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盘管安装改造:在港读书的内地学生

2011.08.09160来源：南都周刊0条推荐[8]
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求学。

黄凯
来自广州，香港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主修统计学。他也是港大长曲棍球队队员，每周要训练三次，他喜欢这种有身体冲撞的北美式激烈运动，也喜欢香港大学“非常严肃的学术风格”。他住的那栋宿舍是由教会的神父管理，很严格，所以他只能在宿舍外面接受采访和拍摄。

黄馨迪
黄馨迪在自己的宿舍。她来自上海，环境保护专业本科生。她是学生会理学会环境生命科学学会的外务副主席，在新生报到前要负责非常繁多的事务，但她仍 然几次抽出时间帮助记者寻找和联系同学接受采访，非常耐心。她很满意自己在港大可以接触到国际上最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和信息，期待着以后出国深造，—“不 过，我肯定是要回国工作的。”

陈浩然
来自佛山，在科技大学读机械工程和工商管理双学位课程，他也是学生乐队的小号手和乐团内务副主席。“在科大读书，以后出国深造和就业的机会比内地 多。”他认为，内地的名牌大学一些理科的基础学科研究比较扎实，但科大的工科教学实践性强，结合实际。他对内地高中生的建议是：不要过于相信大学排名，但 要找到合适自己的大学和专业。

王欧亚
刚刚由妈妈陪着来港大报到的新生王欧亚，来自上海，她将要入读的精算理学士是非常热门的专业。她初中时来过一次香港，非常喜欢这里那些“又小又精致 的街道，大家都守秩序”。她靠看香港TVB电视台的连续剧自学了一口不错的粤语，由于高考成绩和面试成绩都很好，她获得了港大一年12万港币的奖学金。 “每年学费11.9万，我还能剩1000块零花钱。”不过，家人还得负担她在香港每年4万左右的生活费。

夏源  徐秀祺  刘京
会计专业的夏源（左）、电子计算机工程的徐秀祺（中）、工商管理的刘京（右），分别来自珠海、广州和北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电影协会的委员，正在 新生营里为自己的团体招收新人。科大有800多名内地生，其中400人是电影协会的成员—吸引力主要是协会经常有赞助的免费电影票和每周的看片会，他们自 己在暑假还拍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是关于鬼故事的，还没起名字，有15个会员参加了拍摄。”

沈圆圆（左） 李濛
“我们是患难之交”—统计专业的沈圆圆和语言学和法语双专业的李濛，分别来自上海和贵州。他们在6月份刚刚参加完一个为期3周的志愿者活动，由17 个港大学生组成的队伍去了非洲的加纳支教当中小学老师，要面对只能在井里打一小桶水洗澡、停电、恶劣的交通和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李濛充分发挥了语言学优 势，负责采购，他可以把一些小贩漫天的叫价谈到合理成交，被称为“砍价小王子”，个子小巧的沈圆圆是志愿者领队之一，“内地大学可能不会让我们去非洲参加 这样的实践”。她来自上海非常有名的上海中学，是上海的“四大名校”之一，每年都有10－20个同学来香港念大学。“都成为我们中学的传统了。”对语言学 有狂热兴趣的李濛超喜欢港大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每天听到的不仅仅是普通话和家乡话。李还是港大内地本科生联合会的执委，“不是管理同学，是为同学服 务”—他强调了这点。
文/图_桑田
他们摆脱了中国式的大学环境，负笈香江求学，香港给他们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四年成长，最终临到毕业时，他们发现自己难以离开这座城市，尽管商业主导了城市价值，但扑面而来的自由气息，始终让人难忘。

“如果单单是读书，那就不用来香港了。到这座有‘市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之称的城市，也是为了感受这里的文化。”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乔申说。
记者_黄修毅  实习生 洪沁  香港、上海报道
2011年重庆市理科状元韩文博，先后拒绝了北大的保送和清华的录取通知，决然选择了香港大学。父母这样解释儿子的选择：“在香港能安心搞科研”。而他的父母，均为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来自安徽阜阳太和县的丁颖，还在为她的学费发愁。因为听老师说“考取了可以有高额奖学金”，她第一志愿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工科专业，但658分的高考成绩却没够上香港中文大学的奖学金基础班。如今，她只能指望当地政府帮忙。
在每年高考季，香港高校都会引发舆论的一通口水战，仅在今年，就有17名高考省市状元舍弃内地高校投奔香港。其中包括北京的三名文科状元，以致还引发了北大教授王诗宬作出 “选不选择上北大是素质问题”的论调。
自2003年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后，香港大学在内地已由最初每年招收不到200名本科生，发展到如今1400人的规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更把触角伸向了内地的31个省份，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也将有学生负笈前往香港求学。香港的高校，成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常规选项。
北大清华“落跑族”
背后的维多利亚港灯火通明，一个青年紧抿着嘴，这张十年前的照片，乍看像是小照相馆的布景成像。耿春亚掂着照片打量自己，那个从江苏淮安考入清华大学，又投奔香港的青年，现今已是香港永久居民。
2001年，耿春亚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以“交流生”的身份第一次到了维港。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考察遍了香港的八大高校”，他认为：香港科技大学在西贡风景优美，但位置太偏；香港中文大学在沙田占山为王，去深圳比到中环还要近；至于港大，“气氛像北大，我一个清华毕业生不喜欢。”
这次游学之后，耿春亚下定决心要去香港读书，2002年，他争取到了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如愿以偿地进入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他圈定九龙塘为自己的起点，“因为这里是香港的心脏”。九龙塘以依山而建的购物中心“又一城”闻名，香港城市大学通过与一架商场内部的扶梯相连，呼吸着整个香港社会的物质气息。
