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校长第四季第一集:散木：1949年周恩来究问浙江大学“拒竺”风波始末

　　最近，读到了一份刚刚披露的周恩来的电报，即1949年7月9日《关于浙大学生拒绝竺可桢返校事给华东局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华东局并转谭（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王（王建安，当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这一电报发表于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1949年6月～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以下是笔者对此的解读。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至战后乃至内战即将结束时的1949年，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之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甚至曾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斗争的周恩来也为此特别关注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并怀疑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杭州学生运动“有否偏向”？显然，很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

　　竺可桢当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谓宜人。从他的资历来说，竺可桢先后就读于新式学校的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期间还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此后他即以“科学救国”的理念，开始了漫长的报效祖国的历程，先后授教于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以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成为中国此一领域的一代宗师。随后，竺可桢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继又任教于南开大学等，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后又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科学工作实践和大学、书局经历的锤炼，使竺可桢成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化人，有此作为铺垫，到了战前的1936年，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家乡、也即中国文化大省浙江的一位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随后，在他的主持之下，该校由先前的一所地方性大学一变而为全国瞩目的名校，俨然可与北大、清华、南开等相媲美。此后，所谓慷慨悲歌，抗战中的浙大实行“西迁”，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辗转数省而弦歌不辍，期间还培养出了李政道等一批青年才俊，以致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李约瑟先生盛誉其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沾沐竺校长教育思想而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那么，竺可桢是何以做到了这些的呢？或者可以这样发问：后来竺校长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那些予人以柄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曾成就了竺可桢和浙江大学，而在沧桑鼎革之际，它却不免受到了质疑，并进而成为让人讨嫌的东西了。

　　竺可桢就任校长时，鉴于前任校长郭任远（郭为心理学家）的失败，自始就对办学方针有所规划，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力求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所谓“通才教育”。以这样的标杆来要求，那么，大学就不应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它须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做尽文章，务必“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于是，竺可桢到任不久，就特意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不可能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坚决摒弃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确定了为社会树立“中流砥柱”的办学理念和民主办学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所大学不是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是造成这样的人才：“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这是一般学校学院式的教学所难能企及的。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其目标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更要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样的气度，不可谓不宏阔，亦是之堪谓所谓大学。

　　竺可桢始到浙大，随即实施改良之法，首先是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他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出山；又改变“大一”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并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学生跨系选修和辅修，使之触类旁通，也使各学科能够渗透。此外，他更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倡导“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１）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３）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同时大学本身也才能名符其实。

　　竺可桢反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他除了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如战时欠薪成为家常便饭时，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筹款，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如当时北大等已由新潮的“胡适派”独领风骚，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并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到了浙江大学，有邵祖平、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等，以及与竺可桢是校友的前“东大”教师和学生的钱基博、郭斌龢（他与吴宓、梅光迪等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张其昀、王焕镳、陈训慈等，当然也有新派的丰子恺等。由这些学者组成的团队，显然是维护中国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到了浙江大学办学方针的指向。其次，所谓大学办学第一宗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之后，伴随着政治时局的激烈动荡，中国的各所高等学校已势不可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攘夺的一个重要战场，深深地卷入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一向主张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竺可桢则力图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早在他被授命为浙大校长之时，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三条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用人有全权；学校不受政党之干涉。后来这三条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由此浙大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在那些战争和政治纷扰的急风骤雨之中，竺可桢又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也由此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在一个大时代风气骤然变迁的情况下，这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竺可桢遇到了“新问题”。

　　竺可桢办学的历史背景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一是他的社会关系。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后来在“洗澡”运动时，他的外甥、北大化学系蒋硕健教授（竺可桢的连襟、国民党外交家蒋作宾的儿子）给他提意见，以为竺可桢过去“对于敌友尚不能分清”，“对于蒋、邵（即其连襟的蒋作宾和邵元冲）二家只说其腐化，而并没有仇恨之意”。蒋作宾，国民党高官，还曾保释过中共的廖承志、何天华；邵元冲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在“西安事件”中死于流弹；竺可桢的另一个连襟是陈西滢，即鲁迅笔下曾极尽讽刺谩骂的那个陈源，当时陈源是职任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此前竺可桢听说他从欧洲赴美国，迭叹“我们争取他回国，至此已绝望，他大概投奔胡适去了”。陈源究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的遗孀、著名作家凌叔华于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国。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时的科学家，当年蒋介石也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由蒋的幕僚长陈布雷提议，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邵元冲等也一致赞同）。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桢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而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加之当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极力劝他接任校长一职，夫人张侠魂（竺的妻姊张默君则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话来：“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如此，竺可桢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几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其中只有“半年为限”被打破了。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的光辉篇章由此揭幕。

