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园林与景观设计:“人民群众”不是“镜花水月”！

“人民群众”不是“镜花水月”！

2011-09-08 07: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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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要把“人民群众”当成“镜花水月”！

近来，有关“群众路线”的问题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媒体，下至普通百姓热议的话题。

“我们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心上；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讲话中说。

“万名官员走万家入万户”，“进村入户帮群众”，湖北重庆等地开展大规模的干部下基层活动。

“走基层，转作风，正文风”，这是现在各级媒体正在开展的“亲民”活动。

显然，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媒体，再到普通群众，大家都认识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以及“群群关系”的问题，前两者好理解的，也是经常被提及的，后者则是指群众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从理论上讲，从政策的角度讲，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维护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些都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的路线主张。正是这样一种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只到今天，中国才取得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正因为这样，“群众路线”成为革命胜利的“法宝”。

但是现在，我们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片面追求政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建设，忽略了民生建设，忽略了民主建设，忽略了干群关系，忽略了群众情绪，所以带血拆迁，农民被上楼，血汗工厂，重特大事故，各种伤害人民群众的事件接连发生，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群众，重新强调“群众路线”应当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

从语言学上讲，“人民群众”是个聚合概念，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群众”这个词很容易被概念化，抽象化，群众路线往往也容易抽像成一句口号！我们在说“人民群众”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我们眼前的身边的有名有姓的个体的人，忽略了有需求，有困难，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很多政策文件和很多讲话，流于假大空，流于概念，流于应付或作秀！

我们的会上，报上，墙头上到处可以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心上”，但是我们的会下，报下，社会生活中，做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却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严重的侵害。

我们的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发生的一起起又一起的伤害人民群众，欺骗人民群众的事件，正是把“人民群众”概念化抽象化口号化的表现。我们思想上和文件中要尊重和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往往是那种不知身处何去，不知姓甚名谁的“雾中人”的人民群众。我们现实中有名有姓，知寒知暖，可触可感，有诉求，有脾气的个个具体的人往往都不被我们认为是“人民群众”！

诚然，一个具体的人，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但是只要这个具体的人，他还有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力，他还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就应当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他的所有正当利益，他的所有正当需求，他的所有理当情感，都应当是“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就应当尊重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是忽略推诿掩盖这种需求！

不要把“人民群众”当作“镜花水月”，而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生动的我们身边的一个个的普通的人，这样，我们政策，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讲话，也许才会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有亲和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我们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人民群众才把我们放在心上”！

附人民日报９月７日文章

除了自己，我们还能相信谁？

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日前，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应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尽管“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作出了相应的澄清，但是张女士却表示，给出的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此前，无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甘肃泥石流，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公布的账号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有时候，在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红十字会设立的捐款箱，张女士也会拿出一些零钱投进去。但现在，她明确表示：“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会这个渠道捐款了，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不只红十字会，近几个月，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骤减。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其实，遭遇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并非孤例。近年来，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关键在于做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吴忠民表示，一旦社会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外，专家及媒体的公信力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做调侃对象。还有一些养生专家，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都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庞胡瑞说，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诚表态，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这时某些所谓的专家便会站出来通过媒体管道发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论，试图平息民众的质疑，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引发连锁信任危机。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吴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破坏起来，一夜之间就可能丧失殆尽。“如果不能有强大的社会公信力做保障，就难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会局面，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做事的成本，影响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

“权威声音”，为何也被打问号？

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行事准则很多已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影响了公信力

政府、专家、媒体，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今日缘何信任不再？

“总的看，出现这种局面与社会发展的大进程密不可分。”吴忠民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处于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尤为清晰。从政府的“供给”看，其对公信力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表示，这种不足突出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

“之所以‘做得不够好’，关键在于这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依然将与老百姓的关系定位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薄贵利说。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和特权思想，对老百姓通常说的多，做的少，或说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还将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从而引发民众不满。

“应对不恰当”则更多表现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给”不足的同时，百姓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很多群众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反映问题，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人无奈之下便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这就会直接导致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较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上的“内外夹击”，曾被视为角色独立、立场公正，能为民众提供权威意见，为公共利益代言的专家、媒体，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后，则更多体现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冲击面前的一种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转型，个别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来，过上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华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强烈冲击着社会上各个群体。“专家和媒体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在这样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

受损的公信力，如何重构？

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众辨别能力，避免先入为主

薄贵利认为，“权威声音”的沉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正常秩序的构建，加大了经济社会改革的难度，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用心加以解决，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薄贵利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要真正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只要各级政府部门能够真正做到洁身自好、一心为民，那么重新找回百姓的信任就不再是难事。”

此外，庞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开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样必不可少。“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表明，面对信任危机，主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应急救火更重要。”他表示，只要政府能够切实推行“鱼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公共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曾经的“权威声音”就一定能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在探索信息公开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从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从官网发布信息到主动微博问政，各级政府部门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约束下，通过认真倾听民众心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社会大众的情绪，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专家、媒体的公信力重构，同样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吴忠民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能够获得来自专家、媒体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建议，也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建立维护其社会公信力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使专家媒体能够有说真话的底气，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公信力，扰乱大众视线的谣言才会不攻自破。

此外，薄贵利也指出，增强社会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机，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目前，社会的焦虑情绪总体比较严重，很多人把怀疑权威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对于公权力总是会先入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须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不轻信、不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