正是这股气息打动了耿春亚，“城大就像一个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看香港人如何处事，看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当年，他是唯一一个从清华来港的学生。尽管在清华同学看来，这不吝“是个疯狂的决定”。因为以耿春亚的学术成绩，外加手握四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科研论文，完全有条件去麻省理工。
但在香港短暂求学过程中，香港吸引了他，“这里充满公平、公正机会的社会，而对有实力的人来说，公平性非常重要；香港有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工商服务的软硬件环境，只要你想创业，只担心自己的能力问题”，耿春亚对自己的规划就是日后从商，香港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
而在香港十年，求学，创业，结婚，买楼，“我的同学中，不管在北上广，还是国外，有几个买了房的？”能够在香港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买房，是耿春亚的成功指标之一。
在耿春亚的年代，能去香港读书的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而在香港高校自2003年开始招收内地自费生后，到香港求学的学生，每年呈加速递增的趋势。这些学生也不会再面对耿春亚当时面对的讶异目光，对香港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自然不过的选择。
大三学生王璇，高考前先是被清华大学提前招生录取，签下一纸“排他性录取”的合约。高考发榜后，不满被调剂去了非自己志愿的专业，但困于预录取协议而上不了北大。一气之下，父母就支持她去了香港大学。
北京四中毕业的刘策，高考被北大录取，但未能进入自己的第一志愿光华管理学院，他宁舍北大，而自费来了香港。而同学中，大部分都是像王璇和刘策这样的情况。
这也使得香港大学的商学院，成为内地学生最趋之若鹜的专业。2009级香港大学录取的300名内地学生中，有116人就读于商学院。内地生在港大商学院因此成了大多数，占总人数的近四成。
在港大商学院的成绩排名中，上半区几乎被内地生包揽。学院里甚至流传着这样的笑话，香港本地学生在考完试后，自我感觉不错，会感叹一句，“达到了内地生的平均水平”。
港大教务处主任王女士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承认，内地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略胜一筹，尤其是理工科。而且近年录取的内地生的英语水平有惊人的提高。
即便像讨论课这样内地生相对陌生的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内地学生的组队提案能力也不落下风。“香港学生除了国际学校出来的，大部分人却说得一口‘broken English’。”王璇说。所谓‘brokenEnglish’学名langue，是英殖民时期的产物，原指华人和东南亚社会中通行的蹩脚英文。
“这里的竞争不如清华北大，更容易取得好成绩。”刘策早早打定了出国继续深造的主意，这个一心关起门来读书的学生，甚至很少跨过眼皮底下的维多利亚港，涉足校园以外的香港。

已经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耿春亚。
民主墙
初次跨过维港，耿春亚乘的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天星小轮。目光还在中环楼顶的“汇丰”“中银”霓虹灯间流连，小轮已停靠尖沙咀的码头。就像很多内地游客一样，更让人开眼的世界在这个已经绿漆斑驳的前殖民哨站展开。
大幅悬挂的黄色标语，满眼都是敏感词汇。广播喇叭用粤语、英语、普通话轮番轰炸码头上游人的耳朵。耿春亚好像一时失去了辨识力，过去在内地十多年的教育在他身上突然无从施展。
每到“七一”，港岛的“铛铛车”停摆，从铜锣湾到上环的游行人流在眼前滚滚而过，耿春亚在马路牙子上驻足观望一下标语，就不声不响地走掉。“我尊重每个人表达的权利。”是过去的十年的香港生活在耿春亚身上磨砺出的理性。
每一所香港的高校，在内地被宣传栏占据的地方，几乎都竖了一面“民主墙”。暑假期间也热闹如常，有落款“学生会”的海报，公开为历史纪念日倡言；也有落款“学生A和B”的举报信，矛头直指系里学生干部的任用不公。从宿位争执到国际政治，不一而足。
耿春亚所在的香港城市大学的“民主墙”文化，更有一条别具特色的定规。学生可以在民主墙的“大字报”上任意批注，但必须注名所在学系的代码。以至于常可见到反复圈画的涂鸦，“某某同学是中文系毕业的吗，有最起码的科学常识吗？”
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林声群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香港校园的民主文化，也刺激了内地生加入到对学校政策的倡言和改变中。2005年录取城大的学生，被强制性要求上数学课。但部分内地同学的反对，经过联合签名倡议，甚至找到他本人，最后校方审定，通过了文科学生免修数学，工科学生选修数学。
耿春亚在毕业后被推选为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进而入选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委员，并推动香港政府最终在2008年通过“内地生无条件延长居留一年”的政策。这也开启了一大批一年制硕士生的拥入。
家在上海的乔申就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录取，就读一年制硕士。他对中文大学创办之初就以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早有耳闻。乔申一开学就在录取资料袋里收到了一只小卡套。两个扭曲的小人图案上，刻几个红字“性工作者维权”。
“如果单单是读书，那就不用来香港了。到这座有‘市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之称的城市，也是为了感受这里的文化。”乔申说。
入学之后，他在校园里、民主墙、餐桌上到处可见这个小画符，“性工作者维权”的主题贯穿了整个学期。在中文大学山脚下的火车站，时而可以撞到香港学生就地围成一圈，拍手顿足，口呼“反对改建学校“，要求罢免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校长刘遵义。等到乔申返身上山，又在被称为“烽火台”的中文大学校园平台上，被这动地呐喊所震。
“这在内地简直不可想象。”乔申一度找到“庄” 上（港校称社会团体为“庄”），想要入伙，但在校园一年的逗留，粤语还没说溜，就已经被抛到了就业市场。

陈子翔（右一）和他的团队伙伴。毕业于城市大学的陈子翔以他的粤语优势，每年承担百来号内地学生语言特训，志在消除内地和香港学生之间的交流障碍。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间港、深两科技项目孵化企业的老总。摄影_桑田
进军中环
耿春亚在校期间，出入寝室也是一身深色西装，同学们甚至私下里讥笑，“他睡觉也脱不下那身‘制服’。”
