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飞向别人的床mp3原版:送给考生学者经典文章36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3 08:43:18
送给考生学者经典文章36篇
1、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最先与最后
鲁迅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嫘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3、做一个战士
巴金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彷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4、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
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
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
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
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
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
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
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
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
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
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
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
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
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
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
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
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
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
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
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
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
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
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
(“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
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
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
”，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
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
人的行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
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
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
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
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 摘自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5、流泪的滕王阁
潘碧秀
江畔小舟，轻摇的芦苇、南来聚拢的风……赣江上一览无余,视野里找不到期待的身影。
我在滕王阁的一隅,独想王勃。
游人脆脆的思绪如牵强的秋风,薄薄地依偎在滕王阁穿越时空的坚强里。站在清冷的滕五阁上,睁眼闭眼间全是王勃清瘦忧郁的神情。斜阳拥抱着欲泣的滕王阁,阁影斜斜地躺在江水里荡漾。帝
阁的忧伤无声息地让我追随。每一寸楼板、每一抹丹都在我的心弦上颤动。想为流泪的滕王阁续一首诗，诗里面是伤痕累累的王勃。流泪的滕王阁曰曰孤寂地走入我梦中，独自徘徊复徘徊。我找不到王勃的诗句，无数醒着的黑暗的夜里，枫着阁影到天明。
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的滕王，一再遭遣受贬，然而层层不得意却抹不掉他悠游于世，歌舞人生的脾性。贬到赣江边任小刺史，他仍意兴遄飞地要为自己建一座阁“拍檀板唱歌，举金樽喝酒“，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那个仲秋的曰子王勃的“独角戏”正上演着。他望着水天相接的江面，感慨人生如江面枝柯，沉浮复沉浮，一腔激情和渴望却在纸上无羁的飘洒，洋洋一派文章，力透纸背的全都是对生活的向往。有人说“厚积”是为了“厚发”，王勃客居剑南年，终有了其颠峰之作。滕王阁不过显其颠峰昂然之势的一种凭藉罢了。此时的长安，或许已将王勃忘得一干二净。谁会在抚筝时，思绪在筝上游移间起起王勃？如今赣江畔的孤鹜年年此时都要背起王勃馈赠给它们的礼物一上一下翩翩的飞，托起无限秋水长的风情。
“物是人非事事休“，游人仍在阁上徘徊留连，眺望阁外水云间，心似江水茫茫欲拍阑干，浅云灰灰地衬着阁，如一双饱蓄泪水的眼睑。
扁舟载问及此事一截悠悠的阁影，忧郁地前行，涌起的江浪层层间依稀可见当年王勃的风姿。这个自幼饱读诗书贯通九经的青年，彳亍于线装书中陶陶然的青年，瑟缩在蜀地的乡居里，不再想读书之外的事情。蜀地去长安已遥遥又遥矣。无人识君，只有在迷惘中放纵文字：《蜀中九曰》、《盛泉宴》……“每有一文，海内尺瞻”。人生有许多门，可其中一些门只对一些人是永远敞开的；不要试图去敲门，去敲人生踞的门。王勃在剑南之地逍遥了三年，终究不敌寂寞，踌躇北上，到河南任参军。书生之迂，终惹大祸，龙颜大怒，险丢小命。人生沉浮反复，王勃心冷了。
一片阁/躲在云层下/疲惫和黄昏的鸟一样/面对江恸哭。江水缓缓流，终有温柔得叫人落泪的时候。一介书生咬文嚼字，终有让人品错味的时候。该张惶？迷惘？失落？还是愤懑？毕竟人生不是“数点扁舟向斜阳”那样诗意、简单而直观。——人无语，惟有惆怅地醉去。滕王阁不在出产帝王将相的长安，站在这玲珑曲雅的阁上，赣江无限风情一览无余，王勃的梦魂可以与阁相依偎至永远了。
昆德拉说：“生活是棵长满可能的树”。王勃在客居剑南的曰子里，也许模拟了曰后的种种可能，却没料到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可能就立水中候着。
王勃如断线的纸鸢一头栽进江里去了，灵魂可依附在江中鱼儿身上？想他经行处会不会开出一江的花来，让鱼儿也欣喜，鱼儿也惆怅。
斜阳已成余辉，阁上人去，鸟去，空留一片寂寥。
6、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己。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 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7、流放出生命的精彩
杨晓雷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深圳来到遥远的伊犁。那里，曾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到伊犁的当天下午，穿过宽阔的伊犁河，我们来到这里的林则徐纪念馆，只见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前来参观的人。走进展馆，里面仅一间约两百平米的展室，室内布置简陋，文物不多，四壁的图片及说明也大多见过，远不如虎门的气派。
家住深圳，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虎门。那里的林则徐纪念馆与鸦片战争博物馆建在一起，规模庞大，展馆外还有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遗址。每次去，总见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来伊犁前，对参观的事不太在意。犹如看戏，高潮过了，后面的戏，则容易被忽略。
然而，或许是身临其境的缘故，当我越过千山万水，从发达繁荣的广东，来到偏僻遥远的边疆伊犁，当我从林则徐虎门销烟任两广总督的辉煌之地，来到他被革官免职、惨遭发配的流放地，再看这曾经熟悉的图片和文物，再去体验和感受林则徐的风雨人生，尤其是流放伊犁的这段经历，静观他辉煌之后的坎坷，和“高潮之后的戏”，心中的震憾和感动，却是我在虎门所不曾有过的。
林则徐是在花甲之年，被流放到新疆伊犁的。此时，他的仕途一落千丈，前途一片渺茫。昔日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从声名赫赫的两广总督到被皇帝革官免职，从威震四海的英雄到发配边疆的“罪臣”。因大功获重罪，真是千古奇冤！但更折磨人的是，处罚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钝刀割肉”般地拖了一年半。从1840年9月到1842年3月，林则徐先后被革职查办，以“四品钦衔”遣戍伊犁，改遣开封协助王鼎治水，最终被流放伊犁，整个过程历时一年半，前后跨三个年度，其结果，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伤心。尤其是最后一次，林则徐治水立了大功，按惯例应可将功折罪，但道光帝仍将林则徐发配伊犁。王鼎不平，向皇上当面苦谏，不成，便自杀，成为一时震惊朝野的“尸谏”事件，然而，道光帝依旧无动于衷。林则徐身心俱损，国难当头、报国无门的绝望，加上治水劳累、戍途奔波，他在西安大病了两个多月，到1842年8月才从西安启程，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戍途。在流放伊犁的三年多时间里，林则徐强忍身体极度不适，拖着多病之躯，为新疆呕心沥血。他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吐鲁番等地考察，行程二万多里，所到之处兴修水利，开荒屯田。他亲自设计并率领民夫修筑龙口水段水渠，后被称为“林公渠”。他还积极改进推广“坎儿井”，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厄运，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林则徐没有惊慌，没有绝望，他镇静坦然，慷慨悲歌。这一著名诗句，正是林则徐以“罪臣”之身，在西安登程伊犁前，告别妻子家人所作。
林则徐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仅在于他能在仕途通达、身居高位时，倾心尽力地为国效力；也不仅在于他广东禁烟、虎门销烟等的惊世之举。还在于，或者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便在被革职流放的极端逆境中，即便在个人命运遭遇空前苦难和厄运时，人格和灵魂中依然保持固有的那份伟大与高贵。
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浓墨重彩的亮点，成为林则徐青史留名的标记。但这并不足以体现林则徐人格和精神的全部精彩。时势造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除个人具备的英雄品质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时势环境的客观影响。危难的时局，百姓的呼声，肩负的职责，把林则徐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给他创造了成为英雄的历史机遇。而流放伊犁，使林则徐远离了时势环境的客观影响，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坚守什么，追求什么，更多地依赖于他个人主观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品质，这对他的英雄人格和本质恰恰是个严峻的考验。苦难和挫折是人生的标杆，往往更能测出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人在顺境中顺势而为容易，但要在逆境中坚守慎独难。
人生如戏。如果把林则徐的人生看作是一出戏的话，那戏的高潮，恰恰是他被流放伊犁的这段经历。而以往的辉煌与显赫，似乎都是为此所作的铺垫和积蓄。就像瀑布，其精彩动人之处，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也非中间断崖的陡峭，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纵身飞泻。而此前的一切，似乎都是那悲壮的一跃，所作的铺垫，所制造的落差，所积蓄的能量！
8、寂寞的浯溪
王青伟
走进浯溪，极有可能触摸到了一种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隐秘世界，这种隐秘世界可能表达着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反叛。
泰山的雄奇壮观，暗含了中国帝皇的大一统思想，于是历代帝皇为其立封受禅，顶礼膜拜，浸淫到文化领域，儒家思想一统数千年，漫延到文学领域，豪放派永远占主导地位。公元七世纪中叶，一个政治失意，受到牵连的落魄文人元结被贬为永州刺史，路途愈走愈逼仄，景物愈行愈荒凉，心地愈来愈灰暗。突然，他先是听见一声清脆的水流声，他本来想放下行李，掬一口水喝喝，或者洗洗双脚，但是他忽地惊呆了：顺着溪流望去，到处一片姹紫嫣红、树叶成阴、怪石嶙峋。灰暗的心境一下为之明亮，荒凉的景物倏忽为之绚丽。这个小小的地方，溪是小的，山是小的，石头也是被分割为小块小块的，就连奔流的湘江也远没有长江黄河那样大气。那一刻，元结一下子看见了一个大我。而面对浩茫的宇宙，他一下又觉得自己也就像浯溪这个小盆景，在天地之间变得那么渺小。
于是他把那条溪命名为浯溪。浯溪，就是我的溪。古代的文人，以山水来造个字，并公然声称这块山水是属于我的，怕只有元结了，他当时的得意之情因这个“浯”字而情形毕现，他尽管远离了高官厚禄，车水马龙，皇城大气，但天地这么大，总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是可以安放和融会我的心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王气触摸不到的地方，我拥有这么一块小小的无名之处！
于是，浯溪成为元结另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他在这里感悟和寻找到了人生的另一面。 我总感觉到浯溪碑林的诗书之中，就是这种半归隐文化的典型代表。浯溪这块小小的天地盆景，就是那种寻求半归隐境界的最佳场所。极度得意和极度失意的文人都不大到得浯溪，因为浯溪既不宏大，也不苍凉。得意时需要一个宏大的场所来抒发一下豪情，失意时则需要一个苍凉的处所来哀叹人生的不幸。浯溪就夹在这两者中间，成为一个狭窄的不可言喻的心灵通道，驱使着一帮文人悄然而至。因此，在这样一个不易激起情感大起落的场所，自然也很难得产生惊天动地的诗篇。每次我去浯溪，除了看它的碑林和山水之外，最令我留连忘返的就是元结当年弹琴的浯台。那里是浯溪的最高点。每到月夜，元结总是执一把琴，坐在那里对江而弹。琴声激活了浯溪山水，浯溪山水浸润着他的琴声，元结与山水融合在一起，任千古忧愁万古功名顺琴而去，随水而流。在虚无中掺杂着沉重，在缥缈中偶尔跳出一声叹息，在归途中时而回头张望，在空灵中拍击着一丝无奈。我站在那个地方，常常缅怀的只是一种渐去渐远的影子，听见的只是一缕似要消失而又没有消失的古琴曲……
9、江南蓑衣
在故都的某个雪天里，突然想到老家江南的蓑衣来了。
满目彤云里，翻读一本江南的画册，心情一派宁静和畅。那连绵的苍翠山峦，那层层叠叠的梯田，那高低错落犹如穿着蓑衣的房舍，总给人以平和而安详。满谷烟云，缭绕着江南的烟花三月。三月的江南，春光迷漫，而乡村道上穿着蓑衣的赶着牛群的牧童，总把一管缠绵的委婉的笛声传入我的耳鼓。而穿着衰衣在微雨中插秧的山地汉子，则把一篇耕作文章呈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很少听到歌唱江南蓑衣的歌曲，江南的乡野之歌似乎除了采茶桃花和篱笆修竹外，就没有别的了。而蓑衣却依然沉睡在古典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就在我的记忆中与我隔岸相望。这江南的景色一半是属于蓑衣的，这季节的一半还是属于蓑衣的。不光是春天，还有下雪的隆冬，独钓寒江的孤舟蓑笠翁，一直在我眼前描绘着悠远的江南山水。在风景中出没的穿蓑衣的人，不仅仅是牧童，而且还有渔人，他们都是志趣清雅的高人。一蓑风雨，一叶孤舟，一片兰桨，一弯明月，顺流而下，逐草而居，是多么潇洒逍遥啊。我常把穿蓑戴笠的人称之为隐士和佛陀，且看那蓑衣似乎张开诗歌或者哲学的虚玄的羽翼翩翔在空明中，如神灵一般幽黑而深邃。这是自由狂放的，是寒山中的极致，远峰、孤舟、烟雨和萧寺，只是绝妙的陪衬。江南的蓑衣飘扬在诗意中。一袭蓑衣穿行在时空，犹如达摩的一苇渡江，把无限的禅机融入空荡和苍茫之中。
江南蓑衣是平常的，一种极不起眼的家用物什，与镰刀、锄头和竹笠一起静默和谐地相处。在风雨中的劳作是艰辛的也是欢愉的，蓄满微凉的忧郁。当踏歌的农夫带着一身泥水，从田里山间归来，蓑衣和竹笠随即被挂在墙上，农夫歇息了，而它们则开始了默默的对话。蓑衣注定是蓑衣，竹笠注定是竹笠，似乎与主人一样无法逃避命运的摆布，无法摆脱生活的清寒。它们的主人一直向往着远方，但总无法走出这片山坳，他与他的老牛一起在这片小小的田地间一圈一圈地跋涉着，总超越不了这历史因袭的圆周率。雨中的蓑衣凝望着主人口鼻间升腾的气息，如雾般的慨叹着，幽幽地怀想着，难道主人真的没有幸福的愿望，没有丝毫改变命运的企图？
尽管如此，蓑衣一定与主人相依为命，乐享清贫的。它害怕的是主人会在某一个时刻逃离，与它们不告而别。蓑衣和主人同样的劳累和憔悴。岁月的风刀霜剑早已撕裂了它的前襟。它们毕竟诞生或者寂灭在理想的记忆中，当它们在尘封的空间被人翻捡，被人展示的时候，江南的蓑衣，是否还眷念着他主人日益苍老憔悴而衰弱的容颜？
在更加苍黄的时日，主人来不及与它打招呼，溶进城市街衢的喧嚣。当他在难得的寂静时分一个人端坐，蓑衣的影子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在脑海的某个角落里难以拂去。在某个下着微雪的夜晚，在某个寂寥的街道上，在街灯漠漠的照映下，他忽然发现了久违的江南蓑衣的影子。在某个茶室和酒吧间，他看见蓑衣还有他的竹笠高挂在髹漆得艳红或者金黄的柱子和墙壁上，落满红尘。那里不适合它们！主人想，此刻，它们仿佛像陪酒女郎，像示众者，像引颈自戮的罪囚。它们的心里会是如何想啊！那些酒客茶客是不知道的。江南的蓑衣和竹笠经年地寻找，在远远的翘首远望。它们想，城市里会下雪或者下雨，能解除心头的焦渴。它们想，下雨了，主人会重新穿戴起它们，飘飘扬扬地潇洒地走过雨巷。
来自江南的主人躲在暗角，两眼噙泪。他在等待着内心的救赎。
10、走失在纳西文字中
作者 富遐
与丽江古城的邂逅是在薄暮时分，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走进古城，仿佛有精灵轻拉你的衣袂，一不小心就会抖落一个故事，惊醒一段传奇。
从城门走进四方街，那些通往小街的路口都在向你招摇，诱惑着你不知从哪条路开始起步。但担心是多余的，随便选一个路口进入，都不会迷失方向。因为丽江的水是有灵性的，她完全充当了导游角色，潺潺地为你导航，水的方向就是人想要去的方向。
踏着斑驳的略有些倾斜的石板铺就的老街，路边小桥下的流水和着脚步的节拍轻吟浅唱。沿街的小商品，各式饰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尤其是那些散发着浓郁民族气息的佛像铜锅，藏刀手镯和叮当作响的银饰，令任何人都不会拒绝欣赏，而又忍不住停下脚步，用异地的民族文化充实自己的行囊。
而我则是在一幅幅纳西手艺人的字画中渐渐迷失了方向，模糊了时空概念的。浏览小街图文并茂的纳西版画、烫画、木刻画的同时，我被名叫“纳艺人”的刻印店所吸引。这个尚显拥挤的店铺里，摆满了款式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家族，应游人所需把名字或经典妙词，感悟小语刻在石头上，随你到天涯海角。我把自己的名字写给了纳西艺人，并让他写出纳西文字后予以图解。他写的“富”字是一口精致的小锅，锅内有米粒，还冒着热气，意寓不愁吃喝，表示富裕；而“遐”字则是一个意象的脑袋在思考，青烟缭绕表示思索后而又浮想联翩。刻印仅用了一会儿，我却在小店驻足了一小时之久。而后，我又让艺人刻下了另一方“珍爱一生”的石印，纳西的象形文字让我看懂了所谓的“爱”字是手掌里放上一个眼睛。是啊，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把眼睛呵护在手心，足以说明爱之情深了。我把这些精美的石刻小心包好，揣在怀里，仿佛拥有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望着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纳西文字，品味着素朴的东巴文化，我陷入了沉思，不经意间远离了人群，就暂且把自己弄丢一回吧，一个人在陌生的古城，沧海桑田的老街中丢失了也不必在意，太阳升起的时候自然知道自己来自何方。赏心悦目中，我的眼神中尽是千姿百态，袅娜起舞的纳西象形文字，它们或倚或靠，或独自成体，无不将大自然的草木花石，高山湖泊，日月星辰，浮云流水融入纳西的东巴文化中。想像自己若生在纳西家族也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不必工工整整书写一笔一捺的汉字。纳西文字的每一个字都可以随想像派生出许多更形象的“字态”，甚至扯一片绿叶就可以表达爱情；剪一缕清风就可以风花雪月；掬一捧溪水就可以洗荡灵魂……
在纳西文字的无限倘佯和贪婪对眸中，我似乎幻化为带翅羽的文字，穿越时空，在远古飞翔。纳西文字的笔画是粗犷的，犹如纳西人的豪放性格；纳西文字的姿态是柔美的，一如纳西人丰满而细腻的情感。纳西人是热情好客的，无论你行走到哪条街，哪个店铺，迎面而来的都是淳朴的笑脸。丽江古城处处弥散着淡淡的温馨的气息，在古街信步，恍若回到了深情依恋的家园。
渐行渐远时，接到了友人短信，告知在“酒吧一条街”等我。这时方才感到文字真是个好东西，无论你在天地间的任何角落，只要有文字互通信息，就能将丢失的灵魂轻易打捞上岸。赶到酒吧时，已是酒盏狼藉，即将散场了。友人又走在了一起，但却不得不与丽江的夜色道别了。走出古街时，许多店铺已放下了木板门，一轮朗月在头顶照着，高跟鞋敲击老街的声音传得很远。我们终将是过客，我们带走了对丽江和纳西文字的一夜深情，但我们也懂得了珍惜，无论行至何处，即使年华老去，也要唱吟过往。
11、轩
江堤
建筑是很有趣的。
12世纪的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建造一座拥有600多根石柱的庙堂的时候，岳麓书院的建筑学家早在10世纪就已经修建了有数十根木柱支撑的百泉轩了，这种柱式建筑的共同性，使人类的居住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找到了结构上的统一。
我不知道在西方建筑语汇中关于轩应该如何定义，中式建筑中的轩，古书上有多种解释：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窗户、屋檐、堂前的平台、房室，甚或可用指厕所。这里所指的轩是以敞朗为特点，而又临水的建筑物。读《红楼梦》：“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近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那种园林的气息从玄妙的远观中已透出来，通过建筑语言象征系统，便知那轩中主人的生活风貌。建筑之于生活，有一种诱人的新意。
从建筑的诗性角度去打探这座庭院的轩舍，已经精美绝伦。廊柱漫不经心地排列，沉醉于自然的风华和文化的典雅之中，历史是一件披在身上的氅蓬，从来没有脱去，文化的力度显现出来，大气之中透着平实。重叠的飞檐，即便在清淡的风雨中亦张开它畅想的羽翼，一副要往深壑中飞去的样子。成排的门窗，雕镂得如同一幅幅经典的水墨，庭院的风景一年四季要借它照自己的装束。轩前轩后的古树，像一群思想的宿儒，有着典雅的造型和神祗的魅力，轩内轩外的古井和池沼风花雪月，光亮照人。
从建筑历史来说，百泉轩已经跨越了两个千年，设若做一种文物发掘，它的建筑堆积层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高贵悠远的情调在地层深处转动，一定有一些文化故事在内心漫步，其历史的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品赏。
百泉轩建筑的精彩语汇集中在格扇、槛窗上。临水的一面为全开扇，高达数米，格心的棂条秀巧纤丽，花饰简约，裙板不作多余的装饰，显出淡泊的闲居情趣。
百泉轩的精妙，在于环境融入了建筑，而不是建筑融入环境，每一个建筑构件的内部都有自然在歌唱。
轩前轩后的溪泉像梦一样飘忽，万千的声响都是为这轩而鸣，而且，千年以来保持着坚贞如一的韧性，从不间断。对于岳麓山来说，溪流就像用来拴宠物的链子，时时刻刻将这轩拴着，它知道这“宠物”跑不到哪里去，随便将链子在树木竹石间绕两绕，然后四处望望，到后面闲卧去了。没有人知道溪泉带着什么妙旨来到这里，有时候轩里的人似乎明白，大多数时候是不清楚的。而人又带来什么使命驻扎在轩中，溪泉有时候明白，但大多数时候同样不清楚。所以千年以来，无论是溪泉跟人，还是人跟溪泉都是一种若即若离、似懂难懂的关系。
人、建筑、溪泉三者同处于一种朦胧状态。诗歌中有朦胧诗，不知建筑能否说朦胧的建筑。
