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书呆作品集微盘:雅科夫列夫谈俄共执政初期

《记忆的漩涡》（节选）

                                          雅科夫列夫著    蓝英年译

编者的话：在本文中，作者雅科夫列夫在谈及“十月革命”时，总是称之为“十月反革命”。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法国革命才是革命的原型，“十月政变”的理论与实践同法国革命正相反对，所以是反革命的。而另一方面，“十月政变”的参与者恰恰也认为自己是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所以是革命的。

此种相悖谬情形源于法国革命的二重性。

作者指出，法国革命的二重性是目的与手段的分裂。革命要实现的目的是《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而作为手段的专政则中断了这一切。其结果是“贪图权力的人，身披为自由和人权而斗争的华丽外衣，他们的凶恶意志渐渐得势。”手段变成了目的，权力取代了权利。

作者坚持法国革命的真谛就是《人权宣言》，“十月政变者们”却认为是雅各宾专政。在作者看来，那正是法国革命“十分反动的”几页，而布尔什维克继承的正是这几页。

那么，权力何以取代了权利？这里有一个容易疏忽的混淆，其认识根源可以说深埋在法国革命的教科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中。

卢梭认为：假定众人在各自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而无法解决的时候，为了获得保障，将个人自由一次性地让渡出去。在这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众人的意志与公共的意志之间，也就是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有着很大的差异，公意所关注的只是公共的利益，而众意所关心的不过是私人的利益，众意只不过是各个特殊意志的总和。”

而实际上，人民作为集合名词，无从实现自己的意志，为使人民的意志即公共意志得以体现，就需要具体的执行者。当“众人”和“人民”被分开，当“私利”和“公意”被剥离，“人民”和“公意”的执行者就出场了。谁反对执行者，谁就是反对“人民”，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于是“人民之友”马拉向那些执行者，向“人民惩治的斧头”发出了镇压呼吁，结果是断头台上人头滚滚，“人民”砍下“众人”之头，雅各宾专政摧毁了《人权宣言》。

法国革命的二重性为人类留下了矛盾的遗产，并且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依据。

从某些方面而言，“十月反革命”的确是雅各宾专政的重演，但其残暴和规模却令后者望尘莫及。同样是阶级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对“阶级敌人”和“人民公敌”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其范围波及所有社会阶层和党派团体。因此，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所谓“人民公敌”，即是“全国人民”，亦即卢梭的“众人”。

法国革命在历经血腥的毁灭与倒退之后，终以自由结局。《人权宣言》终于战胜了雅各宾主义，“人民”还原为“众人”，那个从瓶中放出来的叫做“执行者”的权力怪兽终于被关进了笼子。

而“十月革命”却开辟了一条通往暴力和奴役之路。“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这一目的被无限推迟因而被取消，作为过渡阶段的专政被无限延长。以往的“革命——专政——国家消亡”被改写为“革命——专政——世界革命”，这种“不断革命”，这种不间断的暴力，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是“不间断的反革命”。

一九八九年，受够了的俄国人终于动用《契约论》和《人权宣言》所赋予的权利：如果执行者违约，人民有权推翻它。当然，这只是一个起点。

列宁暴力夺取政权，称1917年十月事件为“政变”，后来改为“革命”，再后来变成“伟大的”革命。

其实这是一次反革命。世界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不间断的反革命。不全面认识这一事件，痛苦的问题便一直折磨着我们，不了解我们国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今天正在发生着什么事。

列宁一开始就建立了战斗的党，而把国家视为“巨大战争中无产阶级的工具”，并且是世界规模的战争。但最具有毁灭性的是他的理念：革命即歼灭性的残忍的内战形式。他批评过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表现得过于宽宏大量——应无情地消灭所有的敌人。

列宁的目标是实现世界革命，他的结论是：国内战争“必将导致专政”，而专政则是“绝对不受任何权力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他宣布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作为自己党的纲领性的目标。不仅如此，一次在革命的狂热状态中，他竟然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手段，不使用暴力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论点已经没有价值。列宁虔诚地相信俄国兄弟互相残杀的战争具有涤荡的作用，而战争的唯一目的是燃起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

列宁留给继承人的遗嘱具有战略性质。他谈到过渡时期的性质，预言这一时期将是“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的整整一个时代。”

政变的实际组织者是托洛茨基。列宁这时化妆躲藏在秘密寓所，以防冒险失败及时逃脱。斯大林也没在起义司令部。因此组建政府的时候列宁提议托洛茨基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托洛茨基拒绝了，推托他是犹太人。乌里扬诺夫·列宁当了主席。不过，姜也不比萝卜甜。

布尔什维克行使权力从欺骗开始。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公布法令，建立人民委员苏维埃，并宣称它是在代表政权的“立宪会议召开前”的“工农临时政府。”

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11月25日，但已经在新政权成立后了。布尔什维克选举失败，因此1918年1月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

列宁在选举惨败后明白，要想保住政权，除暴力和谎言外，别无办法。

夺取政权本身便与背叛祖国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看到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便展开促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宣传。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唯一政策是“无产阶级利用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困难推翻它们。如不愿意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垮台，不促使它垮台，就休想达到这一目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十月反革命是用德皇的钱完成的。德皇的条件是迫使俄国退出对德战争。那时柏林把布尔什维克视为东线作战的辅助力量。必须使俄国中立，肃清东线，因为美国参战后，德国人在西线的战况万分危急。布尔什维克必须与德国人签订和约，以便他们把东线的兵力调往西线。任务并不困难，因为列宁为保住政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出于这样的目的，爱国主义被宣布为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布尔什维克一再说无产阶级无祖国！

1917年十月反革命的“领袖们”喜欢援引1789——1793年法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借助法国大革命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为我所用。仿佛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孕育了十月反革命的思想意识。

我对对比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与1917年的十月反革命的某些事件饶有兴趣。

诚然，布尔什维克集团的行动与法国革命领袖的行动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就其内在的实质和历史的后果来看，两者则截然不同。

1917年十月的政变带有明显的毁灭性，而法国革命却能把十八世纪欧洲的社会实践、科学和社会意识的杰出成果汇集在自己的精神宝库中。法国革命吸收了宗教改革时代和启蒙运动时代的成果。这些十八世纪的成果显示出在历史的发展中，人在智力、道德和社会方面必然发生变化。

这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否定了专制主义，辛辣地嘲讽教权主义的偏见，为充满活力的个性唱赞美歌。

这是卢梭的世纪，他把人人平等的思想看得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重要。

这是孟德斯鸠的世纪，他捍卫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

这是重农派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的世纪，他们提倡自由倡议的思想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原则。

