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淮海：粟裕不同意毛泽东战术三次直谏

　　还在粟裕犹豫是否发出“子养电”时，毛泽东思索的结果也出来了。

　　但遗憾的是，英雄所见并不略同。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两个“英雄”又不是共用着同一个脑袋，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人生阅历。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设计了一个打破中原僵局的构想：中原三军继续分兵，抽出一部分主力渡长江南下，迫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部分主力回援。

　　他的意图很明显：蒋介石把主力摆在中原，那就搞个大动作再给他扯散一下，派兵直捣他的江南“老窝”，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围魏救赵”，让蒋介石因后院起火而不得不回防自保。

　　这是又一个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它与粟裕设想不同的要害之处是：让原本打不到大歼灭战的中原三军，不是集中起来，而是更加分散。

　　毛泽东特别钟情于这种外线作战，总想到蒋介石的地盘去打烂他的坛坛罐罐。

　　他无疑是一位军事大家，但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更多的时候，他在以浪漫的诗人情怀，将战争当作了自己吟诵的诗稿。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杨家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自己的浪漫思索形成了正式的决策。

　　10天后，奉命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终于“山一程，水一程”赶到了杨家沟。毛泽东向他通报了中央的决策，并征询他的意见。

　　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与毛泽东既是井冈山一个锅里吃过饭的战友，也是为数不多可以文墨唱和的诗友，也有他潇洒浪漫的一面。

　　他听说后，“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他还向毛泽东主动请缨：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有陈毅这位一路“诸侯”的支持，毛泽东似乎吃了颗定心丸。他很快就做出决定，由陈粟大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南进的“主攻手”和“先锋官”由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粟裕担任。

　　他的具体步骤是一个“两部曲”：

　　第一步：由粟裕率领陈粟大军第一兵团(1、4、6纵)，在1948年夏季或秋季首先渡江南进；

　　第二步：另外3个纵队(3、8、10纵)组成第三兵团，在1949年二三月间继续渡江南下。

　　为保证南进的顺利，毛泽东专门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战略方面机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与东南野战军。

　　东南分局书记由粟裕担任；东南野战军由陈粟大军改称，番号在渡江成功后即行公布；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除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外，还同时兼任即将率先渡江的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极其罕见地亲笔书写了一个手令，交陈毅回华野后传达，让他“威风八面”做了一回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为他们印制了新的印章和“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下拨了大批银元，以备南进行动时使用。

　　为保障粟裕率华野一个兵团先期南进，华东局为他准备了“黄金五千两、白洋五百万元、已经印好的华中票十亿元”。

　　但因“白洋从远处取出并运来，恐时间来不及”，华东局于1948年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粟裕，建议“中央请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借白洋五百万元交粟等，由华东局来还。”

　　电报还说明，华东局能印大批军用券，并用中央规定的名称，但制版、印刷需两三个月，而且运输、携带均有困难，准备第二批带去。

　　2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东局和粟裕，说“邯郸局已筹白洋一百万给粟裕，如邯郸局尚有存洋请再拨二百万白洋给粟，由华东局归还。”

　　电报规定这笔巨款的用途，“粟裕手中有三百万白洋，五千两黄金，一方面可分给各单位做过江后必要时的开支，另一方面又可作发行军用流通券的基金。”

　　中共中央还指令说：“军用流通券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

　　对于军用流通券的“一切式样、票面数额及承印数目”，中央规定“统由华北财办规定后通知邯郸局制版，依票额分由邯郸、华东两处赶印，至少要达到两百万万数目。军用流通券与法币比价应以粮价为标准，请华北财办决定军用流通券一个大致的基本价格，通知上述两处照规定的票面承印。”

　　对于这批军用流通券的使用方法，中共中央也做了具体规定，电报指出：“粟裕野战军过江后，应准备成立东南银行。开始时，即代军用流通券担任兑换，俟根据地建立后，再印行正式钞票，收回军用券。华中票仍通行于长江北岸，不往江南携带。”

　　这年3月，军用流通券赶制完毕，面额共有五十元、一百元与五百元三种。流通券的背面印有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布告”：

