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魔幻 花神传 香雪海:警惕误判导致大国战略对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5:27:11

警惕误判导致大国战略对抗

(《南都周刊》退稿)

 

大国的战略互动和博弈中,并非总是明智和适当的政策占据主导地位,恰恰相反,历史一再表明,最后塑造影响亿万人命运的历史大事件的最初动力,正是人类对错误认知环境和恶意运用力量的结果。


20世纪,人类经历三次由于大国对抗而导致的全球性对抗,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50年的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数百万直接生命丧失,带来难以设想的财产损失,也使得数顶皇冠落地,苏维埃俄罗斯诞生,从而彻底改变了全球权力格局。由于技术兵器的采用和战场规模的加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数千万生命损失,作为主要战场之一的中国蒙受的灾难则更是触目惊心。冷战的特色为美苏秘密战争、全球代理人战争和核对峙,秘密战争消耗的美苏战略资源也高达天文数字,遍布各大洲的代理人战争则直接带来地区动荡和当地人民苦难,核对峙第一次把全人类直接摆放在毁灭的考验之前,也使人类自身的战争与暴力逻辑走到其顶点,暴露出其自我矛盾的内涵。



考察导致这些历史大灾难的发生,必须指出,大国对彼此的战略意图的误判和误读是很首要的原因。这也是历史学家和公众一再为这些历史事件的研究所吸引的首要原因。在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岁月里,日新月异的科技和产业进步,以及同步的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如某些过去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带来世界和平,相反,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暴力的曲线却沿着其自身轨道上升到过去只在神话和宗教里描述过的顶点,那么,排除文学化视野中的“正义与邪恶”二元论思维,究竟是什么总是导致大国的灾难性敌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是德国,有文化上长期亲近感和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英德对抗是战争的首因。就德国的角度而言,作为中欧新崛起的耀眼国际权力,统一带来了欧洲权力均衡的打破。居于内线的地缘战略地位导致德国两重矛盾的心理:既有大战术上内线的优势心理,又有战略上东线两线作战的恐慌,这样的双重心理促使德国人在军事战略上走向先发制人的思维,但这还不是德国走向与秩序维护者对抗的根本原因。德国在政策上走向对抗有两个转折点,首先是对俾士麦奉行的欧洲均势政策的抛弃,德奥的德语二元同盟直接导致法俄结成对抗性的同盟,至此,外交再不是与军事力量平衡地-配合的国家战略手段,而成为与军事政策目的矛盾的事物;其次是轻率地放弃了统一初期不挑战海外体系的政策,殖民主义的冲动取代了对英国海权的尊重,从而也使英国对德国的敌意和猜忌有了现实的证明。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分别以陆权和海权为主要力量特征的国际权力不无善意共处的机会,而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英帝国的地位,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据说丘吉尔曾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中国学界或由于情感的缘故对于战前日本的战略政策发展迄无深入的研究。就太平洋战前日美两国的军事政策而言,双方在战略上均采取防御性的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岛国的日本为消化在亚洲大陆的侵略成果,需要面向潜在的最强大敌人美国进行纵深战略防御(即所谓1000公里绝对国防圈),而此种防御性的战略却直接带来美国对其未来亚洲地位和利益的担忧,因此美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竞争性军事战略。敌意本身强化敌意,而强化的敌意则推动对抗的发展,直至大破局。

50年冷战起于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今日已有大量双方的历史文件表明,冷战初起时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和能力的判断均属错误:受战争致命创伤的苏联并无立即“赤化”全欧的力量,东欧的控制是其战略防御思维的产物,而美国对朝鲜内战和越南的卷入均基于对本地斗争性质错误的评估。然而在当时,美国的决策者却并非如此认知,他们认为前殖民地区的热点均处于战略对手全球进攻的计划,是意识形态而非普通的国家利益思维在推动苏联的全球政策和对美政策。从此直到古巴危机,冷战的全球战线终于在双方自我实现的坏预言思维下成为现实。

上述简略历史检讨给人们的教训是冷酷而严峻的:大国的战略互动和博弈中,并非总是明智和适当的政策占据主导地位,恰恰相反,历史一再表明,最后塑造影响亿万人命运的历史大事件的最初动力,正是人类对错误认知环境和恶意运用力量的结果。相比各国追求自身社会进化的丰盛成果而言,可以说,人们关于共存的智慧尚未超越“罗马治下的和平”与中国战国的水准。零和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思维直接带来帝国主义的政策,而现当代科技和产业的进步则直接给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力量工具,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有很直接的参考意义。特别是,在新国际权力变动的环境里,当新老国际权力国家内部军事力量的迷信盛行之际,人们需要警惕,敌意是自我复制的,而其逻辑的后果是难以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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