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风陵渡口初相遇 原文:拉登之死的背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3:33:23
拉登之死的背后
吴戈
很抱歉此文要优先纸媒体，所以在这里不及时，不过我还是相信为杂志（尤其是在网络垄断了所有消息的第一次传播）认真地写一篇长文，比网上的快餐信息要深入和有观点。发在这里的另一个意义，则是因为它所刊登的《兵器》杂志经常因为篇幅所限，对我的文章改得有些零乱。
本·拉登被击毙当然不可能使恐怖活动销声匿迹，但在心理上，此事无疑使目前还看不到头的反恐之路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局。然而与它的意义相比，这次行动的过程实在太过简单和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此前，不止全世界的旁观者（包括笔者在内），甚至包括参加反恐的美国官员、军人和特工中的绝大多数，几乎都无法估计，尽管百般努力，但到底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拉登。或者说，这成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信心，变得遥遥无期的任务。
实际上，这应当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故。类似的任务早已展现过它“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于偶然中存在必然”的规律。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1960年成功地将前纳粹杀人魔王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回国，以及1972年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运动员被杀案后，该机关在全球猎杀凶手的行动，寻找和实施过程均持续达十余年。
目标消失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隐姓埋名，周围很可能有为数不少的同情者掩护，是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唯一不同的，只是搜寻一方采取的策略。
情报战的迷茫
由于找到拉登并非反恐的根本之策，美军在阿富汗打了一场目的越来越错杂的“反恐”战争，但这也使美军和外界都不自觉地将拉登当作一个军事目标看待。
拉登初期的行动的确如此，
为消灭藏身山洞中的“基地”组织，美军甚至投下了重达4572千克的重型炸弹，但当美军于12月中旬占领这片地区时，拉登已经下落不明。事后查明，早在大约11月30日，拉登就在托拉博拉一个寒冷的岩洞里向最忠诚的也门追随者告别，然后与他的4名也门保镖离开托拉博拉，向巴基斯坦西部部落地区进发……。
此后，关于拉登的行踪，无非主要是在阿富汗东北部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两种版本，但仅所谓的“巴阿边境”就长达约2500公里。温斯顿·丘吉尔曾描绘过1897年9月11日他在阿富汗经历过的一次“地形侦察”：“我们的向导蹲在地上，指着每个村子说出它们的名字。为了使我们确信没错，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回每个村子却是完全不同的名字，而他脸上仍是信誓旦旦的表情。”
美国的导弹能落到三米以内，但当拉登离开两军对垒的战场，区区数人出没于这些地方，问题就早已不是军事性质，而是一场大海捞针的情报战。美军之所以没有在托拉博拉及时堵住拉登，与阿富汗战事初期过于顺利，美国同时又在伊拉克开辟了新的“反恐”战场，也不无关系。结果，直到2007年美国报纸仍这样描述拉登的藏身之所：“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在世界屋脊之上，那里只有山鹰孤独的啼声打破清澈的天空。”
不过，美军也并非劳而无功。2003年12月13日，在美军入侵伊拉克9个月后，萨达姆被捕。个中缘由自然与拉登不同，萨氏一生的政治作为，出卖他的人恐怕不比掩护者少。同时，即使陷入无政府状态，伊拉克的地理和社会条件都远比阿富汗现代化，留下情报“踪迹”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相比之下，到2006年6月7日美国空军在伊拉克炸死“基地”组织二号人物阿布·穆萨·扎卡维（Abu Musab Zarqawi），就又经历了两年半的艰难追踪。
扎卡维行动谨慎，几乎从来不用手机。当年2月，美军才在伊拉克西部沙漠中抓住了他的司机，找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4月6日在对巴格达以南尤素菲亚的袭击中又与他只差几分钟错过，但直到4月25日扎卡维公布了一段关于自己活动的长长的视频，才暴露了自己。可能是根据背景的地形特征，一个与美国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来源帮助美国确定了录像拍摄的可能地点。美国将搜捕集中到巴格达周围几个地区，并预先部署了第77和第145特遣部队。