　　本军奉命解放华东，军行所至，军民交易，一律使用本军军用流通券。兹规定：一、流通券面额每拾元值稻米一市斤；二、本军将来决照券面规定官价全部收回此券；本军在可能时，当随地兑换此券。仰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

　　此布

　　司令员 陈毅

　　副司令员 粟裕

　　政治委员 饶漱石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

　　由于这批流通券的式样是由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规定，并由晋冀鲁豫局(即邯郸局)所属的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制版，因此正式印刷出来后，出现一处明显错误。在流通券背面中，竟将华东野战军政委写成了“饶漱石”(实际为陈毅兼任)，成为珍贵的“错版”( 这批军用流通券后因粟裕未渡江不曾发行)。

　　从中共中央将军用流通券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以及东南野战军的第一、第三兵团番号实际是华东野战军一、二兵团番号，并预留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四兵团将来归建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出，“东南野战军”与过去陈粟大军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样，也仅仅是一个计划里的权宜之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敲定的“棋子”高高举起，就要“啪”地一声，落在中原的“棋盘”上。

　　粟裕的“子养电”恰恰“不合时宜”地来了。

　　毛泽东虽感意外，却并未格外惊讶。

　　或许，他早已习惯了这个“华东粟裕”的与众不同。战争之初的苏中“七战七捷”，就是粟裕与他在内线歼敌与外线出击两种战略之间不断的文电“对话”，最终由他“委屈”让步的结果。

　　他将“子养电”看得十分仔细，还用毛笔逐字逐句加以圈阅。

　　看完后，他打算征求一下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批示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两位书记周恩来、任弼时，以及陈毅传阅，最后还特别注明：“再送毛。”

　　周恩来很谨慎，看完后批注说：“请陈(毅)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

　　1948年1月26日，他又获悉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告急电，说“如无友邻(指陈粟、陈谢两军)协助，至少将11师(即胡琏的整编第11师)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

　　他们还认为：“改变此不利局面，有赖友邻协助和新兵到来。”

　　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最终拍板：按原计划进行。

　　1月27日，也就是刘邓告急的次日和毛泽东意识到大别山“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同一天，他正式改变了前一天让许世友、谭震林率东兵团南下苏北，华东野战军全军“统归陈粟指挥”的决定，电告粟裕，指令他带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毛泽东在电报中估计：粟裕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

　　他有充分的信心。

　　这一信心建立在蒋介石“势必”调兵回援的基础上，一旦调走“二十至三十个旅”，兵力不再占优势，中原的僵局自然也就容易打破了。

　　他还给粟裕指定了渡江南进的路线图：首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最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即福建、浙江、江西这些蒋介石的‘后花园’)”。

　　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他出于对自己构想的钟爱，也做了老到、周密的安排，设计了三个方案：

　　第一、半个月后从湖北宜昌上下游渡江；

　　第二、3个月内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然后渡江；

　　第三、3个月内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5月份全军北返，再休整两个月，秋季渡江。

　　他分别谈到了这3个方案的优缺点，让粟裕从中挑选一个，“熟筹见复”。他还叮嘱粟裕注意保密，除了几个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和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即将一同南下的纵队司令员外，“不让他人知道”。

　　对粟裕而言，似乎已没有选择余地。剩下唯一可以“熟筹”的事情，不是该不该南进，要不要南进，而是怎么南进的问题了。

　　陈毅为亲身参与这一“稳渡长江”的中共中央重大决策而兴奋。这一天前后，他又兴致勃勃作诗一首，以纪念这即将彪炳青史的历史性一刻：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日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粟裕)。

　　他与毛泽东一样，也以诗人的情怀，描绘了粟裕挥师南去后，中原逐鹿捷报频传的蓝图。

　　很明显，对于改变中原以至全国战局，如何导演一幕惊天动地的活剧，中共的最高统帅与高级将领们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个是：分兵渡江南进(居强势)；

　　一个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居弱势)。

　　粟裕的“子养电”曾给了毛泽东一个不小的意外；现在，毛泽东又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意外，两人算是“扯平”了。