跻身香港的商业社会，是耿春亚从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可能是家教的关系，我妈常说‘知识是力量，钱是胆’。”披了一身职业装的“皮”，他自言是为了应付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交际场合。
在国内的大学校园里，看到扎着领带或踩着高跟鞋咯咯地在你面前走过，那多半是毕业班的学生。在香港，即便暑假出入学生宿舍楼，也不时会撞上一身西装革履的香港学生。他们或是早早在公司开始实习，或是在外打工，为挣出下学期的学费。
“香港本地学生家境好的，早在本科、中学阶段就被父母送出国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的陈霜叶教授如是说。香港本地学生大多锁定了“一毕业即就业”的目标。
在中环的楼宇里占据一个小格子间，就像攀上了香港社会登龙术的门槛。中环汇集了国际投行、基金公司、咨询公司，是香港金融业的核心。从维港的对岸望去，摩天楼密集到前窗可以探进后户。
在耿春亚看来，“这就是‘中环价值’有霸气一面，讲究利益绞碎一切，99%唯上唯权，人和建制互为生存条件。”
单单是身在中环的秩序感，和少有办公室政治的烦扰，这就足够吸引了乔申这样的大批学生以“中环”为工作地点的上上选。为了在香港谋得立足之地，理工科学生也宁可转成商科。而没有专业限制的Big4（四大财务咨询公司），成为了像乔申这样的文科生的主攻方向。
从毕业后租住在油麻地不足100尺（10个平方）的小套间里，到尖沙咀搭小轮往中环参加面试，对他好比是一次具有仪式感的进军。
相比自己租住的那间屋，窗口只容塞进窗式空调大小的一个窟窿，中环大块落地玻璃砌成的办公环境，“简直就像自然光一样亲和。”在宽大的格子间加班，也比呆在自家转个身也要刮到墙壁的套间里强。
那次中环的面试经历，他至今津津乐道。“群面”环节，十来位应聘者自由分成两组，大陆和本地毕业生各占一半。内地生像往常课堂上一样，自然地结为一组，用普通话悉悉索索地准备开了。没料想一到辩论关头，“我们完全控制了话语权，逼得他们用普通话应对，香港学生都结巴了，考官也只有一脸惊骇地默许。”
内地生带来的“就业紧迫感”，从2007年港校的第一届内地本科生毕业以来，就频繁见诸香港当地媒体报端。据《明报》的统计，八成以上的内地学生在香港的商界工作，商科学生的平均起薪点在2011年达到月薪1.3万港币，极个别的高薪更直逼8万。近三年来，内地生在港就业薪酬比本地生高出近三成，“内地生揾工（找工作）更吃香”几乎成了香港社会的共识。
香港“跳板”？
位于沙田的香港科技园办公楼，面朝大海。耿春亚如愿坐在自己的大班台后，翻过那张十年前在维港的快照。背面赫然题着，“用两年去体验一种环境，用十年去追求一种理想，用一生去实现一种价值”。
他用两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的硕士学位，又用两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七年后，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结婚、买楼，是他最近办的两桩大事。房子最初选在九龙塘，“合约也签了，1620万，一个月里涨到2000多万”。
“以我们那一批最早的公费留学生来看，20%的人最终呆在了香港。而目前，每年进入香港读本科的群体不到两千人，有八千多人是一年制硕士生。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2005年的港校对内地招生高峰以后，获得入境处永久居留香港批准的内地生人数上涨缓慢。”
在身为雇主的耿春亚眼里，内地过来的学生有闯劲，而经过香港教育的内地生，“角色感更强，懂得在其位谋其政，也更有专业意识。”
乔申常去“在香港赚米的大陆小豆子”小组，这里聚集了800多号和情况相仿的在港内地生。这些自称“港漂”的青年，衣食无虞，但对坚守城市的忧惧，和在“北上广”飘着的青年们并无不同。
画饼充饥似地讨论“香港最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大家七嘴八舌，金融业OT（加班）太多；香港社会尊崇的“三师”之律师和医师，取得职业资格既不易，其标准和内地还不合拍。争了半天，公推在香港做教授是最理想的职业。
收入高、工作稳定又相对自由，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霜叶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获聘了留校执教。而依山傍海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吸引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获得者、长期流亡海外的诗人北岛留驻此地。
从北京大学到进入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陈霜叶都一马平川。如今栖身香港搞科研，她最感到适宜的是校方提供的清晰透明的学术环境。
“在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的是形式，学生还是亚洲式的。”香港的学生从中学教育开始，习惯于小组讨论，做project（项目），更多是形式上徒具美观，比内地学生略显高出一筹。但是他们都不习惯于主动发问。
陈霜叶至今认为，自己的人格培养是在北大完成的，因为那里有一帮性情相投的同龄人。当年大家争读《读书》杂志的一幕在回忆中闪现，好像冥冥中注定了她走上学术道路。“看你追求什么，如果只是追求制度和环境，香港是要领先的，如果是注重的是身边相处的同学，我觉得一定是最优秀的环境中，得到的会更多。”
从大规模接纳内地生开始，香港的高校向欧美大学输出的人才也大幅度增加。在城大副校长林声群的意识中，“内地生都很有目标，他们从不觉得拿学士学位够了，本地学生的心态就不同。即便内地生把我们当跳板，我也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关起门来一心读书的刘策，代表着在港内地生的一大群体。他们来港之前就明确了出国读书的方向，香港高校甚至有比较容易博取好成绩的便利。“因为这里竞争不如北大清华激烈。但是，国外学校可能听说过清华北大，你问他港大，他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在大陆学生涌入之前，这里很少有香港学生志在出国深造。”
早为就业市场上最早试啼的会计专业学生，王璇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在校方的督促下，递交了简历、实习申请，准备在香港的第二年就开始实习。但她这次并不争先，“工作的时间将来有得是，还有更多学习之外的是值得体验，等到觉得该看的、该体验的都差不多，就该回去了。”
去香港读书的花费
1.以港大为例，内地委培1年，学费3万人民币。（除港大有委培政策外，其他7所高校均是直接大一入学）
2.在港3年：
学费：11.9×3=35.7万港币(学期长度：每年一般8个月左右)
学校食堂伙食费：60（每天）×30=1800港币/月（如果自己动手做菜会便宜，学校舍堂每层楼都配备厨房）
书本费：每学期依据专业从几百到上千不等。
其余生活费（交通、购物、同学聚会、短途旅行）：1200-2000港币/月
住宿费：9000港币/年（如果外租的话，算上学校补助一般和住舍堂费用相似或略多出少许。）
兼职：以教普通话为例 每小时可赚100-120港币
