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额黄:毛澤東筆下兩大文化漢奸的最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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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1日，重慶《新華日報》第六版上刊登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簡介，內中一段：“這些自以為是為自己或為全人類而創作的作家，其實都在他們的作品中客觀地表現了他們正是為了某一些人某一個階級而創作的。周作人、張資平的漢奸文藝，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學’，無論他用了多少美麗的化裝，總不能掩飾掉他們的主人是誰，他們是為侵略者統治者而創作的。”
重慶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毛澤東的這段文字首次在國統區公開發表，兩大文化漢奸立刻在全國名聲大噪，被進步人士所共同鄙夷與唾棄。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比魯迅小四歲，生於1885年，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他於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參加發起文學研究會，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並撰寫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同時以極大的熱情介紹了俄國、日本、希臘文學以及波蘭、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周作人的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提倡閑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群星燦爛，有兩顆星最璀璨：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倆為代表的京派與海派對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劉繼興考證，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君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不過，真正能和魯迅極盡陽剛之氣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澀回甘、外柔內剛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爐火純青，蒼老遒勁的地步。西有長庚，東有啟明。在中國現在文學史上，會稽周氏兄弟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無疑是一個極有才氣的人，語言天賦超人，未正經進過什麼專門語言學校，他卻先後學會了英語、古希臘語、梵文，而日語幾乎和母語一樣熟練，並以上面幾種語言翻譯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時，周氏兄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魯迅筆譯完成的。他自小讀書極多，博聞強識，對科舉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縣考成績把魯迅遠遠拋在後面。但給人感覺，他與魯迅相比，創造性思維卻要差很多，真知灼見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經據典，而他自己的主張要透過字縫去找。這是考試性人才的通病，其實現在也是如此。魯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國介紹的當時中國著名作家中，第一個就是周作人。魯迅臨去世時，枕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從此戴上了文化漢奸的 “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段經歷成了他一生的污點。1941年4月，周作人率團赴日本參加會議，“百忙”中特意去參拜靖國神社，為日本侵華戰爭中死去的軍人招魂。4月15日國內的《庸報》報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後，周作人又兩次赴日軍醫院，“親切慰問”在侵華戰爭中被打傷的日軍官兵，還兩次為他們養傷捐款。他的這些醜行令人匪夷所思，國人也永遠無法原諒他。
抗戰勝利後，群眾對懲處漢奸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本人為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又同屬 “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歷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在回覆中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飲罷最後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又“聞巷中驢鳴”的第四天，他就因漢奸罪被國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1949年出獄後，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熾時，周作人在北京辭世。他比哥哥魯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澤東斥為另一個文藝漢奸的張資平，也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出自他的手。
張資平是20世紀30年代初我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是“創造社”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眾多的讀者，在文壇上影響深遠。著名作家張愛玲自己就曾明確說過，她曾迷戀於張資平的小說並深受其影響。在當時上海灘，貴婦人在閑聊時以手捧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和張愛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為時髦。
張資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廣東梅縣。1910年考入廣東高等巡警學校，1912年到日本留學，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衝積期化石》。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岩石礦物學教授，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隨著他的《梅嶺之春》《曬禾灘畔的月夜》《約伯之淚》《苔莉》《最後的幸福》《明珠與黑炭》《愛力圈外》《青春》《糜爛》《愛之渦流》《上帝的女兒們》《群星亂飛》《跳躍著的人們》《時代與愛的歧路》《愛的交流》《戀愛錯綜》等戀愛小說一版再版，便專門從事小說創作了，並用稿費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歲小農居”的精致別墅。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