这是爱尔维修的世纪，他认为“利益”是新道德的准则和一切法令的基础。

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给封建秩序做出道德上的判决。尽管他们在观点上有不少分歧，但客观上完成了共同的事业——耕耘并播种了未来变化的智力土壤。他们以本身所具有的才华揭示出充满虚伪的旧秩序，扼杀人性的教条和违反理智的繁琐哲学。旧秩序与人的天性矛盾，而人们渴望建立个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一致的社会。

法国革命向世界宣告伟大的人权宣言。它奠定现代法律意识的基础，向人类提出许多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法国革命宣告：“保障人的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每个国家联盟的目的。”它确立，“自由表达思想和见解是人最珍贵的权利，因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表述、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只有滥用这种自由触犯法律才承担责任。”宣言提出划分公职人员的权力、责任和向人民汇报的义务的原则。

因此，这些理想是美好的，纯真而高尚，面向的是人。

法国革命前的任何一次革命从未宣告过如此崇高的民主理想。但它又暴露出觉醒的期待与现实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自由受到限制，理智的王国被理想化了，期待被蒙骗，对理想的神圣信仰原来是伪善。

革命理想迅速地蜕变是致命的。1789年十月便公布了使用武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法律。1791年二月取缔行会（这种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后，通过禁止罢工和成立工人组织的法律。1791年宪法确立的符合资格的选举法与两年前宣告的人权宣言相矛盾。

革命渐渐显露出救世论的色彩。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危险的谎言。法国革命的领袖，起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坚信自己在为解放全人类、为全世界正义的胜利而斗争。“如果法国的自由夭折，”罗伯斯比尔感叹道，“阴间的黑暗便将笼罩自然界，而人的理智将倒退到蛮荒的时代。专政便像无岸的海洋淹没整个地球。”这就是与世界革命相关的布尔什维克的救世论的种子。

法国革命凸显的问题是后来的革命必然遭遇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对我们仍有迫切性。我指的是目的与手段问题。目的一旦被宣告为伟大的，为达到目的采用任何手段都可以谅解。

法国革命显示，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像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米拉波、圣茹斯特等创造历史的演说家起过多大的作用。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一旦社会集团和政党之间的斗争演变成领袖之间的斗争，斗争的方向就变成料想不到的荒诞无稽了。昨天的战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置荣誉和人格于不顾。今天砍掉雅各宾左派阿贝尔和肖梅特的头颅，明天轮到“宽容”的丹东，后天便是罗伯斯比尔本人了。

马拉向“人民惩治的斧头”呼吁，这把利斧不经审判便砍掉成千上万“歹徒”的头颅。罗伯斯比尔认为：“恐怖便是迅速、严厉和不屈不挠的正义，同时也是美德的表现。”恐怖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打破法律的框框，谁掌权谁就任意挥舞暴力的利剑。断头台砍下伟大的法国人的头颅——化学家拉瓦锡和诗人安德烈·谢尼埃。贪图权力的人，身披为自由和人权而斗争的华丽外衣，他们的凶恶意志渐渐得势。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法国革命显示，暴力革命是甜蜜幻想玫瑰上的鲜血。

这样，法国革命的某几页是十分反动的。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正是把这几页变成为恐怖行为辩解的依据。乌里扬诺夫从年轻时起就崇拜雅各宾派。

法国历史的其余部分由于没有需要而被抛弃一旁，因为俄国领袖另有打算。一群只会夸夸其谈的不学无术的人夺取了政权。他们极为自负，因而看不到自己的无知。俄国社会分裂的制造者从蛇蛋中破壳而出的那一天起，就自始至终是反动分子。天生的，遗传的。他们“经典作家”的著作是恐怖分子的读本。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宗教是鸦片”，家庭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家庭教育”是“恶习”，而进行帕夫利克（告发父亲的少年）的社会教育是救世福音。

列宁集团从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走上犯罪的道路。宣告新政权成立的公告的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就宣称历史赋予布尔什维克以仇恨与复仇为使命。次日，11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会议，会议声称必须“更为坚决地、更为积极地展开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这四个字。

于是，反革命夺取政权的三天后，发布了三项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

政变仅过了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便给“人民公敌”下了正式的定义。“充分意识到当下苏维埃政权为人民和革命的命运肩负的责任，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

法令由列宁签署。后来凡是不合新体制心意的一切人——军官、贵族、官吏、学者、教师、富裕的农民，通通宣布为人民公敌。

又过了几天，12月20日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出现了惩罚机构，这个机构几十年成为与“人民公敌”，准确地说，与全国人民，斗争的主要工具。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年的恐怖史诗。布尔什维克投入大批人马讴歌新政权的目的和手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喉舌《真理报》1918年8月31日重复捷尔任斯基的话，登出纲领性的一句话：“今后工人阶级的国歌应是仇恨和复仇之歌！”向社会底层卑鄙的本能发出的卑鄙号召。从法律的观点看，这种国歌是犯罪的，更不说它包含的卑鄙的道德了。

这天捷尔任斯基向“工人阶级”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让工人阶级用群众性的恐怖手段捻死反革命的毒蛇！……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谁敢发表一丝一毫反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就立即逮捕他，把他关进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讲话，他的副手彼德罗夫斯基向契卡各级地方组织发电报。在电报中他写道，尽管指示已下达，但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尚未组织好。他建议所有被怀疑的人，所有与某件事有牵连的人，通通抓起来枪决。接着写道：“在采用群众性恐怖手段的时候不允许任何犹豫和动摇。”

如果罗伯斯比尔把恐怖手段说成美德，那布尔什维克则把恐怖手段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有效地与我们的敌人斗争，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必须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俄国居民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至于其他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对他们说的，他们应当通通被消灭。”因此，所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便是消灭千百万人。战略路线就此确定，后来由斯大林执行，他杀害了几百万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人道主义者”也被列入这几百万被杀害的大军之列。

1918年9月5日政府颁布著名的《红色恐怖法令》，使恐怖行动合法化。法令中谈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采用恐怖手段绝对必要。

凡是在苏联高校学过《苏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的神话，都知道他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形式公布的《政治遗嘱》（信中他建议撤销斯大林党总书记的职务）。

其实他遗嘱的内容完全不同。列宁给加米涅夫写道：“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行动，是天大的错误。我们还要回到恐怖行动和经济上的恐怖行动上去。”

这时列宁正在制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他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写道：“库尔斯基同志！我认为应当扩大枪决的范围……注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何活动：找到可以把他们的活动同国际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说法（收买出版物和代理处，策划战争等）。请尽快把信和您的看法退还给我。”