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文化人固守在这种朦胧里，将美丽的灵魂安放在溪泉竹石之间，为一些学理而穷其心力，体验文化中流泉恬噪、藤葛依依、书巷深寂的情调，灰墙青瓦、红柱花窗在碧泉沼池中清丽得不留一点余地，那时候文化人的生存状态，溪泉一定是看得很透澈。文化人从经过修茸的书窗下抬起头来，隔着疏疏的花栏，也将流水看得清楚。“流泉清自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张栻《石濑》）流水知这读书人的用意，叼着一瓣书声就到园中转悠去了。至于那池塘，还睁着大眼睛望着那个穿道袍的人，沉重的书本消解了他的诗意，好久才将一种古老的启示悟出来：“半亩荒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有经验的读书人一有诗句就记在纸上，这读书人却很痴傻，缄默着用树枝写在水上，池塘自然欢愉，800年以后，见到游人，还能听到入池的流水朗诵这首诗歌。流水的精粹和文化人的迷醉在这样的时候是合二为一的。
在历史的另一些时候，文化人已远离这里，短暂的生命已经终结，文化呈现断层，历史走到半途已穷困潦倒，寒风将四壁的温暖吹散殆尽，溪泉在断壁残垣之间跟人作隔世之别，文化的风雅全被绞杀。这样的时候，溪泉虽然仍在冷冷奔涌，但它们的内心充满忧郁，好像回到了悲剧状态。冬季日久不去，曾经缭绕不熄的歌声因为冥顽的坚冰而变得抽搐，如同幢幢的鬼语在天地之间游走。可怜轩舍与溪泉还在固执地等待旧日的人归来。
在漫长的时空中，人的足迹就像一条麻石古道，由一块一块的石板链接而成，什么地方的一块石板碎裂了，残缺便出现了，所以人类的历史是残缺的历史。而溪泉却不一样，像时间的河流，不断向前向前，风华不会被流水冲走，以它永动不息的脉搏来探测一座轩的文化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以人类现有的能力，大概永远也分析不出来。
12、哭泣的圆明园
张晓惠
一直以为，圆明园是哭泣的。八国联军蹂躏着她的肌体，摧毁着她的骨骼，冲天大火燃烧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尊，百多年的疼痛如那西洋楼的残臂断垣穿越百年的风雨永远存在——伫立在那西洋楼大水法的遗址前，我无法不感受圆明园的疼痛，感受一个民族的屈辱和疼痛，是那种切肤的痛。
是十年前，去的圆明园。没有人愿去，说是那么远，又没啥看的。我说我肯定要去。
是阴凄凄的天，是冷飕飕的细雨，和着秋风如刀子一般刮在脸上。沿着浩淼的湖水，我走啊走的，不见一个人影儿。最后，终于走到了那大水法遗址——尽管多少次从图片上，从教科书中见过这遗址的照片。可当我立在苍苍的天空下，真实地面对着这一片一地一旷野的玉白石块时，仍感到那来自心底的震撼！依旧华美——我抚摸着那冰冰凉凉的玉石纹理；依旧精致——那欧式的曲线流畅又不羁；依旧贵族——断碎的罗马石柱在苍天下笔直出一派伟岸和傲然。后来我就流泪了，好在周围没人，我没带相机，但那些石块、石柱、石雕连同那灰苍苍的天空一起烙在了脑海，成为心房上一幅永不磨灭的壁画。
十年后的今日，我说。再去圆明园。对我来说，去圆明园是一种凭吊，一种拜谒甚至是一种提醒。说出这些我不怕别人说我矫情，我就是这样想的。
进了圆明园，才发现今非昔比。十年前的清寂不复存在，曾经寂静的圆明园是一片喧嚣。柳纱桃红藤紫，满目春色也罢，昔日皇族的休闲园址，也该平常百姓流连赏目，门票从五角涨到二十五元也罢，这遗址这偌大的园子要人管理也得养活自己。装饰华丽的人力车左右缠着：去福海？去绮春园？就十元，拖您去西洋楼您哪！谢了您哪，我说，我就是想自个儿走走。
往前，沿着湖边再往前，穿过紫藤架，右拐，是了，是遗址，大水法遗址。
想不到的是西洋楼遗址这儿，竟也有这许多的人！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尖叫着互掷着石子；一群看来是高中生或是中专生的少男少女咬着冰棍儿在海宴堂遗址前高声唱着“对面的女孩走过来走过来”；几位看上去似干部样的人笑眯眯地摆好阵势在镌刻着“圆明园”字样的大理石碑前照像，那捧着相机的说：笑！笑啊！这群人就腆着发福的肚皮蠢蠢地笑了。在大水地遗址前，就是那小时在书中看到，十年前在那哭泣的五根大罗马柱那儿，一对情侣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
刹那，我有点不知所措。亲吻示爱干嘛到这大水法遗址面前呢？在这样残破颓败的乱石间，怎么笑得出来？要唱歌蛮好去那桃红柳绿的绮春园、长春园或是泛舟福海啊！看着这群在破碎的石块遗址前欢笑的老老少少，仰首凝视那高高而破残的罗马柱，眼眶和心口就都隐隐地疼起来。历史呢？耻辱呢？血性呢？
前些年，曾经围绕这圆明园需不需要重建有过争论，结果是理智的人们理解了废墟的价值，尊重了历史留给我们残酷的真实，这片废墟留下了。当时，我是为留下拍案叫好。可今日见到这么多在废墟上在遗址前欢笑嬉闹的人群，我有点怀疑留下的必要了，在经过那么多岁月之后，眼前这般断壁残垣，还能提醒人们对一个多世纪前那场噩梦的记忆，那场中华民族的灾难与奇耻大辱？
该是来圆明园，天就要阴的，一阵沙尘扑面而来，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劈头劈脸。欢笑的人群直往外冲。剩下我一人，静静地，在洁白的石块上坐下，对着这大水法遗址，对着这华美残破的罗马石柱，和苍天，和这些断壁残垣一起落泪哭泣……
“13、干干净净的傅雷
刘水清
很难想象公元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风吹皱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长身玉立，气度轩昂，就像一棵笔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憨厚，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自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的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绨留下一只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同情的遗憾。要送人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火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傅雷一生脾气暴躁，因而大大小小的折磨在所难免；可是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多亏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朱梅馥在家书里对傅聪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正因为“缺一不可”，如今大祸临头、在劫难逃的傅雷，不免要带上爱妻到天国走一遭了；而忠贞不渝的梅馥如影随形，甘愿相濡以沫，爱河饮尽九泉下。这是中国文坛一则多么凄艳寒凉的千古佳话！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傅雷把这种严谨的为文之风又用在教子上。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重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响声。对孩子做到了无微不致，仁至义尽，把孩子打造得璞玉浑金，天然所成；按他的话讲“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迟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他不仅把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翻译给中国读者享受，还把一个早得饮誉海外的音乐家的儿子傅聪献给了全世界人民。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
14、读柳永
梁衡
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但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
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10 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书法
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17年，直到他终于在47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而出。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900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贵贱无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15、郁孤台之魂 徐南铁
我与辛弃疾在郁孤台上相会。
（2）八百年的时光衔枚疾走，郁孤台几番修修废废，辛弃疾凭栏远眺的凝重身影却在台上徘徊。
（3）你还在俯望着江水吗？这江当然不是八百年前的江。八百年前，金兵入侵，生灵涂炭。你叹息那清清的江水中有多少行人泪。如今，废城墙外建起了一座华丽的人行桥，桥上行人不断，桥下木船相连。
（4）你还在倾听对岸山中的鹧鸪声吗？对岸的鹧鸪曾经为你的壮志抱屈，与你“天凉好个秋”的心曲唱和。今天，你的鹧鸪已飞入历史的深处。对岸陈列的是工厂、民居。鹧鸪的子孙们只在更远的山林中吟哦古调。
（5）幼时就读过你的“郁孤台下清江水”。那时住在赣州，却不知这郁孤台就在赣州的西北角。及至知道了城内叫田螺岭的高阜就是你“西北望长安”的高台。我急匆匆兴冲冲地骑着车奔向那里，想依着你的英魂去领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沉郁、苍凉以及辽邈的历史感。没想到红漆剥落的院门被一把铁锁紧扣。抬眼望去，郁孤台一派败落不堪风雨之貌，灰冷、凋敝，连板壁也不全。只有晾在台上的几件艳丽衣服才见出一分亮色。但是，在蓝色天幕的衬托下，郁孤台的飞檐高高翘起，依然孤傲、挺拔、风骨凛然……
（6）今天，我们终于在郁孤台上相会了！
（7）今天的郁孤台披红点翠，焕然一新，好一副古装的雍容贵态。我相信，作为一个“横绝六合，扫空万里”的词人，你不会为一座郁孤台的兴衰慨叹。你的身影本是因台的兴衰而兴衰的。
（8）三层的郁孤台高不过
（9）我问辛弃疾，在郁孤台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接受过那样多的咏唱，苏东坡、文天祥、戴复古、李梦阳……都是文坛巨子，为什么只有你的一首《菩萨蛮》成为千古绝唱？
（10）辛弃疾不语。我久久凝望着他极目天外的侧影，那非常熟稔的神情渐次幻化为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龚自珍……我猛然明白了！我问题的答案是：贯穿着中华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的辛弃疾词中强烈地闪光。
（11）“可怜无数山”的襟怀，“江晚正愁予”的情愫，不就是中华文化脉搏上激越的音符？
（12）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江风中猎猎作响。人去，这种精神不去；台颓，这种精神不颓。即使滔滔江水干了，这种精神也将奔流不息地传衍……
（13）辛弃疾依然徘徊在郁孤台上。我走下台来，久久地回望郁孤台。也许，历史人民屡屡修复它正是为了辛词中的一片丹红？
（14）郁孤台郁结着民族魂！
16、 乱世中的美神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本来，３０００年封建社会，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在心安理得、随波逐流地生活。你看，北宋仓皇南渡后不是又夹风夹雨，称臣称儿地苟延了１５２年吗？尽管与李清照同时代的陆游愤怒地喊道：“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但朝中的大人们不是照样做官，照样花天酒地吗？你看，虽生乱世，有多少文人不是照样手摇折扇，歌咏风月，琴棋书画了一生吗？你看，有多少女性，不学什么辞藻，不追求什么爱情，不是照样生活吗？但是李清照却不，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从骨子里讲，李清照除追求民族气节和政治上的坚定外，还追求人格的超俗。她总是清醒地持着一种做人的标准，顽强地守着自己的节操。在未遭大难，生活还比较稳定时，已见出她高标准的人格追求。当年赵明诚在莱州做官，她去探亲，见室中诗书不多，竟大不悦。以后世事纷扰，她就更超群拔俗，出污泥而不染。她是站在世纪的高阁之上，穿越时空，俯视众生的，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寂寞。有一本书叫《百年孤独》，李清照是千年孤独，环顾女界无同类，再看左右无相知，所以她才上溯千年到英雄霸王那里去求相通，“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还有，她不可能知道，千年之后，到封建社会气数将尽时，才又出了一个与她相知相通的女性——秋瑾，秋瑾回首长夜３０００年，也长叹了一声：“秋风秋雨愁煞人！” 如果李清照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已经麻木的人，也就算了；如果李清照是以死抗争的杜十娘，也就算了。她偏偏是以心抗世，以笔唤天。她凭着极高的艺术天赋，将这漫天愁绪抽丝剥茧般地进行了细细的纺织，化愁为美，创造了让人们永远享受不尽的词作珍品。李词的特殊魅力就在于它一如作者的人品，于哀怨缠绵之中有执著坚忍的阳刚之气，虽为说愁，实为写真情大志，所以才耐得人百年千年地读下去。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于是，她一生的故事和心底的怨愁就转化为凄清的悲剧之美，她和她的词也就永远高悬在历史的星空。
随着时代的进步，李清照当年许多痛苦着的事和情都已有了答案。可是当我们偶然再回望一下千年前的风雨时，总能看见那个立于秋风黄花中的寻寻觅觅的美神。
17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
作者：薛林荣
当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匆匆奔赴在民族救亡大道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无动于衷，他是瞎子阿炳。他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不过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民间艺人，既不能上战场又不能在乐谱上作一些类似于《黄河大合唱》式的“宏大叙事”，但他有胡琴，有琵琶，有中年因双目失明而陡然长出的一对更加敏锐的耳朵，还有一颗富于东方世界特有的宽广敦厚的悲悯之心，所以他把古老乡村民间乡里的听觉化作了晚近中国历史上最美丽凄凉和一唱三叹的音乐旋律。一首《二泉映月》，映出的是阿炳已经干涸但丰盈异常的一双关怀世道人心的眼睛，所以他是“宏大叙事”之外永远存在的一个常数，一个能让不入流的艺人和穷苦百姓听见便感怀不已的温暖的名字。
阿炳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存在是奇迹。双目失明的阿炳总让我联想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不是经历了生命中最大限度的悬殊—如生与死、富与穷、无限的光明与无边的黑暗、一览无余的清澈和与世隔绝的混沌等等——火与冰境界的人，才更加贴近艺术和生命的本体要求？
“聪明”者，耳聪目明也，这不但是健全生理的最低标准，也是艺术感悟的底线，但阿炳和贝多芬们居然便可以超越肉体的毁灭性的万千阻拦，到达寻常民间艺人和寻常古典作曲家望尘莫及的高度。艺术的极境不一定非要以肌体功能的部分丧失为代价，但一定与心灵内视和俯听的质量息息相关，与天才的顿悟和冥想息息相关。
我相信一个人内心如果常常掠过《二泉映月》或《梁祝》的旋律，那么即使面对悲苦的世界，他也构建着诗性的自我表达的空间；如果说常常掠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或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那么他肯定对痛苦置换的欢乐有极大的释放感；如果常常掠过的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或比才的《卡门序曲》，那么他一定意气风发，情绪高昂，有仰天大笑出门而去的豪情壮志了……音乐与人的对应关系如此清晰地洞悉了心灵的奥秘，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我现在怀想着《二泉映月》，我一直想着未有此曲之前，瞎子阿炳他那对异于常人的耳朵是如何陡然长出来的。
在日本侵华时颁给各地市民的“良民证”中，我看到阿炳的惟一一张照片，他的盲镜滑稽地斜跨在鼻梁上，似两个黑洞，他那时一定被妻子董翠娣用一根细竹竿或一把折扇牵着，神色苍凉而傲慢地走在无锡的大街上，身上背满了各种乐器。他听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而听觉在一分一秒地清晰、变重、变厚，他隐忍的外表下掩藏着一种寂静和忧伤的聆听，他能听见黑暗中一部分嘈杂的欲念在慢慢离身体而去，代之以手指间滑出的一段和弦。哦，这个出身卑微的私生子，这个诵读过《道德经》且深谙以精神致魂魄的道士，这个无锡城里技艺最出色的艺人，他对生命的终极见解全凝结在那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上，凝结在耳朵幻听出的《二泉映月》上啊！那是阿炳的全部，是他卓然独立于世俗民乐之外的高标。
18、埃菲尔塔沉思 张抗抗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一座电视剧塔略高些的大铁架；而在视线所及的图像
中，它又淹没在巴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间，只露给你一个纤瘦的顶部。即使是在
它对面的人类博物馆广场的喷泉边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个小摆设，甚至，有
那么一点被压抑的冷峻。
我总没有想到它竟会如此之高——当你来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脚下的时候；
当你尚未抬头，仅仅感觉到它笼罩的阴影的时候；当你完全抬起头，却望不到它的
全部，而要向后仰着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镜儿，眯着眼寻找天空的时候，你才
会确实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气势，明白它的骄傲。
这是一个广场，一块空地。它从一个平凡的基点拔地而起，不需要铺垫和过渡，
那么轻易而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和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寻觅它的眼睛、窥视它的灵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难
以与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没有国界的超越，一次没有阶梯的升华。
我凝视它，仰望它，唯独没有、没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
是有点儿象一座火箭发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们送往哪里。
我听到耳边的风呼呼响，紧张地抽搐着的风，拍打你，推动你，如巨鸟扑翼，
直贯长空。你是一记雷声，一道阳光，一束电波，一条飞船，轻轻扬扬却又闪电般
地穿过大气层，突破大气层，抛开大气层。我睁开眼，密封的电梯舱内，四周是人。
风被隔绝在远远的脚下与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经。风在这里变成了速度，变成
了晕眩——我只觉得地面迅疾地脱离我的脚跟，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落。笔直地、
赤裸裸地坠落下去，如悬崖上坠落的石块，无遮无拦，无法无天地要去撞击地层深
处。地壳在下陷，在沉没。而四处空荡荡，一片汪洋，一个无可攀挂，无可扶靠、
无可呼救的绝境。人竟是如此孤立无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惧怕，又有些怜
悯自己。我为瞻仰它的伟大与雄奇，才执意汇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觉
不到电梯的上升。我只是觉得从我登上铁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开始庄严地降落。
它疯狂地钻入地底。我透不过气来，这透明的铁盒子，快闭上你恶魔的眼睛，我想
出去！
巴黎依然在飞速下沉。我无可逃遁。蓝天在黑色的云缝里闪烁——那些黑色的
原始森林一般的钢架，从我的头顶两边炸裂开去。是用那透明的铁盒子撞开的么？
就象汽车的窗玻璃掠开路旁的树枝。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
永远被那一双双黑色的手臂阻拦着。时而又是无数根钢缆铁索，缠绕你，勒紧你，
使你永远无法到达那个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无意间，我抬头仰视，砰然心跳——我忽然发现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钢缆挣断
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变得浓亮了，可是，透明的铁匣子还在疯狂地往上升，
一个劲地向上升，象是要冲破什么，又象是要挣脱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着牙
根的声音，象是绷紧骨骼的声音，固执而又痴迷地向上升。它象是永远也升不到头
了，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因为它无论升得多高，仍然无法接近它——那个蓝色的
梦想。
我曾以为自己象火箭一样被发射出去了呢；我曾以为我离开了地面；我曾以为
我离天空很近很近了——当我同隔绝的风在一起的那些瞬间。
我们走出透明的铁匣子，阳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热。天空仍然是那么不远
不近。巴黎城，安然无恙地静卧在绿丛带似的塞纳河两岸。只有小轿车变成了玩具；
房屋变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没有带望远镜。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高了（虽然我永远也弄不清那个数字），——我有多
高铁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弹性的铁塔呀。
于是我知道铁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艺术
中心！”“那是蒙马特教堂！”“那是小纽约！”
巴黎多大铁塔就有多大。也许还不止。一本书上说过，万里无云时，塔顶上可
望到外省……
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摇憾它、敲打它。
我曾以为那历经一百多年风雨的锈铁会呻吟，会晃悠颤栗……据说它的最大摆
度是十八厘米，此时它却纹丝不动，不必担心它会断裂倒塌。这在工业革命的辉煌
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边席卷而来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较量。
它不会退出，不会退出的，虽然它已是上一个时代的标记，一百年前它却曾经是作
为一个标新立异的怪物，在一片嘘声里，诞生于巴黎城的古迹之中的。
塔顶平台上游人如云，这威严古板的铁塔，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
的——我却发现你是一个不露声色的老父，将那各种肤色各种头发的孩子都拥在你
的怀里，一任他们纵情玩乐、观赏，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影，
在你的视野里……
有一对少年在塔顶的窗边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对青年在电梯里接吻，多么
快的吻。铁塔是仁慈的，温暖的。假如我不到铁塔来，我将永远对它存有那么无知
的偏见和戒心……
我不知我应该怎样下去，或者说，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下去。人到达过那样的
高处，对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过那样的恐惧，对安全便有了蔑视；人走近过那蓝
色的梦想，又不得不回到原处，便偿到探险的悲哀。因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悬
崖的恐惧，而是人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真实创造，是一个永远矗立的丰碑。你没有接
近过它，你便没有权利轻视；有一日它终会化成一堆废铁，但它曾独一无二地存在
过。
当它存在的时候，在巴黎城挤挤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却也孤独。它没有
对话者。只有风，只有云，只有鸟，是它寂寞的伴侣。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它冰凉
的铁杆，它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19、废墟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大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留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惧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20、梵高的坟茔( 范 曾)