張資平的小說創作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題材，長篇有《天孫之女》，短篇有《紅海棠》。1930年出版的長篇《天孫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鄙視、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又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糟蹋、蹂躪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說以日本軍人鈴木牛三郎的女兒花子被遺棄騙賣，淪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孫之族”的神話。該書1930年7月出版後，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總共印行一萬一千册，被翻譯到日本去。由此，張資平也惹來了麻煩。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現代文學評論》中“現代中國文壇逸話”一欄里，刊登了《張資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則消息： “張資平自寫了《天孫之女》後，被日人譯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報》上按日發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劇烈的反感。現在，張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孫之女》是一本極端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的小說，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蠻橫，可謂淋漓盡致。日人本來都褊狹異常，而有高度的愛國熱，於是便認為莫大的恥辱。一方面譯成日文，並刊登張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國人都對張先生有不好的認識；一方面則拔劍張弓，大有向張先生下哀的美敦書之勢了。據張先生自己說：‘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國土內，居然任日人如此蠻橫的不講道理。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並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們酗酒滋鬧的水兵，一向視中國人如魚肉，倘使一旦狹路相逢，給你一個傷害，或竟把你一刀結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段話，使我們感喟到著作家沒有保障，怕將來連說話的自由也要受外國人的干涉了。”
張資平於1933年初夏寫作的短篇小說《紅海棠》，描寫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閘北被日機轟炸的悲慘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被稱為“紅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後給穆蔚英、海沼豬三郎、小橋當僕人，並且還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一.二八”的戰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礫中，吉弟跟著丈夫終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台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同年7月，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張資平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任出版組主任，主編1941年1月創刊的《中日文化》月刊。這是一份宣傳“中日親善共榮”的綜合性漢奸雜誌。一年後，他又辭去出版組主任之職，擔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員會委員，保存整理岩礦標本。
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於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鬱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上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只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摘自：《民國大腕》）
重慶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是全國的輿論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較集中的地方。毛澤東的這段文字首次在國統區公開發表，兩大文化漢奸立刻在全國名聲大噪，被進步人士所共同鄙夷與唾棄。
周作人是魯迅的二弟，比魯迅小四歲，生於1885年，現代散文家、詩人，文學翻譯家。他於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1906年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回國後在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五四”時期，周作人是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參加發起文學研究會，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主持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並撰寫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同時以極大的熱情介紹了俄國、日本、希臘文學以及波蘭、匈牙利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周作人的思想漸離時代主流，主張“閉戶讀書”，提倡閑適幽默的小品文，沉溺於“草木蟲魚”的狹小天地。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群星燦爛，有兩顆星最璀璨：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倆為代表的京派與海派對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劉繼興考證，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君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不過，真正能和魯迅極盡陽剛之氣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澀回甘、外柔內剛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爐火純青，蒼老遒勁的地步。西有長庚，東有啟明。在中國現在文學史上，會稽周氏兄弟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無疑是一個極有才氣的人，語言天賦超人，未正經進過什麼專門語言學校，他卻先後學會了英語、古希臘語、梵文，而日語幾乎和母語一樣熟練，並以上面幾種語言翻譯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時，周氏兄弟的翻譯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魯迅筆譯完成的。他自小讀書極多，博聞強識，對科舉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縣考成績把魯迅遠遠拋在後面。但給人感覺，他與魯迅相比，創造性思維卻要差很多，真知灼見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經據典，而他自己的主張要透過字縫去找。這是考試性人才的通病，其實現在也是如此。魯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國介紹的當時中國著名作家中，第一個就是周作人。魯迅臨去世時，枕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淪陷後的北平，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偽職，從此戴上了文化漢奸的 “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這段經歷成了他一生的污點。1941年4月，周作人率團赴日本參加會議，“百忙”中特意去參拜靖國神社，為日本侵華戰爭中死去的軍人招魂。4月15日國內的《庸報》報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後，周作人又兩次赴日軍醫院，“親切慰問”在侵華戰爭中被打傷的日軍官兵，還兩次為他們養傷捐款。他的這些醜行令人匪夷所思，國人也永遠無法原諒他。
