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hq6070:中国人的军事谋略读懂这些受益终生3

3、中国人的军事谋略

中国人军事谋略的核心是“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王道服众、怀近柔远、“以仁制暴”而“全其国”。兵家圣祖孙武就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可见，孙子有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家谋略可概述如下：

1．重视赢得人心，利民而不害民。《六韬》中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孙子兵法》中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

2. 强调将帅的关键作用和用将用人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中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诸葛亮在《将苑》中说：“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

3．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列举了“五事”、“七计”、32种敌情观察法和五类间谍的作用，提出“未战而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

4．主张设谋用计，迂回巧胜。《六韬》中称：“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孙子兵法》中提出：“能而示之不能”，“近而示之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说：“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

5．重视发挥最佳兵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孙膑说，要“便势利地”。《投笔肤谈》中说：“三军之势，如人一身”。

6．重视军事组织的完善和阵法的运用。《六韬》中称：“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孙武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完善各种建制)”。《风后握奇经》中提出，使用“八阵”，“四为正，四为奇”。

7．主纵“柔武”，使用“心理战”。《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陈，善陈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战国策》中说：“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

8．主张随机应变，“践墨随敌”。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因敌而制胜”。孙膑说：“胜不可一”(不可死守一种取胜方式)。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兵家谋略博大精深，为历代军事家所灵活运用。于是，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姜子牙、孙武、张良、诸葛亮、李靖、刘伯温等将帅之星光照人间，功垂宇宙。

4、用势的管理谋略

俗话说：“不善弈者谋子，善弈者谋势。”中国人的谋略特点之一便是用势（或称“任势”），即以高度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审明时机，及时捕捉战机，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

中国武术就强调借势和借人之力。用兵的道理也一样，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家，懂得利用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使部队处于最佳的状态，以可以争取到的客观条件和可以调动起来的主观因素助我一臂之力。以逸待劳，可以以我锐气击其情归；先发制人，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增强我方实力；占据险要地形，可以弥补兵力不足……。上述一切，都可归结为一个“势”字，得“势”则胜，失“势”则败，而一个将领治军用兵的基本原则就是使己方“势”强，使敌方“势”弱。

《孙子兵法》十分重视“势”的作用，称：“善战者，求之于势”，应当“如同把圆石从千尺高上急骤滚下，造成不可阻挡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还进一步指出：“湍急的水流能漂走石头，就是由于水势强大；猛禽能捕杀走兽，就是由于节奏短促而迅猛，所以，能征惯战者，善于造成一泻千里的态势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节奏”(“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这样，不是仅凭自己的兵力，而是利用地势、士气和战机等“势”的因素巧妙地歼灭敌人。

具体地分析，用势的太和谋略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含义：

(一)  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剌又要授权部下，临机处置，灵活作战。将士要团结一心，领导层内部要能够及时形成决策。孙子指出：“凡治理百万大军如同治理小团体一样容易，是由于建立了各级组织；凡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如同指挥小股部队作战一样容易，是由于号令一致；三军部队，使其面对敌人进攻而不败，是由于结合了出奇制胜和正规作战这样两种策略；用兵而所向披靡，是由于做到了以石击卵、以实击虚”(“凡治众如治寡，分数百也；斗众和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duan击卵者，虚实是也”)孙子还强调：“在纷纷纭纭的混战中，必须使自己的部队不乱；必须把部队部署得四面八方都能应付自如，使敌无隙可乘，无法战败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可见，孙于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就操在自己手里了。

(二)  鼓足士气。士气是力量所在，是无法估量的强大的“势”。如果士气处于顶盛点，则几乎没有战胜不了的困境。反过来，如果士气低落，尽管是百万之众，也不堪一击。历史上，张良设“四面楚歌”之计：让士兵高唱楚国歌曲，以引起项羽的部卒的思乡情绪，涣散其战斗力，就是削弱敌军士气的高明的一着棋。

