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阿兮 晨曦之雾番外:911使美国霸权更为强盛

美国10年来战争获利甚多 世界霸权更突出
作者：宿景祥
来源：东方早报
来源日期：2011-9-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0 4: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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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使美国在世界权力政治中的战略优势更加突出了。
“9·11”和“反恐”战争对美国“大战略”的经济基础影响不大，但通过冻结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支恐”国家的资金，美国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还是有所加强。
目前世界经济的结构，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前途将主要取决于新兴市场经济，尤其是东亚地区。
真正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改变世界，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9·11”无疑是过去1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进程，至今仍在产生着重要影响。
10年过去了，人们对于“9·11”的起因，对于拉丹和“基地”组织的实情依然知之甚少，但对于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对于美国真正的国际利益所在，能够看得更加清晰一些了，从而，也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大战略”的架构轮廓，并推测其未来的调整方向。
“9·11”后美国战略优势
冷战结束是过去2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苏联的解体，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确切地说，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霸权国家，世界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每一个重要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力。
美国长期积累了巨大的军事力量，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事实，也是美国最核心的战略优势。
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便发挥了这一优势，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教训”了萨达姆，而后又对之进行长期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1999年，美国率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打击，最终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彻底解体。这两次军事行动已经向世界说明，美国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打击对其“不够友好”的国家，各国都必须认真对待美国的利益。
“9·11”发生后，美国乘机再一次动用军事力量，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这两场战事至今仍未结束，美国也为之付出了极高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但对于美国这样的强权国家而言，这两场战争都是势必要打的。直接通过军事入侵推翻一个国家原有的政权，再扶植一个依赖于自己的政治集团上台，从而达到控制这个国家的目的，是早年帝国主义强权国家的习惯做法。
当今世界毕竟不同于殖民主义时代，寻找一个适当的理由发动战争，需要很多必要的前提条件，而且这种机会也往往会瞬间即逝的。
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确有所得。阿富汗虽然经济上可图之处不多，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中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的交通枢纽。
19世纪，英国和俄国都想控制这个国家，但都未曾成功。伊拉克地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且石油资源丰富。
通过这场“反恐”战争，美国在这两国建立了许多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即便将来完成撤军计划，也会继续保持在这两国的军事存在，这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有价值的。
“9·11”后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使美国在世界权力政治中的战略优势更加突出了。在今年北非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局中，美国始终在发挥着影响力。
尤其是利比亚问题，尽管目前还未完全结束，但大局已定。从这半年多局势演变的过程看，仍然是美国在起着主要的作用，历史再一次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弱者的命运，取决于强者的意愿。”
实际上，目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从西欧、中东欧、拉美、东亚、南亚、中东，一直到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进入了美国的防卫区。
目前世界上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要比冷战时期多得多。德国和日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都告诉人们，接受美国的保护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
一旦在军事上与美国结盟，便几乎是永久性的。今后别说与美国为敌，即便是分手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冷战结束后，很多人认为军事力量和“传统安全”将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各国都将会享受“和平红利”，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永久和平时期”。
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种错觉。对于美国而言，它的军事优势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加有用，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地将军事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甚至经济力量。
美国“大战略”的经济基础
“大战略”(Grand Strategy)亦称“大政治”(Grand Politics)、“大设计”(Grand Design)，是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知识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
霸权国家的“大战略”，通常就如同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的黑猫，难以看见，难以“捉摸”，但的确存在。
“大战略”的灵魂在于长期性和深入性，强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宗教和教育等诸多知识领域，进行长时期持续不断的斗争。
霸权国家的“大战略”，其最有价值、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其霸权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霸权国家和通常的“大国”有本质上的不同，“大国”的含义是能够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有发言权，其他国家也会考虑其实际利益。
而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性质密切关联在一起，它能够很隐蔽地从整个体系的每一个重要部门、每一个重要环节获取实际经济利益。
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古代的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到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再到16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英国，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凭借军事力量、行政手段和不平等贸易，直接掠夺受其统治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便将美洲印第安人积累了上千年之久的财富劫掠一空。19世纪英国霸权的关键所在，不是其议会制度，也不是工业革命，而是印度的财富。
英国依靠从印度劫掠的巨额财富，才得以维系着一支庞大的海军，从而才得以经营其他的殖民地，开拓海外市场。印度决定着英国的命运。
19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先是遏制法国，后是遏制俄国，再后是遏制德国，首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防止这些国家接近印度。
英国所谓的不允许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挑战者，并不是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