　　13年办学提倡“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这不错，比如他爱护学生，特别是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有人称他是“东南民主营垒”浙江大学的“保姆”，等等。其实，这也是竺可桢一贯的做法，即他虽然反对政党干扰学校，但绝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就在抗战胜利后，当时许多人已在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则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自“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会有不合理之处”，师生自不能袖手旁观，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学校当亦不能成为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抗战到内战，浙江大学的学潮始终没有停息过。——遵义的“倒孔”（孔祥熙）风潮，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杭州的“学运”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竺可桢更是焦头烂额，奔波于学校和军警当局之间。——今天，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从陆续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而彼时竺可桢校长的内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局促于育人大业和政治风潮之间的“尴尬人”的自白，也是一个谨守职责却又动辄得咎的校长的哀哀哭号。

　　面对“学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校长。无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辍的一所大学，战后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其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还在他就任不久，当时正值“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的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为此，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张贴壁报，但并未追究其责任。此后，浙大学生组织拟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而学校的军训官则认定其乃一“反动组织”，而竺校长也不附和这种意见，只是会同属下郑晓沧、李寿恒等各院院长与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并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而已，当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涛时，竺校长则立即通知其马上离校避风，对其只作“停学一年”的处理。不久，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夜，正值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并从其宿舍中搜出他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此前胡乔木在浙大时发展的对象）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竺可桢审读了这些信函，认为“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审查陈怀白的要求，并派人将侯焕昭保释出来。后来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曾对国民党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当时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还曾亲手书写了“民主堡垒”的大字，贴在学生会的《生活壁报》上。1942年，大后方学生掀起“倒孔”运动（当时传说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见《竺可桢日记》），浙大学生也在遵义开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外出，但是这回学生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情绪高昂，冲出了学校，在遵义街头游行示威，而军警已密集等待，准备弹压，竺校长闻讯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国民党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设法阻止军警。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会同学生一齐参加游行，这次学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无虞。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此后，竺可桢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前来调查的官员，并处分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开除，但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遂有被捕的危险，竺可桢于是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这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遵义期间，原先竺校长和当局经过“博弈”达成的口头承诺“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1942年1月，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前逝世）的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的搜查，随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随后，竺校长又亲自布置搜集证据，调查事实，并特地去重庆会见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最后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二人保释出来。然而，不久后，史地系学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亦在遵义被捕，后被押至贵阳，直到5月，竺校长才在贵阳见到二人。不成想，正在竺校长寻找营救的办法之时，二人又被转押至重庆“战士青年训导团”的集中营。到了1943年5月，竺校长只身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言及，“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加手铐者，余为之泪下……”。不久，王蕙得以保释，何友谅却被杀害了。这一期间，竺可桢的心灵历程是怎样的惨淡，恐怕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到了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他在精疲力竭之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因为他认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学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葛杯”。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梦般的日子。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

　　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随即浙大的校务“处于内外均不谅解之状态中”，学生执意不安葬于子三则不得取消于子三在校内的衣冠冢，而当局以为只需开除若干“左派活动学生”，“则学校即可安静”，随即开出要捉拿的38位学生的名单，竺可桢以为此种办法，之江大学或暨南大学或许“曾行之而有效于一时，但实际此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一方面艰苦地向学生进行解释，一方面又竭力保护学生，对当局的喝令不予理睬，并称“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最后，他绞尽脑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凤凰山浙大公墓为于子三安葬，送殡的近300名学生取消集体步行游行的方式，改为浙大派5辆汽车载送前往。

　　沧桑鼎革，人在灯火阑珊中。竺可桢却不是转圜如莲转的人，过去浙大发生“学潮”，蒋介石往往责其“过宽”，学生则热情地呼之为“民主保姆”，现在呢，却又斥其“不能对恶势力斗争”。竺可桢到底是夹缝中勉为其难的尴尬角色，后来他的离杭赴沪，也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抉择了。