《孙子兵法》中所谓：“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我后生”等都是针对士气而言的。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吴起本是寡恩无情的一个人，由于他的妻于是齐国人，鲁国之君不敢重用他，于是他“杀妻求将”。他拜学于孔子的大弟子曾参，但曾子认为他没有孝心，与他绝交了。就是这么一个吴起，在他做将军时，与士兵同吃同睡，将赏赐全部分给部下，甚至为士兵口吸脚上的脓疮！他这般“爱护”士卒，士卒也就知恩图报，打仗时奋勇争先，这为他的军事成就奠定了基础。齐国的孟尝君也是“礼贤下士”、争取人心的能手。他有门客“三千”，每次与门客交谈时都要问及对方的家庭状况以及亲戚兄弟的消息，叫人躲在帷幕后记下，一等食客退出，孟尝君就立刻派人送东西给他的亲族。食客回家后，知道孟尝君如此关心他，自然感恩戴德。另有一次，孟尝君与一食客共进晚餐，由于视线不清，食客误以为菜肴有差别，于是投著而起，要退席。孟尝君赶紧拿出自己的菜肴到食客面前，证明菜肴并没有差别，食客深感自己不明是非，刎颈自杀，孟尝君的美名也就传遍天下了。日后，食客们为孟尝君重登宰相的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特别是当敌我实力相当，或者我方处于劣势时，应用这个思想更能收列良好的“任势”效果。在反包围时，将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使用，打开一个缺口，这比分散突围，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也指出：“为兵之事，在于假装顺从敌人的意图，一有机会，便集中兵力指向敌人，长驱千里，擒杀敌将，这就是巧妙能成大事的策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佯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所谓“集中兵力”，一个具体的做法是，选择精鞋士兵，组成敢死队。《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纣时只有兵车三百辆，士兵四万五千人，而纣王拥有七十万大军。双方会战于牧野。当时，周的士兵都有些害怕，可是，姜太公率一百名敢死队员直冲敌营，武王也随后赶到，一举击溃了比自己强大十多倍的敌军。另据《史纪·平原君列传》记载：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包围，柴草烧完了，人们便以骨头当柴烧，没有食物，人们互相交换儿子而食肉。在这样困难危急的关头，平原君将夫人以下的所有宫女都编入军队，又征得敢死队员三千名，向秦军发起猛烈进攻。秦军最后也不得不撤离邯郸。

(四) “势”猛节短，出奇制胜，中国人的战来历来强调正、奇太和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实际上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化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可靠的预测的基础上，一般还要以实力作为后盾。不可一味出“奇”，弄巧成拙，反被敌人识破和利用。所以，“奇兵”是与“正兵”结合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甚至相互转化，不断变化。李世民说：“我的正兵，使敌人误以为是奇兵，我的奇兵，使敌人误以为是正兵”(“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人视以为正”)。他的这种“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用兵艺术，的确迷惑了不少敌人，一次，秦王李世民在与夏王窦建德对垒时，他故意北渡黄河，留下一千多匹战马在黄河北岸放牧，然后回来，夏王以为唐军秣草用完，必须到黄河以北来放牧战马，于是偷袭武牢(即虎牢关)，结果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李世民的将领李靖也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名家。一次，他的军队包围江陵，在城外缴获了大量的兵船。李靖命令把船只放入江中，让它们顺流而下。将领们疑惑不解，都说：“缴获的船只，应当发挥作用，为什么扔给敌人呢?”李靖说：“我军孤军深入，如果江陵城攻不下来，敌人的援军又到了，我们腹背受敌，进退不成，即使有船，又有什么用呢?不如让这些船只沿江而下，让敌人的援军见到，一定以为江陵已经被攻破，便不再前行。”果然，援军在半路上见到船只，都不敢冒然行进了。最后江陵城粮尽弹绝，不得不投降。

(五)  利用地势，以弥补兵力不足。占据险要地理位置，可以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任势”效果，另走一条悬崖峭壁的山路，可以达到捷足先登的目的。在实际作战中，往往为了一个城镇、一座山头，双方都投入大量的兵力，你争我夺；各不相让，死伤人员不计其数。这不足为怪，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善于了解地理状况，熟悉地那，懂得哪些是战略重镇，哪些是战术要地，从而果断地为之用兵。了解地理形势而进行战争，就会胜利，反之，就会失败。古今中外，因为不了解战场的地理状况而遭到失败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战国策·楚策》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楚将“庄”的步兵与秦将司马错的战车部队遭遇。由于山路狭窄，秦军车马动弹不得，突然，一辆战车飞奔乱闯，造成连锁反应，周围的战车也跟着四处冲撞，秦军一片混乱。有的战车掉下山崖，有的战车翻落河流，死伤士兵不计其数。秦军真可谓不战自败。导致这一惨局的主要原因，就是秦将不熟悉地理条件而冒然行进犯了兵家之大忌。另外，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遭到重大失败，其原因之一也是将骑兵用于不适当的地理位置上。