最关键的情报仍来自人力。5月初，约旦逮捕了一名“基地”组织中层干部，他利用自己在伊拉克海关的职务之便，为扎卡维提供现金。据此人供认：扎卡维正越来越依赖一位神职人员谢赫·阿布·拉曼的精神支持。这位神职人员不久被一位内线认出，行踪受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种手段密切监视。
美军清楚，人力情报只有得到100%的证实，才算可靠。6月7日下午，空中监视发现拉曼走进巴格达以北50千米的希比布村附近一片棕榈林内一处孤立的农舍。驻巴拉德空军基地的美国特种部队迅速出动。最终证实扎卡维在那间农舍的情报来自一名卧底，他可能是约旦情报部门安插的。这是美军首次证实扎卡维的确切位置。
乘UH-60直升机到达农舍附近的美军很快被发现，双方短暂交火。为防止扎卡维逃跑，美军总部下令空袭。当地时间18：15，两架F-16投下了一枚225千克的GBU-12“铺路II”激光制导炸弹和一枚GPS制导的GBU-38“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可见，人力情报的来源往往具有偶然性。摩萨德最早发现艾希曼的线索，也来自1957年一位阿根廷犹太血统姑娘的恋爱。她的男友正是艾希曼的儿子，此人对自己父亲二战经历的吹嘘和家庭行踪的诡异，引起了姑娘父亲，一位奥斯威辛幸存者的警觉。后者的举报信又幸而被无能为力的德国地方检察官转给了以色列官方。
低技术与高技术
正因为人力情报的这种特点，从2001年起，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虽然每天都能收到种种情报，但情报之间的互相矛盾无法证实，使这一过程变得旷日持久。击毙拉登的过程也正是在点滴线索得到证实并形成链条这一点上等待了长达10年。
难度大的原因其实众所周知：美军在情报领域的技术手段堪称登峰造极，不止拉登，谁都想得到，最有效的对策正是回归低技术。而绝不肯罢休的美国人，兴奋点仍习惯性地集中在高技术上。这种反差的顶峰，要数2009年初美国各大报纸的一出科学闹剧——“地理学家已预测出拉登的可能下落”。这种推测的结果被媒体热炒，其实是美国社会“对高技术魔术贪得无厌”的急躁心态使然，全然忘了定位拉登唯有通过多年艰苦的情报搜集和分析，战场没有魔术可言。
被普遍忽略的是，美国真正的突破口并非来自高技术，而是需要耗费极大的金钱、道义成本和耐心的人力情报之一——审俘。
从反恐战争早期抓获的恐怖嫌犯中，就有人认出了一位拉登的通信员，称他是“9·11”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的门生，也是“基地”三号人物阿布·法拉杰·利比（Abu Faraj al-Libbi）信任的助手。后两名要犯分别于2003和2005年落网后，供出了这名通讯员的假名，阿布·阿迈德·库韦提（Abu Ahmed al-Kuwaiti）。
穆罕默德的招供，据说是在中情局秘密监狱中183次“水刑”的结果，不过美国得以辩解的是，找到库韦提的真名，采用了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撒下大网，人工追踪的常规方法。在得到一个不完整的真名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强大的监视网施展了威力。从电子邮件和电话中，谢赫·阿布·阿迈德（Shaikh Abu Ahmed）的名字浮出水面，此时已是2007年。
2010年夏，库韦提/阿迈德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在NSA的监视下打电话。7月，中情局的一组巴基斯坦线人跟踪到他，记下了车牌号。据此，阿伯塔巴德的拉登秘室终告暴露。
随后的工作回归了高技术。从初步证实人力情报得到的线索，到确定拉登位置、活动规律和弱点，直到最后行动的任务规划和实时监控，特别是掌握攻击发起时的情况，中情局的“伙伴”——NSA、NGA（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Agency）和NRO（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卫星和无人机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业内人士透露，过去10年，美国情报机构不断将KH-11光学侦察卫星、“长曲棍球”雷达侦察卫星等机动到便于观察中亚的轨道，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上空，这些卫星的重访率甚至堪称“鱼贯而过”。由于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完全可能被看到或听到，有人相信动用了洛-马公司尚在试验中的RQ-170隐身无人机。利用这些情报，NGA建立起拉登住处的虚拟模型，供规划突袭。从2003年起，美军特种部队的MH-60和MH-47直升机就经过改进，可以在途中接收图像，以确保突击队员掌握最新情报。
