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我不知道《读书》近10年都做了什么

　　南都周刊“中国思想界十年”系列访谈之一

　　“中国思想界十年”系列访谈

　　也许，再也没有一份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像《读书》这样牵动着中国思想界的神经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担纲《读书》主编逾十年的汪晖先生日前卸任——也引来坊间异乎寻常的关注、猜测与解读。

　　一份刊物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与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关，更与刊物生存的特殊语境有关。

　　汪晖主政的《读书》十年，既是《读书》风格从大众知识分子言说向学术性思想评论转型的十年——这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风气变迁——也是中国思想界分化最为深刻与剧烈的十年。

　　这十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从浮出水面到持久较劲；这十年，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这十年，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结盟又各持己见，上演“

　　而在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来的十年复杂流变中，汪晖与他的《读书》不仅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不仅仅提供了舞台，还表演了节目。十年《读书》，是中国思想界十年流变的一方平台、一面镜子、一张标签。

　　一份杂志的汪晖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会结束。

　　借《读书》换帅之机，我们邀请学者梳理与总结中国思想界十年，当然并不是为了纪念一份杂志的变局。

　　看法·访谈 编辑 吴金 美编 康哲峰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刘军宁：我不知道《读书》近10年都做了什么

　　思想界分化还在继续

　　南都周刊：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主要分为两派，学界分别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称之。你如何看待这种分化？

　　刘军宁：这种分化现在还继续存在。90年代初是分化的形成期，对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和由此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现在更加明朗了，并没有弱化、改变或者往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

　　南都周刊：与80年代比，90年代世界大环境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军宁：中国90年代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与80年代相比，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还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变化。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达方式。但根本的、主要的问题，并没有改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问题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制度层面一直在求变，但制度层面的变化没有价值层面的支撑也是不行的。

　　南都周刊：这一分化主要是知识分子观察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造成的吗？

　　刘军宁：与视角的关系不大，更多是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的，其次，可能与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首先是价值(不同)，其次是利益(不同)。对中国问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就像有人要抽烟，有人反对抽烟一样，双方可能都有道理，但的确是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主要分歧在何处？

　　刘军宁：主要的不同是对中国现状和性质的看法以及对由此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式。徐友渔写过一篇文章，对此曾有详细的总结。

　　在我看来，两者的分歧根本在于，“自由主义”眼中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自由”，“新左派”的最高价值是“集体的权力”。

　　南都周刊：这点能说具体点吗？

　　刘军宁：比如说“自由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主张把权力交给个人，“新左派”主张把个人权力交给国家，由国家来干预，由国家来平衡。

　　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

　　南都周刊：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汪晖主政的《读书》视为“新左派”的主阵地，你如何看待汪晖主导下的《读书》？

　　刘军宁：从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上不看《读书》了，不太知道《读书》近10年来都做了什么。只是从网络上，或者别人提到的文章中略微知道一点，有那么一点点印象，不好评价也无从评价。

　　南都周刊：在90年代之前，你还是阅读《读书》的？

　　刘军宁：我读《读书》，大概是读到沈昌文时代结束，我的学生时代也是那时结束的。说实话，《读书》也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那个时候，《读书》代表了中国思想多元的一个窗口。它的思想性、人文性比较强，各种思想在其中都有表达的空间。

　　南都周刊：对你个人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小？

　　刘军宁：很小。那时，《读书》里很少有人写政治学的文章、写政治哲学的文章也甚少。

　　南都周刊：从今年出版的六册《读书》10年精选集，可以看出，《读书》近10年来关注的全球化问题、亚洲病理问题，以及“三农”等问题，恰好是自由主义者先前忽略或关注较少的领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军宁：这种说法不太成立，自由主义者也很关心全球化的问题。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球化、“新左派”反对全球化。“自由主义”还出过为全球化辩护的书。“三农”问题也是自由主义者关注的领域，包括我自己写的，贴在网站上的“农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我很早也写过有关全球化的文章。只是两者立场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