　　历史没有留下粟裕接到毛泽东电令后表情神态的资料，但可以想见，他的惊讶之状必定很复杂：几个月来构想的“子养电”，最高统帅做了“冷处理”，只有一纸意图与之大相径庭的分兵南进命令。

　　军令如山！粟裕只有执行。

　　但他与老乡毛泽东一样，也有湖南人的“霸蛮”，并没有垂头丧气，“一蹶不振”，放弃自己的设想。

　　他一面思考如何渡江的种种事宜，诸如指令参谋处在平汉路的漯河、临颍突击翻印湖南、湖北两省五万分之一地图，一面也依然“一心二用”，研究他的“子养电”。他在反复比较，哪一种设想更切合中原战场的实际，更能迅速取得全国战争的胜利。

　　3天后，粟裕就南进方案复电毛泽东，提出了合适的渡江时机、地点和方法。他也设计了3条渡江路线：

　　一是武汉以西；二是江西湖口、当涂之间；三是直接从南京与江阴之间，“采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

　　粟裕对这些路线的优缺点一一做了详尽的分析。这无疑说明，他对毛泽东渡江决策的执行并非敷衍行事，而是认真对待与审慎思考的。

　　但他“耍”了一点小小“花招”。

　　在讲述渡江时机和渡江地点及方法的文字之间，他很巧妙地插了一段话，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与建议，提请毛泽东注意。

　　他再次认为，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将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集中起来，统一指挥，打几个大歼灭战，必定能够改变中原的战局。他说：

　　“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他的意思很清楚：将蒋介石的部分中原主力调回江南，还不如干脆在中原就地吃掉他们(而且有这个条件)；双方兵力彼消我长，“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

　　他还说，因为战役的胜利，就能过取得较多的休整和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这就不是仅仅打破中原僵局，而是可以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了。

　　如果说粟裕是一个罕见的“固执己见”， 敢于向毛泽东直谏的人，那么，从这份动足了脑筋，精心构思的电报来看，被周恩来称为“心细如发”的粟裕，还是一个善于提建议的人。

　　毛泽东是最高统帅，但首先也是人，难免有人性的弱点，对粟裕的意见，他或许不同意，但感情上容易接受多了。

　　他自然读懂了粟裕的心思。

　　他特意把已经打理好行装，打算返回华东野战军的陈毅留了下来，再次商量是否渡江的问题，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

　　他们认为，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也就是江南出击是最有效的。

　　不过，毛泽东对粟裕提出的极有创意的“忽集忽分”战法很感兴趣。

　　他在2月1日午夜电告粟裕，表示完全赞许他提出的渡江方案之外，还指令暂时留在中原的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陈士榘、唐亮3个纵队，可以按粟裕提出的点子，“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他后来甚至根据粟裕的创意，设想将这三路人马合组为一个野战军，让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个机动旅)”。

　　这一新鲜的“忽集忽分”到底怎么打，谁也没有尝试过。

　　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问问粟裕吧。

　　毛泽东专门发了电报，让即将离开中原、长征江南的粟裕，继续讲讲“金点子”。电报说：“请粟裕提出两陈(陈士榘、陈赓)及刘、邓三月上旬作战方针意见。”

　　这是对两个月前毛泽东指令的一个答复。

　　毛泽东曾于1947年12月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拟定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兵团除外)下一年的作战计划：“明年(即1948年)8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

　　但他们提前6个月就提出了“组织两个有力支队”南下，无疑是一种主动“请缨”。

　　此举对南下的粟裕将是又一个“犄角之势”的支援，也是对中央跃进战略的有力支持，毛泽东当然十分高兴，复电他们说：完全同意。

　　虽然粟裕建议的内容被采纳了不少，但依然还得离开中原，第二次“进谏”又悄无声息无果而终，他是偃旗息鼓，还是再度“斗胆直陈”？

　　这又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

　　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用兵作战就会取胜，我就留下来；如果不从，打仗就会失败，我即离开这里。

　　粟裕当然不会“离开这里”，甩手不干了。但这时候的他，其实一样很好选择，就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毛泽东的指令渡江。