　　灯火阑珊

　　竺可桢与左翼学生运动的某种抵触，除了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之外，考其用心和初衷，其实也是为学生所着想。当然，这是当年的学生根本不可能体会到的了。

　　1948年4月8日，竺可桢听说学生在演讲会上报告的主题竟是“共产党渡江”，马上告诫学生：“此种瓜田李下之论题，必有一日警局将入校捕人也。”然而不久之后，借着时局的愈加纷乱，学生自治会的壁报索性以“总理叛徒”为标题，画上蒋介石的画像，又“背插一‘斩’字”，全国各大报纸亦纷纷报道“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中心”，国民党浙江省当局遂拟采取行动弹压。竺可桢十分着急，连呼“学生之壁报及自治会之言论随处可以造祸”、“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14日，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宣告此日是“反迫害、反污蔑”的罢课日，竺可桢则表示：“若反动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人，自招祸端。”未几，浙江大学果然成为真正的“东南民主堡垒”，全国各地的高校均派遣代表赴浙大予以支持和响应，竺可桢从教育部得知“南开、北大等学生均派代表来浙大开会，因此特务随之以来，欲乘机加以逮捕”，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却又向当局表示：“浙大学生不能来校逮捕。”

　　从蒋介石，进而具体到浙大的某些有国民党背景的师长，如张其昀、佘坤珊等，一一成为学生壁报攻击的对象（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一些乃是“成绩极坏的学生所为”）。这不免触及了高校传统的“师道尊严”和“教授治校”的理念和规则，因而浙大许多教师纷纷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有辱师门的做法。苏步青、贝时璋、钱宝琮、王葆仁等代表教师面见竺校长，表示“学生如此嚣张，学校要有一处置办法”，史地系全体教师更表示如张其昀被迫辞去，或学生没有受到“谴责”，“则全体将辞职”，且“文学院教员全体与晓峰（张其昀字——引注）同进退”，随之，一些教师（徐震谔、任铭善、郦承铨、王焕镳等）表示将罢课以示抗议。对此，竺可桢表示：“壁报上言论系少数学生所为，绝非公论，但有侮辱师生与攻击个人之处，学校可以查明负责人加以处罚。”他除了严厉要求学生撕去对教师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文字之外，又循循善诱，与学生进行对话，解释浙大的办学理念和方法，一一分述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各委员会以及教授会、学生自治会的职权，“标榜教授治校精神”，亟力主张维护“浙大校风”——“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不过，此时此地、此景此风，已非竺可桢可以从容应对的时机了，他难免“尴尬人办尴尬事”，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恼怒于他的纵容包庇学生，左派则恨其站错立场，帮助当局阻碍学生运动。

　　不久，“中央社”传来一条带有凶险意味的新闻：

　　北平电：本市农、工、商、学、自由职业各团体，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潜伏匪职业学生，鼓励风潮，应共匪军事暴动，非彻底肃清依法惩办不能安定秩序，巩固后方，请教部、青年部解散中大、浙大，重新登记云云。

　　果然，浙江大学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左派学生依然如故，而且变本加厉。

　　6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学生壁报张贴骂青年军之文字，指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因此引起公愤，迫令自治会交出作者姓名。”先前学生壁报发表攻击师长的漫画和文字，教师手无寸铁，不过以罢课作为抗议，但此次壁报攻击的对象竟是手执长枪的国民党青年军，竺校长担心，“如有骂青年军者即口辩，必致发生争执。如有殴打情事，则外面之青年军即行加入，不分皂白逢人便打。如此则金华中学与英士大学之惨案又将发生于浙大”矣。于是，竺校长只好勉为其难，极力阻止浙大内部的70余名青年军学生召开大会，生风作浪，以为对抗。好在竺校长制止有效，兼有统领青年军的蒋经国来函，告诫“不能打浙大”，“此事遂告平息”。

