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前妻叫什么名字:张治中直谏毛泽东：元帅都被打倒您怎么办

“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捡起来的。”张素我语气平淡，似乎早已超脱了那个艰难岁月。

张治中夫妇每年的六七月份都会在北戴河避暑，在学校教书的张素我，每年暑假都跟父母同行。1966年还未来得及动身，就赶上了红卫兵来抄家。

张一纯说：“当时红卫兵来的时候我没在家，我在工作单位。我父亲在家，他很生气。他说：我张治中的事，你们去问毛主席！”

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红卫兵就进不来了。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需。从迪化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层层设卡，他始终都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

当胡宗南企图截留这批人时，刘亚哲急电张治中，他又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胆略，逼蒋令胡放人。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得在“准予放行”的电文上签盖自己的图章。这才使得这批同志最终于7月11日平安抵达延安。

事后，朱总司令曾亲自去信致谢。几个月后，当张治中回到南京时，董必武又再次特意登门拜谢。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晚宴上，周总理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为了表彰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195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1969年4月，一生无派系之争的张治中去世。父亲去世时，张素我姐弟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说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张治中担任副主席。“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批判彭德怀，我父亲当即起来发言。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万言书”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这封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东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

“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经在面谏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说这话时，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他说：“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也听过他当面讲过，他说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由于时间久远，张一纯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说的。张一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

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百分之五了，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哪？”

讲到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他本来一直坐着，说到这他站起来了”。

毛泽东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但是站起来的张治中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在张家姐弟眼里，父亲张治中对孩子要求严格。“我父亲啊，对我们孩子们是很严肃的，非常严肃，对我们教育很严，他有规定，绝不许我们个人坐他的车出行。请客、会客不许我们参加。”

小妹张素久在上小学时，父亲张治中已经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家里有好几部车。有一次管家自作主张，调用一部车子接送张素久上学。张治中知道后很不高兴，但他当时并没有发火。吃过晚饭后，他将素久带到书房，温和地对她说：“车子是公家的，坐这个车子是要为公家办事的，你是小孩子，怎能坐这个车呢？”张素久当时心里觉得很委屈，直到许多年后，她才体会到父亲的用心。

同样，在张素我的印象中，不用公家车也得到了印证，她说“父亲坚决不让汽车送我们上学，只许走去或者坐黄包车去。”

张一纯也记得自己小时候在重庆时，要看电影、出去玩，都要写书面报告。“父亲看到报告后，他用笔写个‘可’字，我才可以到副官那领电影票的钱。”

“他好像还没写过不同意，我们就看电影了，没什么大事，或者到公园去玩。”张一纯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已经到北京了，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得早，就在客厅坐着，不知道父亲起来了，我们在那大声说话。父亲很大声地质问：‘我起来了，你们怎么不进来打个招呼！’”。

张一纯说：“可是呢，到了孙子一辈就不同了。有时他在办公的时候我儿子到他背后骑在他脖子上；有时他写东西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让他写，他就叫我说把他抱走，说‘我要写东西’，对孙子一辈态度完全不一样。”

张素我回忆起父亲，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父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可以给你讲个事情。”

“父亲爱旅行，我中学时，大约十七八岁。有一次，我们经过济南，中午吃饭就进了一个小馆子，那个时候条件不是那么好，北方人又吃馒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吃馒头就撕下了一层皮，我父亲就说你为什么要撕掉皮，我说有苍蝇落上去了。父亲说‘你这就不对了，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他当时是很和颜悦色的、不是很严厉地说我，但是对我受用不少。从此，我一生办事都明白，要勤俭、不能奢侈。”

孩子们印象中的张治中敢于直言。包括国号、国旗的选定，张治中都直抒己见。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我父亲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了，就不用再写民主了。还有选国旗方案时，当时毛主席说中国有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淮河。要填上横杠。我父亲就说把国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后来就定了五星红旗。”

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也影响到了张素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监察委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期间，张素我也是直陈利弊，她说：“父亲性格特别的耿直，我和父亲一样，有时候看不惯的事我就要揭露，就要说话。让我参政议政，我就要说实话、说真话。去调研，就要去那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了解真实的情况。”

张一纯说，“我二姐三姐原本都在国内工作。我三姐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后来被定了个罪名叫“里通外国”，被发配到东北去劳改。1980年代初，她们就到美国去了。”

张素我说，父亲对她言传身教，让她一辈子受用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