　　如果按自己的设想留在中原，天大的风险便只能独自承担，能逮到“大鱼”打到大仗，改变中原战局倒还罢了。但战争不是都市白领们朝九晚五的悠闲上下班，计划没有变化快，一旦事与愿违，达不到改变中原战局的目的，他个人将成为全党全军第一罪人。

　　粟裕当然没有这么多“小九九”，只是看多了帝王权谋剧与《职场处世术》的后人，又一番“小人之心”而已。

　　他又如何选择呢？

　　粟裕的“霸蛮”精神似乎又上来了。

　　他念兹在兹，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设想：在中原打大仗。这是他对中央军委指挥的一贯态度：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

　　他有自己的考虑：不结合实际灵活地执行上级指令，“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他认为：“古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只照抄照转上面的命令，这样下去非打败仗不可。”

　　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和平年间，缺少血与火的生死检验，一切平平淡淡波澜不起，粟裕这种“上司”面前的“特立独行”，或许就是“个人主义”与“骄傲”的根源，很容易遭人诟病，陷入尴尬境地。

　　但“战争是要死人的(粟裕语)”，稍有不慎便破军杀将、丧师辱地，更可怕者是亡国灭种(譬如古代西域消失的众多国家)。

　　能做到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承担天大的干系，不做上传下达的简单“传声筒”，无疑是一种对信仰和事业都大有裨益的宝贵品质。

　　其实，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只机械地“上传下达”，不过是一种得过且过、心不在焉的敷衍，与庙里撞钟的小和尚没什么两样。

　　早在1930年的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路小小“诸侯”的毛泽东就在自己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过这种态度。

　　当然，粟裕“抗命”的前提是能“结合实际”。他觉得自己的设想，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成熟完善，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他还在积极准备渡江的事宜。

　　2月下旬，他给毛泽东献上“忽集忽分”的计策后，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与1纵、4纵、6纵三个纵队进入河南濮阳休整，一面准备南下，一面继续思考自己的设想。

　　他曾说：打仗就是算数学。数学与单调冰冷的数字打交道，当然枯燥乏味，没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国色天香的“小乔”们，自然也难得秋波频传或者回眸一笑。

　　粟裕认为，在制定作战方案时，必须进行精确的计算。要用心在敌我兵力对比、地形条件、解决战斗所需时间等因素方面，加以精确地计算、权衡。

　　他甚至说，不仅要计算到兵器，还要计算到火力。就是说不但计算武器多少，而且要计算弹药多少，能支持多少时间。特别是大兵团作战，尤其要重视定量分析。

　　集中中原三军打大仗，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重大战略，当然更需要如此，来不得半点马虎。

　　粟裕平生有四大嗜好：枪、地图、指南针与望远镜。不过，现在地图成了他依恋的唯一“情人”。他在地图前久久地观察、测算，寻找改变中原战局的最合适方案。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原作战参谋秦叔谨回忆，他在作战室“目睹粟裕将军凡是收到中央的作战电报，就在地图上反复测量、精心筹划”。

　　秦叔谨说：“他从敌我力量和战场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自己所率部队能否战胜敌人来考虑，并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自己的判断和作战方案，对于战略方针性的重大意见，则反复思量、斟酌后，才慎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并告友邻领导人。”

　　“苦行僧”般地打坐、“面壁”之后，粟裕没有像传说里的成龙化凤“破壁”飞去，但过去的设想逐渐更加明朗起来。

　　粟裕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最后与其他战场一起打败蒋介石，中原还要同蒋介石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将他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

　　从当时国共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显然做不到，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江，无疑将给蒋介石以相当的威胁和牵制，“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

　　但是，这依然难以达到预定的战略，特别是调不走蒋介石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整编7师、整编48师、第五军以及刘伯承、邓小平急盼调走的整编11师。