不久列宁又给他写信：“库尔斯基同志！把刑法典补充的条款草稿寄上。只是草稿，当然需要修改加工。尽管草稿中有缺点，但我想主旨是清楚的：公开提出原则性的，政治上坦诚的立论（不仅在狭隘的司法方面），说明恐怖行动的本质和为它辩解的理由，它的必要，它使用的范围。”

照列宁的看法，就连可能助新政权的敌人“一臂之力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现在仿佛一切都正确。全国人民处于政权随意处决的条款下。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年2月发出的秘密通令，详细地列出必须人身消灭的社会阶层：

政治党派和组织：

1，革命前政党的全体成员；2，保皇派同盟及其组织的全体成员；3，独立土地所有者同盟的全体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拉达时期独立庄稼汉同盟的全体成员；4，旧贵族所有代表人物；5，青年组织全体成员（童子军等）；6，各种色彩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构的职员：

1，所有旧内务部的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的人员，所有当过暗探局和警察局密探的人，边防警卫队的所有官员；2，旧司法部的所有职员；旧区法院的所有成员，各级法官和检察官，民事法官，法院侦察员，法院执行委员，乡村法院首脑；3，沙皇陆军和海军军官和军士无一例外。

苏维埃体制的暗藏敌人：

1，所有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军、白军的非正规部队、彼得留拉兵团、各种起义队伍和匪帮的军官和军士。被苏维埃政权赦免的人员也不例外；2，白军政府中央和地方部门、中央拉达、乌克兰首领行政机关的所有文职人员；3，所有宗教人士：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父，犹太教拉比，低级教会人员，修士，唱诗班领唱，教堂长工等等；4，所有的商人，大小商店业主，还有“耐普分子”；5，所有土地所有者，有钱的承租人，雇用劳动力的富裕农民，所有工业企业主和作坊主；6，所有潜伏的或留在反苏维埃体制匪帮中人的亲属；7，所有外国人，不管哪个民族；8，所有亲属和熟人在海外的人；9，所有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洗礼派教徒）；10，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他们的政治方向至今仍未明朗的时候；11，曾受到怀疑或因走私受到惩处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等等。

这些文件才是列宁真正的遗嘱。

谁协助列宁，与他关系最密切？

托洛茨基——列宁之后的最著名的十月反革命分子。1905年骚乱的积极参加者。1907年被捕判刑，逃往国外。发动“世界革命”的恐怖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确认恐怖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手段。自1918年3月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军的缔造者。“不镇压，指挥部无权处以死刑，就无法组建军队……”他认为，“内战不屠杀老人和孩子是不可思议的。”

他是出色的蛊惑人心的演说家。对群众极具蛊惑力。他指挥红军，十个士兵中以微不足道的理由枪决一个。把人质引入红军体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根据他的提议列宁颁布法令：逮捕不愿意为新体制服役的军官的妻子和子女。列宁在很多方面赞同托洛茨基的看法——他们相互学习。但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对俄罗斯的仇恨、世界革命的空想和毫无道德。托洛茨基是世界革命的“漂泊的荷兰人”。对他来说，何时何地，与谁制造骚乱完全一样。

他与列宁一样，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事。如果说列宁对爱国主义的态度是轻蔑臭骂，那托洛茨基则做出一副不屑一瞥的样子。天生自信的托洛茨基，肯定俄国古典贵族文化对人类文化宝库没做出任何贡献。他们算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或者像列宁所说的，“恶劣已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还有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

斯大林是嫡派真传的托洛茨基分子。他断送了新经济政策，消灭了劳动农民，即富农。他组织了集体农庄，把农庄变成体制内的“劳改营”，着手实现野蛮的工业化，建立了托洛茨基式的“劳动大军”，美其名曰“苏联民众”，把国家变成规模巨大的《古拉格》式的军营，把托洛茨基的吹牛撒谎变成苏联宣传的基本内容。

1918年11月7日，纪念十月政变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起义的实际工作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收到托洛茨基遇刺的消息后（自然最先知道），口述了一篇文章《国际间谍之死》，发表在1940年8月24日的同一《真理报》上：“那个名字被全世界劳动人民诅咒的人走入坟墓。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失去了忠实的奴仆。外国情报机构丧失了经验丰富的间谍和谋杀的组织者。”

文章结尾写道：“托洛茨基陷入自己编织的阴谋网，堕落到人所不齿的地步。他是被他同党害死的。杀死他的就是他暗中教唆他们杀人的那些恐怖分子。托洛茨基极其残忍地谋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自己最终成为自己的阴谋、背叛、凶残的牺牲品。这个人人唾弃的人，额头上带着国际间谍和刽子手的烙印，如此卑鄙地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1961年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被授予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他是苏联间谍。这正是斯大林从陵墓中移出的那一年。

布尔什维克的实质是：“我们所有的真理都是谎言，所有谎言都是真理。”尽管我十分尊重我的历史学家同行们的著作，但必须指出论述某些人物的著作仍然遵循着从传主生平写起的俗套：生于哪年，在哪儿读书，干过什么，何时去世。这种生平暗含着诡谲——仅仅刊载允许人看到的那部分。人首先是生物，其次才具有其它的社会身份。

列宁是学法律的，但因极度缺乏宽容，所以没当上律师。他便投身革命，因为知道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他没有朋友，他永远与所有人为敌，既不满意沙皇，也不满意普列汉诺夫，更不满意“伪君子”托洛茨基，还有粗暴的斯大林。他不满意资产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他为什么如此仇恨人类呢？自然，这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因为社会环境能创造健全的人。列宁在正常的环境中生长，衣食无忧。显然是心理出了毛病。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样有心理问题。

马克思是犹太人，犹太牧师的后代，但是极端的反犹分子。这令斯大林和希特勒十分赞赏。不论列宁还是托洛茨基从未谴责过马克思的不正常心理。伪造的《犹太复国主义哲人纪录》是在马克思强烈影响下写成的。马克思从反犹主义观点出发，经常把整个资本主义看成犹太高利贷者和剥削者活动的场所。

季诺维也夫——列宁的宠儿之一，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首领。1903年与列宁相识后成为布尔什维克。上过瑞士伯尔尼大学。在俄国南部进行革命宣传，担任过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多产作家，夸夸其谈的演说家，托洛茨基的竞争者，斯大林与“红军领袖”斗争的盟友。斯大林蔑视他的怯弱。季诺维也夫是俄罗斯主要掠夺者之一：把布尔什维克抢劫的数目惊人的财富随意花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当然也没忘记自己。