　　蒋氏父子当年鉴于浙江大学是故乡的一所高等学府，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也分别以校友或乡人为念，特别是因为竺可桢主校，在教育经费、用人等各个方面给予照顾，遇有学潮等，亦往往对浙大网开一面，心存不忍。加之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陈仪由台湾调回内地，转任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竺可桢以为“故可说浙大为其母校”，果然陈仪对母校多方垂顾，省却竺校长诸多麻烦（此后陈仪因劝说汤恩伯起义失败被解除职务、押送台湾处决）。竺可桢与陈仪相晤，“谈及大学思想事”，竺“告以办大学之方针以开导为主，渠亦赞同。对于过（去）于子三事件之处（理），渠表示不赞同省方办法”。在这种背景下，浙大处于火山端口而没有粉身碎骨，真是万幸。

　　不过，到了此时，竺可桢的内外压力也就格外沉重了。8月，教育部来员传达总统府密令逮捕各校职业学生，其中包括“国际学联活动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反动刊物之主编人”等，对此，陈仪的态度是赞同竺校长的方法，即“主张疏导，不主张操切从事”，竺校长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即“当不致有派宪兵捕学生之事”，或“如有行动，必以见告”。其时，国民党当局以及其所控制的舆论早已对浙大大为不满，所谓虎视眈眈，省府一些人也力主须“大批开除学生”不可，只不过竺校长一直坚持“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侔，不能施行”。然而，形势趋于恶化，这就等同于与虎谋皮了，当局是一定要到浙大捕人的。8月1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此次要浙大与省府合作逮捕，完全由于国府之命令，已见沪杭报端。”省府最后拿出19人的名单（包括4名教员），竺可桢继续展开“博弈”，表示“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后来陈仪表示“不要牵连太多，至多三人”，这已是最小的代价了。竺可桢依然积极寻求各种保护学生的办法，他对陈仪说：8月22日，特种法庭的便衣军警捕去浙大学生三人，浙大方面除提出抗议、开展营救等，还坚决拒绝军警进入校内，因为此举已“引起全校之不安”；他要求当局“嗣后非有特殊重大罪犯，弗至学校捕人，否则学校中学生人人自危”。陈仪当即表示赞同，但又为难地说：“京中重视杭州捕人事。”此番浙大捕人，先后已有吴铁城等打来电话询问，蒋介石也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浙大捕去多少人，并问“何以只捕三人，颇怪浙省过宽”，而当局掌握的名单竟达40余人。此后围绕这一事件，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他费尽力气转圜，结果却是左右不讨好，——学生方面因判决被捕学生而罢课，当局又必欲弹压学生。竺校长“博弈”的最后结果是：“省政府方面接洽结果已使浙大被传学生减至最少限度”，而学生还要举行罢课，他估计当局“将来难免不再来捕人”，这怎生是好？

　　却说12月12日，竺可桢获知教育部转来的一个情报，内云：自从8月浙大捕人事件之后，“竺校长之态度即或形转变，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无怪社会人士认浙大为共匪之租界”。同时，竺可桢也深知：“余办浙大颇为宵小所不谅解，横逆之来有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凶险，他是不怕的，但又不是大意的。此时浙大学生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教室亦被学生占领，教师无法上课。这时又传来陈仪去职的消息，竺可桢忽然感到“事先毫无所知”，也与其此前在“福建及台湾两次去职时事先先通知者又不同”。有人以为陈仪的去职可能与浙大风潮不无关系，即此前浙大被捕学生吴大信“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竺可桢吃了一惊，忽然也感到：“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但他仍然去为陈仪送行，告别时，竺可桢由衷地感谢陈仪：过去“对于浙大同人给予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为，保安司令部与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同时，竺可桢又因陈仪的去职与此有关甚感不安，“因公洽（陈仪字——引注）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量也”。而代之就任的周岩“就职伊始，其部下已大有暴雨欲来风满楼之概”，竺可桢不免感慨：从来就被人们标榜的“文化城”杭州，恐不久之后，“将成‘武化城’矣”。

　　1949年1月25日，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的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竺校长即以校方名义向国民党特种刑庭要求保释浙大被捕的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他还亲自到监狱探望了五人。翌日，浙大自治会的学生拟集体前往迎接被捕同学出狱，竺校长担心学生的安全，遂请苏步青等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监狱长。这样，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浩浩荡荡，他们在所过道路的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闻之却很担忧。不过，总算“幸告无事”，竺校长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不能不痛苦地感到：自己做校长的日子，应该有个了结了。多少年来惨淡经营一所学校，却不断与恶化的时局以及尖锐、刚性的政治周旋和博弈，他几乎崩溃了。