根据对缴获设备的分析，美国情报专家发现：拉登传递信息的方法并不安全。他会在自己的计算机上写好给“基地”行动人员的信息，拷到一个U盘里交给信使。信使再开车去一家较远的网吧，用电子邮件发出去。
虽然美国无法认识出没于巴基斯坦网吧的小混混，但含有真正恐怖活动信息的电邮及IP地址，显然处在NSA监视之下，暂时没有被发现，绝不等于没有暴露的危险。不止于此，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与人联系和获取信息，拉登的联系对象，不管是绰号还是化名，总会存在于设备之中。住处无通讯，也不等于拉登完全不上网。从这些设备中，还能发现拉登的下属给他汇报什么，他对什么有兴趣。插入过U盘的计算机，注册表中会记录U盘的序号，数字照片文件可能暴露拍摄时间和地点，从而可供发现某些文件的源头和作者，了解更多“基地”组织内部情况。
就连拉登不想让美国了解的信息，包括考虑过和放弃的阴谋、发出的命令等，除非他有技术上极为可靠的数据清除工具，否则计算机上删掉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恢复。他当然可能会加密，但在数字安全技术上能与NSA抗衡，需要什么样的团队？这不光本身与拉登回归低技术的隐蔽策略矛盾，如果真地有此水平，恐怕美国早已崩溃于网络恐怖活动之手。而美国利用这些宝贵情报，下一步还能获得多大战果，不妨拭目以待。
特种部队的盛宴
击毙拉登的行动无疑体现了较高水准，它既是10年猎杀的终结，也是美国特种部队31年建设的检验。之所以追溯到1980年，是因为由于当年营救驻伊朗美国使馆53名人质的“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以惨败告终，美国国防部才于当年12月成立了JSOC（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整合“三角洲”（Delta Force）等精锐部队，执行反恐任务。
JSOC的初期成就包括1989年12月在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Operation Just Cause）行动中，从莫德罗（Modelo）监狱中营救出美国人库特·缪斯（Kurt Muse）。然而1993年10月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却发生了“黑鹰坠落”的悲剧，虽然随后JSOC特遣部队击毙数百索马里民兵，但该部队成员也占了19名阵亡美军的绝大多数。
2003年接任司令的斯坦·麦克克里斯托（Stan McChrystal）少将成为JSOC的一颗新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身怀绝技，却是一盘散沙的各支精锐融为一体，并使其与各情报机构形成默契。当他2008年离任时，JSOC已成为一个全球角色。到2011年初，美军特种部队的预算已比“9·
从2006起，美军就开始了特种部队的大扩编。目前陆军5个现役特种大队和两个国民警卫队特种大队都增加了一个营，别动团和营也增加了特种营。预计到2017财年，陆军特种部队将扩编57%，从15017人增至26222人，经费将增加3倍。同时，空军特种部队将增加1500~2000人，海军增加2550人，包括800名“海豹”队员和特种战斗艇人员。
随着实力扩展，JSOC执行“斩首”等精确打击行动的能力也达到“工业规模”，在伊拉克，他们组建的多支特遣部队频繁夜袭扎卡维的“基地”组织网络，终于在2006年6月打死了扎卡维。2009年7月底，本·拉登的儿子，“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之一，萨阿德·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被美军“捕食者”无人机的空袭炸死。
到2011年，美军特种部队的任务仍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JSOC的特遣部队几乎回到了2006~2007年在伊拉克的作战节奏。
目前，打死拉登的行动并无太多细节透露，只知道直升机几乎肯定来自同样组建于80年代的陆军第160特种航空团，机降参战的25名“海豹”队员来自DEVGRU（海军特种作战发展大队，Naval Special Warfare Development Group，一般称为“海豹”第6小队）约有50人的“红中队”（Red Squadron）。
这次行动充分体现了现任JSOC司令比尔·麦克拉文（Bill McRaven）中将1995年出版的《特种作战》（Spec Ops）一书的教义：简单明了、保密、充分演练、行动突然、速战速决、目标明确。不过，从拉登住所的设防情况来说，这次行动，特别是突击阶段的难度不算太大，真正的难度体现在不通知巴基斯坦可能引发的意外，拉登备有潜逃或鱼死网破的手段的可能性，简言之，难在每个环节的万无一失。