孙子对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说：“地形是用兵之辅助。料敌制胜，必须研究地形和路程”(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还说：“不熟知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则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则不能得胜利”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还具体地指出：

“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山地，不要迎面攻击”(“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行军通过山地时要靠近有水草的各地，驻扎时要居高向阳”(绝山依谷，视生处高”)；

“横渡江河，要在离江河稍远处驻扎；敌人前来横渡、不要在水内迎击，而要在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攻击”(“绝水处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

通过沼泽地时应迅速，不要停留。如果此时与敌军遭遇。则要抢先占领有水草而靠树林的地方”(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

在平原地带驻军，要背靠高地，前低后高”(“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

“河流上游下大雨，有水沫漂来，要等水势来稳后再涉水，以防洪水到来”(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如此等等，孙子几乎对每一种可能遇到的与地理有关的问题都作了交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地形，分为“通”地(四通八达之地)、“挂”地(易去而难回之地)、“支”地（对敌我出击都不利之地)、“隘”地 (关隘重地)、“险”地(可占而不可攻之地)、“远”地(双方都不宜前往挑战之地)等六种类型。尔后，又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围地”(前险后窄之地）、“死地”(无处可走之地)和“衢地”(畅通无阻之地)等九种可能遇到的境地。以上，特别是“通”地、“隘”地和“衢”地值得军事家们深入研究。在现代战争中，“通”地就是指战略要地，如重要的国家、大陆，河道和岛屿等。从世界范围来说，土耳其、波兰等国家属于“通”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湾是“通”地；从中国范围来说，徐州、郑州、锦州等城市属于“通”地，安庆、杭州、上海也是“通”地。“通”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调谴部队，攻守自如；二是粮草给养十分充足，而“隘”地则属于易守难攻之地，如南京市、四川省和山西省等。所谓的“衢地”既可以理解为“通”地，又可以指战役战术要地，如制高点、桥头堡、渡口和交通枢纽等。

西方也有类似子孙子的“通”地说和“衢地”说的“心脏地区说”，这是西方军事流派中陆战派的一种“任势”学说，代表人物是麦金德(Mackinder 1861—1947)。基于大陆国家马其顿打败海洋国家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英国在现代的没落，麦金德认为陆权比海权重要。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世界岛”，与周围岛国合称心脏地区。东欧为通向心脏地区的大门。他说，如果德国与俄国联盟，或德国征服俄国，则奠定了征服世界的基础。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心脏地区，使得心脏地区边缘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德国等大陆能获得和平安宁。这种“心脏地区说”实际上也是“任势”的学说，与孙子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此之外，西方比较有名的任势学说还有海权说(或海战派)和空权说(空战派)。海权说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退役上校马汉(Mahan 1840—1914)总结了英、日、西班牙等国称霸世界的历史，认为“海上交通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一个强国应控制海上的贸易，建立海上基地，牢牢地掌握制海权。丧失制海权，国家的经济将被扼杀。“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故应通过制海权保护本国的经济贸易。如果制海权受到威胁，就必须进行海上战争。此时，应集中力量摧毁故人的一切战舰，给敌国的海上力量以致命的打击。马汉的海权主义军事思想给老罗斯福政府很大的影响。另一个任势学说“空权派”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少将杜黑(Douhet 1896—1930)提出了“空军制胜论”。他极早地预见了“空中战争”，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制空权绝对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失败。”他的这一预言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得以充分地证实。杜黑主张加强空军威力，大力发展航空工业，在实战中，集中使用空中力量，不仅打击敌人的前线阵地，而且攻击敌人的后方，以破坏敌国的工业，挫伤敌国民众的斗志。他的这种空战主义任势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上可以看出，重势的管理和谋略中国有，西方也有。不过，中外的兵势观是有差异的：

1、西方人强调以会战为中心，强调实力，强调兵员的多寡；而中国人一般都避开会战，避实而击虚，化弱为强，化少为多。

2、西方人更重视用兵之“快”，而中国人更重视用兵之“奇”。

3、西方人更看重兵种、武器的作用，而中国人更注意到人心、士气的影响。

比较而言，西方人主张“弱肉强食”、“势均力敌”，中国人主张“择人任势”、“审时度势”。

“用势”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管理谋略，把握了“用势”之道，就是把握住了管理谋略的关键。