抗戰勝利後，群眾對懲處漢奸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當傅斯年初次發表對偽北大教職人員處理辦法的談話後，周作人自視本人為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又同屬 “新文化運動”陣營中的盟友，遂以前輩的姿態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對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歷史罪過無絲毫懺悔之情，反而口氣蠻橫強硬，理直氣壯地令傅把自己作為特殊人物予以照顧，口出狂言連帶警告性地說：“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偽”等語。傅斯年當即揮毫潑墨，在回覆中痛斥道：“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於國內黨派鬥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飲罷最後一杯苦茶，寫畢《石板路》的小品，又“聞巷中驢鳴”的第四天，他就因漢奸罪被國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獄，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漢奸生涯的一曲絕響。
1949年出獄後，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日本、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有關回憶魯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看雲集》《夜讀抄》《苦茶隨筆》《風雨談》《瓜豆集》《秉燭談》《苦口甘口》《過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詩集《過去的生命》，小說集《孤兒記》，論文集《藝術與生活》《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論著《歐洲文學史》，文學史料集《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另有多種譯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熾時，周作人在北京辭世。他比哥哥魯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澤東斥為另一個文藝漢奸的張資平，也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出自他的手。
張資平是20世紀30年代初我國紅極一時的作家之一，是“創造社”中最多產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眾多的讀者，在文壇上影響深遠。著名作家張愛玲自己就曾明確說過，她曾迷戀於張資平的小說並深受其影響。在當時上海灘，貴婦人在閑聊時以手捧張資平的戀愛小說和張愛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為時髦。
張資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廣東梅縣。1910年考入廣東高等巡警學校，1912年到日本留學，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衝積期化石》。1922年回國後，任武昌師範大學岩石礦物學教授，1926年擔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教授，兼教大夏大學的“小說學”，開辦樂群書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參加以陳文祥為代表的學術團體訪問日本，回國後寫了篇日記體小說《群犬》，形容日本偵探之多。隨著他的《梅嶺之春》《曬禾灘畔的月夜》《約伯之淚》《苔莉》《最後的幸福》《明珠與黑炭》《愛力圈外》《青春》《糜爛》《愛之渦流》《上帝的女兒們》《群星亂飛》《跳躍著的人們》《時代與愛的歧路》《愛的交流》《戀愛錯綜》等戀愛小說一版再版，便專門從事小說創作了，並用稿費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歲小農居”的精致別墅。張資平所寫的都是戀愛小說，他的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都是描寫戀愛的作品。由此，張資平成為公認的“戀愛小說家”。魯迅曾辛辣地嘲諷張資平小說學的全部精華，是一個“△”。
張資平的小說創作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題材，長篇有《天孫之女》，短篇有《紅海棠》。1930年出版的長篇《天孫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鄙視、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又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糟蹋、蹂躪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說以日本軍人鈴木牛三郎的女兒花子被遺棄騙賣，淪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孫之族”的神話。該書1930年7月出版後，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總共印行一萬一千册，被翻譯到日本去。由此，張資平也惹來了麻煩。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現代文學評論》中“現代中國文壇逸話”一欄里，刊登了《張資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則消息： “張資平自寫了《天孫之女》後，被日人譯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報》上按日發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劇烈的反感。現在，張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孫之女》是一本極端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的小說，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蠻橫，可謂淋漓盡致。日人本來都褊狹異常，而有高度的愛國熱，於是便認為莫大的恥辱。一方面譯成日文，並刊登張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國人都對張先生有不好的認識；一方面則拔劍張弓，大有向張先生下哀的美敦書之勢了。據張先生自己說：‘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國土內，居然任日人如此蠻橫的不講道理。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並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們酗酒滋鬧的水兵，一向視中國人如魚肉，倘使一旦狹路相逢，給你一個傷害，或竟把你一刀結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段話，使我們感喟到著作家沒有保障，怕將來連說話的自由也要受外國人的干涉了。”
張資平於1933年初夏寫作的短篇小說《紅海棠》，描寫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閘北被日機轟炸的悲慘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被稱為“紅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後給穆蔚英、海沼豬三郎、小橋當僕人，並且還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一.二八”的戰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礫中，吉弟跟著丈夫終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台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閑職。同年7月，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張資平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任出版組主任，主編1941年1月創刊的《中日文化》月刊。這是一份宣傳“中日親善共榮”的綜合性漢奸雜誌。一年後，他又辭去出版組主任之職，擔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員會委員，保存整理岩礦標本。
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於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鬱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上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只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摘自：《民國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