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顺着塞纳河西北行，便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等待他的是贫困与饥饿。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人们也根本不知道梵高，艺术界汪洋大海般的平庸在压押着他。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艺术既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平的社会用生命作了一次壮烈的抗议。
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藉。当罗丹要丰腴清丽的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时，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面上把她们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在他的画笔下，野地里摘来的向日葵燃烧着一把火，蓝色野花临风摇曳，这哪里是在依物描像？这是在倾诉爱情，但是他的情人却在大地的草木盛衰中，天穹的日星隐耀中，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他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神奇的手法、高妙的色彩、超绝的构图，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惰性。这种画风一旦间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学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谜。
梵高死了很多年以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今天所有豪华壮丽的画馆，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当一幅《没有胡须的梵高》最后以七千一百五十万美金卖出时，举世震惊，欢声雷动。而这一切和寂寞痛苦的梵高毫不相干。
我们来到梵高的坟茔，它坐落在一所极平凡的公墓里。梵高和他心爱的弟弟合葬，两块墓碑，方身圆顶，没有任何纹饰，没有花岗岩的墓室，碑前只有一堆黄土，覆盖着长青的蕃藤。公墓寂然无声，所有体面的、稍微精致的坟茔前都罕无一物。然而梵高墓上的碧草却在刺骨寒风中颤动着不屈的生命。堪告慰于梵高九泉之灵的，不是拍卖场的呼啸，而是一束束的鲜花，放在坟茔的四周，这不禁使我想起
21、倾听阿炳(刘伯毅)
寂静的深夜，我在书房里又一次倾听阿炳的《二泉映月》，就像一滴滴颜料洒落在洁白的宣纸上，情感在心幕上慢慢地润透开来。那曲子，犹如杜鹃在百合丛中泣血之鸣，又像梦境中幽谷之兰在秋风中颤动，深深地叩击着许许多多听众的心。
去年在无锡的锡惠公园，我意外地知晓了阿炳墓就在公园的映山湖畔。我执意沿着弯曲的山路来到映山湖畔。墓是1983年迁葬于此的，墓墙倚山而立，以石作碑，颇有气势。墓前是一尊阿炳塑像，头戴旧毡帽，身着粗布衫，背上一只破琵琶，左手抱着二胡，右手执弓，也许正蹒跚在幽长的青石小巷里，或许正踯躅在独拱石桥旁，仍然在拉着他的二胡。这位生前生活无着的流浪艺人，如今成了整个无锡乃至中国的财富。
阿炳在创作《二泉映月》时，已经双目失明，他当然无法再看到月映二泉的情景，那清澈的泉水和一轮皎洁的月亮便映在了他的心境之上。阿炳眼睛失明前后火与冰的生活境地，使他胸中不能不跌宕起伏，白天现实世界越冷酷，夜晚阿炳心中的月亮便越皎洁，心灵的激荡便越多。但卑微的身世、经济的窘迫使他只能选择沉默，只能靠二胡、靠琵琶来倾诉、来宣泄、来寻找知音。
听《二泉映月》，一种焦虑与忧思由远而近，一个饱经沧桑的街头艺人正娓娓道来。随着音乐渐进式的拉近，阿炳心底的颤音变成又涩又尖的高音，就像一把利剑直插人的心窝，让我们的灵魂打颤，想哭却又无泪。而到了高昂的部分，音乐便似长了翅膀，带着我们超拔于现实的苦难之上，让我们触摸到了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灵魂。乐声无论是高潮，是低缓，是不安，是阴柔，还是转瞬即逝的欢愉，自始至终诉不尽的是阿炳对世事的感悟，是阿炳的心路历程。乐声的每一次抑扬，都隐藏着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希望，这希望也许有、也许无，但阿炳让这希望持续地存在，好似阿炳心中的光明，又似朦胧月光下悠然淌着的泉水。
如此浑然天成、扣人心弦的曲子，阿炳只需一首《二泉映月》，便走出国门，成为世界音乐的经典。虽然我是个音乐的门外汉，但我固执地认为，这首《二泉映月》充满了素淡的人性，颤栗的深情和悲痛的力量。漂泊无定时，身心疲倦时，困惑焦虑时，语言穷尽时，让我们去听听《二泉映月》吧，那里有猿声啼白的枫岸，有月色沉淀的深潭，有波涛汹涌的嘶吼，有碧荷映雪的幽鸣，有血与泪的倾诉，有天与地的融合，也许阿炳还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人民日报海外版]
22、春天去看肖邦(肖复兴)
说来真巧，去肖邦故居那天，正好赶上是春分。
肖邦故居位于华沙市区50公里外一个叫做沃拉的小村。车子驶出市区，便是一片开阔的原野，平坦的土地大部分裸露着，还没有返青，到处是一丛丛亭亭玉立的白桦树，一片片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油画一样静静地站立在湛蓝的天空之下。再晚一个多星期，田野就绿了，果树都会开花，那样的话，肖邦会在缤纷的花丛中迎接我们了。
老远就看见了路牌：WOLA。虽然是波兰文，拼音也拼出来了，就是我梦想中的沃拉。
肖邦故居的门口很小，里面的院子大得出乎我的想象，虽还是一片萧瑟，但树木多得惊人，深邃的树林里铺满经冬未扫的厚厚树叶，疏朗的枝条筛下雾一样飘曳的阳光，右手的方向还有条弯弯的小河（肖邦9岁时在这条小河里学会游泳），宁静得如同旷世已久的童话，阔大得如同一个贵族的庄园。肖邦的父亲当时只是参加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跑到这里教法语的一个法国人，破落而贫寒，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大的庄园？我真是很怀疑，无论是波兰人还是我们，都很愿意剪裁历史而为名人锦上添花，心里便暗暗地揣测，会不会是在建肖邦故居时扩大了地盘？
如今，肖邦纪念碑就立在小河前不远的地方，和故居的房子遥遥相望。那是一座大理石做的方尖碑，非常简洁爽朗。上面有肖邦头像的金色浮雕，浮雕下面有竖琴做成的图案，两者间雕刻着肖邦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那幢在繁茂树木掩映下的白色房子，就是肖邦的故居了。房子不大，倒很和肖邦当时家境吻合。如果房前没有两尊肖邦的青铜和铁铸的雕像，和村里其他普通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它中间开门，左右各三扇窗子，各三间小屋，分别住着他的父母和他的两个妹妹。如今成为了展室，展柜里有肖邦小时候画的画，他的画很有天分，还有他送给父亲的生日贺卡，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1821年肖邦12岁时创作的第一首钢琴曲的手稿：降A大调波罗乃兹。五线谱上的每一个音符都写得那样清秀纤细，让我忍不住想起他的那些天籁一般澄清透明的夜曲和他那被做成纤长而柔弱无骨一般的手模。
客厅的一侧，有一个拱形的门洞，但没有门框、门楣和房门，空空地敞开着，门洞的后面是一扇窗，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纱洒进来，将那里打成一片橘黄色的光晕。走过去一看才知道，那里就是肖邦出生的地方，竟然只是一块窄窄的长条，长有五
实在想象不到肖邦出生在这里，家里还有别的房间，为什么他的母亲非要把他生在这样一个憋屈的角落里？命定一般让肖邦短促的一生难逃命运多蹇的阴影。
肖邦只活了39岁，命够短的。在这39年里，只有前9年的时光，肖邦生活在沃拉这里，那应该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时候，以后的岁月里，疾病和情感的折磨，以及在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一直影子一样苦苦地跟随着他，直至最后无情地夺去他的生命。肖邦的母亲是纯粹的波兰人，富有教养，弹得一手好钢琴，给予他小时候良好的音乐启蒙。肖邦就是在这里和瑞夫纳老师学习钢琴，那一年，他才6岁。8岁的时候，他登台华沙演奏钢琴，引起轰动，被称为“第二个莫扎特”。瑞夫纳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再教他的，建议他去华沙。他去了华沙，和华沙音乐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埃尔斯纳系统地学习音乐，又是埃尔斯纳建议他去巴黎，他去了巴黎，开创了音乐新的道路。这样两个对于他至关重要的老师，我在他的故居里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的照片、画像或其他一些印记呢？也许，是我看得不仔细。
在肖邦故居里迎风遥想肖邦的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那么弱小而疾病缠身的人，竟然可以让整个欧洲为之倾倒，让所有的人对波兰当时一个那么弱小一直被人欺侮的国家与民族刮目相看，该是多么了不起。音乐常常能够超越某些有形的东西而创造历史。
走出故居，沿着它的侧门走去，下一个矮矮的台阶，那里草木丛丛，更漂亮而幽静。前面不远就是那条小河，如一袭柔软的绸带，弯弯地缠绕着整个故居，淙淙地流淌着舒缓的音符。忽然，传来一阵钢琴声，听出来了，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叙事曲，是从肖邦故居里传出来的。明明知道是从音响唱盘里播放出来的，却还觉得好像是肖邦突然出现在故居里，推开了置放钢琴的房间里的那扇窗子，为我们特意的演奏。
23、穿越诗经的画廊(王开林)
关雎
我又梦回了三千年前的那一片小洲，风中曳荡着嫩如黄金的柳条，地上绣满了灼灼欲燃的花朵，蚱蜢像酒徒那样吮吸朝露，蝴蝶莫非还在童年么，它们二三结伴，忽东忽西，戏耍正欢。
油油的草色，清清的河水，又让我心旌摇动。
我来而又去，三千年；我去而复来，一瞬间。太漫长了，也太短暂了。惟有那曼妙的姿影不曾被时间的橡皮擦得模糊，一次次情不自禁地怀念，那是世间第一位风华绝代的美女。
三千年，我寤寐求之；三千年，我辗转反侧。数数吧，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听着窗外草虫的低吟，看檐间的月牙儿袅娜如她瘦细的腰肢，我喃喃吟念“窈窕淑女”四个字，忍不住披衣而起，在中庭久久徘徊。
三千年，琴瑟未调；三千年，钟鼓未敲。她还想听一听那欢快的曲子吗？爱情的旋律呵，我依旧熟悉，如同她往日琅琅的笑声，那金玉相振的音乐，我听了无数遍，有一种感动如潮起，如雪落，飞涌于天际，漫舞于山崖，有一种刻镂心肺的感动源自亘古的记忆。
我的追求在三千年前不曾落空。她给我的霖露，使我挨过了三千年的大旱春秋；她给我的灯烛，使人逾越了三千年的黑暗津渡。
让人性饱满如一粒种子，一枚果实，光亮如经天不息的日月吧，爱过还要爱，更炽热的爱，更持久的爱，熔铸人生极乐的爱情，才是这寂寥天地里最精彩的部分。不受压抑的心灵呵，它的羽翼能飞渡一切时空，它的视野能超越所有疆界。人世间最深的把握，你可知晓，它并非来自荣名、重权和巨富，它来自心心相印的爱情。
曾寻找过的脚步还在寻找，曾瞩望过的目光还在瞩望，古典的美人呵，时至今日，我纵然走得出小小的地球村，却仍然走不出她温香的怀抱！
多情应笑我吗？世人“醒”我独醉，世情淡薄我如胶。
且听，我的情歌，在林中飞绕；且看，她的裙裾，在风里轻飘。去日苦多，红颜易老啊，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诗经》第一页，如今，只见她惊鸿一瞥，三千年的天光水影就如雪而消。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是那片桃林。流光的霞披，如新娘的红盖头，被春风轻轻掀起。果实饱满的模样太惹人怜爱了，她们真像一群孩子，密密匝匝地挤在枝叶间，笑闹着，春天仅仅有了这些果子就不会冷清。 当初桃花流水，不还叹息过吗？你担心这季节象梭子一样飞去了，藏着十八岁少女的心事，像春天藏着太多太多的花朵，你不说，不说也羞呵。
小姐妹出嫁前，你陪着流了一晚的泪，你想过，自己也将有这样大哭一场的日子，离开家，离开父母，头顶一块红布，骑上高高的骏马，在吹吹打打的热闹声中，不知为何，也不问为何，就要向陌生的新郎全身心地交付自我。
小姐妹归宁之时，像沾露的梨花，不胜娇羞，你问她们“结婚好吗”，她们回答“真好”，再问，却云山雾罩，笑言，“急什么，你迟早要知道的。”你有一点点羡慕她们，暗自猜测；‘我做新娘，会不会很快乐？ 桃花是火啊，是春天的火，是内心的火，燃起你莫名的相思，那少年曾在垅间走过许多回，既俊雅，又健硕，相遇时，他微微一笑，就捉住了你的灵魂。
“他会不会娶我？”
你这样温柔地等待，夏蝉唱完了，秋雁飞过了，终于在某个雪后的黄昏有了消息，他在火塘边与父兄们说着要紧的话，每一言你都隔窗听见了，心儿如一活蹦乱跳的小鹿，你有些担心，它会脱腔而走。
一桩美满的婚姻终于在那个雪夜瓜落蒂熟。
又是桃花灼灼而开，明艳的少女就要出嫁。祝福吧，她带着着美好的祝福开始新的生活。从此以后，她将成为贤妻，成为慈母。
《孟子·滕文公》中有言，“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三千年前的婚姻的确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今看去仍旧图画一般，不曾丝毫腿色，不曾减弱当初馥郁的芳馨。
那年的桃花自有一种奔放之美，三千年后，我自犹听到那古乐之喧和新人之笑，不禁生出对遥远春天最真切的爱慕。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方有高高的乔木，枝叶投荫无多，不能在下乘凉呵；汉水之岸有出游的美女，其超尘之姿，绝世之态，渺然不可攀求。
汉水太宽阔了，即便是浪里白条，也不能赤身泅渡；江水何其辽长，纵然有人入于沧海的扁舟，也不能驶到尽头。
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君子呵你温文尔雅，所缺的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色啊，你临风而叹，骚首踯躅，怎知她的芳心就不会为你开放？怎知她就会逃避和拒绝，而不会默许呢？
你不敢尝试，那不可复得的机缘与你失之交臂。你有所思，有所念，就该付诸行动，须知美女身后从来都不乏如影随形的追求者，她又怎会欣赏你的迟疑和怯懦？有道是“心动不如行动”，你患得患失，犯了恋爱的大忌。
情意徊徨的君子呵，你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梦幻，你深知“刈薪刈长，娶妇娶良”的道理，你乐意想象，当这雍容高贵的女子出阁时，你喂好迎亲的骏马，配置华丽的雕鞍，做那最幸福的新郎。
时不我与，机不可失啊，你却裹足不前，依然在原处痴痴地站立，任时间一点一滴从指间漏尽无遗。
汉水之上，游女的惊鸿之影终于飘逝了，留下那位惆怅
以今人的眼光和心性读《汉广》，会觉得不可思议，既然那位
窃以为，遵礼而不乱的
“流氓精神”名头很不中听，但极具杀伤力，如果说美女如树，那么，“流氓精神”就是最雪亮的斧头。
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君子而言，不仅仅只是“汉之游女”，世间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可望不可及，可遇不可求，实与胆魄无涉，惟其如此，《汉广》才引起共鸣，令人惆怅于千秋之下了。
采薇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与北方蛮族的战争永无休止，将士的袍铠都已生出虮虱，真不知何时才能解甲归田啊！眼看就快到岁末年关，野豌豆已经破土发芽，然而我远离故园桑梓，无暇休息安居，这全是因为北方的玁狁（音险允）人侵边鄙。
心中早有归计，却无法成行，时光荏苒，野豌豆苗已长出柔嫩的叶片，我心忧如焚啊！饥肠辘辘且不管它，忧的是干戈未息，战事旷日持久，家中妻儿倚闾而望，却没人可以带回去一封平安家信。
欲归而不能归，只能数着一个又一个日子，把归期定在明天，定在明天的明天，然后眼看着它们纷纷落空，如枯叶从枝头飘坠。初冬时节，野豌豆已长出了枝干，我内心的痛苦愈益深巨。
众人都在探看，春日的棠梨之花，那么鲜丽繁盛。喧声大作，将军的车仗出了辕门，四匹雄马十分威武，我们不能久在一处扎寨安营，一月之内，与玁狁打了三次恶战。我还活着，可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甩起清脆的马鞭，驾着那四匹威风凛凛的雄马，战车上将军指挥若定，战场上士兵英勇杀敌。四匹战马步伐整齐，进退如一，弓箭的套子都装饰得十分美丽。打了胜仗，我们也不能放松戒备，玁狁来犯，其势甚急。
昔日出征之时／杨柳飘拂依依／而今归来之日／雨雪漫野纷飞。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踏过千山万水和雄关漫道，又饥又渴，近乡情更怯啊！抚今思昔，痛定思痛，战争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没有人能理解我的悲哀，我心头埋下了永久的伤痛！
读古今诗词，能注释《采薇》者，莫过于范仲淹的《渔家傲》，尤其是下阙：“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直把戍边将士之苦状极说尽。
无论正义的战争，还是不正义的战争，都剥夺人生最根本的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的权利，这本身就是极端的残酷与不义。
诗中的士子最终能摸到故园的门环，可谓不幸中之万幸，不知有多少战士做了异乡之鬼，却犹是春闺梦里人，无疑那是更大的悲哀！
无路可走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屈子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庄子是也。一—刘熙载《艺概》
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一洪兴祖《离骚•后叙•补注》
屈原不好写。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个人像屈原那样，被人随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认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西北师大
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昙花一现，还没开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
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主要在《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话子及所谓儒家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包括价值认同，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指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感觉记录，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黯淡无光。比
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哭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请参阅韩非子一篇)。唯独屈原，既要坚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失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
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原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与现实并存，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聪明的庄子看至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原则是“真诚地信奉”，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当“效法先王”的命题(这也是稍前于他的孟子的主张)不经意地就变
当楚怀王背弃“成言”，“悔遁而有他”《离骚》)的时候。屈原才发现，“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诵》），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惜诵》一篇所倾诉的就是这种委屈与孤独。甚至池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庸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
以手一一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太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喻他，然后是“不复与言”。在别人的眼里，他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聩、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
忽反顾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无女。
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当屈原20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苦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
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
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
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掺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而他的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的批评。比如扬雄与班团。
扬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要个性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认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依附于王莽作辩护吧?(扬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责数怀王”，“竞乎危国群小之间”，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班因《离骚序》)！我以为，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
《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遭遇。《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诚的热病不要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的事业!
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汨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
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
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屈原是一个心性褊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褊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着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看，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操持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
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
“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鲁迅)
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
魂兮归来！
25、
[鲍鹏山－思想的历史]孔子——黑暗王国里的残烛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汉书·艺文志》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参
一
孔子的长相颇怪。“生而圩顶”，就是说，他天生的脑袋畸型，头顶上中间低，四周高，司马贞说，其形状恰像倒过来的屋顶。名之曰丘，固当。不知命相学家是如何解释的。这种头顶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阳光？孔子自学而成大才，其天赋必然很高。而其身长亦不凡，“九尺有六寸”，这在那时可以说是“硕人”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人人都说他是长人，感到惊异。真正的一个齐鲁大汉。不过，这个“长人”的身影也确实够长了——长到遮蔽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个民族都—直顺着他的倒影前行两干多年了，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漫漫的阴影呢?