第七章  禅  宗 

(一)

在当今西方和日本具有广泛影响的禅宗是庄子思想与佛教外形结合的产物，它名为宗教但实非宗教，它否定哲学又恰恰成为最高哲学。

禅的由来要从“灵山说法”说起。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突然于拿鲜花，缄口不言，众僧感到莫名具妙，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he)迦叶会心地微笑。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茅塞已开，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这个故事叫“世尊拈(nian)花，迦叶微笑”。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微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再说，禅强调无言，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主要靠悟性的“意会”而不可“言传”，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荣枯只在转瞬之间，不如嫣然一笑，超脱生死，得以自由。

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使东渡来到中国传教，最后在少林寺面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他矢志追随达摩，但屡遭拒绝，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达摩终于感动了，收他为弟子，改名慧可。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传到弟五代，掌门人是弘忍。他为考察弟子，让大家写佛教短诗(偈ji子)。大弟子神秀按照印度禅宗思想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当时，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名叫慧能，他也写了一首短诗反驳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首诗非同小可，它变印度禅宗为中国禅宗，可以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自此，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融入灵魂，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现代，中国禅宗流入欧美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首小诗，何以如此?原来，印度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污秽的，是受到恶魔支配的。人们眼贪好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贪图金钱，爱好名望，希求安逸，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禅定”(集中意念、摒弃邪想)和“慧悟”(大彻大悟，具备洞察力，能彻底认识世界)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印度禅宗即十分强调禅定一步，主张长期的静虑默想，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佛”(高人)。印度佛教中的一个流派还有人认为，外在事物都是存在的，甚至灵魂也是有的，只不过人们不应当执着于外物，而应勤修苦行，逐渐悟道。于是，神秀写下了“时时勤拂试”的句子。中国人的思想可与印度人的不一样，我们的祖先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食与性”，不是人性恶的表现，而是人的本能要求(食色，性也)，无可指摘！所以，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宋明理学也没有提出“禁欲”，而只是强调“节欲”。另外中国的道教甚至有放纵欲望的一面。慧能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提出：既然人心清净，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主观的障碍，直指本心，就可立刻成佛。那怕一个人以前是刽子手，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就用不着修"戒”，“定”、“慧”三学，用不着苦行，用不着研读经典，只要念头一转，佛(最深刻的智慧)便在心中。慧能还认为，“一切皆空”，即外物都是不存在的、是转瞬即逝的，关键在于一个人主观上幡然醒悟，牢牢把握自己。一切依靠自己，无需外求。于是，他写下了“菩提本无树”和“佛性常清净”的句子。

慧能的功绩就在于把印度的禁欲主义和为来世吃苦的佛教思想变成了中国的乐观感性意识，保留了佛教的外壳，但内容完全是中国式的。

中国禅在本质上是挣脱桎梏走向自由之道，是反对异化(反对外物对人性的扭曲，反对人们远离原始的自我)、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倡导自然适意、轻松自如的一种现实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米即眠”，“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本来我们充满活力，具备一切创造的能力，只是由于理智的迷惑，才使人们感到匮乏、疲倦和痛苦。如果我们的理智一定要去分辩事物，人为地制造许多界限和矛盾；如果我们认定生命是一种斗争，是肉体与精神、生与死之间的斗争；如果我们只会用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去解决问题，那末人类必定是疲惫的、痛苦的，买际上我们是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蛛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一切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对立，都是理智的虚构物，是不存在的。当理智介入生活便会歪曲生活而扼杀生命。所以，禅认为，我们是自由自在、平和无事的；人生不需要概念逻辑，而直接诉诸于亲自体验和直觉悟性，这样能更深刻、更准确地透视事物的本质。生命也不是盲目的斗争，用不着杞人忧天、庸人自忧地去无事生非，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周旋应付。生命本来是俱足的。