当然，战争历来以成败论英雄。目前，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对特种部队的战绩欢欣鼓舞，决定在今后的预算中进一步对其倾斜，尤其是加强联合特种部队，使其成为反恐战争的尖刀。估计JSOC的反恐任务经费将增加500万美元，达到5000万，并将每季度向国会汇报全球反恐行动，以及与其它机构的联合行动。
对此，即将离任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埃瑞克·奥尔森上将（Adm. Eric Olson）略感惊讶地提醒道：“如果你对从直升机上索降到拉登住所印象很深，别忘了JSOC部队在阿富汗每晚都有两三次这样的行动”。
真正的较量不在战场
美国对缴获文件的最新分析发现：拉登仍很活跃，甚至仍从阿伯塔巴德住处指导着“该组织管理上的战术细节”。但是，拉登对“基地”组织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基地”组织的一些理论家早已试图将组织重塑为一个全球运动，以便可以比拉登本人更长久。
与拉登的低技术隐藏不同，“基地”组织10年来不断拥抱先进技术。2001年，情报人员还只是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废墟中搜出传说中的《圣战百科全书》，到2003年，全套的阿拉伯语电子版突然现身网上，此后不断有志愿者修订和更新。除原有的制造炸弹、使用轻重武器、间谍活动、破坏行动、保密通讯、洗脑、渗透、攻击等内容，过去保密的制造生物、化学武器甚至“脏弹”也上了网。这显然是效仿了信息时代的开放源代码精神和维基百科全书模式。
今天，全球“圣战者”网站已从199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数千个，“电子圣战”平台承担着从计划、募集人员和资金、教育训练到宣传鼓动的全部功能。通过发布号召和提供指南，“基地”组织希望逐渐把成千的同情者变成信徒，将潜在的支持者变成各自为战的恐怖分子，采取行动不再需要获得允许。
有趣的是，正当拉登向“基地”组织成员发出广泛指示，号召集中攻击美国和欧洲，据说由也门成员2010年夏出版的英文杂志“启迪”（Inspire）第二期却鼓励美国追随者不必加入海外圣战，而是在美国内部发起自己的进攻，甚至建议他们将皮卡焊上刀具，制成“终极割草机”，向敌人进攻。如此异类的建议，甚至使人怀疑该杂志可能出自某西方情报机构故意捣乱，这样的主张自然也使大吃一惊的拉登大加抱怨。
对这样的广泛化对手，美国的对策也只能是一张大网。在击毙拉登的行动中，这种措施也至关重要，因为如何确认打死的正是拉登，决定着行动的一切意义，而危险人物乔装打扮，混入人群，也历来是反恐的核心难点之一。
为验明拉登的正身，突击队员中就有法医专家，他们借助手持式SEEK（加密电子登记装置，Secure Electronic Enrollment Kit）完成虹膜、指纹和面部扫描，数秒内就能将数据发回西弗吉尼亚的联邦调查局（FBI）数据库。2010年问世的最新型号SEEK II重不到1.8千克，即使在通讯不畅的地区也能发回数据。为万无一失，中情局专家还分析了拉登的DNA，据称对照样本可能来自他的一个姐妹，后者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去世。
这样的采样和检查近年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街头和村落随处可见，更不用说监狱。初期，美军的对照只接入ABIS（自动生物测量学信息系统，Automated Biometric Information System）军用数据库，库中只有从美军有活动的国家采集到的疑犯信息，如今美国国防部的生物测量学特别小组的最新版数据库已经汇集了全球230万个可疑人物的指纹、掌纹、虹膜或面部扫描数据，炸弹碎片和伏击现场提取到的指纹也被存入这个数据库。通过跨机构和跨国合作，这个数据库还在扩大。这使JSOC的部队更象一支特警队，而且他们中间的确有FBI代表。象执法部门一样的艰苦搜集、分析和追踪证据并不会白费，仅2008年，通过指纹、虹膜扫描等数据，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抓住了超过400个所谓的“高价值人物”。
在亚利桑那大学一座幽深的灰色砖楼里，一台称为“暗网”（Dark Web）的超级计算机正在互联网上寻找恐怖分子的蛛丝马迹。它储存着大约1500个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的网络数据，其中500个来自中东。
“暗网”的设计者，亚利桑那大学计算机专家陈辛春领导的小组主要利用信息技术评估网站和论坛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危险程度。他们采用一个公式测量论坛上思想的“传染性”，考虑的参数包括发贴量、对话的篇幅与持续时间、活跃会员的数量等。通过关键词和文本分析，这个系统还能量化和跟踪网站或论坛的暴力水平和种族敌意。
