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检验流程:吴敬琏2011年的言论

　　【财新网】（记者 于海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7月4日表示，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形成的市场经济远不完美，反映在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上。

　　吴敬琏在当日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指出，这一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其次，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以及世纪之交数百万计的乡镇企业私有化，市场的力量一度得到很大的强化。但是，本世纪初，"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吴敬琏称。

　　目前，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将其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但是，依靠行政强力控制和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不能长时间持续，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作者：吴敬琏
　　来源：文汇报

　　一、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的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用来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的长期发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日本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长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内需不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用出口导向政策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减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宏观问题，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在均衡汇率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不会有外汇存底增加的。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三、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走出上述的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然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另外，我们的宏观当局、央行的专业水平很高，如果方针决定了，他们能够引导货币严重超发经济实现"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采取这样的宏观政策来保持脆弱平衡经济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每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我们把它叫做"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来反映供求关系，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再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就不先进了，就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都告不了我，因为有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体制上有障碍，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费了很大劲，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全面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两个阻力：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我国长期受到从苏联接受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本文来源于《中国改革》 2011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1年03月01日

　　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

　　吴敬琏

　　在本月举行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分别审议和听取“十二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实现已经提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惟一的出路

　　当前，我们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用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具体地说，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看，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方式的持续，导致资源匮乏、环境破坏。从经济-社会关系的层面看，腐败继续蔓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这些矛盾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内部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以及外部经济的进出口的国际收支失衡。

　　于是，就出现了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货币政策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不能紧也不能松。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资产泡沫继续膨胀，就会使泡沫破灭的危险增大，消费物价指数也有可能继续攀升。但是，由于近几年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于海量货币的注入，在建项目盘子巨大，如果紧缩太猛，许多人担心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甚至有“硬着陆”的风险。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过去几年的经验，这种两难困境是很难靠短期政策解决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惟一可靠的出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提高附加值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除了包括经济增长，还覆盖了其他方面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其核心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向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模式。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

　　那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哪些主要的途径？在讨论“十一五”规划时，大致列举以下几个途径：一是加快城市化，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市民化；二是提升现有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现代制造业；三是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四是实现“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

　　现在有一种议论，认为产业提升意味着一定得搞大项目，一定得搞“高、精、尖”，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过去其他国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里根当美国总统时，美国也争论过，是不是一定要搞芯片才叫高技术、才叫有利的、有效的技术？当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有一句名言：“不管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都是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大都是附加价值很低的简单加工制造。对于以加工为主的地区和城市主要转型方向大体是两个：一个方向是现有的简单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尽可能向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增加服务）。正如施振荣说的那样，提升了研发设计、创造了品牌价值，改善了销售渠道，附加值才能提高。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加工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发展一些技术有革命性突破的新兴产业。当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某些领域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能性，比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中，都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的机会。

　　许多地方，例如，苏南地区、“珠三角”地区，早在“十一五”时期已经开始启动产业提升。

　　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动力

　　“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或者叫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198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六五计划”正式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十一五”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到“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要回顾过去为什么转变不够顺利。根据“十一五”草拟过程中和“十一五”执行过程中的讨论，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大家认为，“九五”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展不快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这种障碍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保持了对许多重要资源的过大的配置权力。第二，GDP增长率成了政绩的主要标准。因为有这两条，各级政府动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用它来营造GDP的高速增长，叫做“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第三，是财税体制缺陷，表现在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和支出责任（“事权”）的过度下移等，这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 GDP的高速增长。第四，资源等要素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刺激了资本的浪费，鼓励资源浪费。

　　在“十一五”的执行过程中发现，大量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原因在于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一些技术已经接近于世界前沿，个别的甚至达到领先的水平。但是，这些技术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进程困难重重，不少新技术被“扼杀在摇篮里”。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舆论环境等，都没有建立起来。

　　十分明显，以上种种问题之所以发生，都与建立法治市场经济的长征还行进在中途、远未达到目标有关，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地防止倒退和推进改革。因为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中共中央《建议》说得很对：“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基础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不做到这些，“十二五”的宏伟规划就难免落空。

　　政府自身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

　　现在看来，许多需要除旧布新的体制问题，都与政府职能有关。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界定：所谓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其中市场机制，即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政府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这种情况不但使经济效率降低，而且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

　　由此看来，在需要大力推进的各项改革中，首先当数国有经济的改革。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这项改革在1997-2003年期间有过一波推进，这对世纪之交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

　　对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不论是市场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还是国有企业的真正股份化改制，都必须按照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要求向前推进。这方面近两年有所前进，在“十二五”期间，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取得基本的成效。

　　除此之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研和教育体系改革，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法治体系方面的改革都刻不容缓，而关键中的关键，则是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是推进改革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第一责任人。然而体制的除旧布新，涉及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往往出现“下不得手”，甚至主动阻挠或扭曲改革的情况。所以，为了推进改革，打破阻力，督促政府和政府官员履行自己的承诺，把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向前进。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不少政府机构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正像温家宝总理在过去几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过的，目前政府管了一些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而一些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在经济发展转型中，政府也应当注意为所应为。首先要明确一条：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是科学大会所确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在经济转型和产业提升中，政府决不应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垄断市场、操办项目、与民争利。

　　政府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中，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采用旧体制和旧机制，由政府主导和靠巨量资本和土地投入来实现经济转型，很容易形成新一轮引进技术和“洋跃进”的投资热潮，造成严重后果。

　　政府在“为所应为”的同时，要防止“为所不应为”。政府应当“有所不为”的事包括：不要直接插手项目；不要指定技术路线；不要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不要对个别企业实行“竞争后”政策倾斜，破坏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争取到一种国家补助或者地方补助以后，直接补助给本地或本部门的企业。一般说来，为了消除外部性的影响，是可以给补贴的，但是，补贴一是要在“竞争前”进行；二是补给需方，补给消费者，由需方自行选购。这样才能促进竞争，提高效率。

　　吴敬琏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