　　他说：“桂顽(白崇禧的桂系)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

　　蒋介石的四个“骨头”“赖着”不走，中原的事情当然依旧难办。

　　粟裕认为，这四个军战斗力最强，是蒋介石在中原的骨干，如果华东野战军主力南进仍然调不动，或者不能吃掉其中一、两个，那么，中原僵局将依然如故。

　　一旦如此，那么既难以减轻老区的负担，也难以在中原得到新的人力物资补充，甚至还会因为华野主力南渡后，解放军在中原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减弱，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地摧残。

　　如此一来，中原僵局不但不能好转，反而将与初衷背道而驰，“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而到了长江以南稻田水网间的华野主力，也并非“江南度假游”的悠闲洒脱，首先面临的将是风餐露宿、千里长征后巨大的非战斗减员。

　　粟裕做了精确的定量分析，如果以江南沟沟壑壑之间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在中原打大仗的伤亡，那么，“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

　　显然，这是和蒋介石“交易”中一笔更划算的“大买卖”，对战争全局有利得多。

　　实际上，蒋介石是非常“欢迎”毛泽东将中原的中共军队分兵过江的。

　　早在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别山之初，他便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分析：“刘伯承既已狼奔豕突窜入大别山，如果他不顾一切，自然也可以窜过长江，到江南地区来扰乱，但他是不是会这样冒险行动呢？”

　　不过，粟裕要令蒋介石失望了。左右权衡、掂量轻重之后，他坚定了华野主力全部留下来，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和蒋介石较量一番的决心。

　　4月18日，又一个不可忘却的日子，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第三次直抒己见，“斗胆”进言。

　　电报洋洋洒洒、详细地摆出了5个不宜渡江南进的理由后，粟裕再次提出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的建议：

　　“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

　　当然，对于蒋介石的近后方和长江以南，粟裕也不是撒手不管，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格外细心地分别提出了合适的对策。

　　他设想，对蒋介石江南的深远后方，也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以及贵州等蒋介石平静的“后院”，可以派出多路精明强干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宽大范围的辗转游击，同样“能大量的调动敌人”。

　　他最后构想了可以在中原进行的几个大歼灭战：

　　“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这里包含了他设想中的可以一气呵成的3个大仗：

　　一、围点打援，歼灭第五军(吸引五军北援而歼灭之)；

　　二、济南战役(相机攻占济南)；

　　三、徐州战役(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尽管东北战略区的军事统帅林彪，曾由衷叹服“粟裕尽打神仙仗”，说“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但粟裕当然和毛泽东一样，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真“神仙”。

　　然而，当历史的进程与他的设想惊人相似时，人们又不能不惊叹他的“料事如神”。

　　这3个大仗，后来“如约而至”时，时间间隔分别只相差1个月。它们是：

　　一、豫东战役。稍有不同的是，原本计划吃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后来粟裕临机处置，发展成“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大歼灭战；

　　二、“攻济打援”的济南战役。也有一点不同之处是，原设想“以一部相机攻占”，后来粟裕发展为华东野战军全军四个兵团一起参与的大仗。

　　三、生死对决的淮海战役。

　　毛泽东坐不住了！

　　他对自己的构想本来有着相当的自信，又有“左膀右臂”与几个“诸侯”的大力支持。

　　就在粟裕来电的同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还电告说：“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

　　其他人倒还罢了，早就有“川中名将”美誉，毛泽东称之为“一条龙下凡”的刘伯承这么老练的人也只是认为，“照现在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而不是南下战略本身。

　　这无疑再次给了毛泽东决策的有力支持。

　　粟裕曾经带过的新四军一师有一首豪气干云的《渡长江》歌曲：

　　饥寒困苦算得什么？

　　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

　　长江是我们的，

　　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飞渡长江，对于同时兼任一师、六师两个师的师长，新四军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作战最多，战果最大”的粟裕而言，似乎不是一道难题。

　　一直活动在大江南北的他，曾经3次率部成功跨越长江：

　　第一次是1940年7月。

　　为执行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他率领江南指挥部以及第2团、新6团等部2000人，摆脱黄埔一期出身的“天子门生”冷欣的围追堵截，又突破大日本“皇军”严密的封锁，胜利北渡长江。

　　第二次是1944年12月。

　　为执行毛泽东“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发展”的部署，他率领驻扎在苏中的新四军一师师部、3个主力团近万人渡长江南下。