　　竺可桢作为一名曾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甚赞同，如其所云：“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1948年11月12日日记）更由于自己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也不无反感，并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他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以明确的态度表示了有限的支持，这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害怕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吃亏”。他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并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往往浙大的学生有被捕情事，他总是极力予以营救，并且不时去狱中看望；如果他们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的文字。也是因此，大多数的浙大师生对他充满了真诚的感激，他的那一句话——“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也常常温暖着人们，让人们得以瞻仰这位大气磅礴的校长。不过，可能人们会忽视了他的另一面——真正爱护学生，并不是把学生放到火上去烤。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一个杰出的校长，他有他清明的理性，他的长远的眼光，虽然这些可能会在一个纷扰的时代下被遮蔽、被湮没。同时，今天重新回去考量当年如火如荼的“学运”，应该说除了政党政潮的因素之外，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当时的教育体制、浙大的学风等等。

　　竺可桢执掌下的浙大，他和他的同人们是提出并且真正实践了“求是”的办学思想和方针的。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又失之于过分的严厉和整肃，这不免使许多资质和能力较弱的学生惶恐不安。如有些学科的学生在读完一年级的课之后，只有2/3的学生能够升入二年级去，另有1/3的学生不是开除就是留级；有些学生已经读到三四年级了，却仍有因某一门课重读后不及格而被开除；当时浙大的各系各年级，都有一批把关的教授，据说这些“关”真是难以通过，以致每年都有１／３的学生不及格，好多学生暑假不休息，拼命用功想补考及格，可老师出的补考题，往往比大考还要难；还据说读理科的学生，到四年级时都必须修读一门《文选报告》课（只有一个学分，可是要取得及格却真是登天一样难），选取这门课时，必须要在世界著名的杂志上选出一篇与研究专业有关的论文，然后要把它读懂、读通，乃至读到使全系的老师问不倒的地步，然后才够条件上讲台去向同班同学和老师作阅读报告，如果被老师问倒了，那么只好下次重新讲，而这个“下次”就意味着要再读一年。理学院各系的教授都十分重视这门课，因而每一次讨论都十分认真，这对学生来讲，当然就格外恐慌了。其中，物理系的学生最怕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因为他们二人的知识太渊博了，要想不被他们二人问倒，真是不容易的事（李政道就曾领略过他们的风采）。浙大在当时已然是一所名校了，新生都是参加全国统考被分配来的，可是没想到，他们到了一年级永兴分部报到时，学校规定所有报到的学生都要再考一次，名曰“编组考试”，以便分班，很多新生受不了，有的竟联合起来“拒考”，几乎酿成“学潮”。但他们都尊重竺校长，怕他生气，就派了代表去总部进行解释。竺校长不客气，命令所有拒考的学生都要签名悔过，三天之内如不完成，就停闭永兴分部，这样一来，全体一年级学生500多人只好个个认错，一个个都去注册课签名“悔过”。后来开课了，一年级时几乎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有考试，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过去浙大的学生就是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培养出来的。后来因为“学潮”频频发生，染色也就影响到了浙大的学风，就在“于子三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有一次考试，竟出现了“二分之一不及格（学分）及必修课不及格二次须开除者有七十人之多”的现象，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学生们应该是无比的愤懑吧（也许是“法不责众”，竺可桢听说有“不及格者可从宽留校”的传说，他获知是壁报上的谣言，随即予以辟谣，表示“查无此事”，还是照样执行学校的规章）。当然了，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尊重竺校长，也尊重学校制度的。不仅是学生，竺校长的威严在全校教师中也很有影响，至于学校的制度和学风等，更是他们的生命，浙大当年的光辉，也在于有这样一支戮力同心的团队，使浙大处艰危之中而不坠。在这支团队中，如光谱专家、物理系主任兼附中校长的朱正元就曾说：“竺校长命令我做的事，我从来没有违抗过。”史地系教授西洋史的顾谷宜教授回到杭州后，临危受命，出任浙大训导长一职，他说：“这是竺校长要我干的，我明知困难，也不能推辞。”苏步青也说过：“凡是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他们都是知名的学者，所谓恂恂如也，即便性格暴躁的束星北也是如此。有一年冬天，在贵州湄潭文庙浙大图书馆的门前，石阶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白雪，狂风吹打着门窗，有学生下课后走过这里，看见束星北一个人在雪地里徘徊，学生有礼貌地问他：“束先生，怎么一个人在雪地里？”束说：“声音轻点，竺校长在这屋里，我有事要向他请教。”学生问：“你怎么不进去呢？”他说：“里面有人，等他出来，我再进去。”如是而已。