总体而言，港大学生每年的花费在16万-18万港币左右，在港念书3年，大概需花48-54万，再加上内地委培一年，总共在50万上下，如果获得港大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基本能够抵消这一项支出。     整理_洪沁（实习生）
他们眼中的内地生
1952年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现居北京。著有《香港三部曲》、《我这一代香港人》等。
陈冠中：内地生冲击了香港教育
香港大学在19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理解。结果香港经济在70年代突然转型，金融资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师、会计师。
许多港人抱有同样的认识：吸收一点内地的好学生，冲击一下香港的学生。以香港最好的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而言，可能每年要招100名学生，但香港生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专业，可能招进来的学生不是都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如果扩大在内地的招生，就能很好地缓解这个问题。
广东农村出生，13岁移民香港，英国取得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助理教授
周保松：内地生务实、用功
香港大学里面的內地学生，对政治现实的无力感比香港学生要强。他们有批判性，但是觉得无法改变，所以逃避。选择明智的、有实用性的东西，比如大部分选择商科。自己未必有兴趣，但非常地务实。
比较內地和香港的学生，发现内地的学生非常的用功。一直觉得香港是填鸭教育，但是比较了内地的学生，发现内地的学生独立思考更加缺乏，所以来到了香港，他们遭遇很大的冲击。因为没有想过可以挑战权威，没有标准答案可以辩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来了都会感受到一些冲击。
看看香港都有哪些大学。
资料整理：洪沁（实习生）
香港中文大学
成立时间：1963年
所在地点：香港沙田（校园面积全港最大）
学校简介：香港政府为推广中文教育，于1963年特意成立了中英双语并重的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由九个书院组成，是香港唯一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各书院只管理各自的资产，其余全部权力，授予大学本部。
奖学金情况：有100个奖学金名额。向奖学金学生颁发四年学费以及每年45,000港币的住宿费及生活津贴
2011年计划招内地生人数：300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5，世界排名第42（QS世界大学排名，2011年）
优势专业：环球商业学；药剂学；国际贸易及中国企业；保险、财务与精算学
香港岭南大学
成立时间：1967年
所在地点：香港屯门
学校简介：岭南学院是由广州岭南大学一些校友于1967年在港筹办，1999年升格为岭南大学。如今岭南大学肩负着在香港推动博雅教育的特殊使命，是香港唯一的liberal arts institution (文理学院)
面向内地招生人数：30人左右
奖学金：岭大设有约300项奖学金，分别由个人、私人机构、专业团体及学术部门捐赠，颁予在校就读成绩优异的同学(包括内地学生)
优势专业：哲学；文化研究学；艺术；历史
香港城市大学
成立时间：1984年
所在地点：香港九龙
学校简介：1984年创立时名为香港城市理工学院，1994年升格为大学，并改称现名。大学现以工商管理、法律、工程、创意媒体、能源及环境作为五大发展重点，以“专业教育提供者”为大学定位。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15，世界排名第129（QS世界大学排名，2011年）
奖学金情况：“入门奖学金”类别有：状元奖学金；分等奖学金；全国奥赛、国际竞赛获奖者奖学金；冼为坚少数民族奖学金及张永珍民族团结奖学金。数目从每年5万港币到16万港币不等
2011年内地招生人数：195
优势专业：语言学；统计及运筹学；政治及国际研究；会计和财务。

香港大学
成立时间：1911年
所在地点：香港薄扶林
学校简介：前身为香港西医书院。1911年港大成立，最初在学院设置上重理工而轻人文。至二十世纪40年代，应社会需求逐渐开设法学院、社会学院。1989年后，政府推行大专教育本地化，大幅增加课程种类及招生名额。如今，香港大学是一所教学和研究并重的综合性大学。
奖学金情况：总额900万；个人最高可达50万
2011年计划招内地生人数：300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2，世界排名第23（QS世界大学排名 2011年）
优势专业：临床及卫生科学；生命科学；工程及科技；法学；社会科学；工商管理硕士
香港教育学院
成立时间：1994年
所在地点：香港新界
学校简介：由香港政府于1994年合并五家师训书院而成，现为香港八家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唯一专注教师专业培训的学员。全院设3个学院，共13个学系。
面向内地招生人数：70
奖学金：学院设有五大类奖学金（全额奖学金、育才奖学金、学科奖学金、非本地学生奖学金、领导才能/服务奖学金）供入学成绩优异、在校成绩优异或在非学术领域有杰出表现的学生申请
优势专业：中文教育；英文教育；音乐
香港科技大学
成立时间：1991年
所在地点：香港清水湾
学校简介：因香港政府在80年代后期预计香港经济会转型为以高科技与商业为主，香港政府决定兴建第三所大学以配合这个需求。香港科技大学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科研性大学，因为其设备先进豪华，被媒体称为“劳斯莱斯大学”。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1，世界排名第40（QS世界大学排名，2011年）
奖学金情况：未知
2011年招收内地生人数：168
优势专业：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香港浸会大学
成立时间：1956年
所在地点：香港九龙塘
学校简介：香港浸会大学于1956年正式成立，当时为一家私立的高等学府，创校以来一直秉承“全人教育”的办学理念，奉行基督精神。1983年，当时的浸会学院受政府全面资助，成为公立大学。至1994年更名为香港浸会大学。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49（QS亚洲大学排名2011年）；2011年世界排名111（泰晤士高等教育），较2009年急升了196位，首次进入世界200强。
奖学金情况：名额不超过40个。每年140,000或70,000港币
2011年内地招生人数：147
优势专业：自然科学；中医药学；新闻传播学\
香港理工大学
成立时间：1994年
所在地点：香港红磡