　　第三次是1945年10月。

　　为执行毛泽东“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的战略，他又掉头北上，率领苏浙军区万人浩浩荡荡北跃长江。

　　一会儿北上，一会儿南下。虽然不曾“千百次”横渡长江，但他的确可以“自由地来去”，而且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的大搬家，带的人马一次比一次多。这一点，中共高级将领中可谓仅此一人。

　　这也是毛泽东从几位中原主将里特意遴选，让粟裕挂帅第二次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个粟裕，这回似乎有点“怪”。

　　他的电报末尾尽管口口声声说“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其实却在“软磨硬泡”，就是不大情愿过江，到底为什么？

　　不过，毛泽东也是一代雄才大略的兵家，不能不感到粟裕说的很有些道理，而国共两党重新开战以来，粟裕接二连三这么多精彩的大歼灭战，似乎也能说明真理可能在他那边。

　　毛泽东有点动摇了。

　　那就让粟裕来中央，当面锣对面鼓，开诚布公谈谈吧！

　　他原本在3月10日就有“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的想法，现在看来更有必要了。

　　粟裕来电后的第四天，毛泽东电告陈毅、粟裕，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

　　这下可苦了陈毅，才从毛泽东身边鞍马劳顿回来，身上的汗水还没有完全干透，一个前委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还没有做完，便又要风尘仆仆赶回去。

　　能不能不去呢？

　　他和粟裕一起致电毛泽东，请求“陈不北上”，也就是粟裕一个人北上西柏坡，陈毅则留下来。

　　这自然有相当的理由。

　　对中央决策有不同意见的是粟裕，正在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扩大会议，也的确需要留下“外出”已久的陈毅主持。

　　但毛泽东回电的意思很明确。他说：“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

　　更让陈毅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去，他“上班”的地点，被毛泽东改到了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

　　毛泽东确定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主力纵队南下后，尽管中央改变了成立华中分局，由陈毅担任书记并让他和粟裕统一指挥“七、九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的决定，随后又成立了由他担任司令员的东南野战军，但他知道自己不会随行。

　　因为华东野战军还有陈士榘、唐亮的第3兵团(3、8、10纵)暂时留在中原，等粟裕率领第1兵团南下半年左右后才渡江，他不用担心没有地方“落脚”。

　　4天后，毛泽东决定扩大中原局的范围，“管辖津浦路东陇海线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正式将一度打算划归华东局的豫皖苏地区划给了中原局，并决定原定担任华中分局正副书记的陈毅、邓子恢加入中原局。

　　邓子恢是华东局的副书记之一，分工时负责组织地方支前、部队后勤、恢复区和城市工作。同时，他还兼任华东军区副政委和支前司令部司令员，统管地方支前和部队后勤工作。

　　早在1947年11月，毛泽东根据豫皖苏(即“陈、粟区域”)“人口二千余万，党政民工作的领导亟须加强”的现状，便致电中央工委的刘少奇和华东局：“请考虑让邓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去陈、粟处，以加强陈、粟区域及苏中、苏北的领导。”这也是后来计划重新成立华中分局的由来。

　　这时正在华东负责“渤海区土改及后勤工作”的邓子恢，便奉命将手中的工作交给康生暂代后，一脸风尘来到了豫皖苏地区。

　　这位“对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富有经验”的干才，是刘伯承、邓小平向毛泽东点名，迫切要求正式调入中原局以加强中原局工作的要员。

　　与邓子恢这一“专业人士”不同，华东野战军最高统帅陈毅这个“加入”，如同半年前毛泽东指令他“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仅仅是和粟裕一起“代表该局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有相似之处。

　　这自然并非让他离开兵多将广的华野部队，到相对弱小的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去“独在异乡为异客”。

　　3月30日，毛泽东也在考虑粟裕南渡后，暂时留在中原的陈毅工作安排的问题。他致电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并告中工委，准备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华东野战军留江淮河汉间作战的各纵(即3、8、10纵)称为华中兵团，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亮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王建安、宋时轮为第二、三司令员。”