　　竺可桢有严厉的一面，更有温和的一面。前者，可以让人“误读”，甚至反感，以至激发出“学潮”；后者，更加可以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

　　沧桑鼎革，人在灯火阑珊中。竺可桢却不是转圜如莲转的人，过去浙大发生“学潮”，蒋介石往往责其“过宽”，学生则热情地呼之为“民主保姆”，现在呢，却又斥其“不能对恶势力斗争”。竺可桢到底是夹缝中勉为其难的尴尬角色，后来他的离杭赴沪，也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抉择了。

　　去留之际

　　1949年，是沧海桑田的岁月。这年3月7日，是竺可桢的六十华诞。

　　这天，竺可桢在《浙大日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此前的6日，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竺校长辞而不往。这天，学生又提出要建“竺可桢图书室”，竺校长说：“人尚健在，何必有此举。”翌日，学生又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他将贺礼一律退还，而学生又向他献上一面旗帜，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这，不过是大时代之中的一个小插曲了。

　　4月，“红旗漫卷西风”，红旗插到了南京的城头。不久，竺可桢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国民党溃败，开始抢运人才，浙大训导长、史地系主任张其昀（晓峰）已经奔至蒋介石脚下，从此替代了自杀的浙大校友陈布雷，充任蒋氏的“文胆”，并建议把溃退的路线指向一海之隔的台湾，后来他成为台湾的“教育之父”和“文化之父”。当时浙大哲学系主任谢幼伟、教授牟宗三和客座教授熊十力等，也先期离开杭州，辗转前往广州，他们中有的后来又去了香港，乃至台湾。

　　竺可桢依然不动。

　　26日，竺可桢听说国民党军警闯进上海“交大”并逮捕了80多名学生，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遂于翌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开入浙大捕人，但是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不久，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而杭立武又再次来电催促。何去何从呢？竺可桢舍不得丢开浙大，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当局既然表态无捉人之意，“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此时教育部又要竺可桢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竺可桢决定认真考虑一下，究竟应该去哪里呢？

　　把自己同国民党绑缚在一起，早已不看好国民党的竺可桢决定不走这条道路；共产党么，自己又陌生得可以。这时，国民党浙江警备司令部转来一个信息，仍要他奉命离去，竺可桢预感到危险，多番思考，“不得不出之一走”。于是，他决定单独潜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作进一步的观察，再做决断。不久，他带信给夫人：“决不去台湾或广州。”随之，他再次回拒了杭立武“要事相商”要他去台湾或厦门的命令，并提出辞职。竺可桢又写信给浙大的同人，说自己“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是出于无奈，希其见谅。至于上海各报发表的竺可桢已飞抵台湾的谣言，他说：“兄等置之一笑可耳。”没想到，在上海潜居，偏偏碰上了身怀使命抵达上海的“小蒋”。

　　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有人回忆：是日，竺可桢正从研究院的楼梯上走下来，恰好碰见了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随后马上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可桢回答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听了这话，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于是两人不欢而散。据当年浙大学生的谢觉民的回忆：多年后他去台湾，蒋经国曾单独邀请他午餐，并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另据中科院院士吴征铠先生的回忆：竺可桢与蒋经国会面后，为了摆脱可能的纠缠，竺可桢随即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化学家吴学周商议，吴建议竺立刻迁到比较封闭的一间化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安全门是钢制的，窗子也是如此，并有帘子和百叶窗，门窗关闭后，外边什么也看不见），此后竺可桢整日闭门，只在屋中看书消遣，当时上海有的小报报道竺可桢“失踪”了，这样才没有引起外人的注意。此后，竺可桢又谢绝了傅斯年的来电邀请，至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终于公开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