原来的印度佛教认为，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独立的事物没有独立的存在，人也不能主宰自己。生老病死，冤家相会，爱人别离，欲求不得，物质奴役，以及感情(爱)、思维(想)、行为(行)和认识(识)之苦(以上称作八苦)都把人带入了毁灭的深渊，欲要解脱，必须抛弃生活，甚至扼杀活生生的生命。中国的佛教禅宗却与之不同，由于消除了矛盾和斗争，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了生命应有的活力，我们便感到轻松喜悦。人们也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觅解脱之道，月在吃饭穿衣、日常所为之中寻求自由之路。禅理就在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我们不要问生活究竟是为什么，生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顺应自然的喜怒哀乐，无拘无束的精神观念，轻松自如的坐卧行走，这就是禅的真谛。

禅宗之中处处都留有庄子思想的痕迹。例如，庄子的精神自由，万物一齐和人被物役的哲学观点都启迪和影响了禅宗。可是，禅宗到明朝时就不再满足于追求精神自由，而崇尚一种行动上和语言上的随意性。那时候，禅师们呵佛骂祖，推倒偶像，只崇拜自己，提倡所谓的个性。他们语言上不合逻辑，胡说八道，思想上放任自流，唯我独尊，行动上荡不羁，为所欲为。实际上已完全抛弃了宗教的束缚教条，不成其为宗教丁。本来中国人就是缺乏宗教观念的民族，最多只有——些零星而不系统的神话，中国的道教也是借宗教之名行世俗之实：追求的是今生今世的长寿，所谓的“神”也不过是长寿的“神仙”。这样看米，从印度的佛教变为中国的“教外别传”(在宗教外的世俗中流传)的禅宗是情理中的事。

从上可知，禅宗不象其他的宗教束缚人，而是解放人，不是要求人们遵循一些道德准则，而是提倡自主体验。这一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颇有殊途同归之趣，难怪禅宗被融入西方思想的大潮中去了。请看：

禅宗与存在主义都崇尚自由、个性、直觉、个人体验，都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都反对异化。

禅宗与实用主义都注重生活，现实和行动。

禅宗与这达主义都推崇放荡不羁和彻底的反传统。

禅宗与现象学都注重直觉、现象、否定名言、知识。

禅宗与后结构主义都揭示了无意识结构，批判了分别(分类)的意识和概念。

禅宗与精神分析都描绘了潜意识，都是一种自由联想学说，都能用于精神治疗。

禅宗与语言哲学都主张无言、沉默，反对概念思维，提出语言游戏。

禅宗与意志主义都重视感性、直觉，都刻意反传统和反偶像。

禅宗与人本主义心理学都认为人本来俱足，必须发挥人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上看出，禅宗这一中国古老的行为哲学可以说包含了现代西方所有的哲学思想。读者不禁要问，向来以恪守道德规范著称于世的中国人何以能创造出这样的主张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的哲学?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文化是入世与出世精神互补、儒家与道家或儒家与禅宗互补的两面文化，它既有现实主义的世俗的一面，又有浪漫主义的超脱的一面，也正因为中国政治从来专制严酷，官场上尔虞我诈，斗争十分激烈，于是仕宦中人不时以道禅自娱，以求暂时超脱，更有一大批失意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拜别儒家而遁身于道禅这一精神的避难所。也就是说，禅宗的兴盛既是对窒息人的儒家的抗议，同时，也是对专制压迫的控诉。   

禅宗，这一自由哲学，它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辉煌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

( 二 )

中国禅宗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一个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当他参禅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是当他禅悟后，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平常人是从理智和常识的区分概念获得山利水的特征知识的，但是在一个人有了洞察力后，便发现在本质上山水以及万物都没有什么区别。再进一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又显山露水了，不过这时的山水已经融入观者的感情，与生命合而为一了，所以山是有生命的山，水是有生命的水。