　　这就是说，虽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渡江后将公开改称东南野战军，但暂时留在中原的司令员陈毅和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依照过去成立华中分局的决定，又被毛泽东作了临时性的安排。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改称“华中兵团”，陈毅继续当这个兵团的“老大”。

　　第二个是，鉴于陈士榘、唐亮的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正在洛阳等地和晋冀鲁豫的陈赓兵团一起联合作战，毛泽东又决定，“目前为指挥华东3、8、4、9纵在豫陕鄂区作战(3、8纵属于华野；4、9纵属于中野)，拟成立豫陕鄂野战指挥部，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为第一副司令员。”

　　这一方案对陈毅个人而言，要旨是麾下的人马扩大了，拟成立的以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为主的“豫陕鄂野战指挥部”，不仅可以指挥自己原来的旧部，而且可以指挥刘伯承、邓小平麾下鼎鼎大名的陈赓兵团(即陈谢大军)。

　　因为陈毅暂时还在返回华东野战军的途中，并将在粟裕所在的华野总部呆上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在陈毅未回部(即陈士榘、唐亮第3兵团)以前代理司令员工作，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原豫陕鄂野战军(4、9纵)之职务不变，唐亮为副政治委员，并暂代政治委员工作。”

　　他还决定：“现豫陕鄂野战军(3、8、4、9纵)成立前委，陈毅为书记，陈士榘、唐亮、陈赓为委员。陈士榘代理书记。”

　　无论哪一种方案，毛泽东都没有让陈毅离开华东野战军，前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上班”的意图。

　　粟裕现在对“老搭档”陈毅的去留考虑不多，一门心思用在谏阻毛泽东渡江南下的决策上。

　　他收到去中央开会的电令后，自然兴奋异常。

　　这说明峰回路转，事情有了转机，至少可以当面详细说说自己的思路了，更何况他也有17年没见过毛泽东了。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粟裕当然还不知道有这首后来响遍大江南北的经典“红歌”，但迫切的心境是相似的。

　　世事如棋，沧海桑田。当年江西苏区匆匆一别，如今一个成了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也成为参天大树，做到了大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粟裕难免有些想“一诉衷情”的迫不及待。

　　他和陈毅4月25日黄昏出发，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经朝城、邯郸、石家庄等地，来不及寻访古迹缅怀古人，或者踏访山水胜地欣赏美景，5天后就赶到了毛泽东新的驻地河北阜平的城南庄。

　　毛泽东也激动得不能自已。

　　他打破从不迎送党内同志的惯例，客客气气将粟裕从门口亲自迎进来，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他第一次在电报以外当面称许粟裕：“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高兴啊！你们辛苦了！”

　　一番寒暄后，他又请粟裕这位湖南老乡吃饭，命人端出稀罕的辣子鸡丁热情款待。可惜的是，粟裕因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饮食不规律患有胃病，不能吃辣。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俩倒不曾如此“多愁善感”、“儿女情长”，但也在叙旧忆往，谈古论今，越聊越兴奋，特别是毛泽东。

　　一段关于孟良崮战役的经典“问对”也就问世了。

　　毛泽东：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

　　栗裕脱口而出：蒋介石。

　　毛泽东：还有一个人呢？

　　栗裕：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

　　粟裕：白崇禧？

　　毛泽东：离题千里了。

　　粟裕：那么是谁呢？

　　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

　　孟良崮战役是粟裕一生的得意之笔。他麾下的虎将王必成后来回忆说，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毛泽东如此首肯这一经典战役，自然更多的又是对粟裕本人的嘉许。他似乎不应该再怀疑粟裕对中原战局的判断力了，但他还需要一个比3次“斗胆直陈”更充足的理由。