据司马迁和《孔子家语》的记载，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后代。那个有名的“仁义之师”的统帅宋襄公，便是他的十一世祖——难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样泥古不化，自讨苦吃。用古老的仁义道德去对付现世的流氓强盗，这也是他家族的祖传秘诀吧，只可惜常常不灵。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不再属王族，姓也成了“孔”。后来孔父嘉又为人所逼而奔鲁。所以孔子确实是一位“没落贵族”。到他父亲叔梁纥，便是连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连生九女，—妾生子叫孟皮，却又是个跛子。年近七十的叔梁纥大概非常绝望了。但他还要作最后的努力，于是便向颜氏求婚，颜氏少女颜征“从父命”而嫁给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纥。所以，司马迁说这是“野合”，“野”与“礼”相对，夫妻双方年龄差别太大，不合周礼，所以这婚姻不是“礼合”，而是“野合”。“野合而生孔子”——这实在太有意味了，为什么呢？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礼坏乐崩”而头疼，而愤怒，而奔走呼号，要人们“克己复礼”，孰料他本人即是个不合礼的产儿呢。如果他的那位老父亲真的克制自己来恢复周礼，可就没有孔子了。真玄哪。要知道，这不合“礼”的产儿，竟是他们这古老家族之链上最辉煌的一环，也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物啊！
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好抬杠的李贄就此讽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们都点着蜡烛走路。我想，话不能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孔子确实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使我们对那个遥远的时代不再觉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时代的人与后代乃至于我们沟通了。我们由他知道，即便在那么一个洪荒时代，也是有阳光普照着而万物不探手段地生机勃勃；那时代也发生着我们今天一样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乱和宁静的企望；束缚与挣扎；阴谋与流血；理想碰了钉子；天真遇见邪恶；友情温暖，世态炎凉。在他手订的《诗经》中，我们甚至可以体验到最个性的感受——当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异的个人复活时，那个时代不也就复活了吗？
孔子生活的时代也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混乱无道。他为之伤心不已：辉煌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伟大的周公早已英魂远逝，他制定的“礼”“乐”也土崩瓦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到处都是乱臣贼子，且个个生龙活虎。西周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了，掩埋在草丛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尽了最后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礼流失民间。东周呢？龟缩在洛邑弹九之地，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些纵横天下的伯霸诸侯，把九州版图闹得瓜分而豆刮。
无可奈何花落去，还有谁来用红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浊的老泪？连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里。在这种时候，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无异于痴人说梦。孔子正是这样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现实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脱逸出现实的背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追寻着万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寻，他周游列国，颠颠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个能实施他主张的人，更是在找过去的影子，找东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对这一伟大帝国的文化废墟，孔子领悟到并承诺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澜于既倒，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只不过是一种令人钦敬的悲剧精神罢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奔波倦极归来，在一条小河边饮他那匹汗马时，他偶然从平静的流水中惊见自己斑驳的两鬓，“甚矣，吾衰矣”（太惨啦！我已经衰老了！）他顿时心凉如水。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败了，多少理想都破灭了。壮志不酬，眺望茫茫无语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无情，青山依旧，哲人其萎。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叹息便如一丝凉风，吹彻古今：“逝者如斯夫！”
我在几千年后的漆黑的夜里写这篇文章时，宛如见到他当初衰弱地站在苍茫高天之下的无情逝水边。那无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为感动。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也就一闪而现了：这衰弱的，即将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旷野上快要燃尽的一枝蜡烛吗？四面飚风，寒意四逼，这支蜡烛艰难地闪耀……
孔子死后，鲁哀公装模作样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写了一篇诔文，似乎感伤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让我一人在鲁国孤零零的，唉，多么悲痛。”孔子的弟子子贡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其实，对孔子“生不能用”的，岂止—位鲁哀公呢？孔子一生见过不少诸侯，像楚昭王，齐景公，卫灵公……等等，有谁用他呢？天下人事纷纷扬扬，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玩新花样，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过时的且是万古不变的尺子，东量量，西测测，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到处招人惹人，别人对他敬而远之也是很自然的。同时他又像一个蹩脚的推销员，推销过时的、早已更新换代的产品。这产品不是按顾客的需求而设计，而是要以这产品的规格来设计顾客，正如韩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据脚的大小来选鞋，而是根据鞋的大小来“削足”。他这么不合时宜，被人拒绝不是很正常的么？子贡以他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天才，到处为老师打点鼓吹，也没有什么效果。子贡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责备鲁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
二
痴人有多种，或因情深而痴，或因智浅而痴，孔子属于前者，而他的很多徒子徒孙，如宋明之际的理学家们，就属于后者了，新儒家们当更是等而下之。因情而痴的孔子常常沉湎在过去的怀想之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逝者如斯夫！”这时，他就是一位抒情者，抒得很动情，很感人。在一个抽象的、冷酷的、沉闷的老子之后，出现一个一往情深、感怀万端的孔子，使我们再次感受到—种温软，一种熨帖，这实在是让我们大大舒了—口气，历史终于在绝望中咧口而哭出了声，一些可怕的心理能量在孔子的歌哭、幽默、感喟中被释放了。
孔子使一些无序的暴力变成了有目的有方向的努力与企望，他使天下英雄入于他的彀中，并带着这些社会精英致力于建构新的理想。当混乱的历史有了理想与方向时，混乱就不再是一无是处，相反，倒往往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无穷的魅力。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一个流血漂橹的时代，一个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时代，但它不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公理仁德的时代吗？谁开辟了这样的时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往往自己驾车——他确实是在驾着这个时代的马车。弟子们在车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连天，一脸凄迷与怀疑，只有他永远目光炯炯，自信目标就在前方。
有一次，在一条汤汤而流的小河边他们又找不到渡口了。远处的水田中有两人在耕作，子路便上前去打问。
其中的一个细长个子却不回答子路的询问，而是反问子路：
“那个执缰绳的人是谁？”
子路恭敬地回答：“是孔丘。”
“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可见孔子的知名度颇高。
子路答：“是”。这个细高个冷冷的就来了一句：“既然是鲁国的那个孔丘，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嘛”。
没奈何，已经由绿林好汉改邪归正到孔子门下的子路，只能按捺住火气，转过身去问另一位。这一位魁梧雄桀，是个大块头。大块头也反问子路：“你是谁？”
子路仍然是恭敬地回答：“我是仲由。”
“你是孔丘的门徒吗？”
“是。”
现在又轮到大块头来教训子路了：“天下混乱，举世皆然。谁能改变这种局面？我看你身体强壮，是个好庄稼汉。与其跟随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东奔西走，鼓唇摇舌，倒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躬耕垄亩的好！”
这里我先解释两个词。什么叫“避人”呢？避人就是择人，就是避开那些昏庸无道的诸侯，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君，一同来重整乾坤。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事嘛，不择主，只要给富贵就帮他卖力，那是苏秦张仪的作为。孔子一心要的是救世，而不是个人富贵，所以他恓恓惶惶的马车在纵横阡陌间奔走扬尘，就是要避开身
再回头说子路被这两人教训得一愣一愣的，又要注意自己此时的身份，不能发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孔子汇报。孔子听完，不尽的迷惘。谁说这两位隐士说得不对呢？这不也是孔子自己内心中常有的感触吗？但他历尽艰辛，学而不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难道就此卷而怀之吗？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门徒三千，贤者七十二，就是为了培养一批隐士，或者懂文化的农夫吗？于是他感慨万端：“人总不能与鸟兽一起生活在山林之中啊，我不和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享欢乐共担不幸，我又能和谁生活在一起呢？他们说天下无道，但不正因为天下混乱无道，才需要我们去承担责任吗？假如天下有道，还需要我们吗?”
《论语》中的这一段，很传神，两千多年了，那条汤汤小河边发生的这场争论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这几个人好像还在我们身边。我尤其为孔子感动。他恓惶而寂寞，迷惘而执拗。“志于道”的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顺应潮流，从而成了新贵，或成为新贵的红人，其中甚至有他的门徒，比如那个顶善于察言观色的弟子冉求。又有不少人冷了心，折断宝剑为锄犁，平戎策换得种树书，如长沮，桀溺；其中也有他的弟子，如樊迟。樊迟向他问稼，问为圃，大概也是准备避世了吧。望望眼前，路漫漫其修远兮，看看身后，追随者渐渐寥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道行不通了，我只能乘小船漂荡到大海中去了。到那时还能跟随我的，可能只有一个仲由了吧！）
这位可敬可叹的老人，想凭自己个人的德行与魅力来聚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传道义之火，文化之火；拯民于水火，匡世于既颠，但年轻人不容易经受得了各种诱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我从未见过一个喜爱德行比得上喜爱美色的人。）“吾未见刚者”（我未见过刚强的人）“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我未见过喜好仁厌恶不仁的人）“末闻好学者”（没听说过好学的人）。这些话不也把他的三千弟子甚至七十二贤者都包括在内了吗？要让这些弟子们“无欲则刚”、“好德如好色”都不可能，更何况别人？韩非就曾刻薄尖酸地揶揄孔子，说凭着孔子那么巨大的个人德行，不就只有七十子之徒跟随他么？而下等君主鲁哀公却能让一国人都服从他，孔子本人也不得不向鲁哀公臣服。所以，人是多么容易向权势屈服，而向慕仁义的人是多么少啊。孔子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同情。
但他更让我们尊敬。这就是他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可以更改主帅，匹夫却不能逼他改变志向）。匹夫尚且不能夺志，更何况圣人之志，得天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岂容玷污？天下一团漆黑了，不少原先追求光明的人也练就了猫头鹰的眼睛，从适应黑暗而进于喜欢黑暗，为黑暗辩护，他们把这称为提高了觉悟和认识，并且得道似的沾沾自喜于在黑森林中占据了一棵枝丫，又转过头来嘲笑别人不知变通。而孔子，这位衰弱的老人却在那里一意孤行！我很喜欢“一意孤行”这个词，很喜欢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性情与人格。敢于一意孤行的人必有大精神，大人格。
一位楚地的狂生曾经警告过孔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你过去糊涂就算了，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追随政治危险得很啦！）但不能因为政治危险，就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听任他们受暴政的煎熬，置自己的伦理责任于不顾！“政者，正也”——政治，就是对暴政的矫正！就是正义！所以，孔子庄严宣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虽然他也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虽然他也称赞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慨叹“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的聪明别人是比得上，他的糊涂别人就比不上了），大有郑板桥“由糊涂入聪明难，由聪明入糊涂尤难”的意味，但他对自己，却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如史鱼一样，“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永远是如射出的箭一样，正道直行，永不回头。
自魏晋以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一种极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的分离。最受人敬仰的人格乃是那些在天下苦难面前卷而怀之、闭目养神的隐君子！他们的伦理关怀哪里去了？他们的道德痛苦哪里去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人道精神哪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有起码的价值关怀吗？但我们却偏偏认为他们是涵养最高、道德最纯洁的人！鲁迅禁不住对这些人怒形于色：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无闻！这种目不关注人间苦难，耳不听弱者呻吟的人物，不就是饭桶酒囊茶壶甚至权势的尿壶么！现在不少人飘飘然地要“告别鲁迅”，却又腻歪歪地对“茶壶”周作人大为钟情。这种人是难以让人生出敬意的。一个人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在孔子那里，在他的学说之中，那种古典的崇高确实让我们这些聪明机灵的后来人愈显扁平而单薄。
三
孔子的哲学核心是“仁”。在《论话》中，“仁”以不同的面目，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了无数次。这些闪烁不定的面容并不是因为孔子的“仁”没有“一以贯之”的主旨，而恰恰说明了“仁”内涵的丰富。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颜回问“仁”，孔子答曰“克己”，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释说，尽自己的力量去办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这样看来，孔子的“仁”，也就是从人我双方立论，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类共存意识”吧。
“仁”的内涵里，主要的两方面就是“忠”和“恕”。有了这个“忠”，就会有足够的自我约束；有了这个“恕”，就会有足够的对别人的宽容。这个顶重要了。孟子后来讲“仁”，就不大讲“恕”了，这就一步一步走向专制。孟子就没有孔子可爱。当然，孔子的“仁”，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应当具有的人格境界，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理念。是公理，是正义。因而，在非常时刻应当“杀身以成仁”，而决不能”求生以害仁”。他自己一生，倡导“仁”，实践“仁”，修自身为“仁”，又要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修自身成“仁”，他是做到了，改造社会政治为“仁”，他失败了。但他“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何曾有—丝—毫的媚俗之态！他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他一意孤行，坦坦荡荡。
他亦知道改造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关键在于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未来的影响，所以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以自己的生命之汁点亮一盏明灯，使后世一切以各种借口逃避伦理责任的行为无所遁形。——既然他已经在知其不可的情形下做了，而且做得如此艰苦，如此卓绝，如此寂寞，又如此轰轰烈烈，如此失败，又如此辉煌灿烂。因失败而辉煌，我以为这是古典悲剧的基本定律，不失败何以感人心？不辉煌何以长人志？但这失败必须是大失败，必须是必然的失败，是自由在逻辑面前的失败，是个人意志在历史规律面前的失败，而且必须是主人公已经预知的失败。他已经预先知道结局了，但高傲的心性使他无法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古典悲剧中，生命的投入是人格成就的最后一道工序，如干将莫邪之铸剑，最后必以自身的血肉之躯投入熔炉，用自己的血光赋予宝剑以阳刚杀气。
孔子的“得其真传”的弟子曾参，有一段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无法不为这句话而感动，虽然我已经被那些最靠近话筒，因而最有发言权的某些人的这个“后”那个“后后”，还有什么“解构”，解构得没有什么完整的心智了。曾子的这段话包含着两个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译成问答句：士为什么要弘大坚定？因为他们任重道远。为什么说他们任重？因为他们是把仁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的；又为什么道远？因为他们除非死掉，不然就不能卸下这副担子。这就是自讨苦吃式的崇高。我上文说，让人尊敬是有条件的，不能因为你读了不少书，甚至读了不少洋文书，知道各种主义，就能受人尊敬。你还得有所承担。孔子及其弟子们，在那么—个时代，就已经意识到担当道义是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甚至无法摆脱的宿命了，就已经知道执行文化批判而不是文化媚俗文化献媚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了，他们怎能不伟大，又怎能不为这伟大而颠沛，造次！
那些冷了心肠的隐士讽刺孔子，还有些愤世嫉俗的道理。而下面这位“丈人”对孔子的批评就莫名其妙了：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耘）。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
子路曰：“不仕无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一段中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后来成为不少人批评孔子的口实。是的，在一个小农意识很浓厚的国家里，这种情形较易发生，并且较易引来阵阵喝彩。甚至人们还能这样想：你孔子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你连一个农夫都比不上。这种说法会引来更多的喝彩，因为很多人一下子从孔子的缺点中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心。——但我要说，这种批评的荒谬性太明显了。在春秋后期，我们缺少一位农夫吗？减少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增添一名普通的农夫，我们就是这样算账的吗？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会因此更加辉煌灿烂吗？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就会更加文明吗？
另外，我们民族在那个时代连养活一位像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经济能力都没有，还必须让他自己去耕种自存吗？或者，我们这个民族连给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都不愿意，而必欲使之和农夫一样才心满意足吗？这些问法可以换成现代式的：我们必须分给陈景润一块自留地，由他自己播种，收获，磨粉，蒸馒头，吃下去，然后再去桌子边求证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吗？如果不是这样，他即使证出了1+2，由于他不会蒸馒头，于是我们就可以鄙夷他连一个馒头师傅都不如吗？我的这种问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这么干过。否则，要办那么多的“干校”干什么?