“我们竭力用饥饿得瘦骨嶙峋的手反对劳动人民和饥饿人民的敌人，” 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给工人鲱鱼，把剩下的鱼尾留给资产阶级。”到1918年知识分子的口粮定量减至八分之一俄磅。他耍无赖说：“我们这样做是不让他们（资本家 ）忘记面包的香味。”

1918年7月11日列宁把农村的全部权力交给贫农委员会。尚留在列宁政府和苏维埃里的社会革命党，坚决反对流氓-蹂躏者的这种恣意妄为。季诺维也夫像通常一样，“慷慨激昂”地反驳道：“阶级斗争终于进入农村，不应哭泣，应当高兴，因为农村总算呼吸到内战的空气了。”

1922年，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列宁渐渐成为“智力上的残废”，季诺维也夫和自己的朋友加米涅夫展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加米涅夫是托洛茨基的妹夫——权力重于亲戚关系嘛。但这一次季诺维也夫马虎大意了，竟然信口说出：“斯大林是优秀的执行者，他永远需要并能够驾驭。”他们把斯大林驾驭到自己被处决。“共产国际领袖”自己不能行走，被人拖出去。他抓住刽子手的皮靴，亲吻皮靴，央求放过他……加米涅夫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感到羞愧。正如诗人曼杰尔施塔姆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用不着砍掉他们的脑袋，脑袋像蒲公英一样自己落在地上。”

捷尔任斯基—— “红色恐怖”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尽管对党功勋卓著——六次被捕，三次从流放地逃脱，蹲了十一年监狱，是个工作狂——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但列宁却不让捷尔任斯基进入政治局。把他置于政治上不受重用的位置。让他当宪兵首脑，做一名“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

有人说，“只有两手干净，头脑冷静，内心炽热的人，才能成为契卡成员”——一派胡言。捷尔任斯基的继任明仁斯基指出：“捷尔任斯基从不是软弱到具有人性的人。”捷尔任斯基执行列宁指示的时候，抛开他所鄙视的一切法律制度。捷尔任斯基不经审讯处决的第一批人是沙皇时期的大臣。

捷尔任斯基发行了一份“理论”刊物《红色恐怖》。拉齐斯在这份刊物上写道：“审讯的时候，不必寻找被告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行。你要向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出身，其次是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和职业。这些问题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实质就在这里。”

契卡分子喜欢把被处决人的名单印出来。1918年仅仅几个月期间，《红色恐怖》便公布处决了五万人，并在报纸上大肆吹嘘。

全俄肃反委员会实际上掌握政权。很难说清楚，谁起主导作用，中央党组织还是契卡地方组织。后者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这些报刊成为鼓吹屠杀、肆意讨伐、枪决、绞刑以及对人各式各样侮辱的喉舌。很多研究者，不仅研究者，还有经历过那些事件的人在回忆录中肯定，在契卡里，特别在地方契卡组织里，麇集着各种罪犯——杀人犯、盗贼和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的匪徒。

1918年末，政权高层对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有过争论。捷尔任斯基在国外治疗。1918年12月25日联共（布）中央讨论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倡议者是布哈林和老党员奥里明斯基和彼德罗夫斯基。他们批评“契卡组织的权限不仅超过苏维埃，也超过党组织。”要求约束充满罪犯、虐待狂和流氓无产阶级中的腐败分子的契卡组织的恣意妄为。

成立了政治监察委员会。加米涅夫进入监察委员会，他也是限制全俄肃反委员会职权的支持者。他建议撤销这个组织。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支持全俄肃反委员会。列宁自然也支持。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苏联党的报刊上不允许对国家机关，包括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恶意的批评”。

布哈林。关于他写的很多了。他发表过《恶毒的札记》，诬蔑天才诗人叶赛宁。好吧，各有所好嘛。但如何理解下面这段话？抄录如下：“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契卡多少无名英雄死于与敌人的战斗中，我们不会忘记，多少人虽活下来但已成为神经变态的残废，有的甚至身患重症。因为契卡工作如此折磨人，它需要精神极度紧张，它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要求具有真正钢铁般的性格。”

看来，布哈林要求对全俄肃反委员会严加管教的时候，宽恕了契卡以往的罪行。契卡分子的工作确实是折磨人的工作。我指的是直意而非转义。往往是五人一起处决。把人脱得精光，向后脑勺射击。要求一枪五人同时毙命。每夜如此……处决谁呢？当然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军官、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商人、聪明勤劳的农民、有专长的人、医生、工程师、法学家。

布哈林以“理论家”著称。斯大林与他玩“猫捉老鼠”游戏。一会儿亲近，一会儿疏远。斯大林有非凡的记忆力。他没忘记布哈林当年如何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对他说斯大林是没原则的阴谋家，除保住自己的权力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加米涅夫记下布哈林激动人心的话，交给“青年托洛茨基派”。他们作为地下传单大量印刷布哈林的话。

很久很久以后，布哈林才明白，斯大林不会原谅任何人所做过的任何事。那时他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卑鄙的信，说加米涅夫是“无耻的杀人犯”，而“杀死这些狗他十分高兴。”布哈林被逮捕后，斯大林在卢比扬卡把他关了很久。知道他会舔斯大林的皮靴。也确实如此：布哈林写诗歌颂斯大林，致斯大林的信里充满阿谀奉承。

图哈切夫斯基。沙皇禁卫军谢苗诺夫团少尉。他被德国人俘虏，在那里结识了法国大尉，大尉叫戴高乐。

图哈切夫斯基幻想征服世界，向欧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革命进军。他是列宁的宠儿，残暴镇压农民，获得“红色波拿巴”的称号，并以此自豪。但第一次遭遇正规军便大失颜面。这发生在波兰。差点被撤职，甚至处决。列宁保护了自己的宠儿。

图哈切夫斯基提升得非常快。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接着便来到坦波夫，那里爆发了人民起义。在镇压叛乱和起义中，对起义者和老百姓首先使用了毒瓦斯。建议共产国际成立世界革命总参谋部。他还出版了一本书《阶级战争》，号召进行世界公民战争，夺取世界，建立苏维埃全世界共和国。他的想法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极为赞赏。

布尔什维克自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但夺取政权后，1918年夏天宣布自己是共产党，示威性地与俄国和西方所有社会主义运动断绝关系。俄国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列宁的“人民公敌”观点为指导思想的一群人。对“敌人”的迫害从扼杀不合他们心意的报刊下手。任何时候极权主义都是从这里下手。“列宁、托洛茨基以及追随他们的人，”1917年11月7日（俄历）高尔基就在《新生活报》上写道：“已经被政权的腐烂的毒汁所毒害，他们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为之奋斗的种种民主权利的态度便是可耻的证明。”