禅宗的信徒与常人从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认同同一个宇宙，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但是常人是依照其分类意识判断出五光十色的世界的，大自然中的万物也者是冷冰冰的“客体”，诸如花儿与枯叶，现实与理想，生与死，有与无，我与他人，两者之间是泾渭分叨，不可混淆的。两方的文化传统也是将神与人，大自然与人，精神与肉体，理性世界与感性世界截然分开，因而造成了人与自己、人与世界的分裂。这种“二元文化”的弊病今天日益显示出来，使得人们精神上苦不堪言。而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思想都认为，人是大自然的儿子，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与宇宙万物之间心心相印，精神上是相通的。比如，欲了解一朵花，不能像西方人采用解剖分析的方法，而只要将自己看作一朵花，去体验风风雨雨，去感受花的喜怒哀乐。所以，自然之物与人类之间并没有鸿沟，相反，人类还应向自然学习。也就是，不再让理智扼杀生生的生命，不再让语言窒息我们的天才洞察力和理解力。我们本来充满生机，自由自在，没有理性与感性、是与非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斗争， 一切烦恼和痛苦都是庸人自扰，就象苏轼诗云：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另外，中国人还泯灭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标。禅非常重视现实生活，主张在世俗之中而不是在世俗之外寻求解脱、获得自由。有个叫杨黻(fu)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披毯子的人。他回到家，深夜叩门，母亲反穿鞋披毯子来开门。杨大悟禅理：佛即在家中，日常伦理即佛心。禅还倡导无拘无束的生活，要吃即吃，要睡即睡，行动顺性，充满和谐。唐伯虎就自称：“饥来吃饭困来眠……世上闲人地上仙”。对中国人来说，那有什么西方式的“生啊死啊，何去何从”的迷茫和痛苦！有的只是在生活中创造意境，享受人生，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世界。即使一时有痛苦，道家和禅宗也能化痛苦为欢乐。所以，禅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样，是一种心理治疗术，是人道主义哲学。

总之。

坐卧行走即禅，

喜笑怒骂即禅，

名利往来即禅，

为官作工即禅。

这样看来，似乎禅师与常人没有区别了。其实，不尽其然。禅不仅主张返朴归真，回归现实，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要求悟禅者自求、自证、自明，以顿悟和直觉的形式进入禅境。如此，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但心为澄明，感受真实，分明觉得是在与万物交流。可是，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因为禅主张自信，自靠，不外依，不栖楻于外在寻觅，只强调个人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所以百人有百禅。在这里，一切偶像都被摧毁了，佛不再令人膜拜，人的尊严受到尊重。

禅宗还是出摒弃逻辑思维，忘掉语言规范，悟禅者甚至要忘禅。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井，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结果，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年似矛盾百出，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回答道：“我在青州时，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杉”，这样的回答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它的确排斥了逻辑思维，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还有一个故事，云门文偃在年轻时拜见睦州禅师，屡被拒绝，好不容易才蒙接见。当他被允许入门时，睦州抓住他叫道：“说呀！说呀?云门犹豫不决，被禅师推到门口骂道：“你这无用的东西！”接着呯地关上门，压断了云门的一条腿，云门虽然失去了腿，但悟出禅的真谛就在于恢复生命的真实，应当抓住意识中的一闪念，因为念念皆禅悟。

从上可见，禅保持原来的本真的世界，而不是避开它，破坏它或分解它。禅主张满足感性的要求，而不是囿于理智和语言。禅强调顺应世俗，随波逐浪，但是同流不污，保持心灵的透明。禅不关心抽象的、人为的东西，它越过理性直接达到真实的存在。禅是一种生活哲学，是自由主义哲学。

第三篇  中国古典式谋略

           第一章  君王的古典式谋略

一、秦始皇的古典式谋略

秦始皇（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年），姓赢，名政。十三岁时继位，二十二岁时亲政。在此之后，他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消除了政敌，巩固了权位，并进行兼并战争，先后灭亡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结束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550余年混乱的春秋战国时期，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秦帝国。接着，秦始皇又北击匈奴，南开五岭，修筑长城，焚书坑儒，其功过昭彰，影响深远。

从管理谋略方面来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值得借鉴深思。

政治谋略

巩固权势，严刑峻法。在赢政亲政之前，“仲父”吕不韦执政12年，专横拔扈，形成庞大势力。他主编《吕氏春秋》，将此书悬于咸阳市门，宣称如有人能修改一字，就赏给“千金”。其实，这是对始皇帝的示威。赢政令吕氏饮鸠自杀。长信侯嫪ai势力与吕不韦相当，与始皇帝的母亲邯郸姬私通，兴兵作乱，被夷灭三族。皇帝立誓与母亲永不相见，27名大臣劝谏，皆被诛。秦始皇沿用法家反太和治国之术，刻薄寡思，严法重刑，手段之酷，旷古未见。其中有活埋、车裂、腰斩、砍头、锅煮、夷灭三族等刑。

