，纳谏也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很大一部分是被身边的甜言密语、糖衣炮弹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甜言蜜语所误导，李世民即是其一。李世民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国家必亡，奉承者也不会有好下场。隋炀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告诉我，我不生气，如果你们只是报喜不报忧，对你我都没好处。”

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不同意，他说，您刚做了四年皇帝，国家还未恢复元气，民生凋敝，您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和隋炀帝比起来没什么两样，再不悔改，说不准还会得到同暴君代表夏桀、商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这一做法为群臣进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暗示，进谏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魏征是唐朝第一号谏诤之臣。他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盛怒。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时常担心这个“老魏”要来进谏，于是不敢轻易犯错误。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放松一下，所有的装备都已准备的差不多了，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堂堂皇帝也有害怕的人，这是万民之福。李世民先后接受了魏征二百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作可以纠正自已过失的一面镜子。魏征去世后，李世民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作为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唐太宗为群臣直言进谏的良好风气作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在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冒死直言进谏之士，帮助唐太宗少犯许多错误，使其明察秋毫，知人善任。唐太宗不但鼓励大臣直言进谏，而且又能及时杜绝谗言和伤及无辜，他把大臣进谏作为治国安邦的一项重要方针，为他执政时期的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李世民也成为“万民称颂”的开明皇帝。

(三)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中国古代没有电视台之类的公共媒体，也没有报纸刊物来发表舆论，舆论监督比较困难，所以诤谏乃是防止政治败坏非常重要的防腐剂，是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舆论监督不仅针对皇帝，也针对所有的大臣。舆论监督做得好了，贪污腐败自然就无机可乘。

只有舆论监督还不够，唐太宗为防止官吏的贪污腐败，还有其他方法。其中，给大臣讲课成了应对高级干部腐败的主要方式。

贞观二年，李世民给大臣上了最为精彩的一次反腐败教育课，慷慨激昂、绘声绘色。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你们爱财我能理解，没有不爱财的人，因此我不反对你们爱财，但我坚决反对你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继而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划算吗？”

李世民能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给王公大臣上了一课，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反贪。李世民说，钱财过多未必是好事，如果这些钱是贪污而来的，纵然事情没有败露，内心岂不经常忐忑不安，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因贪赃而恐惧，因恐惧而致死。大丈夫岂能因一时贪图财物，而害及身家性命，并且使子孙后代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贪污最少的王朝，又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的政治监督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宰相制度的完善

 唐太宗对三省六部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增强它的合理性和高效性。唐朝继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分工明确。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有一定的程序，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错，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

唐太宗时代，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与权力制衡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三省分立的中央管理机制，使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相对地得到了分割。决策、审议、执行的权力分属相对独立的三个省，既抑制了大臣权力过重的现象，又防止了皇帝的主观臆断刚愎自用，这样的分权机制，使得君主专制在“君主集权”的大框架下也容纳了一些与君主意志不尽一致甚至相左的“臣意”和“民意”。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宽大的胸襟。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

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成为历史上贪污腐败最少的一个时代。政治清明，社会治安也非常好，贞观四年一整年间全国判死刑才29人，贞观六年（632年）全国死刑犯390人，太宗审查时令全部390人回家团圆、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390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

让我们记住李世民的这两句名言：“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这才是在李世民领导之下出现太平盛世的最主要原因。

  （五）繁荣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个“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所以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至于“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为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尤其是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太宗朝武功之盛，除对高句丽战争上没有取得战略胜利外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与当时的国力、军队战斗力、整体战略、用人选将与配合默契、过程协调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华历史上的名将名相中，贞观朝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中华军事史上，贞观朝的战例也多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