樊迟问稼问为圃，孔子怒不可遏，甚至在背后骂他是“小人”。又有不少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体力劳动，现在的某些大学教材上就有这种说法。这种批评也太师心自用了。问如何种菜种小麦，需要问孔子吗？孔子的回答：“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樊迟要学这些，你何必到我这儿来？你去问老农即是。要学腌泡菜蒸馒头切土豆丝，需要去中科院生问博士生导师吗？
以上的问题还在于，培养一个老农易，至少在孔子那时，还不提倡科学种田时是这样。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农业技术学校，但遍地是老农在种麦子种大头菜。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就难了。孔子的时代，传播知识，提高人口素质，似乎比自己去亲自参加劳动更迫切。所以，孔子的这些言行，与轻视体力劳动如何扯得上。这一位“植其杖而芸（耘）”的“丈人”，耘来耘去，也就那一亩二分地，所养活的，不过就是他自己及家人。这又如何能与孔子比呢？他自己的言行能够传留后世，还是沾的孔子的光呢。孔子所耘的是什么荒？是文化之荒！所培养的是什么苗？是文化之苗！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云：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孔子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甚至全世界的，又如何能估量？又如何是小农思想满脑子的人所能理喻、所能批评的？
所以，上述的那些对孔子的批评，让我联想到今天一些人对鲁迅的批评，以及他们莫名其妙的对于鲁迅的优胜感。鲁迅的某些缺点确实让某些人孱弱的心性得到一种自信的证明。但他们对于鲁迅的批评，恰像旧时代老爷家中感觉很幸福从而很温柔的小妾，对现代独身女性的批评；又好比是青铜时代贵族几案上的玲珑的酒器或床底下温静的溺器，对铁器时代绿林好汉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
我对古代的隐士评价不高。相应的，我对现代的周作人及其鼓吹者们也心存怀疑。我认为，一个人，比如这几年“告别鲁迅”而麋集到周作人羽翼下的一些人，他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了比别人好—些的地位、财富、机会，使他能上大学读书，能明理，他理应对这个社会有所回报，有所补偿。按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数和报考数，有一, 个上大学的，就必至少有一个或更多上不了大学的。这种回报与补偿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使这个社会有所进步，人们的幸福能有所增进。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应该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把这种知识当成自己的文雅的小妾。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认为周作人是把他的学识当小妾，只让她陪自己喝茶谈玄。而如果把知识当作取媚权力的手段，就更等而下之了。另一方面，出于某种自私的目的，掩盖自己的智慧，就是对社会的背叛；隐匿自己的发现，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当然，这种行为在专制社会里可能是迫不得已的。
四
因为怕孔子到楚国后说陈蔡诸侯的不是，陈蔡的小政客们便把孔子围在郊野。小政客毕竟是小政客，他们把孔子围住后，却拿不准到底要怎么样。面对一位文化巨人，他们的内心毕竟很虚怯。他们很憎恨孔子文化人格的光芒，所以，他们把他包围起来，试图挡住这光芒的四射，但他们又绝没有胆量去迫近光源——于是在陈蔡之野，便有了这样一种既滑稽又尴尬的场面：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不进来。彼此都迫切希望有一个第三者出现，来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在第三者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之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饥肠辘辘与满脸菜色中进行一番有趣的对话，其主题是讨论道与势的关系。
孔子的知音司马迁在记叙这一段历险时，把孔子的人格精神写得淋漓尽致。据司马迁记载，此时的孔子，有意识地利用这次挫折，来考验、考查弟子们对道的忠诚贞定。孔子先叫来子路，问他：“难道我的主张不对吗？我为什么落得这个下场？”忠厚的子路疑疑惑惑地说：“是不是我们还不仁呢？人们不信任我们？是不是我们还不智呢？人们不放心我们？”悲愤的孔子说：“仲由啊，你听着，假使仁义的人一定受信任，怎么会有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假使智慧的人一定行得通，怎么会有被纣王挖腹剖心的王子比干？”子贡进来了，孔子用同样的问题问他，子贡说：“老师，你的道太伟大了，所以这狭隘的世界容不了你。你能不能稍微降格以求呢？”孔子说：“赐啊，好的农夫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好的工匠只追求技巧而不追求苟顺人意，作为君子，修习大道，是不能讲苟合的啊。”
最后是颜回入见，这位比孔子小三十岁的小学生，聪慧谦让，悟性高，不爱显山露水，能过苦日子，深受孔子的喜爱。他的回答，令先生愁肠顿开：“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五
孔子晚年，倦于奔波。鲁迅曾在一篇颇似游戏的文字中推测孔子晚年有严重的胃病和胃下垂。一个医生对一个常年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的人很容易下这个判断。总之，孔子老了，病了，不能再奔波了，况且奔波又有什么收获呢？于是，在离开鲁国十四年之后，靠弟子冉求的疏通，又回到了鲁国故乡。此时孔子已是知命了，不说心如死灰，但心如止水却是必然的。
孔子本来是想通过立功来传名后世的，像他终生倾慕的周公一样。但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地没有可能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很惧怕死后没有名声留传啊）于是他便想通过立言来不朽。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而且在立言中他还立了德。“三不朽”他完成了两项。据司马迁的记载，“六经”都是经他手订的。也正因了他的手，这些积满时光尘土的古典才成为“经”，而为后世不断地钻研，又在这不断的琢磨中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芒。
那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三百零五首“诗”，记录着那么遥远时代的真切的痛苦，更是因为他的手订，由愚夫愚妇引车卖浆者流的歌吟一跃而成为六经之首，“子曰”与“诗云”并称。实际上，就是因为“孔子曰”，孔子的赞誉，《诗》中愚夫愚妇们的“云”，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圣经。他对这三百首《诗》说过些什么呢？他和子夏讨论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他和子贡讨论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诗》可以怨”！他把《诗》当作教材，传授给弟子们，正是因为这种口耳相传式的传授，才使得《诗经》能避开
说到这里，插入一件小事。跟孔子学语言修辞的子夏，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吝啬。知生莫如师，孔子深知子夏这一毛病，于是就刻意为他遮掩。一次孔子出门，碰上下雨，而子夏有伞，孔子却不去借，甘冒雨淋之苦。有人问孔子为何不问子夏借伞，孔子说，子夏有这个小毛病，若向他借伞，借，他心里不痛快；不借，不是把他的缺点暴露给众人了吗？如果能掩盖住别人的缺点，我淋点雨算什么呢？
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人性的表现。不能对人性的优点有极崇高的敬意，对人性的弱点有极宽厚的怜悯，是不可能理解文学的。我们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朱熹。对这个人我老实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且不说他的那一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是多么仇视人性，我只想举他对《诗经》中一首诗的评论来说说。《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诗叫《氓》，是一位被遗弃女子的哀歌。这个女子坚持要明媒正娶地嫁给她所爱的男人（这就是“乐而不淫”），做了妻子后她辛勤贤慧，但最后还是被抛弃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那么理智，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老实说，我读到这首诗的最后“亦已焉哉”（唉，算了吧），是颇失望的，我私下里希望她能报复对方一下。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但我觉得这才合情。美狄亚就实施了惨烈的报复么。孔子也提倡“以直报怨”么。但朱熹对这个不幸女子的评论，使我觉得他很卑鄙，很没有人性。他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这个淫荡的女子被别人始乱终弃了，自己追叙自己的所作所为，倾吐出悔恨之意）”读到这样的议论如果不觉得朱熹卑鄙下流，就不是正派人。因为朱熹凭空污人清白（在这首诗中一点也看不出这个女子有什么淫荡的地方）；他对一位多情的恋人（婚前）一个贤淑的妻子（婚后）毫无首肯之意，理学家之不懂欣赏女人，于此可见一斑，而理学家之仇视—切鲜活的女性，对人间痛苦毫无同情心也在此原形毕露。这些只知“以理杀人”的后儒们，他们何曾及得上孔子的一分—毫啊。
由于孔子丰富的文学情怀，他把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理解为一种自由的艺术境界，而不是严谨的道德境界。在这一点上他又和后世的道德家们大相径庭。我们也一直没注意这一点。孔子在道德的熔炉里冶炼自己，而最后出炉的结果却大出我们意料：他熔炼出的不是森森剑戟，而是更加的幽默生动。你看他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最后的形象是“成于乐”而“游于艺”！他一下子变得亲近了，不再壁垒森严了。你看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时他能是一位皱着眉头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的人么？他是一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老顽童哩！他极爱音乐，即便在围困之中，也是每日“弦歌不衰”，只要附近没死丧，他每日都大声地唱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与音乐的一件轶事：他在师襄子那里学了一首曲子，一连弹了十数天还不换其他曲子，直到他从这首曲子里“听”出了那个肤色黝黑、身材顾长、眼神忧郁的文王的形象！“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文王可不就是一个满腹忧患的古之高人么？孔子的精神通过飞翔的音符而与之相通了！
有这样的音乐修养与音乐情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是多么宏伟壮丽的大乐章啊。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再聆听孔子弦歌过的音乐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但那古老而简朴的文字仍留传下来，那远古时代活生生个体的欢乐与哀伤，希望与失望，怨愤与爱慕……仍然如此鲜活，是的，那远古的神经末梢仍在向我们传来敏锐而清晰的刺痛……
《诗经》中有一百六十首都是采自民间，包括黄河流域，汉水、汝水流域。我们可以由此贴近这片辽阔土地上的风、水、丘陇与庄稼，贴近这片土地上的阳光、情感、悲欢与离合。班固与何休都提到当时有专门采诗的行人，摇着木铎顺着乡间小道去采诗。我有时痴想，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了。如果我在那时，我一定做个采诗者。不采诗还干什么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工作呢？
——冬日的蛰居过去了，春光融融，芳草萋萋。我立于道口，望农夫荷锄远来，而他的歌声亦悠扬而感伤……
我在村落间徘徊，看顽童嬉闹；我亦走上田头，看麦苗油油，静观灌溉之水汩汩流淌。
多忧伤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因想念远方的恋人而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一位多情的女子被人遗弃了，哭泣着回到娘家；而服役归来的人，拄杖立于田头，他的家园已成一片废墟，丘垄上葬着他的亲人……
在还处飘来的歌声面前，我老泪纵横。
我是被《诗经》感动了。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被感动的时候。谁能说当孔子对这三百零五首诗逐一弦歌时，他不也是感怀万端呢？“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十月之交》），这样的句子，如此贴切他忧患人生的情怀，如此真切地反映他奔波为天下的辛苦，他能不感慨吗？而那一位走过周朝旧都，面对废墟上的野黍而“中心摇摇”悲不自禁的诗人，不更是他的同调吗？面对伟大朝代的文化废墟，他不更是忧患满怀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是啊，孔子，他是—位什么样的人呢？
六
《尚书》之流传具有传奇色彩，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乃是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这个“孔”字乃是孔安国，
如果说《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那么，作为“上古之书”的《尚书》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散文集。同时，如果说《诗经》是民间的（风、雅都可以算作是民间的），那么《尚书》就是朝廷的。《诗》是民间的情感，《书》是朝廷的意志。《诗》是抒情的，《书》是理智的。《诗》是散漫的，《书》是约束的。
《诗》唱个性感受，《书》倡国家价值。《诗》是艺术，《书》是道德。《诗》是大地，是天空，是大地上的野花，是天空中的飞鸟；《书》是庙宇，是碑石，是庙宇中的祖训．是碑石中的缄言。《诗》是音乐《书》是建筑，谢林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没错，《诗》是意志的流动，《书》是情感的凝固……我们民族最古老最本质的东西，都积淀在《诗》、《书》之中了。它们都与孔子有关。
《易》据说最初乃是“大墙文化”，乃是周文王为商纣所拘押，在狱中无聊，又担心自己就此玩完，“没世而名不称”，推演而成。但文王的《周易》，纯属卜筮之书，对一般读者不啻天书。“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谈《易》，韦编三绝”（《史记》）。他的研究成果，经口授学生，学生整理成册，始有“十翼”，翼者，辅翼，辅助理解也。应该说，孔子是把卜筮之书改造成了哲学之书，综合天地人，探究天道人道，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所以，就《易》在这个意义上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又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易》，毋宁说，《易》乃是孔子的著作了。孔子晚年，一边穷年兀兀以研《易》，一边却又担心时不我与，叹息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天不灭斯文，孔子而后，《易》果然彬彬而盛。“易者，易也，不易也。”这截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承的训释，恰好表明了天道人道的反复，变与不变的统一。《诗经》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早鹿》）《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一个生机盎然蓬勃如斯的宇宙，这也是一个满腹忧患、自强不息的人生！
《礼》《乐》亦是孔子的教化工具。孔子对枯燥乏味的周代官制、礼仪的记录《仪礼》进行研究，指出其内涵、作用与本质。这一切都不过是“托古改制”而已。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仍然是天道与人道。伟大的周公盛世初建，创建周礼，规范一个大帝国的行为与思想，开创了灿烂的周文化；伟大的孔子身当乱世，礼崩乐坏，他所做的，乃是在文化废墟上的考古、整理与保存。帝国的庞大躯体，已然僵仆，他已不能使之复生，他能做的乃是使帝国的精神与文化长存人间。他所唱的，乃是伟大文化的挽歌，世运不可回，人事有兴替，挽歌者，挽留之歌也！
在《礼运》的记载中，孔子根据可考历史的发展情况，预见着未来的道路。他认为，人类社会之发展经历着三个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据乱世就是他所处的时代了，而他为后人设想的“太平世”是什么样子呢？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谁说孔子只是向后看呢？他也展望未来啊！只是这位衰弱的老人自知自己是等不到那黄河清的一天了！
《乐记》也还是在谈哲学，谈政治：
(音乐)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好像不能一味指责孔子把文艺都搞成道德教化，都搞成政治蓝图。你看他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一个“仁以为己任”的思想家，他不关心天下不宁，还关心什么？他不祈望天下皆宁并为之奋斗，他还祈望什么？让他回到家里，关上门，温壶春酒，泡杯苦茶，弹琴逍遥吗？
最后就要谈到《春秋》了。这是使一个时代都因此而得名的著作。
晚年的孔子顾视日影，喟然叹息：“不行啊不行啊，君子很惧怕死后没有留下名声啊。我的道行不通了，我凭什么在后世传名呢？”他搬来鲁国历代太史记录的史料，开始著作历史。以前在做官审案时，他很谦虚地与其他陪审官商定判辞，而此时他却突然“专断”起来，“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连插嘴提建议的机会都不给！这本以“微言大义”著称的历史著作，孔子是有意把它写成政治学著作、伦理学著作的！他在这里要审判的，是整个历史！而且他所进行的不止是历史批判，更重要的倒是他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他希望他的这本书能成为人的道德准则，更希望它能建立一种合理有序的政治运行法则。这就是这本书使“乱臣贼子惧”的原因。
孔子在给弟子们讲授《春秋》时感慨地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丘吉尔说，影响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写历史，“春秋”以后的历史，不都受着《春秋》的影响么？孔子一直在参与着历史进程啊。只是他本人没有到场罢了，对后来的历史而言，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七
我认为，孔子最伟大的贡献乃是他的“私学”。最初开办私学的人未必就是孔子，但把私学办成传授文化、培养人格、培养知识阶层的场所，则毫无疑问是孔子。正是在他的私学里，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既不是世袭贵族，也不是后来的科举士大夫，他们不是官僚机构中的成员。他们是那时代冒出来的“新人”，名称叫“士”，后来孟子宣称“大德者不官不王”，魏文侯之师田子方宣称“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如脱屦然。”可以见出这些人的傲慢与偏见——对诸侯的傲慢是那么显眼，对学问的偏见又是那么深固。
谁培养了这一批特行独立的知识分子？是孔子。上引的孟子与田子方都是孔门后学。所以，孔子的私学促成了文化的独立，文化由权势者股掌之间的小妾，蜕变为特行独立的汉子，“大丈夫”（孟子语）。这种文化不以取悦权势换得宠爱为目的，而以社会批判为天职。文化而以社会批判为天职，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了。谁赋予了文化这种本质属性？是孔子。对于世俗政权而言，权力体制自身的制衡是必要的，重要的；而文化批判所产生的文化制衡尤其重要。中国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之所以没能在权力体制之中产生制衡，这与封建政权把文化纳入权力体制，取消其独立性，否定其文化批判的必要性合理性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否定了文化批判之后，权力内部的制衡也就相应的被消解。官僚系统之内的权力制衡是为了政府及其各职权部门行为的合法有序及防止权力滥用；而文化批判所产生的制衡则是保证整个社会的行为合乎人性，合乎理性。孔子以后的百家私说，不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世俗政权的合理性么？
八
孔子曾描述过自己的形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在他的身边，一批勤奋好学安贫乐道的年轻人在成长着。看看这些蓬勃的春花，他真的就想不到自己已是秋天的一枚黄叶？这句话我看应该这么理解，正是因为知道自己老冉冉而将逝，才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念与日逐走，学而不厌。同时又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弟子们，诲人不倦他已是明白地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鲁迅晚年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一再告诫自己要“赶紧做”。孔子也是在与自己的生命赛跑，赶紧做呵。“天下无道久矣，而莫能宗予，”他已无力回天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要离开我们去那道山了！
颜渊死了，他的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天丧予！天丧予！（天要灭我，天要灭我啊！）安贫而乐道的颜回死于贫困，死后连棺材也没有。孔子为之深深恸哭。“我不为他哭还为谁哭呢？”他越来越老了，世道也越来越混乱了，不久，有消息传来，仲由死在卫国了，正中了孔子以前的忧心忡忡的预言：“不得其死”，被人剁为肉酱。仲由是众弟子中唯一敢于冲撞他的学生，小他九岁，总是雄纠纠的样子。孔子知道这个有些粗野的弟子其实最为忠厚义气，他还曾设想，当他远遁人世时，让仲由跟随着他。可现在又死在他前面了。他已经多次承受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了。他的心境更为凄凉了。做生意的端木赐（子贡）来看他，给老师一些周济，他正拄着拐杖在门外看西山的落日，那落日如血的余辉最后一次染红大地与天空。孤独的孔子问端木赐：“赐啊，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看我呢？”接着便低吟了一首绝命歌，那简单的字句和厚重的内涵使人想到宇宙中最简单而又最本质的哲理，人间的生死竟也牵动着宇宙的毁成：
太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
圣人洒泪而尽了。带着他的雄心去了。如蜡烛最后一次耀眼的一跳，熄灭了。天地之间，一片黑暗。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不再仅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
26、中国硬脖子(佚名)
“气节”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这里的“气”指的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孟子善养此气，我跟着他学，养了很多年，后来就有朋友说我是“小鸡生鹅蛋——愣装大眼儿”，可见这气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节”字很好理解，贞节、节操都是它，甚至还包括关节。中国人喜欢关节，这大概可以算是个奇闻，不过我自有依据，古人有一首赞美竹子的诗：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这“节”毫无疑问是关节，从那以后竹子就被拟人化，称作“竹君子”，跟松树和蜡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标志，道君皇帝赵佶还专门为它题辞曰“节节化人”。这个“化”是教化的化，竹子这东西有用处我承认，但非说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爱听。用帕斯卡的话说，我虽然是一根苇草，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对气节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脸不要命”，文绉绉的说就是“用生命捍卫尊严”，古时有个廉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救济粮，这都是有气节的表现。维护尊严是个好事，但过分强调这尊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就有点离谱，“节”不知道值多少钱，但生命却是万金不换。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人家说一句“喂，来吃”，怎么就能让廉先生失了节？美国的救济粮和朱先生的尊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生存权是全部的人权，那么廉先生和朱先生显然是在藐视它，这样的人，不给他人权我看也是活该。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基本信条：文死谏，武死战，这也是气节，叫作“以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宝二爷不喜欢这两死，说那是“须眉浊物”们讪上卖直、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真不愧是宝二爷。当官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了这个信条，那些官就怎么看都是一脸死相。“武死战”好理解，作为一名战士，本来就应该奋勇作战，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我认为值得商榷。有个朋友的父亲抗美援朝时当过飞行员，他说美国兵最怕死，一见人开着飞机要撞他，他就急忙跳伞，说的时候一脸鄙视。按我的想法，跳伞情有可原，开着飞机撞人倒是有点说不过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紧，那飞机可是国家的，好几百万一架呢。
汉朝有个洛阳令叫董宣，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湖阳公主家奴杀人，被他抓住，当着公主的面砍了头，结果被告了一状，汉武帝还算明白事理，没打没杀，只让他向公主赔个不是，董某人甚有气节，说什么都不肯道歉，两手撑地，谁按都不低头，搞得汉武帝也没办法，最后说你这个硬脖子，给我滚吧。（“强项令去！”）从那以后敢于死谏的官员就都被称为硬脖子。
脖子硬，风险就大，从古至今，因为批龙鳞被金瓜砸破脑袋的，不知道有多少，圣堂之上血际斑斑。如果是为坚持真理，这脑袋砸的还算有价值，比干摘心，王累伏剑，屈原投江，布鲁诺上火刑台，都能名传千古。奇怪的是很多人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动不动就要死谏，清朝的吴可读在同治墓前自杀，为的不过同治选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就象是员工因为新来了个总经理而上吊；明朝嘉靖皇帝爱喝露水，海瑞为了劝他改掉这毛病，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唐朝的韦处厚，连皇帝举行个宴会他都要死谏，幸亏没有真死，要是死了，你说他这脑袋算个什么玩艺。
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意思是人类在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想来这些硬脖子们心里也计算过：死谏死谏，只要不遇上楚怀王，也不一定就死，这事风险虽大，收益可也不小，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定能天下扬名。如果没有这种计算，我想只有白痴才肯主动去挨金瓜，想死办法多了，上吊投井吃耗子药，没必要非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这么说来，气节这东西就很值得怀疑，看起来有点象风险投资。鸦片战争后有一个著名的“气节年代”，满朝清流都在捍卫民族尊严，认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岂容丑类，唯一一个能作事的李鸿章还被说成是汉奸。一百多年过去了，李二先生的汉奸帽一直未摘，我们却想方设法要勾引鬼子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花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对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色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子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爱国，但显然更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人权高于主权，这应该是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道德必须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边沁1768年在牛津大学演讲，说道德应该为它的每个遵循者带来好处或幸福，否则就不必遵守，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都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利己主义”，也是没气节的一种表现——不捍卫国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子，那算什么气节？但我觉得过自己的小日子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建立国家就是想让我过不好日子，那国家不要也罢。