兼并六国，世袭帝位。亲政以后，秦王赢政用李斯为相，实行法家强权统治和富国强兵的政策，国势更盛。先是纵横家姚贾游说各国，拆散了抗秦联盟。韩国公子、大思想家韩非被秦羁留、毒死，秦王先灭了韩国。赵国大权掌握在宠臣郭开手中，他不用名将廉颇。秦用离间计，贿赂郭开向赵王诬告抗匈奴名将李牧谋反，结果李牧被处死，赵国遂灭。秦军掘开黄河，湮灭魏都大梁，魏国灭。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失败，燕国遂亡。秦王用李信率20万人击楚，李信败回；又命老将王翦领60万兵马出征，一举灭亡楚国。齐王建推行“绥靖政策”，不修武备，拒绝援助列国，幻想与秦“和平共处”。公元前221年，数十万秦军如泰山压顶，齐兵望风溃逃，齐国覆灭。扫除六国后，秦王定鼎咸阳，改称“始皇帝”，以示千秋万世，永享帝位。

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始皇帝用李斯之策，废除易于造成诸侯割据的分封制，在全国建立由中央、郡、县、亭组成的行政多级体系，层层施控，号令一致，权力高度集中。“百代数行秦政制”，始皇帝的决策为数千年来沿用不衰。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秦始皇征调役夫40万，修筑长城。他还收缴天下兵器，北伐匈奴，以强力慑服遐迩。

社会谋略

重订币制，统一度量。始皇帝知道，秦国虽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接收的只是一个长期割据留下来的四分五裂的摊一阵子，各国货币不同，度量衡各异。因此，他下令制定全国统一的货币名称和单位，将货币分为“上币”和“下币”两类，前者为黄金铸成，后者为铜钱。他还发布诏书，一律以秦国在商鞅时制定的“斗桶”、“权衡”、“丈尺”为全国通用的计量单位。

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下令，拆除各地阻碍交通的关隘、城防，修建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驰道”。全国驰道一律宽五十步，驰道两侧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棵。鉴于各地文字不同，周朝的“大篆”字体繁杂难写，皇帝同意李斯改定新文字，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后来，秦始皇又通令全国将狱吏程邈创造的“隶书”作为各级政府文书用字。

经济谋略

实行名田，开渠通舟。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百姓“自实田”，即土地拥有者必须向官府自行申报、登记土地数量，从而以法定的程序将土地私有制确定下来，称为“名田制”。在名田制下，土地所有者须向官府交税，没有土地的人则可耕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纳租，成为“佃农”。与领主制下的农奴不一样，即使是佃农，也获得了部分人身自由。因此，名田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强农业灌溉，便于通航，始皇帝还下诏开凿“鸿沟”，将济、洛、淮等水系加以疏导，联络成网，互通舟楫。原名叫“秦凿渠”的灵渠（今在广西兴安县境内）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梯形船阐式运河，两千年后，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也是采用这种设计。

文化谋略

焚书坑儒，尊法求仙。鉴于东周以来，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蛊惑人心，扰乱思想，秦始皇接受承相李斯的反太和建议，下令除秦国历史、农业、医药、卜筮之外的全部书籍，一律焚毁，对聚读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灭族。因听说儒生指责他暴戾，他便抓来咸阳全部读书人，活埋了其中460余个，后来，秦始皇又谎称挖坑种瓜，令书生去看，当书生下去后即令填土，又活坦700余人。“坑儒”是与“尊法”并行的，法家即认为儒生是“五蠹”之一，危害着社会稷的安全，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始皇帝便对法家的这一套言听计从。到了晚年，秦始皇还迷信神仙，屡次派人去海外求长生不死的仙药，但都失败。始皇帝并不甘心，又遣除福率三千童男童女，费金千万，去东海仙岛求药，可他们一去不复返。

纵观秦始皇的管理谋略，既反映了他的雄伟气魄，又表现了他的暴戾残忍；他的所作所为，大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生产的发展，但他不顾人民的死活，征徭役达三四百万人；他大规模地修建宫殿、陵寝，实行愚昧的文化灭绝政策，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样，秦始皇在“德过三皇，功高五帝”的颂扬声中也亲手埋下了走向灭亡厄运的种子。

二、刘邦的古典式谋略

刘邦出身子小康之家，小时候念过一些书，曾做过秦朝的泗水亭长。一次，他押送刑徒赴骊山修陵，路上刑徒们纷纷逃亡，他便干脆放掉所有人，弃官与十几位随从逃往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九月刘邦回到沛城，杀掉县令，自称沛公，起兵响应。公元前206年，他被项羽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即皇帝位，史称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在管理谋略方面勋业不凡，其思想影响了二千年以来的中国政治。