确实如此。还在商议建立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的时候，11月9日政府“暂时”停止人民社会党的报纸《人民话语报》的发行。从1917年11月下半月起，开始了围剿孟什维克-护国主义分子的报纸《日报》的时期。报纸查封了六次，但又以别的报名复刊了六次。1918年5月才最终停刊。

1918年1月末公布了《彼得格勒定期报刊与非定期报刊发行暂行管理办法》。根据暂行管理办法，如报纸发表“具有明显反革命性质的文章”，报纸将被查封，编辑部成员将被逮捕。仅1918年1月至2 月之间，即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政变两个月后，两地就查封了七十家以上报纸。

政权如何解释“反革命”概念，查封孟什维克报纸《新光线报》的情形可以说明。报纸被查封因为报道了奥布霍夫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聚会时，提出取消“政委独裁制”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地方政权紧跟中央。1918年头几个月，图拉捣毁了孟什维克报纸《人民呼声报》，萨拉托夫——《生活报》。到1918年夏季，社会民主主义报刊全部被查禁。

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各政党自成立以来就不团结，互相勾心斗角，而且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事。甚至在监狱、劳改营和流放地，也尽量不与自己立场接近的党派代表接触。起内讧，一句话，大大便于使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消失。

布尔什维克与同伙玩“猫捉老鼠游戏”，因为他们在新体制下碍手碍脚，仍然高喊“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仿佛对周围迅速形成的与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恐怖主义体制视而不见。其实，先前的同伙所提出的社会模式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通通不满意。

随着体制的巩固，列宁本人更加关注镇压机构。最初他的老熟人（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公爵）对他多少有些遏制。斯大林特别仇视社会党人，从不受这些“自由与民主”的拘束。1919年春天，斯大林竭力追究马尔托夫对他“诽谤”的刑事负责。马尔托夫提到1910年斯大林因参与没收财产（即抢劫）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但军事法庭驳回斯大林的指控。

1918年初逮捕了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不论在十月日子里，还是在解散立宪会议时期，都是布尔什维克忠实的战友。4月11日夜至12日莫斯科契卡分队和红军士兵分队缴械了几股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并逮捕了四百名以上的人。

7月又开始迫害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些迫害是该党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对德和约和当局的农业政策的必然结果。布尔什维克把7月6日的抗议行动和戏剧性地逮捕捷尔任斯基看做左派社会革命党妄图夺取政权。大批逮捕社会革命党党员，不论他们参加7月聚会的程度。

列宁是只铁锤，但有时也耍政治手腕。1918年秋天，“红色恐怖”高潮时期，他开始同社会党人玩花招。很多社会党人都感到突然。1919年11月他在莫斯科党的工作者大会上的发言中，透露出“新路线”的思想。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一系列协议”的基础上作为前提，其中也包括“合作社社员和知识分子老爷们”，他们是“唯一的文化分子”，列宁号召党的工作者们要学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协商。

俄国统治者仿佛准备妥协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你们和我们和睦相处，”列宁对社会党人说。“但国家政权属于我们。我们愿意给你们，孟什维克先生们……合法的地位，但……国家权力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一丝一毫都不会让出。”

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指示各省契卡制定监察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最严格的监督措施”，关押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作为人质。这些措施形成政治局决议：“建议报刊加强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扼杀……监督所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封闭《出版之声》和《工人国际》两份报纸。”

什么样的语言！“扼杀”，“监督”，“封闭”……

莫斯科革命法庭审讯社会革命党人斯皮里多娃就是典型的例子。法庭上只字未提她有什么阴谋，谈得最多的是斯皮里多娃在工人聚会上讲了三个小时，而他们，执政党的代表只给了10到15分钟时间。法庭找不出像样的罪证，但仍判处斯皮里多娃“隔离”一年。到了苏联时期，对斯皮里多娃——列宁时期苏联第一届政府成员——严刑拷打，直到她精神崩溃。这件事除内务部的刽子手们外，只有斯大林知道。1941年德国古德里安的坦克迫近奥廖尔市的时候，契卡分子把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没有牙齿，几乎看不见人的斯皮里多娃枪杀了。

自1919年起全俄肃反委员会便制定秘密指令，这些指令后来成为镇压政策的“法律”根据。凡涉及到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定期在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讨论。仅1919年4月至10月间，政治局就讨论了二十五次。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判决通常是关进劳改营“至国内战争结束。”

官方宣传总是说对社会党人的隔离是暂时的（到“劳动战胜资本后”）。然而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地方组织下达的指令却一再强调，消灭外部战线决不意味结束与内部敌人的斗争，因为“完全消灭反革命分子暴乱只能等到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原来如此。恐怖行动和集中营——直到世界革命的胜利。

契卡分子尽量不诉诸法院，宁愿采用不经法庭审判的镇压。1922年1月，捷尔任斯基的副手温什利赫特，与列宁通信的时候，就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问题写道：“有很多案件法庭由于缺乏确切材料而宣布无罪。但我们有很多间谍材料足以重判直至死刑。在整个共和国领土上或在个别地区内，在某种情况下出现的反苏党派的活动家，对他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镇压手段，不需要具体的犯罪材料。”

在各省契卡秘密组建的部门中，以揭发社会党人并把情报机构打入他们内部为使命的全权代表开始行动。从1920年开始，很多契卡小组从事这项活动。到1921年至1922年苏联政治保安总局下属十个分队中有六个分队专门镇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但契卡分子并不十分满意这样的行动。需要把全党都纳入契卡系统中。始自列宁。列宁说，好的共产党员一定是优秀的契卡分子。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克谢诺丰托夫要求契卡地方组织“建立灵活而牢靠的情报机构，要做到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情报员。”

我在政治局的档案中看到1920——1922年通过的许多专门针对孟什维克的决议。1920年6月所有人民委员都接到指示：“在部委会中政治上多少有影响的孟什维克不能留在莫斯科，把他们赶到各省去。”1921年12月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孟什维克的决定》写道：“禁止他们进行政治活动。最活跃分子通过行政手段发配到非无产阶级中心，取消他们担任选举产生的职务，以及所有与广大群众接触的职务。”

1923年下半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秘密审查委员会，其中“清一色”的外交和外贸委员会的人民委员以及他们所设立的国外机构的成员，都是先前社会党成员。委员会倡议此后由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在国外机构中工作，以便“从内部监视”苏联职员。这种情况至今未变。

