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天阑朱砂:开国中将忆文革中抵制江青: 横竖被打倒 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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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忆文革中抵制江青: 横竖被打倒 豁出去

2011年09月11日 11:48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苏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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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作者:苏晓林 原题为:我父亲苏静参加“军管”二三事

1967年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毛主席当时关于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才有所谓“支左”一说。当时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靠边站,群众派性对立,生产无法正常运行。父亲对于铁道部的业务工作是一窍不通,参加军管的绝大多数同志也都不懂业务工作。

父亲认为,派他到铁道部去军管,并没有要他支持哪一派的任务,也没有要他打倒哪一个领导干部的任务。相反,为了使铁道部的工作正常运行,必须紧紧地依靠铁道部的领导干部,努力做两派的说服工作,消除群众的派性对立。

按照这一思路,父亲到铁道部后,不管群众怎么批斗打倒吕正操同志,他都不表态支持。最后吕正操同志受迫害是中央专案办直接插手,将吕正操同志抓走的。对于两派群众,父亲坚持认为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支了一派,就会使已经对立的两派更加对立。那时两派对立,矛盾激化发展到武斗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地方武斗甚至连枪炮都用上了。如果铁道部的两派对立也发展到这一步,其结果必然是全国的铁路运输完全瘫痪,全国的经济也跟着会瘫痪。这正是江青一伙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打倒周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青一伙暗中支持铁道部的一派群众组织。父亲当时心里也很明白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派,可就是坚决不表态,因此军管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就特别大,军管会经常被围得进不去、出不来。父亲也经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特别是在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被诬陷打倒后,揪斗军队走资派的风声很大,提出要反“带枪的刘、邓路线”,军队的高级干部一批批被揪斗、被打倒,军管会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军管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为了统一军管会内部的思想,父亲把军管会全体同志拉出去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在学习期间,父亲强调的中心议题就是不能支一派,要作两派的和解工作。

由于父亲的这种态度和作法,江青一伙要搞乱铁道部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只好亲自插手,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了谢富治和文革小组的人,并且邀了一些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陪同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谢富治出面将他们认为是革命的那一派的头头叫上了主席台,而对另一派却置之不理,明显冷落。这实际上是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中央文革的态度。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谢富治把这派的头头叫上主席台后,我就把另一派的头头也叫上了主席台,顿时会场大乱,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很生气,带着所有来的人一起下了主席台,把我一个人留在台上。我没办法,只好也到台下来,陈伯达见无法开会,又让我上台主持开会,然后我又将陈伯达等人一个个重新请上主席台。”会后,“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就上了大街。

这对我们全家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陈伯达的分量有多大谁都很清楚。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点名一个打倒一个,真不知道被他点名打倒的有多少人。父亲这么明目张胆地与陈伯达唱对台戏,那还不是有十个打倒十个。父亲当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看着他不停地吸烟,一句话都不说,我们都很着急,很难过。按照当时的常规,接下来就应该是被批斗、被抄家,然后被关押,我们也就马上要变成所谓的“黑五类”了。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天,再去看街上的大字报时,原来的“打倒苏静”全都被盖住了,一点也找不到了。几天之后,毛主席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这下军管会的地位和威信可高了,群众还以为父亲能通天,会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

铁道部的形势很快好转,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并成立了革委会。

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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