　　4月3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围坐一堂，请粟裕当面汇报他的设想。

　　粟裕虽然已是一路“诸侯”，麾下有千军万马，但这种“五大巨头”当堂“会审”的场合，却生平第一次遇见，不免有些拘谨。

　　好在他思索已久，又有备而来，早已烂熟于胸。于是乎口如悬河，洋洋洒洒，将已在电文中3次斗胆直陈的战略构想与暂不过江的理由，痛痛快快完整地复述了一遍。

　　这似乎是现代版的“隆中对”。

　　最高统帅部的“巨头”们听完后面色凝重，或踱步沉思，或地图前指点比划。毛泽东盯着粟裕说：“你说的打大仗，有多大？”

　　粟裕回答：“歼敌10万、20万，甚至更多。”

　　这当然也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但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是4个月前的1947年12月9日他电示粟裕所指出的：“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饭还得一口一口地吃，因此说：“这需要时间。”

　　周恩来也插过话，说：“你下江南，确实不会轻易取胜。老实说，能够轻易取胜的地方，我们也不会派你去。”

　　毛泽东忽然变得异常严肃，说：“如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觉得很突兀，会场顿时紧张起来。

　　粟裕对自己的构想已深信不疑，依然坚持着，认为从中原抽走了10万主力，削弱了坚强的突击力量，就会失去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推迟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

　　此时，毛泽东却笑了。

　　走完这一道道“程序”，历史的列车终于拐弯，他被说服了！

　　毛泽东决定采纳粟裕的意见。

　　当然，他并非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构想，而是开出了一个条件：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之内，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 ，“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

　　中原有三支野战军，毛泽东偏偏将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交给粟裕，原因自然是他曾经首开先河，干净利落地吃掉了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

　　很明显，毛泽东有个底线，如果粟裕做不到，他还得打起背包，乖乖渡江(也许已不是渡江这么简单了)。

　　这是一份近乎“苛刻”的军令状：

　　目标：

　　一、歼灭第五军；

　　二、歼灭国民党军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约10万人，第五军的人数可以累积在内)；

　　三、完成渡江的准备。

　　期限：4-8个月

　　立状人(责任人)：粟裕

　　要粟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当然得给点“好处”。

　　毛泽东给他完成军令状的“优惠”条件是：第一，改变了过去“东南野战军”、“华中兵团”、“豫陕鄂野战指挥部”等一系列设想，继续保留华东野战军的番号；第二，责、权、利首次统一，将陈毅调往重新组建的中原军区，让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全权负责华野的全盘工作。

　　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他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突如其来的大动作，让粟裕毫无思想准备。他再三谦让，说“华野离不开陈军长”，恳请让陈毅仍回华野。

　　毛泽东想看到的是粟裕如何完成打大仗的“军令状”以改变中原战局，自然没有答应，便说“中央已经决定了”。

　　他最后也只同意了粟裕一半请求，任命他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保留了陈毅华野的职务，但陈毅依然必须“迅速”前往新的岗位，“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也就是主要负责中原军区的后勤。

　　军中无戏言！

　　这份军令状无疑是沉重的。当年名满天下、耳熟能详的蜀汉参军马谡，就因为军令状之前丢失街亭，被诸葛老丞相挥泪斩于辕门，成为一千多年来人人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

　　但对毛泽东而言，给粟裕的责任虽大，却也相当不容易，因一个前线将领而破天荒地改变他雄心勃勃的重大决策，给足了3次斗胆直陈的粟裕“面子”。他完全能这样说，我已经给了你一个机会，下面就看你的能耐了！

　　对粟裕而言，沉重之下，也“天可怜见”，终于有了检验自己构想的机会。他也可以说，有这个机会，我就足够了！

　　粟裕最后交了一张满分的答卷。和诸葛亮当年给周瑜立下“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的军令状，后来果然圆满交差一样，他也不折不扣完成了任务。

　　两个月时，他通过豫东战役吃掉了蒋介石的军队约10万人；刚好8个月期满之时，他又通过淮海战役“废”了第五军，并完成了渡江的准备。

　　这个时候的渡江，已不是小打小闹、顾此失彼的10万人，而是气吞山河的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下江南了。

　　粟裕与毛泽东，一个“斗胆直陈”，一个“虚怀采纳”，成就了又一段佳话。《周恩来传》说，这“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蓝图和剧本设计好了，中原生死对决这幕活剧沉沉的大幕即将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