马尔托夫说，发动“疯狂的”和“无耻嗜血的”反对孟什维克的运动，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在1919至1920年间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取得局部胜利。在1920年的选举中，孟什维克在莫斯科苏维埃获得46票，哈尔科夫苏维埃——205，叶卡捷琳堡苏维埃——120，克列缅丘克苏维埃——78，等等。用马尔托夫的话，这使布尔什维克“疯狂发作”并不奇怪。

判断这时期工人的情绪，下面这个情节最为有趣。1920年在选举进程中，在彼得格勒的一座化工厂，列宁作为与马尔托夫竞选的候选人被提出。公开表决的结果，列宁得8票，马尔托夫得76票。列宁对自己的老朋友和亲密战友异常恼怒。

不仅所有契卡成员，还有各级法院都收到列宁的指令：“凡公开支持孟什维克主义的人我们的革命法庭应当处决，不然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声称。1922年苏联第一部刑法典出现了“著名的”对“行为”处以死刑的第五十八条款。“行为”的概念故意含混不清（不仅包括“组织反革命武装起义或武装部队或匪帮入侵苏联领土”，也包括“在中心城市和地方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顺便提一句，1927年的刑法典的第五十八款有十八项，其中十三项是“枪决”。

布尔什维克扼杀农民的经济政策反革命政变后立即开始：余粮征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性的义务劳动（畜力的，木材采伐的）。从1918年中期军队便直接占领农村。使用了武装部队。武装部队配备大炮、装甲车甚至飞机。他们在农村巩固了“社会主义”秩序，其实是——国家抢掠。1918年5月，即“红色恐怖”正式开始前，军事法庭（与全俄肃反委员会联手）有权判处不把粮食上缴给征粮队的人死刑。

除征粮队大军、新组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公安部队和一部分正规红军外，从1918年8月起军事粮食局（收割征用队）开始在农村行动。人数超过两万人，而1919年春——还有特种部队——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各省县所组建的“党卫军”，“协助苏维埃政权与反革命斗争”（1921年干部编制近四万人）。

用列宁的话说，红军十分之九用于“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征收并运送粮食和燃料”。请注意：不断采取军事行动。制定“使用机枪抢夺粮食的行动计划”是布尔什维克主要的政治目的。1918年6月11日全俄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建立贫农会的法令，旨在协助征粮部门剥夺粮食，但主要的还是——把国内战争的烈火蔓延到农村。

征讨农村的鼓舞者是党的最高层，首先是列宁。他公开发誓，要许可粮食自由贸易，先得“尸横遍野”。1918年8月列宁倡议从“富农、寄生虫和财主”当中扣押人质，他们以性命为“最短的时期内按时付清摊派的赔款担保”。

对农村军事占领的结果，农民濒于饿死的边缘。在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1920年10月）的报告中谈到，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饥饿的农民聚集一起，请求粮站哪怕给他们拨发一部分粮食免于饿死。加米涅夫说：“这些人群通常被机枪扫射”。

特别是政权逐渐巩固的“盗匪猖獗”地区，成立了非常管理委员会——县级的政治委员会，村级和乡级的革命委员会。把这些地区看作“敌占区”，其重要性“等同于内战时期的前线”。这意味着对当地农民不经审讯便严刑拷打直至枪决。契卡分子当然不肯落后。乌克兰肃反委员会主席拉齐斯证明：“契卡分子残酷地镇压了这群吸血鬼（农民），让他们永远不敢造反。”

最大规模的起义发生在坦波夫省。他们得到与其接壤的沃罗涅日省、萨拉托夫省和奔萨省各县的支持。1921年2月末至3月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首的委员会与“安东诺夫匪帮”（安东诺夫为社会革命党人）斗争的全权。1921年6月11日发布的第171号命令就出自他的笔下。我摘录如下：

“1，拒绝通报姓名的公民不经审讯就地枪决；2，藏匿武器的农民扣留为人质，在拒绝交出武器的情况下枪决；3，逮捕藏匿匪徒的家庭，并将其驱除出该省，没收其财产，家长不经审判枪决；4，藏匿匪徒家庭成员或财产的家庭，视为匪徒同伙，其家长不经审判就地枪决；5，一旦匪徒全家逃跑，其财产分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留下的房屋烧毁。”

四月底，列宁要求“为尽快镇压暴乱做出表率”，并指令这次行动由图哈切夫斯基独自负责。同他一起来到坦波夫省的还有其他军事长官和惩治部门人员：乌博列维奇、科托夫斯基、亚戈达、乌尔里希。从他们的到来，官方用语中确立了“占领制”的提法。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下令“用毒瓦斯清除隐藏在树林里的匪徒”。总指挥同时要求“毒瓦斯像一团云笼罩整片树林，消灭隐藏在树林里的一切。”

西伯利亚也留下讨伐队的斑斑血迹。那里发生了上千次的农民起义。在镇压起义者的时候，地方当局大量使用扣押人质的惯用手法以及连坐法。不仅在起义部队接近县乡中心或杀害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时候枪决人质，就连电话线和铁路遭到破坏，散布“挑拨离间的谣言甚至有丝毫损害政权代表权利的意图”也要枪决人质。

在执行消灭作为社会阶层的哥萨克的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大地血流成河。当权者的目的是铲除哥萨克的古老的社会基础，肉体上消灭最热爱劳动和自由的那部分哥萨克。

1918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刚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就把哥萨克推到新政权的对立面。在哥萨克聚集的较大的地区（顿河、库班、奥伦堡和乌拉尔等地区）组建了与布尔什维克专政进行武装斗争的军事分队。从此哥萨克被视为白军的“主力”。1919年1月24日党中央向各地发出电报，提出目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富裕哥萨克的恐怖行动，把他们逐一消灭；对全体哥萨克，凡是直接或间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大规模的无情的恐怖行动”。

1920年10月，北高加索特命全权代表兰德尔，出发前列宁接见他，向他做了指示。兰德尔允诺将极其残酷地镇压“白的和绿的匪帮的所有起义”。他的一道命令恢复了北高加索的秩序。命令写道：所有隐藏“白军和绿军”的村镇通通销毁，成年居民一律枪决。

起义者的亲属被扣为人质，在“匪帮”进攻时同样枪决。如个别乡镇和城市群体闹事，列宁任命的地方长官写道：“我们将在这些地方采取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一个苏维埃活动家被杀，我们将杀死几百个村民作为报复。”

除中央批准的枪决、征用和放逐外，地方革委会卖劲地“从裤裆里搜查”，拼命奉迎巴结，显示革命的野蛮，嘲笑哥萨克的民俗，甚至挖苦“哥萨克”这个词。哥萨克地区实行全部充公政策，把哥萨克农民的东西通通抢走。充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粮食，也剥夺了种子，使农民刹那间失去一切。1921年春天剩下的粮食吃光了。爆发了大饥荒，到夏天仅顿河地区就有一半居民受灾。