学校简介：理工大学一直强调专业需迎合社会需求，大学和工商界有着亲密的伙伴关系。其毕业生在港各大学中最受雇主欢迎，并被雇主评为实用价值最高。理大提供四十个学士学位课程，其中包括全香港独有的专业，如：设计学、工程物理学、服装及纺织学、职业治疗学、眼科视光学、物理治疗学、放射学、国际航运及物流管理学、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化验科学、测绘及地理资讯学。
学校排名：亚洲排名第30，世界排名第166（QS世界大学排名 2011年）
奖学金情况：学术奖学金最高金额为每年140,000港币
2011年内地招生人数：230
优势专业：工程学、咨询科技学、土木工程、工商管理
二十年，亚洲第一
作为被筹委会称作的“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创始之初，就肩负着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的使命。二十年过去，它不负众望。它是如何做到的？

1987年，“第三间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 _ 洪鹄  实习记者 洪沁  钟瑜婷  香港报道    摄影_ 桑田
回顾读过的三所大学，肖颐最怀念她在香港度过的那一年时光。之前她在南京大学念物理，主攻凝聚态方向，2006年大三下学期，她申请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交换生名额。按照当年的排名，科大并非香港最好的学校，以肖颐的成绩她可以任意选择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相比后两所大学的悠久历史，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简直年轻得令人担心，并且规模也小，一共只有4个学院、19个系。
肖颐最终选择了科大，因为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科大已经将另外两所大学远远抛在身后。带她的导师张西祥博士，是科大2001年成功观察到全球最细、直径只有0.4纳米的单壁纳米碳管实验团队的成员之一，这项研究不但被《科学》杂志认定为当期重点发现，还被推举为当年的全球十大科技成果。
科大一年，被肖颐视为“学术生涯”的开始。她之前不承想到，作为一个大三学生，也可以跟着师兄师姐们出入实验室，堂堂正正成为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和南大的硬件设备比起来，科大的实验室堪称梦幻，“拥有各种我们系以前梦寐以求的设备”。她所要做的，就是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一头扎在里面，如同全世界只有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是疯狂的一年。”肖颐回忆。她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变成工作狂，因为周围所有人都是。她记得一群人在茶餐厅吃饭，周围的每张桌子都在讨论实验进展，讲到饭菜全凉，匆匆几口扒完飞奔回实验室。记得那些刚刚从北美回港的老师，永远敞开的办公室大门，以及在咖啡桌边都不曾停止过的热烈争论。之后她离开香港，去了同专业在美国排名前十五的马里兰大学继续念凝聚态，依然常常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但却不复在科大时那种浑身热血、异常兴奋的感觉。
如今回想，肖颐把那种劲头归结为年轻：一个迫切成长的年轻人遇到了一所同样迫切成长的年轻大学。
2011年，香港科技大学首次超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东京大学等，成为权威的国际大学排行榜“QS亚洲大学排名”上的第一名。QS声称，卓越的研究质量和国际化特质是香港科技大学将其他名校抛于身后的两大武器。
有趣的是，在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科大人的第一句话都是“排名并不重要”：他们认为过度量化的指标无法衡量这所野心勃勃正欲迈向世界一流的学府的学术水平。
但现任校长陈繁昌认为，无论如何，对于这所今年秋天即将迎来自己20岁生日的年轻大学而言，这样的肯定已是最好的礼物之一。

8月1日，香港科技大学生物核磁共振中心，刚刚完成一个项目的实验室博士后刘长东（左一）、在读博士郑招荣、博士吴清林（右一）和实验室的冯锐老师（坐者）。

香港科技大学环球商业管理专业的本科二年级学生高婧。她与朋友创办公司，致力于“大屏幕运算的人机交互”的研究开发，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
“第三间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诞生于1991年，之前筹备5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回归已成定局，各方面的发展都需重新定位。而当时的世界局势是，高科技挂帅，全球经济正欲转型。时任香港行政局和立法局首席议员、港英政府里华人最高官员的钟士元，看到了这一趋势，认为应当为香港的转型抓住良机，建一所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此时，香港科技大学后来的创校校长吴家玮还身在大洋彼岸。吴家玮香港长大，在华盛顿大学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华裔在学界“打破天花板”（指任大学校长）第一人。虽是香港人，吴家玮也喜欢称自己为“老保钓”，即70年代初海外华人留学生（以台湾为主）发起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成员。“老保钓”们的共性是，普遍怀有很深的民族感情。
在确定“香港科技大学”这个正式名称前，科大一直被筹委会称为“第三间大学”。而第一、第二的位置，自然属于港大和中文大学。事实上到80年代中期，港英政府创办了五所高等院校，除了港大和中大，还有90年代纷纷更名为大学的香港理工学院、城市理工学院和岭南学院。
拥有如此名目繁多的高校的香港，为何还要再办一间大学？
在吴家玮看来，高等教育之中，又有其精细的划分。当时的港大和中大，都是传统意义上学科众多、偏重教学的综合型大学。而香港理工和城市理工是针对社会需求、提供高级职业化培训和应用技术的“英国式理工学院”。岭南则是学习美国博雅学院的模式，提供小规模优质本科教育。
香港的高校，几乎已构成了一幅漂亮的大学版图，只是缺了最重要的一块—研究型大学。
世界级的一流大学无不是研究型大学，从牛津剑桥，到哈佛耶鲁。相比之下，后面这些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色彩更为强烈。所谓研究型，即重学术研究决不轻于重教学，提倡教研相长：以教学激发研究，以研究提高教学。
为何当时的港大、中大都没有走研究型大学的路子？吴家玮推测，这和英国对香港这座殖民地城市“传统商埠”的定位有关。“它培养的人才也都符合这一定位，用于科研的经费少得可怜。说到底，它原本就不希望你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希望你发展高科技的。”