关于“舍生取义”，我是这么看的：生命无比重要，如果要取的“义”不是足够大，我绝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嗟来之食要吃，救济粮也要吃，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一点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气节，而是脑袋进水了。
廉者、朱自清和岳飞的死，应该算是自杀，根据王艮的论证，这么死层次最低，他这样评价商代的三位名臣：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这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他这番话的焦点就是生命权。
美国《独立宣言》讲天赋人权，第一个就是生命权，这大概是美国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列举了十九条自然律，第一个也是生命权，说它是最高等级的权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有些报纸上的宣传很不对劲，一有烈女跳楼，大家就纷纷喝采，大赞“死得好”，似乎没想到这关乎人类最至高无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口号随处可见：学习某某好榜样，时刻准备着为某某东西献身。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在提倡自杀———和平年代，你老想着献身算什么意思？所以哈耶克说：“思想被国有化后，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肯定会留下来，那就是：气节。
硬脖子们在脑袋被砸之前有两种选择：要么鸣而死，要么默而生。如果我是那个当官的，我会这么干：大事肯定要说一说，至于皇上喜欢哪个姑娘，他什么时候要去打狍子，我就随他的便。另外说话也要讲究个方式，有一些人脑袋被砸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说话太冲，关龙逄诅咒商纣王，结果被炮烙；叶向高讽刺明神宗，说“你这么多年不肯见朝臣，真是高招”，明神宗抽着鸦片懒得理他，算是叶向高命大。这些话都有更好听的说法，“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几点意见”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当然，皇权时代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我说了你不听，那就去休，骂人干什么？何况现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晋代的殷洪乔算是另一个有气节的人，他去南昌当市长，邻居朋友们托他带一些书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气节突然发作，把信全丢到扬子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为人作致书邮！”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军的译著《邮差弗雷德》对比一下，也算东西文化的差异。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想送这封信，你当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有气节不是坏事，但有了气节就不负责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事。
27、宋朝的雨(陈富强)
雨中的西湖要比平日耐看一些。
雨夜中的西湖除了耐看，则更多了一层须用心体验的味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撑一把雨伞，去堤上走走。白堤热闹一些，与唐朝的鼎盛相吻合，而苏堤要幽静得多，甚至稍稍有些冷寂。
我建议你去苏堤。
雨在树梢上、在伞顶上、在草叶上、在亭檐上、在湖面上、在一切无遮无拦的去处跳着欢快的舞蹈。伞是丝绸做成的，你为自己撑开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一个遥远的背景，正渐渐向你推近，撑着绸伞的你便和雨帘里淡淡的灯光一起变成这个背景的过客。宋朝正悄悄向你走来。你跨过第一座拱桥，你就走进了宋朝的雨里。
呈现在你眼前的是1090年仲春的苏堤，犹如一条绿色的飘带，堤桥相接，横卧湖上，南端系住南屏，北端挽起栖霞岭。柳丝舒展婀娜的身姿，翩翩起舞。一堤的翠绿烟似地漫洇开来，细细看去，绿雾似的堤上桃花盛开了，不耐寂寞的是枝头的黄鹂。
你与苏东坡在堤上相遇了。刚刚完成长堤修筑的苏太守，心情正佳，他临风而立，面对烟水淼淼，诗情满溢，一首千古绝唱脱口而出。“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苏太守为后人留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不亚于苏堤春晓。
苏东坡决意整治西湖的念头始于1071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官至通判。他在巡视西湖时，看到葑草已淤塞了西湖的十之二三，他虽有心治理，但通判的官位尚无决策权，欲有作为而无作为，苏通判满腔抱负都化作了天才的诗意。倘若苏东坡仕途顺利，而不是屡遭贬谪，一路坎坷，他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大约要大打折扣了。
机会终于在时隔8 年后降临到苏东坡身上。1089年，苏东坡再次赴任杭州，任知州。到任的次日，苏东坡重游了西湖，面对的西湖湖面已有一半成了葑田，忧虑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府上，挥笔写下了“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调疏”的感叹。叹毕，苏东坡组织人力调查踏勘。于次年4 月，向当朝皇帝哲宗呈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奏议。在这篇上书中，开篇就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东坡预言“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苏东坡在上书中还从养鱼、饮水、灌溉、助航、酿酒等方面列举了西湖不可荒废的五条理由。其中讲到：城中饮水来自湖水，如果西湖都变成葑田，则举城饮水断源，城中运河赖西湖挹住，若湖水不足，必取借钱塘江之水，而江潮多沙，河道淤塞，数年淘河一次，官史借此欺民，为民大患；杭州产名酒，每年酒税为全国第一，如果西湖浅涸，酿酒必大受影响。
苏东坡的这篇奏议，时隔900 年，再来分析，依旧充满一位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我们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一条如诗如画的长堤，当年的苏东坡却从民生大计出发，改变了西湖的命运。
挖葑泥筑堤是苏东坡疏浚西湖最精彩的一笔。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载了苏东坡天才的构想。“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除而行者便矣。”经过从夏到秋的努力，一条长堤破湖而出，夹道杂植芙蓉、杨柳，中为六桥九亭。这时的长堤尚无名，直到后继知州林希遵循杭人意愿，才将其命名为苏公堤，并为东坡立祠堤上。渐渐地，苏堤成为“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的湖上繁华之地。周密撰的《武林旧事》为后人记载了当时的情景。“画楫轻舫，旁午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
苏东坡在堤上消失了，雨依然在密密地下，你用无比敬慕的目光送别苏东坡，独步缓行。此时你已知道苏东坡将离开杭州，他在知州任上只有两年，却为杭州留下了如此宏大的手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苏东坡在杭州所作的诗文中却很少提及，直到去扬州任上，才在答友人的诗中回顾治湖的经历。可见这位旷世奇才的博大胸怀。有史以来与西湖相关的，你知道能与苏东坡与苏堤媲美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白堤。固然是白堤在先、苏堤在后，但他们都是一代文豪，他们都懂得珍惜文化的大自然。他们在杭州的时间都十分短暂，但他们却留下了一世英名。
你在堤上流连。倘若你回头望望，你会发现，随着南宋的到来，苏堤的北端将耸立起一座庄严的庙宇，红墙重檐，松树翠柏掩映一代名将岳飞。你惊喜地看到，一个宋朝、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与这条长堤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人杰，他们的智慧和生命化作绵绵不绝的雨丝，滋润着堤上的绿树红花。
你撑开的是一把丝绸做的雨伞。以丝绸命名的道路曾经横贯东西，而现在，令你乐此不疲的是，走在伞下回想从前，雨在你的头上喧哗，陪伴着你走近苏东坡的雕像。先生沐雨而立，一站就是千年。
28、享受读书
记得从前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酷爱读书，他的富翁朋友就与他打赌，请他住进自己的庄园里，每日独守书房，不能离开房间，一日三餐给他从窗口送进去，时间为一年。如果能坚持下来，富翁许诺将庄园输给他。
一年过去一半的时候，富翁朋友还不信世上还真能有如此书痴，他仍然胜券在握的样子。一年过去了。当那个酷爱读书的人从书房从容地走了出来时，富翁朋友彻底服输了。没办法，他只好履约。可那位读了一整年书的朋友说，谢谢你让我读了那么多好书。读了这些书后，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还要你的庄园干什么呢?说完飘然而去。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却受到了一种震动。读书居然有那么大的魔力，它除了能带给人睿智和思想外，我想，它肯定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灵享受。
事实果然如此。当我慢慢长成了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自己的感受中知道了，读书确实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没有哪一种快乐，能像读书带来的快乐那样悠长和持久。
从少年时代开始，读书带给我的快乐，就是其他快乐所难能比拟的。记得小时候读《鲁宾逊漂流记》、《海底两万里》时，心里那种巨大的新奇和快乐简直难以形容。小伙伴们在窗外喊我去玩，可我全部心思都在那书本之中。平时最爱玩的游戏停止了，我废寝忘食地沉浸在书中，心就像在一片云朵上飞翔。原来世界是这么有意思，那种遥远、神奇、神秘，弥补了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平静。我在书中认识了大海和高山，认识了像星期五这样特殊奇异的人，认识了无数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远方，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广袤辽阔。那些没见过面的作家们，用他们的文字，引着我一点点抬起头来，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无穷。我觉得那些写书的作家，简直就是人群中的神。他们用文字给我们讲出来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精神境界，和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比起来，读书是多么快乐。
随着年纪的增长，读书越发成为生活中的一种高级的享受。年轻的时候，有些风花雪月，就是读书，也要为自己制造一种情调。我那时经常和伙伴带着自己喜欢的书，坐船过江，到江北的太阳岛上。在草地上、树林里，我们选一块安静的所在，铺上一块颜色和谐的雨布，而后，在清新的空气里，在江水拍岸的涛声中，我们开始了幸福的一天。我们有人在读书，有人在写生，有人在吹口琴。风温柔地吹拂着，年轻的心像用水洗过那么清澈。几个面包，几根红肠、酸黄瓜是我们的午餐。常常是，太阳落山时，我们才骤然知道，一天已经过去了。
有一年的夏秋之间，我和最要好的朋友袁晓冰，几乎是每天傍晚都拿一本书到松花江边。我们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看着看着，有时交流起对书的评价和认识。为精彩的书，为自己那些不知道怎样冒出来的，也很精彩的评论，我们体味到一种满足感。当光线不再能照耀我们阅读时，我们就看夕阳下金色的大江，看江北岸逐渐亮起来的灯火……一种朦胧的、美好的、说不清的情绪就在我们年轻的心中翻腾着。生活确实是深含着许多动人的东西，书本启发了我们对于人生的思索……
读一本好书，就像乘上了一列远行的列车，眼望着新奇的风景，心情是那么舒畅。有时，又像是面对着一位陌生又亲切的朋友，听着他波起浪迭的故事，被那种娓娓叙说的气氛感动着，心情久久难能平静。
有时听到别人说，他是多么苦读诗书，实在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冷水浇头之类。生活中确有这种读书人，但我以为，那必定是为了什么而读，是目的带来的刻苦。我所说的读书，不包括这种为功名或为其他神圣目的的苦读。我自己也没有这种经历。因为，我没有必要这般痛苦地看书，何苦自找罪受呢?对我来说，读书是惬意、舒服、自由的人生享受。身心放松地进入读书的状态，阅读，带来的是一种宁静和安详。
读书是享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有时辛酸，有时激愤，有时痛苦，有时快乐，有时我们就那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书中的人物，觉得她或他就是自己一个遥远的亲人，情不自禁地牵挂起这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人物。就这样，亦真亦幻、似远似近，阅读为生活又增添了别样的内容。我们不知不觉间，走进了自己情感的密林深处。
北方的冬季是漫长的，当大雪纷纷扬扬，凛冽的冬天来临时，泡上一杯红茶，在袅袅弥漫的茶香中，翻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在这样的夜晚，读《金蔷薇》，读茨维塔耶娃的诗，读杜拉斯美丽聪明的语言，读一本动人的人物传记，雪花飘飞的冬夜，就会添上了一种迷离和说不清的情绪。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读书已是生活中一件类似于奢侈的事情。
读书让你发现远方。
读书能让人的襟怀和气量增长。
读书给人以真实的快乐。
读书使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外，又好像度过了另外的人生。
对书籍的品味和领会充实了我们平凡的生活，眼界在开阔，精神在成长，对生活的认识和领悟在加深。你和那位也许永远不能谋面的作者，有了一种精神牵连。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你的朋友、你的精神上的亲人。
时光悄然流逝。我的女儿，她也长成了一个爱读书的人。作为现今教育体制下的一个中学生，尽管课业繁重，仍没有妨碍她阅读的乐趣。有时，看她废寝忘食地看着一本课外书，我欲劝又止。因为，我从自己走过的路深知，这些美好的书也许比课堂教学给她的还要多。看到孩子有时读着读着热泪盈眶的样子，我相信她正在长成一个善良、心灵丰富的人。我高兴这种对于阅读的兴趣从我这里向女儿传递下去，我也愿意看到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爱上阅读的人。
我是热爱生命的人。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我真庆幸，我不算太晚地发现了读书的快乐。让我们享受读书吧。
29、[鲍鹏山－思想的历史]老子：颠倒的世界与哲学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汉书·艺文志》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老子
一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硕大的头颅内究竞包含着多少人生的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际密密的皱纹中不知隐藏着多少阴谋与陷阱；当然，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迷悯的人——他神奇般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大约是失望，或另有使命，又神奇般地消逝他方。在夕阳的余辉中，他晃动着远去的身影，弃我们如弃敝屣。他对我们竟没有一毫的留恋之意，让我们世世代代为此难堪自惭。老子出关而去是一件意义严重的事件，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自己由于迷醉与迷失于物质世界，也可耻地抛弃了哲学。一个绝顶的哲人，不屑与他的同胞为伍，甚至不愿埋骨乡梓，这难道不使他的同胞自信与自尊受挫吗？我写这篇文章时是真心感到了一种难以自掩的羞惭的。我的祖先怎么了？真的是堕落得万劫不复了吗？真的是不配这样的一位哲人来教导吗？
老子的行踪可以用得着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令我们悚然。有人说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云端里半隐半显。——只是，他现在还在那里么？
不过，就算他是飞鸿，偶然经过我们的时空，也还是留下了雪泥鸿爪，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怜悯和慈悲。司马迁不知有何依据，断言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原属陈，陈又为楚所灭。所以又属楚了。当时南方北方的民风与学风已有较大不同，楚国也就以道家学派及由此而生成的文化传统，自豪地与齐鲁大地的儒家、三晋大地的法家比肩而立鼎足而三。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做《德道经》。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他也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司马迁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历史罢了。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他生在那么多既有的历史之后，如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般。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往往就如同他个人的经历和创痛，人类已往的体验也就是他最个性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常人中的一个，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宁宙。不过我相信，当老子带着满头风霜，一脸慈悲，走出守藏室时，他已洞穿人生的厚壁。在阳光下他眯眼看人间，人间混乱而无道，正如一塌糊涂的历史。他心如止水。一切把戏他都已了如指掌，各色人物他也都似曾相识，周朝的大厦将倾，山河将崩，九州辐裂，小小的守藏室亦将面临一场浩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那些厚重的典籍守不住也藏不住了。他抬头看看西天的晚云，去意满怀，是的，该走了。
不过，我们还算幸运。据司马迁的记载以及后来神仙家的推衍，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这位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在你抛弃我们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
多年以前，我揣摩老子此时的心情，假托老子的口吻，写过一篇短短的《老子出关》：
我已经没有什么故事告诉你们了。
我曾预言过劫数的到来。我曾以薄薄的柳笛吹起晚岚。然而那时你们甜寐于未朴的岁月之梦，白白地错过了时光。
召唤已经传来，我将离去。在另一国度的土地上播撒幻梦之粒。在我走进血红的夕阳之前，我留下这五千言的零乱缄言，在世纪的废墟中如散落的弹子，愿你们仔细收捡。当一切都已堕落，一切都已不可为，你们就去玩弹子。
那时我正在翻捡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我的感觉就如同下午阳光下马路边上玩弹子的顽童。所不同者，玩弹子的顽童兴致勃勃，而玩老子五千言汉字“弹子”的我则有些百无聊赖。那时我的处境不妙，并且我的很多朋友都摇身一变成为商海健将，红光满面，挥斥方遒，雄姿英发，大有作为。所以我对自己落伍的行为感到很害羞，很寂寞。处盛世而无为，对自己也就很灰心。但灰心的人看老子，也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吧。渐渐的，除了我不大感兴趣的什么宇宙生成构成外，我把老子的五千言理出两条思路：一曰治国，二曰处世。下面我就分别来谈谈。
二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了。老子大约是看多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三章）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像摇头如拨浪鼓似的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冷眼看世界的乱哄哄，热闹闹，终于看破其机关，于是来个全盘否定。这里有些句子我们分析一下。“贤”是什么？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潜在杀手与颠覆者。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的意思，“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尔，“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这个“虚心”是指“无欲”之心，这个“志”也是“欲望”的同义语。这当然是“愚民政策”，而且是很阴险的愚民政策。不过，就我的观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却连这点也做不到。何以故？因为他们虽则想尽办法虚人民之心，弱人民之志，或者进行奴化教育——
“使夫智者不敢为”，这—句也该提出来特别说一说。鲁迅曾迷惘地问道：一个铁笼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一书的穆勒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大众生活。穆勒这是对世界史中已有现实的描述，而老子，则是在该状态未出现之前对此进行设想。他真不简单呢。试想，智者面对着这样一群胃里充实头脑空虚、筋骨强健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为么？愚昧的大众往往以集体的暴力成为暴政的同伙啊。
作为“为”的产物，“仁”“义”“礼”等等，老子当然大加反对。他认定一切都在堕落：“大道废，方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所以他预言：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
我们只要看看周公之德，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之礼，就可知他对历史的惊人预见。大约到了荀子的“礼”，再往下便无法收拾了，只好再用韩非的“法”，于是出现暴秦，真正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通过这段话，我们也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悲观、对人类文化史的基本评价。在他看来，人类道德是一个逐渐堕落的过程，人类历史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过程，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创造”，只不过是对堕落人性的被动适应，至是对其的取媚。所以，他认为，人类历史应该反过来，逆向行走——去追溯本源的“道”。也就是说，只有“逆历史潮流而动”，才能不屈服于人性堕落，制止人性的堕落。这个过程，就是他所说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的过程，也就是复归人类本质的过程。他以为，这是人类唯一的自赎之路。你看他“逻辑”地推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去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十九章）
把这一章和上引三十八章对照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已有的历史是人性的退化史，而逆向行走，才是人的进化史——这真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惊诧的“进化论”！
思想家往往是不与时代同步的。他们或超前于时代，提出未来之蓝图，如柏拉图、马克思，中国的荀子也算—个；或落后于时代，留恋过去之生活，如老子、孔子。这后一类哲学家对逝去的一切嗟叹不已，为之洒泪哭泣，如已死时代的守墓人。他们往往太纯洁、太敏感、太钟情、太理想主义，他们甚至还太崇高，崇高到不计一切功利地为已逝的文化传统讴歌甚至殉身。是否可以这样说，和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往往是产生真正思想家的前提之一。与时并进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思想家毕竟不是机会主义者，思想亦不是机会。
超前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缺，恋后的思想家发现现世的所失。他们共同发现时代之缺失、之不完美，并从而对之进行批判。唯其批判，才是文化。文化的本质使命即是批判。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提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在设计未来方面显示天才，显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外，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这种对现存社会的文化批判、道德批判与政治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就黯淡无光了么？
这可否算作我对老子的治世哲学的回护或辩解？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如果我们不怕大胆推论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发问，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者干什么呢？还要社会组织干什么呢？实际上，老子对此已预先作了回答：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家所定的规模。这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可以省去很多管理机构，也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欲望，甚至也是为了消除战争。另外，小国林立，可能也使小百姓有更多可能的选择吧，要“偷渡”不就容易些么？拾起腿就可以“适彼乐土”。我看这一切还是出于“绝圣去智”的需要，何以故？“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根据后来的
通过这段文字还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恐惧。文化、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对传统道德的亵渎，往往是以传统的崩溃至少是痛苦变革为代价的。老子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所以，他在他的理想国中扬弃了文化与文明，在“结绳而治”的古朴中圆一个道德之梦。为了人性的纯洁，他已什么都不顾惜了。
与此相应的，老子当然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从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有序社会组织中的协作关系、分工关系、阶级关系，而是原始的自然关系，如同一头鹿之与另一头鹿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关系，甚至一头鹿与树上一只斑鸠的关系，彼此心无牵挂，却又和平共处。看来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感发，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是“无为”的结果，既然“无为”，哪有往来？又何必往来？也是“无为”的手段，既然不相往来？怎么去“有为”？
可见他的小国寡民的设想实际上是解散了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有为”的结果，是人类退化的标志。显然他对现存社会秩序评价更低，近于一笔抹杀。作为国家档案馆的馆长；竟然著文否定现存社会制度，否定周文、周武以及天才政治家和伟大道德家周公建立的这一已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必欲瓦解之而后快，这是什么行为？他的这套理论欲置周天子于何地？当初周之始祖古公亶父从岐山六十里发迹，进而霸有天下，难道错了吗？他想让周天子要去当一个小小的、连邻国鸡犬之声都可以骚扰他的春梦的原始部落的一个小酋长吗？——好荒谬的建议！好悖忤的言论！好大的胆子！好伟大的批判勇气！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老子之言亦不纯—，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不为者，以欲无不为也。”真正是洞若观火，把几千年前扑朔迷离的老子看得透彻敞亮：老子的很多话，不过是发泄不满的愤激之辞罢了。
三
《道德经》中引人注目的第二方面便是他的处世哲学。治世是“外王”，处世即“内圣”。由于在治世上老子既已倡导“无为”，可说的话就不多，所以，老子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处世上。这一方面最能显示老子思想的特点，也最能体现道家哲学中人生哲学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们喜欢他的哲学往往是喜欢他哲学中的这一部分，人们说他充满人生的大智慧。可另一方向，他受人垢病，被人骂作“阴险”，也是因为这一点。