以往的霸权国家必须对主要财富的来源地进行直接的统治，而美国“大战略”的经济基础不是有限的固定区域，而是整个世界经济，它的霸权是建立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之上的。
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国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取得了特殊地位，这本身也是美国霸主特权的重要表现。
由于美元成了国际货币，美国不存在其他国家时常会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美国无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挣美元，因为它在国内就印美元。
美国在国外的支出可以远远超出它的收人，因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美国公司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支付方面的制约。
长期以来，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美国并不为此担心，因为这种逆差最终都可以用美元来消除。
简单地说，美国在国际货币关系中的霸主特权，使美国政府有能力处理国际收支问题，而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则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
这样，美国可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得到各种利益，而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其他国家，这就是美国“大战略”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美元的特权使美国的金融部门拥有了巨大的优势地位，从而成为世界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维护本国的国际货币关系，各国都越来越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而美国金融市场又受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控制。
这样，美国实际上就控制了全球金融体系。很多人认为，英国伦敦是与华尔街地位相当的金融市场，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伦敦是作为美元的金融市场在起作用，是华尔街的附属市场，其整个的境外操作模式，都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国际金融政策。
正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中的特权地位，促成美国金融业的急剧发展。
过去几十年，无论美国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无论世界经济如何变化，美国金融业都一直在发展壮大。美国国内各种主要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公司，大多深深地介入了国际业务。
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对政治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成为最强有力权力中心之一。
国际贸易关系与国际货币、国际金融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中，都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不愿同美国“打交道”，就无法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国，从而也无法正常地进入国际市场。早在10多年前，美国就通过修改章程的方式，对这些机构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推动资本完全自由化，使各国消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同年，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一项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议，目的是使任何一家金融公司，都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任何一国的金融体系，并享受国民待遇。
1998年，经合组织达成一项《多边投资协定》，目的是使一国的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介入另一国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控制当地产品市场。以上这些改革，对于美国都是极为有利的。
“9·11”和“反恐”战争对美国“大战略”的经济基础影响不大，但通过冻结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支恐”国家的资金，美国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控制还是有所加强，这在利比亚问题上也再一次反映出来。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利比亚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冻结，并提供给反对派用以购置军用物资，从而轻易便将金融力量转化成一种政治力量。这个事实将会给很多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美国“大战略”面临调整
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得更加动荡，更加脆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根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霸权地位，可以帮助美国企业控制重要的技术、资金、战略性原料，可以在海外为美国资本开辟市场，但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却造成了另一种损害。
美国霸权与美国经济之间，确是一种典型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为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体系。事实正在证明，马克思的这句话确是一条真理。
就资本主义本身而言，其内部同时存在着两种资本，一种是生产性资本，另一种是非生产性资本，或货币资本。这两种资本的运行路线、速度和节奏皆有所不同，生产性资本通过投资设厂，生产商品并由此获得利润。
生产性资本从投资中获益，需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周期，因而要求经济环境长期稳定。而非生产性资本看重短期盈利，具有更大的投机性，适宜于变动不定的环境。
美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使得美国国内资本大多聚集到了金融部门，货币资本的积累速度大大地超过了生产资本的积累速度，这样就损害了生产部门。
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说明，尽管美国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美国的工业产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却日益下滑，很多产业已退出国际市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不稳定。
美国的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经济周期又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这一切对美国而言，蕴含着严峻的系统性危险。
如果仅仅是贸易逆差，美国可以用美元来摆脱，但严重的外债危机，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资金枯竭，利率提高，偿还债务的成本上升，美元势必会贬值。
由于整个世界经历了40年之久的美元体系，美元已遍布世界各地，一旦美元危机真的来临，其后果将难以设想。届时，美国即便仍具有军事优势，却会发现已无用武之地。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遭遇过债务危机。16世纪，西班牙因债务危机而破产。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是因为法国政府身陷债务危机，而导致了社会政治危机。
19世纪初期，英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是“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结果。面对危机，英国国内各政治派别、伦敦的金融势力及东印度公司暂时放弃了分歧，在缩减支出、促进贸易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对外政策上，英国做出了战略调整，同欧洲大陆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同盟，抑制法国，稳定国内外局势。面对严峻的债务危机，美国也必须对其“大战略”做出调整。
目前世界经济的结构，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前途将主要取决于新兴市场经济，尤其是东亚地区。这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大。
此外，美国的产业必须依赖于新兴经济的增长，并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利润，用于弥补国内的资本亏空，以图徐徐恢复金融体系。
至少在今后一些年里，美国必须加强同东亚国家，尤其是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从中美双方的战略态势上看，中国应处于相对更为有利的地位。（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