但以钟士元为首的华人高官在80年代末，已然看到了回归后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上他们预料到国家将会加快全面开放，香港以自由港身份扮演唯一通道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而在人才方面，本地大量专业人才的外流，和汹涌的新经济形势间的矛盾正在形成。
香港，必须尽快有一所为自己培养人才的科技大学。
“并非说之前港大、中大就完全没有科研，但把研究型作为办学战略，科大一定是第一家。”吴家玮告诉记者。而战略影响接下来的一切：办学模式、用人标准、考核和升迁制度。
如何在香港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把一所新生的大学在短时间内办出高水准？吴家玮选择了筛选学科。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有上百个专业，科大却必须控制在二十个之内。
“科大由政府出资兴办，是一所公立大学。所以我精选学科的标准，首先就要看这个学科能否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作用，更远一点来说，能否为国家做贡献。第二，我们既然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那就看在这个学科里，我能不能找到在全世界领域里一流的、领军型人才。最后，我们是否养得起这个人。”
“所以按这样的标准，像核物理这样的专业，我们从一开始就自动放弃。二十年过去了，现在也是零。”吴家玮笑称。而在集中精力攻坚的纳米科技、生物工程等领域，科大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另一个奇迹是他们的商学院：会计系教授近年来在5份全球顶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全球第一；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全球EMBA课程第一；今年，这座商学院的全球排名仅次于斯坦福商学院，名列第六。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自修桌，窗外是香港清水湾广阔的海湾。
文化：学术也要讲格调，讲趣味
像香港的大部分建筑物一样，科大的办公室并不宽敞。商学院经济系主任雷鼎铭的办公室同样狭小紧凑，亮点是窗外的碧海蓝天。夏日的香港，天气晴好。学生们都放假了，但雷鼎铭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办公室“上班”。
雷鼎铭正在做一项关于香港女性生育情况的研究。“香港女性中，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小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个年龄不生就是不生了。内地一些大城市现在还没有香港这么高，但也有这个趋势。”人们不愿生孩子，这对经济体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本该投资在孩子身上的这部分钱不需要了，社会的储蓄模式就将被改变，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会更加显著。
这是个颇富趣味的研究，雷鼎铭特意找了本科学生和他一起来做模型。“前两年，找大三大四的学生参与做研究。今年干脆从大一开始。”年轻人的想法不容小觑，他的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现象很奇怪，儒家思想普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现在在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东亚大都市里，却有最高比例的人选择“无后”。
雷鼎铭和吴家玮一样是科大“创校元老”。“1991年，我从明尼苏达大学回来，参加科大第一届招生。当时我就对高中生们说，这里是香港最好的商学院。”
雷鼎铭的骄傲来自于他对同仁的自信。“我们的第一批教授，后来轮次当院长的陈玉树和郑国汉，是伯克利的博士。金融系的陈家强是从芝加哥大学挖来的，还有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徐淑英—她来到科大后做出了突破性研究，是专业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现在当了美国管理学会会长。”
在科大，人人皆知吴家玮的一句名言：“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要建一流大学，第一批人一定要选对。有了第一批一流的人，才能继续吸引一流的人来报到。
一流的人何以重要？在数学系励建书教授看来，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一流的人能做出一流的成果或教出一流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一流的人在一起能形成一流的氛围，一流的文化。”
首先是热爱学术的文化。他自认为幸运，从来未离开过这样的氛围。1978年，励建书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念数学。“沉寂十年，老师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谁都是铆足了劲地教，学生也是铆足了劲地学。”纵然水平有参差，但他确定那真的是“科学的春天”。
“接下来，这个氛围还要讲究格调，讲究趣味。这种格调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在格调不高的学术氛围中，有人会用论文数量、经济效益等指标判定学术，而那样出不了好东西。”
在耶鲁念完博士后，励建书曾执教于马里兰大学，1998年加入港科大。“我们这一批不同于老保钓，但对国家的情结一直在，始终想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里去。”
有一点得到了励建书和肖颐的共同肯定：从马里兰到科大，或从科大到马里兰，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重新适应的”。肖颐说：“科大除了课下还能听到粤语，几乎就是一所美国大学。”
在科大成立之前，港大和中大基本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的。传统英式大学中，副校长和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轮换频繁。每系只设一位正教授，兼任系主任之职，且多年不换。而美式学院里，副校长和院长由校长委任，相应地责任清晰、职权较大。每个系科中正教授、副教授与助理教授有一定的比例，副教授以上即获终身教职。
科大的创始人们皆从美国留学归来，毫无意外地将这套更为开放与透明的美式规章带到了香港。由于不按英国传统办事，还遭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批评。吴家玮告诉记者：“事实上，最后科大的校制，是主体为美式兼容英式的结果。”