何谓“阴险”？因为“阴”所以“险”。“阴”与“阳”相对，“阴谋”与“阳谋”相对，大权在握者搞阳谋，而实力无法与之抗衡的一方就只能搞阴谋。世上若只有“阳谋”，而没有“阴谋”与之抗争，至少是削弱阳谋的威严，那处于弱势的一方岂不就万劫不复了？我以前看过
与此对应，他就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观点。汉语由于缺少时态虚拟等表达，有些句子搞不清是客观已成之事实的描述，还是仅只表达一种愿望。像这“柔弱胜刚强”五个字，是对一种客现必然规律之描述呢，还是仅只表达一种可能性呢？是对柔弱者的鼓舞与安慰呢，还是仅只表达被压迫的弱者的阿Q式的愿望呢？从他整个的论述看，, 好像是第一种。但也不排斥后几种。总之这五个字可以说是他人生哲学之纲。
我们看他很自信地宣言：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
把“不敢为天下先”算作人生三法宝之一了。敢为天下先，才能有足够的自信和创新精神。这种勇气与精神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也是个人进步的关键。但老子不要了。这当然与他反对文明进步有关，但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想法可能还是怕为天下先要倒霉吧。不敢为天下先，是从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的充满毒素的智慧呢。我们要注意，这地方是“不敢”而不是“不愿”。这就提示我们问题症结之所在。“不敢”是老子的法宝，是他的经验，这种经验，肯定来自我们民族从“敢”到“不敢”的过程。为什么“不敢”呢？因为：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七十三章）
“勇敢”这个对一种品性的褒奖词可能最早即出现于此。但老子的原意恰恰是否定这个“勇敢”的，他好像在推祟“勇于不敢”。“不敢”是懦弱，是畏缩，为什么还要“勇于”才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不敢”并不就如“不敢走夜路”、“不敢喝凉水”那么简单单纯，而是要在这“不敢”以及随之而来的退缩中失去—些东西，甚至很宝贵的东西。像“不敢讲真话”；“不敢”在关键时刻坚持自我；“不敢”在邪恶猖獗时挺身制止等等。在这种时候，“不敢”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勇气”——当懦夫的勇气，昧着良心的勇气，贬低自己的勇气。比如，当小偷当着你的面偷窃别人的钱包，你能不能勇于承受小偷渺视你人格的勇气？如果不能，你就“勇于敢”地制止他；如果能，你就“勇于不敢”地让小偷偷去别人的钱包，也偷去你的尊严，从此以后，你将失去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你的道德自我肯定的资格也被偷走了。这种损失你可以看得很小，但也可以看得很大，如果看得大，你以后可能不能毫无羞耻地面对自己。想想这种后果，你不需要勇气吗？当然，老子也警告过你另一种后果了：勇于敢，可能要被“杀”；“勇于不敢”，你可以很安全地“活”着。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用逻转学家墨子的话来说明。《墨经》上说：
勇，志之所以敢也。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
勇是人内心中敢于做，由于某人敢于做这件事就可以称他为勇，并不因为他不敢于做另一件事而妨害称之为勇。墨子真是善于辨析，他这里就说得好极了。我们至少可以这么理解：勇敢与不勇敢，相互依存。恰是因为某一方面勇敢，才在另一方面不勇敢。比如一个人敢于承担，则必羞于退缩。反之亦然：正是因为某一方面不勇敢，才在另一方面特勇敢。比如不敢面对邪恶，才特勇于做懦夫与孱头，勇于放弃自尊；不敢“断送老头皮”（东坡诗），才特敢于不要老脸皮。
没有道德感的人是没有道德痛苦的，没有良好的文化熏陶的人往往也就没有文化负担（当然，受过文化熏陶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更没有文化负担）。这“痛苦”，这“负担”，是人生的枷锁。但若没有了这种枷锁，那不就成了如孟子所说的“放僻邪侈．无不为己”的恶棍了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志者往往是小人，成功者往往是庸人这种反常却又普遍的现象呢。
这生下来就头发花白的老子，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就教我们如此下贱如此卑鄙地活着么？
很多人都在这种层面上大骂老子，否定老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生活，那样社会就太卑污了，我们自身也太肮脏了。我们不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自渎清白。但我在这里要为老子辩护几句，我在上文已经为他的治世哲学作过辩护，此处我还要为他的处世哲学作辩护。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之一。
辩护一，前面我提到，由于汉语缺乏必要的时态限制和虚拟语气，有些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理论主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就看刚才分析的句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我们刚才是把它看成老子的理论主张的，看成是他的一种提倡；但把它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不也可以吗？鲁迅说老子时有愤激之辞，我们把它看成是老子对这种颠倒的社会现象的愤激之辞不也可以吗？
辩护二，撇开辩护一中的理由不谈，我认为，读老子的著作，重要的不是看他提倡什么，而是看他向我们描述了什么，看他向我们描述的我们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
人生哲学一般包含两个内容：首先是对生存状态的研究与描述，然后才是在此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生存态度或生存对策。这里，显然，起决定作用的乃是生存状态。对老子哲学，我们应侧重研究他所描述的生存状态，看他所描述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可怕。马克思说，中华民族是早熟的儿童，我想，一个民族早熟未必好，烂熟更不好。老了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应该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吧？从野蛮状态走出来才几百年，文字的成熟也才几百年。可他已经是“老子”而不是“孩子”了。浪漫天真的希腊人在地中海那边唱着童谣—般的英雄史诗，在海滨的灿烂阳光下相互炫耀他们健美的体形和膂力。而地球的这一侧，却是苦难重重：什么样的血没流过？什么样的阴谋没有被制造过？什么样的悲剧、闹剧没有上演过？什么样的纯洁没被玷污过？什么样的正义与良心没有被扼杀过？什么样的邪恶与残忍没有猖撅过？什么样的友情没有被利用过？什么样的信义没有被出卖过？什么样的承诺没有被否认过？老子熟读历史，他的心早就冷了。他知道丑恶是用什么掩盖着的，真善美是用什么名义去扼杀的。鲁迅不也从中国布满“仁义道德”的文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么？
我以前写文章说，韩非子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这观点我现在要作点修正。韩非的学术高高祖老子才是第一个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历史太黑暗了，在阴暗的散发着霉变之气的档案馆里青灯苦读的老子，心灵也不免随之阴暗；现实太邪恶了，饱学博识阅历丰富的老子亦不免随之油滑，甚至狡诈。这是黑暗的历史与现实侵蚀正常的心灵，使心灵亦随之蜕化变质的典型事例。老子《道德经》中朗朗上口的韵文，也可看作是变态心理学的典型材料。
颠倒的世界扭曲了思想家的心灵，也扭曲了他的哲学。智慧有两种，世俗的智慧与理性的智慧。中国式的精明的商人，反复无常的政客，以及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智商极高的小人，拥有的是世俗的智慧；迂腐的孔子、苏格拉底等人拥有的是理性的智慧。这两种人往往格格不入，这两种智慧也极难融合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理性智慧的人未必有世俗智慧，有世俗智慧的人也往往缺少、渺视理性智慧。而老子却是这两种智慧兼而有之了。是啊，身处不完美的社会，光有理性智慧固然能明哲，但没有世俗智慧又何以保身？
老子的哲学，是夹缝中生存的技术，是在盘根错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智慧，是专制社会中唯一能保护自己肉体存在的法术。其诀窍就是通过压缩主体精神与人格，来取得苟且偷生的空间。一句话，有专制，必有老子思想。正如有专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扭曲与变态。
所以，与其批评老子提倡一种不健康的人生哲学，不如批判老子所描述的那种不健康的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与其喋喋不休地提倡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不如先想法建立—种正当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只有在正当的社会秩序中才能行得通。有了正当的社会秩序，人才能用正当的方法生存于社会。老子“戒多言而时有愤辞”，他直面惨淡人生，不讲空头大道理上倒可以作我们的榜样。
你看他的话：“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这难道不是人类古老而又古老的普遍经验与鲜血常新的教训么？在这个问题上，孔子与老子的见解竟是惊人的一致，这只能说是出上生存状态的相同。在《论语·先进》篇中，一帮弟子侍立在孔子周围。孔子看看刚强的子路，突然无限伤感地说，仲由啊，你总是这么雄纠纠的样子，你将来可能不得好死呵。就因为子路雄纠纠气昂昂，就判定他不得好死，这难道不是对“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社会感触良深么？而且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或者说证明了“强梁者不得其死”这一般规律的正确——在卫国之乱中，刚强而仗义的子路被人剁为肉酱。还有更好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就是在“坑儒生”（这此“儒生”是思想上的“强梁”）的同时，又“杀豪俊”么？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明白，是什么东西造成了“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现状，也提醒我们，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强梁者是不得好死的，权力与强梁是相克的一对，权力需要的是服从，是一致，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君主是决不讲“优生”的。当然，被压迫者生下来就体力孱弱，智力愚弱，心志卑弱，也就减少了反抗的可能，减少了权力受到挑战的可能，这对统治者而言未尝不是“优生”。为了眼前的权力而出卖民族的未来，这也是一切专制统治的必然选择。
既然“强梁者不得其死”，“柔弱”也就是最佳的处世姿态。为了说明这一点，老子是不厌其烦。我们看他举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搞……
所以他下面断然道：
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者处下，柔弱者处上。（七十六章）
是啊，坚强的牙齿会脱落，而柔软的舌头将永在。“坚强者处下，柔弱者处上．”这不是典型的颠倒的世界图像么？
而下面的一段话，更是哲理与诗意融贯一体，如行云流水．既像歌咏，又像叹息：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
我认为北方的文化是“土”的文化，土中含玉，理玉而生理性精神；南方文化是“水”的文化，水势汪洋恣肆，而生浪漫精神。老子虽久处周之柱下，为“土”所围，但其毕竞是南人，内心无时不在“望穿秋水”。这第七十八章，是水的赞歌，又是人生的叹息。天下还有比水更柔弱的么？还有比水更随和而没有个性的么？随物赋形，是其温柔，是其卑弱，但攻坚胜强，舍水其谁？！柔弱的水啊！你“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你是“无为”的象征，又是“无不为”的典型。
既然柔弱胜刚强，老子更进一步要求人们守住柔弱，而不要追求极盛。月圆而亏，日中而倾，物方生方死。“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世界万物都处在一种循环之中，所以，守住弱，便是守住了发展的生机，而走向鼎盛，则是走向衰败的转捩。所以一旦强大，万不可轻傲，而更要谦恭自守，甚至自损，以保持持续的生机：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
我曾认为《老子》一书出于阴阳家思想，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老子的哲学经验往往取之于古代的房中术。你看下面的句子：
大国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其下。（六十一章）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十章）
而三十六章，更是以牝胜牡的战略战术：
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
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
我们知道，古代的阴阳家本来就把男女交合谓之“采战”的，且明清之际的通俗话本，更是直接称之为“交战”。而战之结果，却正如老子所言，“柔胜刚”。“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六章）
林语堂说，“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弗洛依德也说，大儿凹形，如山谷湖海等，往往为女阴或子宫的象征的。而这些“天下之谿”、“天下之谷”，好像是藏天下之污，纳天下之垢，但却正是天地之根，生机之源。在这里，老子真可以说是道破玄机了。
四
老子在当时，算老字辈，独学无友，颇寂寞。年轻一代的，如孔子，又大都锋芒毕露，不知“无为”，处处要显身手。道不同，自然难相为谋，但他的最大寂寞还不在此。思想家本身内心就寂寞，而哲学一旦为现实拒绝，其寂寞就无可名状。“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七十章）。于是，这位看破人生的老者，击釜而歌：
众人都兴高采烈，像赴宴，如游春。
而我不显露自己，淡泊宁静。
浑沌如婴儿，闲散似无家。
众人富足我穷乏。我是愚人吗？
人人都风光，唯独我昏茫。
人人都灵巧，我笨头笨脑。
沉静恬淡如大海；
飘逸无系不知止。
众人各自有所得，我独顽冥又陋鄙。
我与众人本不同，
依道而生随道死……
（据二十章译）
这真是长歌当哭，涕泪和流。但这哭，并不是悲痛，而是感动，为自己感动，为寂寞感动，为无所不在地主宰我们的道而感动。这是独自一人领悟世界真谛，独自一人窥见世界本质之后的激动与感恩；弘一大师圆寂之前说他的感受是“悲欣交集”，老子出关之前也应该是这种感受吧。他去了，一去杳然……
30、
[鲍鹏山－思想的历史]孟子：王者师与大丈夫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
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孟子是“亚圣”。从学问渊源上讲。他也算是孔子的嫡传。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而子思又是受业于对孔子思想“独得其宗”的曾子的，这就显示出孟子的正统地位了。这正统地位，连野心极大、用心极深、篡位之欲极强的唐代韩愈都不敢有任何微辞。韩愈可是攻坚拔固的好手，他一路势如破竹地向历史进攻、连荀子都结他推翻了、并踏上一只脚。但到了孟子跟前，也许是看看孟子太强大，自己确实不是对手，也许是自己已是强弩之末，只好打不赢就受招安，马上变幻出温驯之色，对之项礼膜拜．并在孟子身后给自己“敷座而坐”，擦探头上的虚汗(他的身体差得很哩)，摆出一副自我作古的派头，俨然在道统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孟子的“亚圣”地位。是不靠嫡统，不靠韩愈式的自封．而是靠他对儒门的大贡献。也就是说．他于儒门有别人难以企及的大功勋。可以这样说，在孔门的历代弟子中，数
孟子对儒门的大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他把孔子的“仁“发展到了“义“。孔子谈“仁”也谈“义”。孟子谈“义”也谈“仁”。但两者还是有侧重点的不同。孔子重”仁。。孟子重“义”．所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仁”“义”区别在哪里?其实两者本质并无不同，只是表现的地方不同。孟子就进行过区分。他说:"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内心修养。义，是人所遵循的正道)。他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人安身立命之所。义,是人行事的正确法则，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义”，乃表明他更注重对人外在行为的评价，这除了表明他更希望人把仁心表现出来．施及于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实际———个人内心的真实思想我们是无从知道的、也无需知道。无需控制也无从控制，只要他外在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即可。“义者，宜也”(义，就是行为适当)。所以，孟子的“义”比孔子的“仁”，更具体可行、操作性强。
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之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外面经过，这头牛—边走一边发抖。原来这头牛要拉去宰杀，用牛血去衅钟。宣王看着这牛发抖。心里不是滋味，就下令放了这头牛。另换一只羊去衅钟。这事让孟子知道了，他据此一口咬定齐宣王有仁心(连宜王自己都不大相信)，是块好料子，现在只差由他孟轲来给他雕琢成器了。孟子教导他说：光有内在的隐藏不露的“仁心。’是不够的，只有把这仁心中的仁爱表现在政治政策上，推恩于天下，才真正有益于百姓。他尖锐地批评齐宣王“思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乃是“不为”，也就是不在外在行为上行“义”。“义”就是按“仁”的法则去做。这一点、他似乎比孔子讲究实际一些。
同时．“义”的评价比“仁”的评价也可行得多。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义”(适宜)，总比了解一个人的内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义，对道德实践者而言，也便于操作。要真正在内心意志上达到圣人的境界谈何容易?但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在内心的欲求与“义”发生矛盾时，能克制自己而屈从“义”，则较易做到。孟子可能是意识到，要求人人都有一颗圣贤之心，实在是一种妄想、现实一点的是，要人人都能对自已有所约束。应该说，孟子走的这一步。是使得孔子的不可企及的人格理想走向大众。大众不可能人人在事实上成圣。但大众可以通过自我约束，而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孔子的”圣贤”理想只能是一小撮精神贵族的追求，而孟子的“义”则有可能成为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孟子对儒学的三点发展中、这一点最值得我们肯定。
第二。如果说，孟子把孔子的“仁”从道德角度发展为“义”。那么，从政治角度．他又将之发展为“仁政”，也就是他的“王道”。在这一点上．孟夫子可是为儒家学派立了大功。孔子也讲过“仁政”，但对其内涵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显得空洞而浮泛。无论在理沦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没有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孟子接过手、把这工作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得承认，他做得蛮出色‘他把孔子的伦理思想演义为一整套的政治构想，完成了由纯学术向政治实践的过渡、学者成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为“王者师”。这套理论，使得学统、道统与政统融合无间，从而“学”与“仕”不再有任何学理上的隔膜．“学而优则仕”变成了”直通车”，“士”变成”土大夫”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能说孟子的。融合三统”不是为后来的科举取士奠定了基础呢?
同时，这一套政治构想上有六经之依据，下有统治者之扶持、从而使儒术才能在后来“独尊”。鲁迅说、“孔夫子是中国的权势者捧起来的”。权势者为什么单单相中了孔夫子．而捧他尊他呢?就是因为孟子的这套政治理论。毋庸讳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必然是专制政治。而专制政治也必以道德为基础。所以，孟子的这一套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政治构想，必然与专制政治”狼狈为奸”，从而贻害无穷。
简单地说，孟子的政治构想是这样的，很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人本性是善的。因此就有仁心的苗子。把这仁心加以扶植，不让其放矢，且使之枝繁叶茂，便是养身了；然后用自身这光辉的形象作样板，“邢于寡妻”(给妻子做道德规范)，便是齐家；“以御于家邦”(以此治理家国)便是治国；用仁政治国。就是行王道，行王道
当然是“天下莫之能御”(天下没有人能够抵挡)，从此天下太平了。这种构想的幼稚性实在太明显了，而这种幼稚的政治构想竟然蒙蔽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那些劳心竭虑想求治的士人们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个不失仁心且能把这仁心报恩到广大百姓的圣
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学的第三大贡献。孔子不愿意谈人性，他可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能解答的问题。《论语》中只模糊地提到”性相近．习相远”。只说人性之初大致相近、有共同的人性。并东作善恶之分。所以，从这一点讲，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都与孔子不矛盾。但孟子的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
之基础。在这一点上，孟子对儒家可谓功勋卓著。后来程朱等人严厉批评苟子的性恶论．并借此认定苟子已失去儒家的根本．他们也算明白人，知道在性善问题上决不能作丝毫的让步。因为这一步让出去了，儒家就没有立锥之地了。但非常令人为儒家担心的是，孟子在他的亡篇大作里并没能证明“人性善”。程朱等生活在古代的书斋中的老儒、以及生活在现代洋楼里的新儒，管他进化了多少代，也还是不能证明“人性善”。不能证明人性善．却依然不妨碍他们谈“内圣外王”，甚至膨胀到认定儒学将要拯救世界、这就只能让人觉得他们有点不诚实。
大概他们天天盼望这世界遭殃。人民倒霉．然后有机会让儒学大放光彩。既已写出“膨胀”一词。不妨再写出一句民间俗语：“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不同的是狗咬的那个猪下水．不是狗吹大的，所以。这条狗颇让人同情。而现代的新儒家们则是自己吹大猪下水，然后把它想象成一块很杀秤的肥肉。对之欢喜不已。这个歇后语的关键词是“空”。
可以说，在对人性本善的论证上，聪明绝顶的孟子已经续尽脑汁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利用的都利用了，以致后来的程朱及当今的第三代新儒家们，再也不能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能在那里发一些空洞的欢呼。像程颐和朱熹，就喜欢故作高深地发些大可不必的感慨，常常在《四书》的某些字缝里写上什么“学者宜深思”字样——他们说不明白。就叫我们去深思，可我们想来想去也就那么一点意思。而就为这点没有什么意思的小意思，我们一代一代毫无出息毫无建树地老去了。
我想，人性问题，无论是证善，还是证恶，都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能证明的问题。它不属于理性范畴，而可能属于非理性范畴。孟子运用不少经验证明，我们说，经验证明不是有效证明。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相反的经验。比如，孟子用“恻隐之心”来证明人性本善，使用的就是经验证明。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触动侧隐之心的经验，好像其普遍性足以证立人性本善。但是，我们是否也普遍具有“小人之心”的经验呢?如同孟子所说，我们看到一头牛将被杀，一个小孩将落井，马上就会有怜悯和救助之心涌现；但另一方面，我们是否也暗暗地有一些别的思想相情感，比如妒忌、争夺之心等等呢?
所以，若以经验来证明，我们也可以证立人性恶。此外，孟子还特别喜欢类比证明，但用比喻论证实在是冒险的证明，也是证明的冒险。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骗局，这要视证明人的品性而定。
告子认为，人性如同流水，挖开西方则向西流，挖开东方就向东流。所以，就如同水没有一定的方向一样，人性没有善与不善。孟子批驳说：“水确实不分东西．但也不分上下吗?人性的善．就如同水往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住下流的。”告子用比喻例证，孟子也用比喻反驳，而且包以水为喻，真正的善辩，就地取材，操斧伐柯。但告子似乎仅仅以比喻来说明，而孟子则直接用比喻来证明。用比喻来说明是可以的，但用比喻来证明则是不允许的。在这里。孟子就犯了两个错误。—是水固然往下流、但这也不是水的本性，这是地球引力的结果。与告子听说的往东往西流”—样仍然是外在影响。山上的石头若失去支撑和摩擦力。也会往下滚，往下的岂止是水？孟子不懂地球引力，但他看不出万物都向下落吗?难道行人看见苹果落地会发现地球引力，而我们就只能以此证立一种道德观点吗?孟子犯的另外一个错误是，这个比喻论证可以证立其真，也可证立其伪，也就是说，水永远向下，只能比喻人性有一固定趋向，但并不能证明它的具体方向。我们把孟子的原话改动一个字看一看：”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改“善”为“恶”，这个比喻不仍然成立么?孟子能证明什么呢?
31、卢沟晓月
王统照
“苍凉自是长安日，呜咽原非泷头水”
这是清代诗人咏卢沟桥的佳句，也许，长安日与陇头水六字有过分的古典气息，读去有点碍口？但，如果你们明了这六个字的来源，用联想与想象的力量凑合起，提示起这地方的环境，风物，以及历代的变化，你自然感到像这样“古典”的应用确能增加卢沟桥的伟大与美丽。
打开一本详明的地图，从现在的河北省、清代的京兆区域里你可找得那条历史上著名的桑干河。在往古的战史上，在多少吊古伤今的诗人的笔下，桑干河三字并不生疏。但，说到治水，隰水，漯水这三个专名似乎就不是一般人所知了。还有，凡到过北平的人，谁不记得北平城外的永定河，——即不记得永定河，而外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大概可说是“无人不晓”罢。我虽不来与大家谈考证，讲水经，因为要叙叙卢沟桥，却不能不谈到桥下的水流。
治水，隰水，漯水，以及俗名的永定河，其实都是那一道河流，——桑干。
还有，河名不甚生疏，而在普通地理书上不大注意的是另外一道大流——浑河。浑河源出浑源，距离著名的恒山不远，水色浑浊，所以又有小黄河之称。在山西境内已经混入桑干河，经怀仁，大同，委弯曲折，至河北的怀来县。向东南流入长城，在昌平县境的大山中如黄龙似地转入宛平县城，二百多里，才到这条巨大雄壮的古桥下。
原非陇头水，是不错的，这桥下的汤汤流水，原是桑干与浑河的合流；也就是所谓的治水，隰水，漯水，永定河与浑河，小黄河，黑水河（浑河的俗名）的合流。
桥工的建造既不在北宋时代，也不开始于蒙古人的占据北平。金人与南宋南北相争时，于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方将这河上的木桥换了，用石料造成，这是见之于金代的诏书，据说：“明昌二年三月桥成，敕命名广利，并建东西廊以便旅客。”
马可波罗来游中国，官服于元代初年时，他已看见这雄伟的工程，曾在他的游记里赞美过。
经过元明两代都有重修，但以正统九年的加工比较伟大，桥上的石栏、石狮，大约都是这一次重修的成绩。清代对此桥的大工艺也有数次。乾隆十七年与五十年两次的动工确为此桥增色不少。
“东西长六十六丈，南北宽二丈四尺，两栏宽二尺四寸，石栏一百四十，桥孔十有一，第六孔适当河之中流。”
按清乾隆五十年重修的统计，对此桥的长短大小有此说明，使人(没有到过的)可以想象它的雄壮。
从前以北平左近的县分属顺天府，也就是所谓京兆区。经过名人题咏的，京兆区内有八种胜景：例如西山霁雪，居庸叠翠，玉泉垂虹等，都是很美的山川风物，卢沟桥不过是一道大桥，却居然也与西山居庸关一样列入八景之一，便是极富诗意的“卢沟晓月”。
本来，“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最易引动从前旅人的感喟与欣赏的凌晨早发的光景；何况在远来的巨流上有一道雄伟的壮丽的石桥；又是出入京都的孔道，多少官吏、士人、商贾、农工，为了事业，为了生活，为了游览，他们不能不到这名利所萃的京城，也不能不在夕阳返照，或天方未明时打从这古代的桥上经过。你想，在交通工具还没有如今迅速便利的时候，车马、担簦，来往奔驰，再加上每个行人谁没有忧、喜、欣、戚的真感横在心头，谁不为“生之活动”在精神上负一份重担?盛景当前，把一片壮美的感觉移入渗化于自己的忧喜欣戚之中，无论他是有怎样的观照，由于时间与空间的变化错综，而对着这个具有崇高美的压迫力的建筑物，行人如非白痴，自然以其鉴赏力的差别，与环境的相异，生发出种种触感。于是留在他们心中，或留在藉文字绘画表达出的作品中，对于卢沟桥三字真是有很多的酬报。
不过，单以“晓月”形容卢沟桥之美，据传是另有原因：每当旧历的月尽头(晦日)天快晓时，下弦的钩月在别处还看不分明，如有人到此桥上，他偏先得清光。这俗传的道理是不可靠的，不能不令人疑惑。其实，卢沟桥也不过高起一些，难道同一时间在西山山顶，或北平城内的白塔(北海山上)上，看那晦晓的月亮，会比卢沟桥不如?不过，话还是不这么拘板说为妙，用“晓月”陪衬卢沟桥的实在是一位善于想象而又身经的艺术家的妙语，本来不预备后人去作科学的测验。你想：“一日之计在于晨”，何况是行人的早发，潮气清蒙，烘托出那钩人思感的月亮，——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桥。京城的雉堞若隐若现，西山的云翳似近似远，大野无边，黄流激奔……这样光，这样色彩，这样地点与建筑，不管是料峭的春晨，凄冷的秋晓，景物虽然随时有变，但如无雨雪的降临，每月末五更头的月亮、白石桥、大野、黄流，总可凑成一幅佳画，渲染飘浮于行旅者的心灵深处，发生出多少样反射的美感。
你说，偏以这“晓月”陪衬这“碧草卢沟”(清刘履芬的《鸥梦词》中有《长亭怨》一阕，起语是：叹销春间关轮铁，碧草卢沟，短长程接)，不是最相称的“妙境”么?