与民休息

秦皇暴政，重赋繁役，苛法酷刑，“天下苦秦久矣”。尔后又经过八年的农民起义、楚汉兵燹，整个华夏大地更是苍痍满目、饿殍遍野。秦时二千万人口，汉初只剩下六百多万了。当时，连皇帝也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宰相只能乘牛车上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上千倍，人吃人的事也到处可见，天下纷争，成败未可知，因此刘邦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让天下安定下来，让人民休养生息。

他减轻赋税，宣布废除十收其五的秦制，改为十五而税一；并且对新开垦的田地予以数年的免赋优惠。这是历史上少有的轻税时期；

他让士兵复员，回乡生产，为此制定了优抚条例，给他们田宅；

他招还逃亡官民，免其罪责，赐予田地，归还物宅；

他允许因饥饿而被卖为奴婢的人恢复自由身份，同时准可百姓把儿女卖到富庶之地活命；

他量入为出，压缩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将皇室、王家的“私俸养”与国家经费区分开来，不再额外从国库中支领私俸养；

他采取“和亲”策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冒顿单子，换取了与匈奴的和平关系。

汉初的“无为而治”，刘邦的“黄(帝)老(子)之术”使“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刑罚罕见”，为历代人士所崇尚。

建章立制

“汉承秦制”，汉时的中央制度与秦时无异，皇帝总揽中央大权，下设三公九卿。三公是相国、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协助皇帝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事务，九卿是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大理)、典客(大行令)、太仆、廷尉(大理)、宗正(宗伯)、治粟内史(大农令、大司农)和少府(考工)，分别掌管祭祀礼仪、宫廷事务、皇宫门卫、少数民族事务、皇帝仪仗、刑狱、皇亲国戚、全国财政和皇家财政。

汉时的地方制度则与秦时不同，采取的是郡县与封国并立的制度。汉初设15个郡，后扩充为36个。郡设太守、都尉，分别掌管政事和军事。郡下设县，县令之下有县丞、县尉，县丞协助县令掌管一县政务，县尉掌管一县军事。县下设乡，乡下有亭，亭下为里，里下是什，什下称伍，五家为伍，设伍长，除此之外，高祖还分封了一些诸侯王国，先是7个异姓王被封，后来除了长沙王之外，均被翦灭，于是又分封了9个同姓王，“以屏障王室”。因为刘邦认为，秦之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分封宗室以为藩翼。既然要分封宗室，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东周诸候混战局面的再演呢?高祖规定：诸侯王国的地位与郡相等，王国之相国和太傅必须由朝廷委派，代表中央处理政务，没有朝廷的虎符，诸候王不得用兵，诸侯王不得违反中央的政令，等等。后来，景帝时，七个诸侯王叛乱，被平定后，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从此，诸侯王只能衣租食税，不能过问政治。

除了上述制度外，高祖还制定了法律，即著名的《九章律》，大儒叔孙通则为他确立了“朝仪”。从此，每当朝会，文武毕恭毕敬，百官山呼万岁，煞是威风。

用人用权

刘邦善于用人，这是他夺取天下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驾驭时间的关键．他自己曾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用他们，这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啊。”韩信曾对刘邦说；“陛下不能率兵，但能率将”，此评论可谓公允、恰当。

高祖爱才，从对齐人娄敬可见一斑。娄氏以戍卒身份求见刘邦，获准，入都关中的建议也被采纳，后来他又建议迁徙六国贵族后裔至关中以便控制，并使他们失去当地的社会基础，高祖也诏准。娄敬被破格封为关内侯。

当然，出于其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刘邦一方面是爱才，另一方面是为巩固皇权而打击人才。

韩信功高震主：而且在楚汉相争时要挟封王，结果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其他如彭越、英布诸王都被翦灭。

相权太重，也是刘邦所忌惮的，一次，相国萧何建议：“长安地方狭小，而上林苑空地很多，不如开放它，让百姓去耕作。”高祖借机大怒，说他是受了商贾的贿赂，才来为他们请求开放上林苑的，因此不顾多年同乡情谊，将萧何逮捕入狱。

刘邦处置功臣、限制相权的做法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