“暗网”计划正在开发几种破解在线的恐怖分子之间社会交往的技术。方法之一是“链接分析”，它研究网站和在线论坛的联系，描绘出恐怖分子群体间的关系图。他们还分析电子邮件和论坛贴子的句法、标点和写作风格，这样可以识别出作者。不过，这套能在20个论坛马甲里认出一个人的系统，却没有嗅到拉登发出的电子邮件，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搜集数千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监视全球银行业每天数亿笔交易，将各地摄像头搜集的面部特征与嫌犯数据库比对，也许有一天，情报分析员将能识别出某座房子住着什么人，详细到他们的民族背景和政治倾向。
以反恐为理由的社会监视无疑极富争议性，但执法者也有理由——对手正在加速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公众眼中的恐怖分子不是无知幼稚的亡命徒，就是精神病。但是，“这是个达尔文主义的情况”，一位原英国情报人员说：“我们抓住了稍微蠢些的，跑掉的从中学得更聪明。”
原中情局官员，精神病学家马克·萨格曼对500名恐怖分子社会成因的分析发现：常见的恐怖分子是中产阶级、精神健全、见闻广博、教育良好，典型职业是工程师。美军顾问杰姆·克鲁皮把明天的恐怖集团比作一个硅谷的新兴企业：“价值驱动、网络化、全球化、目标明确。”区别在于，恐怖分子不用开发自己的技术。“是我们创造了他们的武器：计算机，互联网和可以传递加密信息的通讯”，克鲁皮说。
美国人生来习惯了技术优势战胜一切的观念，但很容易忘记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低成本、低技术的行动。同样，反恐不止需要技术，还需要对恐怖分子思想更深的了解。西方社会的青年走向极端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被社会边缘化的年轻人往往正在寻求一个能给他们“社会归属感和自我牺牲理由”的事情，必须巧妙地化解这些破坏力。
然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反恐的过度反应。美国副总统切尼早在2001年提出“百分之一主义”——“只要有1%可能性的威胁，我们在反应上也要当作不可避免”，结果是伊拉克不绝的路旁炸弹。恐怖主义很可能无法根除或隔绝，因为在现代社会，你在极端的人面前总是脆弱的，我们需要解决“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的问题。
新技术能带来安全吗？只能说恐怖分子找到办法冲破防御比以前难得多。前纽约市警察专员霍华德·萨弗说：“我们可以把它抑制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你成为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可能性与被闪电击中差不多，甚至更低一点。”近日，塔利班将一次爆炸事件称为对拉登之死的复仇，各国也普遍警惕着“基地”组织的反弹，但愿萨弗的这个概率能够始终受到控制。
借这个不起眼的尾巴，说点容易得罪人的话，掩耳盗铃地期望看到的人少点。今天，是我离开三联近三四年来第一次看（自己三年不看，恐怕是我所能做的最卑微最无力的发泄了），因为它写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航母，我正在关注航母。结果，首先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主笔，或者主任记者了，想起当年这种头衔争得头破血流，现在十八罗汉上殿，也算是对头衔的一种反讽了。前同事们其实都很努力，但谁让中国平媒不景气，三联无法继续向外输出大量主编了呢。想当年，圣上对这一点升迁要求之高，往往令人立志终生奋斗（比如独立操作封面故事之类），最后的开闸放水，不能说谁有本事没本事，治人之道也。
扯远了，三联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航母”这么专业的问题，很勇敢，结果是没有回答了，很正常，因为在这个选题上寻找“核心信息源”和“事件背后的长逻辑纠葛”，显然非人力所能为。最后，一位我所敬重的姐姐采访了我不得不敬重的乔将军，以充分的个人思考回答了所有问题。以我对三联过去高标准的追求的了解，没爽。所以，这个选题最后，不得不加进了很多综合科普性的不见功力的编译内容，包括世界最早，最大之类的充数之料。虽然对姐姐很敬重，姐姐对我也不错，但我还是又要感叹，懂军事的记者在三联真可怜，还是施展不开。慢慢的，三联早就不需要你懂就让你写了，要的就是你什么都不懂，但你知道在五天之内找到懂的人，撬开他的嘴。其实就发现真相，满足读者的需要而言，这无非是殊途同归，可惜就是那么的对立。当然，也有既擅长撬嘴，又显得什么都懂的记者，其实到头来撬谁都不如撬主编的嘴，懂什么都不如懂主编的心思。
平心而论（当然很多人不会相信我平心），三联现在内容毫无变化，而质量却已很一般，圣上当年要求的精品水准全无踪影，我见到的只是人群挤破头，一人站上了一级台阶。原来精品水准核心不是业务提高，挤人才是。现在的办公室当时刚搬进去时，我才发现原来是个电影院改的，真是心底有私天地也宽，现在挤了满满半百号人，我想，只要以挤为纲，再宽的天花板，还是会挤破的。
当然，比起现在来，三联又挤得文雅多了，PLA里手段之无耻，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