无论你是否身经其地，现在，你对于这名标历史的胜迹，大约不止于“发思古之幽情”罢?其实，即以思古而论也尽够你深思，咏叹，有无穷的兴趣!何况，血痕染过的那些石狮的鬈鬣，白骨在桥上的轮迹里腐化，漠漠风沙，呜咽河流，自然会造成一篇悲壮的史诗，就是万古长存的“晓月”也必定对你惨笑，对你冷觑，不是昔日的温柔，幽丽，只引动你的“清念”。
桥下的黄流，日夜呜咽，泛挹着青空的灏气，伴守着沉默的郊野……
他们都等待着有明光大来与洪涛冲荡的一日——那一日的清晓。
32、壁画
余秋雨
陕西的黄土厚，有的是大唐的陵墓，仅挖掘的永泰公主的，章怀太子的，懿德太子的，房陵公主的，李寿，李震，李爽，韦泂章浩的，除了一大批稀世珍宝，三百平方米的壁画就展在博物馆的地下室。这些壁画不同于敦煌，墓主人都是皇戚贵族，生前过什么日子，死后还要过什么日子，壁画多是宫女和骏马。有美女和骏马，想想，这是人生多得意事！
去看这些壁画的那天，馆外极热，进地下室却凉，门一启开，我却怯怯地不敢进去。看古装戏曲，历史人物在台上演动，感觉里古是古，我是我，中间总隔了一层，在地下室从门口往里探望，我却如乡下的小儿，真的偷窥了宫里的事。“美女如云”’，这是现今描写街上的词，但街上的美女有云一样的多，却没云那样的轻盈和简淡。我们也常说“唐女肥婆”，甚至怀疑杨玉环是不是真美？壁画中的宫女个个个头高大，耸鼻长目，丰乳肥臀，长裙曳地，仪表万方，再看那匹匹骏马，屁股滚圆，四腿瘦长刚劲，便得知人与马是统一的。唐的精神是热烈，外向，放恣而大胆的，他的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人种混杂，正是现今西欧的情形。我们常常惊羡西欧女人的健美，称之为“大洋马”，殊不知唐人早已如此。女人和马原来是一回事，便可叹唐以后国力衰败，愈是被侵略，愈是向南逃，愈是要封闭，人种退化，体格羸弱。有人讲我国东南一隅以南洋的华侨是纯粹的汉人，如果真是如此，那里的人却并不美的。说唐人以胖为美，实则呢，唐人崇尚的是力量。马的时代与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的诗里在赞美着瘦小的毛驴，倦态的老牛，平原上虽然还有着骡，骡仅是马的附庸。
我爱唐美人。
我走进了地下室，一直往里走，从一九九七年走到五百九十三年，敦煌的佛画曾令我神秘莫测，这些宫女，古与今的区别仅在于服饰，但那丰腴圆润的脸盘，那毛根出肉的鬓发，那修长婀娜的体态，使我感受到了真正的人的气息。看着这些女子，我总觉得她们在生动着，是活的，以致看完这一个去看那一个，侧身移步就小心翼翼，害怕走动碰着了她们。她们是矜持的，又是匆忙的，有序地在做她们的工作，或执盘，或掌灯，或挥袖戏鹅，或观鸟捕蝉，对于陌生的我，不媚不凶，脸面平静。这些来自民间的女子，有些深深的愁怨和寂寞，毕竟已是宫中人，不屑于我这乡下男人，而我却视她们是仙人，万般企慕，又自惭形秽了。《红楼梦》中贾宝玉那个痴呆呆的形状，我是理解他了，也禁不住说句“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了”。看呀，看那《九宫女》呀，为首的梳高髻，手挽披巾，相随八位，分执盘、盒、烛台、团扇、高足杯、拂尘、包裹、如意，顾盼呼应，步履轻盈。天呐，那第六位，简直是千古第一美人呀，她头梳螺髻，肩披纱巾，长裙曳地，高足杯托得多好，不高不低，恰与婉转的身姿配合，长目略低，似笑非笑，风韵卓绝，我该轻呼一声“六妹”了！这样纯真高雅的女子，我坚信当年的画师不是凭空虚构的，一定是照生前真人摹绘，她深锁宫中，连唐时也不可见的，但她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已经千年的美人。
“美人千年已经老了！”同我去看壁画的友人说。
友人的话，令我陡然悲伤，但友人对于美人老却感到快意。我没有怨恨友人，对于美人老的态度，从来都是有悲有喜的两种情怀，而这种秉性可能也正是皇戚贵族的复杂心理，他们生前占有她，死后还要带到阴间去，留给后世只是老了的美人。这些皇戚贵族化为泥土，他们是什么狗模人样毫无痕迹，而这美女人却留在壁画里，她们的灵魂一定还附在画上。灵魂当然已是鬼魂，又在墓穴里埋了上千年，但我怎么不感到一丝恐怖，只是亲切，似乎相识，似乎不久前在某一宾馆或大街上有过匆匆一面？我对友人说：你明白了吗，《聊斋志异》中为什么秀才在静夜里专盼着女鬼从窗而人吗？！
参观完了壁画，我购买了博物馆
33、岳飞 李松涛
二十四个循环往复的节气里，有你恒温的气节。一身盔甲，令所有的对手溃不成军。但，你挡得住前面的攻打，却经不起背后的谋杀。
一块中原大地般宽厚的背脊，针针见血地负起母亲的叮咛与沉雄的神州:“精忠报国”！——可报国之路，
阴谋出笼，出皇城，十二道金牌，十二个夜叉——将忠良捉拿。昨天的猎人，今天的猎物——你角色的转换过于险陡，连看惯沉浮的黄河，事先都毫无预感。手上铐子，脚上镣子，颈上枷子，最重的驮在背上－－那母亲的至嘱，如今成了要命包袱。不归路上，那竖着的性命同一柄横着的利刃勃然相遇。你才知晓《满江红》的写作，是从小校场熟悉的枪尖上起笔，而在一块陌生的磨石上结束的。
亭间是佞贼一个人的狞笑，亭外是满天下无数人的痛哭。屠刀下落，宏文顿成断章！被喷染的夕阳涂制页页血帆，浪踉跄，船蹀躞,黄河倒抽一口凉气,刹那改道……
滚烫的座右铭，一下子变成了冰凉的墓志铭，幸亏那识字也识大体的岳母先行一步，否则她这白发人该怎个哭祭黑发的儿郎？“精忠报国”的每个字，都该活上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可是这区区三十八度春秋，已蓦然成为构思之外的残简……
你八百五十年前的一腔热血，化作历史的一把冷汗。莫须有的罪名竟能制造奇冤！谁让你满怀抱负，浑身功夫，却赶上一个重病却无良药的时代。宫殿里，龙书案后昏庸的半径，怎量得出民间黑暗的周长。这绝对是悲剧的情节：善良遇上恶毒依旧善良，恶毒遇上善良益发恶毒。
黄河中反射出的万束光线，犹如万箭穿心……你曾在营中挥毫：“还我河山。”你向侵略者讨要的首先便是河。在你心中，是否“河”比“山”更重？黄河途经你故乡时咳嗽一声，于是，河南之河让汤阴泡汤。你入世之初乘坐的那个木盆，竟成了命运之船。你生于“黄泛”，死于“风波”，你的一生都同“水”相关。
有悠悠二胡曲起自夜的遥深处，像怨妇哭诉，一路哽咽；凄凄楚楚，但符合国情，民乐《江河水》遂成名曲……岳王坟前，秦桧跪着，膝盖可曾酸痛？他可曾理会春夏秋冬男女老少的斥骂？而你睡着，西湖梦柳浪闻莺，可有八千里路芳草鲜花？
肯于为良知执言的，只有暴死的良知；能够给邪恶张目的，还是活着的邪恶。莫以为前朝才有怪胎。罪恶也并非偶然的宫外孕。
我总梦见影影绰绰的亭上，有蚊虫剔牙，有苍蝇打嗝。醒来不由惊问：风波亭在哪？它是一颗悬于神州大梁的苦胆，让有志有为的卧薪者品尝，明目明心，以认清忠奸。
看历史要细心，看现实要耐心。同为军人，二十九岁的项羽自杀了，三十八岁的岳飞被杀了。岳元帅，请原谅我高攀，我与你都有为诗之好，而且我们的理想也大致相同，概括起来就是你说过的那五个字：“收拾旧山河”被别人侵占和被自己污染的山河，都须重新整理。
哦！你名字的背面是民族的疮疤，你名字的正面是历史的勋章。
34、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鲍鹏山
当一种美，美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时，我们不就能体验到我们渺小的心智与有限的感官无福消受这天赐的过多福祉吗?读庄子，我们也往往被庄子拨弄得手足无措，有时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除此，我们还有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动?这位“天仙才子”，他幻化无方，意出尘外，鬼话连篇，奇怪迭出。他总在一些地方吓着我们，而等我们惊魂甫定，便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我们的视界为之一开，我们的俗情为之一扫。同时，他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永远有着我们不曾涉及的境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造化钟神秀”，造化把何等样的神秀聚焦在这个“槁项黄馘”的哲人身上啊!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先秦诸子，谁不想做官?“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其位，谋其政。”“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谁不想通过世俗的权力，来杠杆天下，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庄子的机会来了，但庄子的心已冷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一边是濮水边心如澄澈秋水、身如不系之舟的
“庄子持竿不顾。”
好一个“不顾”!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他把这看成了无聊的打扰。如果他学许由⑧，他该跳进濮水洗洗他干皱的耳朵了。大约怕惊走了在鱼钩边游荡试探的鱼，他没有这么做。从而也没有让这两位风尘仆仆的大夫太难堪。他只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二位大夫此时倒很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你们走吧!我也是这样选择的。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故事，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汗颜。这是由超凡绝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悬的，来要求心智不高内力不坚的芸芸众生，但我仍很高兴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媒聘、坚决不合作的例子。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一部《庄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怜悯!庄子似因无情而坚强，实则因最多情而最虚弱!庄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心灵，最温柔的心灵，最敏感因而也最易受到伤害的心灵……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此时的庄子，徘徊两间，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纠缠而无计脱身，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无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谁更无正义无逻辑无方向无心肝──只是，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商鞅：斯人自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
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盐铁论•非软篇》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自始至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赢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两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他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团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远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卒为秦禽(擒)将破将军．攘地千里……
商较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已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
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立身安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您竟然能出卖和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风啊。
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你就跷起二郎腿坐着等吧!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渑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本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他的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了秦国。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
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辛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奸在《商君书》并不—定
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暖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巳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一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36、
鲍鹏山：南山种豆：陶渊明
“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如果还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成没脑子、没心肝，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和过分亢奋的性器（如果不亢奋就猛吃春药）的猪猡。但猪猡就更是屠杀的对象了，而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太康的作家们虽然不象党锢、不象正始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却也不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莫测的政治陷阱中纷纷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当然也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当然会使人的命运难以逆料。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而官场，以其肮脏险恶倒着实教育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再象左思那样热衷于仕进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的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是所谓“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招隐士，他们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身即是最后之目的。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钟嵘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说的话：“结庐在人境”，不是隐居，而是“结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不是故作姿态欲作名士，而是“欲居”，要与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结庐也好居家也罢，他是在寻找一安身之所，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世的高人姿态，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个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的人，有“邻曲时时来”，而无车马喧。他从官场上“归去来兮”，是归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寻找一种姿态，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回归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读山海经》）
读了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还不能倾慕他的那种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灵上的疾患。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为极，他是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他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我看古人或听今人说他是隐士，感觉怪怪的。我们真的误会他了，我们自以为拔高了他其实是贬低了他，贬低了他的境界。我们想让他可敬却损害了他的可亲可爱。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我们看陶渊明的生活：人有屋庐，鸟有树枝，人欢鸟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与“怒”，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爱”与“乐”：陶渊明岂止爱这八九间的草庐，他爱他触目所见的一切，他岂止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有春酒，有园蔬，微风来，好雨俱，而《周王传》《山海图》又把灵魂带到那遥远而神奇的地方，让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乐复何如！
他一连用了“欣”“爱”“欢”“乐”这样明白无误的词，来表达他从内心中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来愉快。他不仅屏绝道德说教，“既耕亦已种”——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笔带过，现在他要在这鸟鸣成韵绿荫覆盖的北窗之下读书了，而他的读书，也是他一贯的方式：泛览，流观，心无芥蒂，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还没有忘记作诗，为我们留下这千古一快！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饮酒》）
好一个“托身得所，千载不违”！他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现在终于找到了庇荫之地：田园。除了诗歌外，他还在《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等散文类作品中，详细而津津乐道地描写了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称意，他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由衷的赞美。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魅力的。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并乐意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渊明不想向人们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满意。如果不违背道德，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委屈一下自己来向道德献媚，实际上，我们过分的、矫情的，违背人性的苦行，对道德而言，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么不对吗？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对了，他最先影响我们民族的，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姿态，以及他乐观而从容的心态，然后才是他的诗艺。而他诗的魅力则可能正是得之于他生活的魅力与心灵的魅力，三者密不可分。欣赏他的诗，实际上就是在欣赏他的生活，欣赏他这个人。我们的历史，甚至可以没有他的诗歌艺术，但却不能没有他这个人。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品。人们最先注意他，就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别的。沈约的《宋书》把他归入《隐逸传》，萧统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怀抱“旷而且真”，直到唐代房玄龄等著的《晋书》，他仍在《隐逸传》。对这一点，文学史家常常愤愤不平，但我以为，对陶渊明而言，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在他的诗歌魅力之先，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他作品中的很多精采篇章，可以看成是田园生活的广告。田园生活之乐趣，经他阐发，更是深入人心。虽然他同时代的人都为人生的病态的华艳所障目而不能追随他，但至唐宋，尤其是宋代，在那样一种沉静的文化氛围中，苏东坡等人确实是从陶渊明那里得到一种眼光与视角，然后再去寻觅自然之美，体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与田园，就是陶渊明式的。陶渊明以他的心灵之光照亮了田园，而田园即著陶之色彩。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田园，但他美化田园不是为了反衬官场的丑污吗？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正如他说的“劲风无荣木”——世道的萧瑟秋风刮走了人生的绿叶，我们的灵魂无处蔽荫。但“此荫独不衰”——田园给了他最后的安顿。于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地美化田园。他不美化田园他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他美化田园就是说服自己：人间尚有可居之处。当他后来陷入极度贫困，田园生活艰辛的一面呈现给他时，他也不禁慨叹“生实艰难，死如之何！”这时，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旧宅”了：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他死后可能即葬于此“旧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据说现在那儿还有他的墓。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他真的必须有陶渊明式的坚定坚韧与对苦难的容忍。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适性的陶渊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范。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退隐生活的道德褒奖，其另一面，即隐含着对专制体制的道德贬低，这可能是文化本性对专制体制的一种天然敌意。陶渊明无意中表现了这种敌意而体现了文化人的公意，于是大家一致推崇他为道德英雄。
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我倒觉得，与其说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为我们建立的有关幸福的信仰与观念。这种幸福，与世俗欲望的满足无关，而与心灵的境界有关。甚至我们可以说，陶渊明把人的幸福与人的道德境界联系了起来：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这种带有明显唯心色彩的幸福观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基本诠释并深入人心。
不过陶渊明自己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当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时，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他哪里想到自己还有那么重大的道德承担，更没想着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是认定他一死，就会被人忘记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你看他对他身后的哀荣，是多么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现在——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田园就是他的称心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所以他为他的这种复归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虽然一度穷困潦倒，以至于乞食于人，但他再也没有反悔过，而是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质穷乏了，精神却丰富了。他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从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没如泥牛入海，至陶渊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净净，出污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建功立业”。我们看他的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归园田居》其二）他真的有所谓常常存在的“恐惧”吗？他这是在自豪啊。我们比较一下以前阮藉的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一个是常恐桑麻遭霜；一个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年九月于西田获早稻》）这是陶渊明式的自豪。诙谐，坦荡，机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却故出反语。这是一种轻松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征啊。我们从汉末党锢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渊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没这样轻松了！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性，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纵浪大化中”，所以能“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却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安心”这个词，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心”，又对我们交“心”的。他告诉我们“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虚室有余闲”，什么叫“虚室”呢？庄子有言：“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有一点我必须提到，那就是，陶渊明与他的那个时代的冲突并不象我们文学史家们所想象所描述的那样激烈。他断断续续的在官场上十三年，虽然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但这极可能只是一句推脱之辞，至多表示他自身对体制的不适应。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一位上司特别不和，也不见他在官场上受过什么特别的打击与排挤。他一开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据逯钦立先生考论，这不算是小官，起点颇高。并且在后来，只要他愿意，他似乎随时有官做，官场上的人对铁了心回归田园的他，也一直很眷顾，给他送酒钱，送粱肉，并虚位以待。应该说，他的人生历程，是比较平顺的，所以，他的心态，也是比较平和的。刘克庄《后村诗话》云：
士之生也，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唱而寡和也。
（转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陶渊明集·总论》）
他没有追求过荣，当然也就无所谓辱；他没有得，他也就没有失（丧），而无得失荣辱的人生磨难，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没有被挫伤。看他的诗文，确实是一派温敦气象，即便是“金刚怒目”的作品，如《咏荆轲》，实际上也是内热烈而外不露声色。他的诗，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没有杂言，没有乐府，拟古也不是真拟古，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四言是诗歌中最安详静穆的形式，五言是诗歌中最从容不迫的形式，它们与陶渊明人生的从容、心态的安祥相吻合（情感不平衡，内心心理能量大的诗人，往往喜欢用杂言，句式的长短错落一如其情绪的高下低昂。如鲍照李白）。在《诗经》之后写作四言，是必须有极强的平衡能力的，或有对平衡的强烈的追求欲望的，爱写四言的曹操、嵇康与陶渊明恰恰都是竭力追求平衡、竭力维持自己内心平衡的人。只不过曹操与嵇康求之不得，陶渊明则是求仁得仁。曹操是“忧思难忘”，他如何能求得平衡？嵇康是“狂顾顿缨，赴汤蹈火”，也最终失去平衡，只有陶渊明，做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于是，他真的平稳地站住了。在他田园生活的后期，他一再陷入窘困，以至于饿得白天盼天黑，夜里盼天亮，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同时，官场那边又有人在不断的向他招手，赠以粱肉；邻居这里也有人不断地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家里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穷困——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吾驾不可回。谁能像他这样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见南山？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之一）
我注意到了这首诗中的三个圆型意象：豆、露、月。它们代表了陶渊明生活中的三种境界：豆代表着现实生活的圆满，露代表着道德上的纯净，而月则代表着精神世界的高超。梭罗在他的《湖滨散记》中问自己：“我为什么喜欢种豆？”然后他自答：“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有人问：陶渊明为什么喜欢种豆？我会回答：我知道。只是，欲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