灾荒是人为的。谁不制造灾荒谁便受到惩罚机构的严惩。如肖洛霍夫所写的那样，谁都可以逮捕人，从农庄主席到管委会成员，从村苏维埃主席到党支部书记。上千名哥萨克被枪决。村子荒无人烟，几百万公顷土地长满荒草。

新统治者特别仇恨知识分子。还在1908年列宁就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用正在下降，到处传来知识分子退党的消息。这就是这群混蛋要走的路。”原来“混蛋”这两个字不是随口说出的。1919年9月列宁同样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在为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知识分子（资本的奴仆）的斗争中，工农的智能在增长、成熟。标榜自己是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其实不是大脑，而是大粪……”

这些话首先表明“新首领”的文化水平。但悲剧在于他们得意洋洋所显示的，比列宁使用的“心爱的词”严重得多。这些词汇反映了新领袖的性格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全部政策。

首先要提到的是，布尔什维克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设立图书监察机构，即最初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政治部（1919年5月20日），稍后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1922年6月6日）和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1923年2月9日）。这些机构与特工机关密切合作，确切地说，是在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和全俄肃反委员会共同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央机关是由下列部门组成：检查处（执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和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的审查制度，暗中检查信件电函）、秘密政治处第四和第五科（隐藏在艺术与科学界的举报员负责搜集情报）和负责驱除“反苏知识分子”的特别局。这些机构无法无天的活动让人不寒而栗。以政治检查处处长1922年9月4日的呈文为例，仅8月一个月内，检查处的契卡分子就从寄往苏联的30万邮件中检查了13万5千件。寄往国外的28万5千件邮件同样受到检查。

这个处里的人员可以给文学作品写评论，可以取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和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如果决定是肯定的。契卡分子经常观看戏剧演出，参加群众活动，把他们认为可怀疑之处记下来，然后根据他们的记录对“犯罪分子”做出行政处分或刑事处分。一个叫布利茨的检察员1924年4月10日观看杜罗夫表演马戏，看出在“与动物的表演中，用海豚影射宣传鼓动家”，以及很多反动的俏皮话。“艺术行家”打了报告，要求必须禁止马戏团上演这个节目。

查禁与镇压联手行动。还在1918年夏天，布尔什维克怀疑诗人布洛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阴谋有牵连，逮捕了布洛克。根据编造出来的“立宪民主党中央”案件扣押了导演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和演员莫斯科温。

1920年10月19日逮捕了诗人叶赛宁。我面前放着编号为13699的逮捕证。还有审讯记录。上面写着叶赛宁是作为被告而被审讯的。

下面是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一个便条，全文如下：

“被告叶赛宁参加反革命活动案件。审讯表明叶赛宁公民近三个月不在莫斯科，被交通委员部派往高加索和梯弗里斯，返回莫斯科汇报时在公民库西科娃家中被逮捕。经过审讯无法确认叶赛宁与库西科娃夫妇案件的关系，因此我建议叶赛宁公民在布留姆金同志担保下释放。苏联契卡全权代表。”（签名字体不清）。

尽管证据不足，但仍然取保后才能释放。

“塔甘采夫案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但因这个案件处决了97人，其中有著名诗人古米廖夫。俄国泌尿学奠基人费奥多罗夫、前司法部部长马努欣、著名农艺师维尔沃、建筑师伯努瓦——俄国伟大画家亚历山大·伯努瓦的弟弟、女护士格林尼舍娃·库图佐娃以及其他人也被牵进这件案子中。

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俄国失去知识精英最多的年代。几千名俄国知识分子著名代表离开了俄国。哲学家、作家、法学家和艺术家离开俄国到国外去。杰出的俄国文化代表——夏利亚平、布宁、列宾、安德烈耶夫、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科罗温和沙加尔等……构成俄罗斯光荣的所有人的名字难以计算。

1922年5月24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建议委托捷尔任斯基制定把知识分子驱逐到国外的计划，并在“一周内”向政治局报告结果。同年8月18日总保安局向列宁呈交报告和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拟定驱逐出境人员的名单。在报告中指出，凡自动回国者一律枪决。莫斯科的名单中有67人。名单是按大学名称排列的。并标明被驱逐者的身份：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授、莫斯科交通学院教授等。其中还有“反苏维埃的”作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彼得格勒名单上列有51人。

第一批被驱逐出境的是莫斯科人。别尔加耶夫、斯捷蓬、洛斯基、伊利英是乘船离开的。前三位被驱逐是因为他们在莫斯科出版论文集《施本格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及欧洲的衰落》，文章中对社会主义注定胜利提出争议。列宁认为这是“用文学掩护白军组织”。莫斯科大学校长、生物学家诺维科夫滞留国外。历史学科受到严重损害：布尔什维克把基泽维特尔、弗洛罗夫斯基、梅利古诺夫等人驱逐国外。乘坐同一只船走的还有索罗金。

俄国“大脑的流失”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担忧。从一方面，西方世界对布尔什维克的疯狂举动欣喜若狂——俄国的伟大学者用自己的著作丰富了西方的智力群体。另一方面，对待知识精英的野蛮态度加剧了对被称为世界革命海燕的国家的恐惧。因而苏维埃的领袖们必须做出解释，证明自己正确，走出政治和经济的封锁。

我引用两位最为知名的布尔什维克——特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话说明这一点。前者在一次答外国记者问时说，被驱逐出境的人对当前的政治没有危害，但将来可能构成危险。因此驱逐出境是“有预见的人道主义行为”，因为一旦战争蔓延这些人可能会被处决。（见1922年8月30日《消息报》）

报纸上开始了对被驱逐出境的学者的科学成果肆意贬低。《真理报》信誓旦旦地写道，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因为要成为真正学者的人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布哈林在评论社会主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时候，发挥了这种看法。1925年他声称，“党是跨过尸体获得政权的。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坚强的神经，还需要对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基础上的革命道路的知识，历史把我们引上这条路。”他接着说，“必须把知识分子干部在意识形态上按照一定的方向加以训练。不错，我们训练他们就像工厂制造产品那样。”

从1918年春天起对一切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开始实行恐怖行动。恐怖行动的倡议者是列宁。