比如美国对大学校长一般不设任期，“去留视校董喜怒决定”。考虑到初创的种种不稳定因素，科大在对校长的聘任上沿用了英国制度，五年一个任期，便于校长在任期间放手去干。而美国大学里副校长的委任全权交予校长，科大则采取了由校董和校长共同商定出由教授组成的副校长遴选委员会，再由该委员会选出副校长的制度。
“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套透明、公平、参与性强的遴选、监督和问责制度。让教授们增加对管理层工作的了解和信任。”吴家玮说。像所有研究型大学一样，科大推崇的是教授治校。
制度：保障和激励
什么是教授治校？是让教授们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吗，还是让教授在学校里有最高话语权？
“教授治校，不是让教授去管行政、管后勤，而是让他们在学术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在科大，曾经有教授拍着桌子向校长叫板，但校长不能对教授拍桌子。当然，教授不是在跟校长争房子。”励建书笑了。
像美国的大学一样，科大的学术与行政是截然分开的两套体系，各有一个分管副校长。香港几所大学均实行与公务员挂钩的薪酬制度，对于教授来说，衣食已然无忧。而住房，科大采取的是按照教员级别分派不同大小的房屋给予租住并贴以房补，一旦退休，即要收回。
吴家玮担任校长13年，2001年退休。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还住在学校当时分的教员宿舍里，但房租是按市价付的。
“像房子这样在内地非常麻烦的问题，在科大，一个行政人员就搞定了，完全不需要出动哪个高层管理者。因为一切都有规矩，按照级别来，同级别的情况下再考虑年资、家庭人口，一算就出来了。”励建书说。
香港历来以制度化闻名。从薪酬、分房到升职、科研项目的申报、经费的审批，均有一系列严格乃至繁琐的章程。
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他所应聘的系里他的未来同事们“打交道”，由这些现任教授给应聘者打分，最终聘任与否，由包括助理教授在内的全体教员决定。这与内地主要由人事部门负责的聘任完全不同。
工作数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授？依然由教授们组成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标准就得离开，与美国一流学校差不多，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
再如科研基金，可以用于出差、请人前来交流，但不能有一分钱用于吃喝。励建书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太厉害，火眼金睛。所有钱的事情他们都管，没人敢在这方面跟他们开玩笑。
学术则是完全独立于行政的另一套体制。对应于行政系统的严苛，科大的学术制度却可用不拘一格来形容。史维，科大最新任首席副校长（即学术副校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在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担任系主任。
“他没有做过院长，直接从系主任做了副校长。认识他之前，我对他没有观点。但我和他交谈了一次，我就知道这个副校长找对了。用我们的话说他是那种非常sharp的人，你的需要他可以第一时间理解，并且给予充分支持—资源上，情感上，态度上的。事实证明，他不仅学术很强，也是个非常厉害的行政人才。和这样的人共事你会非常服气。但如果是在一套拘泥的系统里，他几乎没有可能这么快走上来。”励建书评价。
大学不是象牙塔
科大创立之时，吴家玮曾和当时的几位副校长有过争论。他希望在学术和行政副校长之外，再设一位研究及发展副校长—把科研成果的开发带入大学的正统管理层，这是吴家玮在判断了香港环境之后自创的制度。
在当时，吴家玮的这一决定很难得到多数同事的理解。即使并不反对将科研成果转为实际应用，大部分教授也不赞成校方直接卷入其中。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教授对吴家玮说，大学就应该像普林斯顿那样，醉心于基础研究，等着工业界找上门来，投资开发。
在美国，这样或许可行。但对香港，吴家玮缺少这样的乐观。香港人没有耐心，假如科大不快点拿出些东西，他们很快就会质疑科大的存在价值，继而减少对科大的支持。而如果大学自己成立部门，抢先转移成果，以科技造福工业和金融。这样，工商界自然也会回报大学。
在反对的声浪中，吴家玮还是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时任研究中心主任的陈介中。来科大前，陈介中一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喷气推进实验所从事太空研究—研究直接用于应用，对于吴家玮想开展的事情，陈介中非常熟稔。
1993年，陈介中一出手就搞出了新鲜事：科大接下了第一笔大规模合同研究。政府正在大屿山建新机场，此地山陡风强，极其容易出现风切变。而风切变是飞机降落的大敌，曾多次引致航空事故，因而需要完全可靠的预测警报系统。
靠多年做系统工程的经验，陈介中让香港政府破天荒地没把这笔“大单”交给哪个外国顾问公司。科大和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这个项目，交了卷，赚了钱。
“不对，”吴家玮自己纠正道，“学校不能叫赚钱，叫盈余。”而这笔盈余，科大用来继续开发别的项目。
“风切片”项目引起了社会的注意，使一部分人开始了解科大除了可以做学术教研外，还能为社会带来实用功能。而到如今，这套体系更为成熟：分管研究及发展的副校长之下，另有技术转移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一批帮助教员转化科技成果的行政部门。
“这和中国内地很多大学的校办企业、校办工厂不一样。”吴家玮解释道，“科大的想法比较像美国：学校可以—但并不愿意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如果说在特别的环境下，也会开创公司，那也只是为了插秧，而非在商界耕耘。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学校就会把公司脱手，而不是长期拥有，包括知识产权也会低价放还给外出创业的师生。”
但对励建书教授而言，以上这套看上去有点复杂的体系和他无关—他所从事的数论与李群研究，静静地躺在纯学术研究范畴，暂时看不出转化为任何轰轰烈烈产业的可能。
所幸，在这里，基础研究同样被支持。学术副校长史维告诉记者：“我们支持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有的领域很窄，可能全球只有几十个人在做，但他们的头脑非常出色，我们一样会支持。”
香港求学是非题
2011.08.09147来源：南都周刊0条推荐[4]
内地学生到香港读大学，入学资格、奖学金、住宿、就业等等，都存在一些误读。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的一角。摄影－桑田
实习记者_洪沁  记者_黄修毅
Q1
香港各校的奖学金只颁发给高考成绩极其优异的学生？
A：No