文件证明，神父、僧侣、修女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把他们钉在圣像壁中门上，剥下头盖皮，用神父法衣勒死，放在沸腾的松脂锅中煮，把烧化的铅弹当作圣餐，在冰窟窿里淹死。仅1918年处决了三千名神父。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第一个五一节，布尔什维克命令所有人参加游行。但不幸的是1918年5月1日恰逢受难周的星期三（俄历），信仰宗教的人不能参加苏维埃游行。开始了逮捕和处决。彼尔姆教区的领导成员全部被消灭。奥伦堡教区镇压了60名以上的神父，其中十五人被处决。叶卡捷琳堡教区仅1918年一个夏天枪决、斩首和淹死47名神职人员。列宁写的很多便条说明他对宗教和神父的态度。便条充满对东正教的仇恨。他在1919年12月25日的便条中写道：“……与‘尼古拉’和解是愚蠢的：发动所有契卡成员，枪毙由于‘尼古拉’而不上班的人。”

与此同时，1919年末布尔什维克探究，能否建立由“红色”神父主持的“苏维埃”教堂。原来可以。全俄肃反委员会首脑捷尔任斯基很快就反应过来，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教堂置于他的麾下。1920年12月他给自己的助手拉齐斯写道：“我的意见：教堂正在坍塌，应予以帮助，但绝不能翻修成原来的样子。因此毁坏教堂的政策应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执行，而不是别的机构。不允许党与神父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

经列宁同意，惩治机构控制俄国所有宗教团体，此后苏联的所有宗教团体。

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会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给圣像装上金银服饰，服饰上珠宝闪闪发光。圣经封面是烫金的。几代最卓越的首饰珠宝匠制作的教堂的器具都是无价之宝，成为殿堂、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区教民的骄傲。教堂做了很多有益的社会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等。

众所周知，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对上百万人饿死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他的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

天真的大牧首耐心等待回音。而这时列宁签署了《关于没收教堂财产以赈济灾民》的法令。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队伍冲进教堂和修道院。这群匪徒趁火打劫，给俄国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

大牧首被骇人听闻的事件震惊，向“俄罗斯所有东正教教民”呼吁（2月28日），宣布当局的行动是对上帝的“亵渎”。布尔什维克对抗议的人毫不客气。文件证实，信教的人群在机关枪的扫射下四散奔逃，被捉住的立即枪决。

当局试图把强盗行径的罪责推给教会。1922年3月28日政府的特别通知写道：“教堂的珍宝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属于人民……只是教会中一小撮惯于享受奢侈、黄金、丝绸和宝石的贵族，不想把教会的财宝用于拯救几百万即将饿死的人。教会的一小撮特权阶层贪婪成性，千方百计地把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惜阴谋犯罪，甚至公然挑唆暴乱。苏维埃政府对信仰宗教的人充分理解和容忍，但对穿丝绸、戴项链的教会的头目妄图在工农国家建立的教会贵族的独立王国决不容忍。”

出色的蛊惑。列宁是直接的煽动者。1923年3月19日他致政治局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司法人民委员部和革命法庭领导的信中写道：

“没收贵重物品，特别是阔绰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内的贵重物品，要坚决果断，雷厉风行，不择手段，在最短的时期完成。为此而越多枪决反动的神职人员代表对我们越有利。现在要好好教训这帮人，让他们对反抗的事几十年连想都不敢想。”

因此枪决越多越好。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教堂的主教们为什么不问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怎么评价自己领袖的这番话？

著名政治学家伊戈尔·布宁认为，掠夺者获得的纯利润，据专家最保守的估计，价值一亿五千万金卢布。某些研究者断定，把这个数字翻两倍也不会错。正式的统计数字是：1922至1923年从国外购买的粮食只用了一百万卢布——仅仅购买种子。至于牲畜和农业工具，根本没购买。价值连城的珍宝到哪里去了？

“世界交易所金价暴涨暴跌，专家们把交易所的震荡与这种金属大量从俄国进入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今天在这个不幸国家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完全可以称之为‘黄色魔鬼党’”——英国《卫报》1923年3月写道。美国《时报》同样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伦敦商业区按拍卖价格以六百万英镑购买了两栋六层楼的楼房。在马克思安葬的楼后面竖立起气势恢宏的马克思铜像。这一切都说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有花钱的地方，但却说从教会没收来的钱用于赈济灾民。我们现在才明白，俄国是个多么富庶的国家。”

对大牧首吉洪的公开呼吁置之不理。按照列宁的指示，教堂被“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行动在“最短时间内抢劫一空。”枪决了32名都主教和大主教，几千名神甫、助祭和僧侣，还有一万多名教徒。1922年5月大牧首吉洪和主教公会成员被逮捕。

在联邦安全局保存了一份雅罗斯拉夫尔大主教阿加凡格尔的案卷。卷面是不知谁写道：“案卷具有历史意义。”1922年5月5日托尔戈修道院来了一位“红色”大司祭科拉斯尼茨基，大主教就住在修道院里。红色大司祭要求大主教在一封所谓“神职人员”呼吁书上签名。呼吁书谴责大牧首吉洪和他周围的人参加反革命活动。大主教拒绝签名。两天后逼他在不离开住地的保证书上签名，禅房派人把守。过了一个多月，全俄肃反委员会指控大主教阿加凡格尔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利用教会反对现行政权，散布当局迫害教会的谣言，借以煽动教徒反对苏维埃政权，散布吉洪的呼吁，阻挠当局没收教会财产，组织教徒集会抗议当局的措施。”1922年10月30日大主教阿加凡格尔在雅罗斯拉夫尔被捕，后被押送到莫斯科，关进卢比扬卡监狱。1922年11月25日七十岁的大主教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

流传的列宁谴责反犹太主义的神话。这是谎言。社会民主党（布）中央的提纲草案《关于乌克兰的政策》（1919年秋天）写道：“对乌克兰的犹太人和城市居民要严加管束。把他们派往前线，不允许进入政权机构。”（在特殊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阶级监督）。不能流露出露骨的反犹主义，它得做个遮羞的附注：“表达得体：犹太小资产阶级。”

1917年政变结束了反犹太主义是谎言。且看大牧首吉洪对东正教教民的呼吁。这是在1919年。

“……整个俄罗斯变成战场！还不只这些。以后更加恐怖。不断传来屠犹的消息，殴打整个民族，不分年龄、过错、性别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啊，耻辱就在你身边。但愿你不要受到诅咒。但愿你向上天呼吁的手不要被天怒人怨的鲜血染红。别被基督的敌人，魔鬼，用复仇的嗜好所引诱，玷污代替信仰的功勋，借暴徒与迫害基督者之手玷污你痛苦的价值。记住：屠犹是你敌人的凯旋。记住：屠犹对你是侮辱，对神圣的教堂是侮辱！……”

反革命就这样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