绝大部分学校入学奖学金的颁发条件都和学生的高考成绩挂钩。有些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在招生网站上明确列出了获取入学奖学金的分数要求。但除入学奖学金之外，几乎每个大学都会开设种类繁多的奖学金可供刚入学的内地学生申请，如香港大学的宋庆龄基金会奖学金。而在就读之后，每个学期/学年结束时，成绩优异、在非学术领域表现突出的学生也可申请院系、学校的各项奖学金。总之，开头并不决定过程，事实上如果入学奖学金获得者在校期间不思进取成绩低下，可能也会面临着被取消奖学金的危险。
Q2
如果获得全额奖学金，可以在香港过着宽裕乃至奢侈的生活？
A：No
各高校开出的全额奖学金金额乍一看让人咋舌，这让很多人以为各路状元投奔香港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金钱的诱惑，甚至有人戏言“能上北大而不选择北大是素质问题”。然而，与高额奖学金金额相对应的，是香港高校的高额学费以及在香港这座城市生活的高额生活费。全额奖学金包括了学费、住宿费以及每个月3,000港币左右的生活费。而这笔生活费基本可以让学生过着手头相对宽松的生活，但离“奢侈”则差之千里。
Q3
虽然港校每年都会吸引一定数量的状元，但考生的分数线没有达到北大、清华的水准还是有机会被这些港校录取？
A：Yes
深深恐惧于“一考定终生”的考生在面对港校时可以稍微放下包袱。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会依据申请者的高考分数划一条获取面试机会的分数线。在参加面试之后，校方结合申请者的高考成绩和面试成绩进行综合排名，并依据当年的全国招生名额参照排名进行录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大学在录取时并没有在某个省市有固定的招生名额，该省市每年的实际招生人数随当年该省市报考者在全国申请者中的水平而定。而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招生制度则参与统招作为提前批次进行招生，与国内其他高校类似。
Q4
香港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几乎集中了所有香港本地的最优秀学生？
A：No
和北大清华聚集了几乎国内所有最顶尖的学子不同，香港很多优秀学生会把前往海外留学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但是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本地精英被香港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录取。比如每年参加香港中学生会考的6A、5A学生，都是香港各高校争抢的对象。通常6A生每年就几个人，5A生大概十几个。他们的首要选择是医学、法学和工商管理。医生、律师的职业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工商管理成为首选，是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
Q5
香港排名靠前的高校的国际化水平相较内地要高？
A：Yes
以香港大学法学院为例，接近35%的教授为外籍人士，任职的教师中全部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即使本地教授、内地教授所占比例较高的学院，这些教授也基本全部经历过西方的教育或者交流。同时在非本地学生所占比重、出国交流的机会方面，香港各高校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内地高校。再以香港大学为例，2010年度包括内地学生在内的非本地学生约占全校学生人数的33%，共开设872个项目供港大学生出国交流，接收875名交流学生。英语在这样高度国际化的校园生活中是一门不可或缺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高校对内地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都有一定的要求。
Q6
绝大部分内地学生在港毕业后会选择继续出国深造？
A：No
根据香港大学对2010年应届本科生调查显示，香港继续为非本地毕业生的主要就业目的地 (84.6%)，而留港就业的非本地研究生比例则相对下降( 由 2009 年的 76.2% 降至 2010 年的49.4%)。香港中文大学对2010届内地本科生的统计结果也和香港大学相似，在港就业和进修的占83%，前往海外进修仅占13%。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2010年内地毕业生中，则分别有56%和70%选择在香港就业或进修。虽然香港长期被内地视为留学海外的跳板，但从现实来看，真正通过这块跳板出国深造的内地本科生还是占内地生群体的少数。
Q7
如果内地学生选择在港工作，多数会在工商界就业？
A：Yes
每年被港校录取的内地生中，有近一半的人就读经济专业或是商科。香港各高校校方基本不单列内地生在港就业时的行业分布。但是在面对全校学生的就业统计中显示，香港大学2011年毕业生中有59%在工商业就业，而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的比例则高达76.5%。如此在工商界就业的高比例也与香港近期经济复苏有着密切的联系。
Q8
如果内地生没有在毕业前在香港找到工作就会被遣返回大陆？
A：No
2008年，香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有利于内地学生留港实习以及就业。学生在校期间可参加带薪或不带薪实习计划，可在校内兼职，每周兼职时间上限为20小时，暑假期间的兼职时间没有限制。内地学生毕业后，合法留港找工作的时间为12个月，此政策极大方便了内地留学生毕业后于香港就业，也改写了以往内地学生毕业后难在香港就业的历史。
Q9
各港校可以保证内地生在港期间的宿位？
A：No
香港各大学普遍存在宿位紧张的问题，除了中文大学等少数几间大学可以保证内地本科生在校期间的宿位之外，例如香港大学只能保证内地本科生在港一年的宿位。事实上，内地生也不必太担忧在校园里无处安身，外出租房对在港内地生而言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同时，外出租房也可以获得学校的补助，香港大学自2011-2012年学年始将住房补助提升到了26,000 港元每人每年。
Q10
内地生在港校就读期间很难参与到校园活动中来？
A：No
内地学生虽然在人数上相较于香港学生是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内地生在校园活动中就不能占据一席之地。恰恰相反，各大高校都有多个包括内地生联合会在内的内地生社团。还有一定数量的内地生积极加入本地学生的社团，甚至在社团中担任像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总体而言，港校的校园文化是比较包容的，香港本地学生也非常友善。如果内地生可以熟识粤语、认同香港本土的文化，还是可以很好地融入到港生的圈子中。只是这两步并非轻松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