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孙敬sohu:被物化的女性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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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物化的女性身体

——民间妇女观之二

李霞（本报专栏作者）《中华读书报》（ 2011年07月20日 10 版）

前段时间，信阳某公司招聘采茶女一事，招来网上一片非议。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须处女之身，胸部大小为C罩杯。据说采茶流程是少女用口唇衔采下茶芽，然后放入置于胸间的小竹筐内，以使茶叶混合少女的体香。公司解释说，这是为了传承传统习俗。据我检阅到的资料，所谓口唇茶、体香茶之类，基本停留在民间传说层次，大多是为了神化某名茶的起源，从来就不是采茶劳作的实际过程。而在此公司的“民俗主义”式运作下，女性的身体被作为了茶叶制作中的具体工序。此茶若制成，想来定是天价；而这天价的理由，公司自然会列出处女、口唇、乳香等稀有因素。这些女性身体之特征和意象，成为茶叶之外更具魅力的欲求对象和消费对象，从而具有了极大的商业价值。

关于女性身体的这种运用方式，在我们的文化表述中是颇有传统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往往不是作为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表达，而是被抽离了女性自身的意志，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物，成为他人或曰主流社会（通常是男性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之观念和价值的体现。若从性别对照的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男性的身体则很少这样被物化为客体。这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性是凝视者、行动者，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对象，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者。在此观念流传久远之意义上，信阳公司所说的“传承传统习俗”，倒也不谬。

这就让我从“口唇”想到了“缠足”。这一后天形塑出的女性身体部件，在不同时期都密集地汇聚了不同的象征涵义，几乎成了各种观念或价值观的容器。

大约起源于五代时期的缠足，对其起因，后人有各种解释。一为贞节说，谓缠足目的在于限制女子的活动范围，以体现内闱与外界的界限（这里，缠足成为男女-内外划分之象征）；另一为审美说，谓缠足在于使妇女的姿态更为美丽，所谓纤足所产生的“步步生莲花”之妙。至少从后人对缠足的描述看来，审美意味一直是很重要的因素。此后，“三寸金莲”作为混杂着审美与情欲的赏玩对象，逐渐成为女性美的标志。到清代，金莲崇拜竟至发展到“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的地步。

自宋以来，女人小脚的物化程度是在逐步加深的。这一方面表现为赏玩对象由足而转移至足上之鞋履。因此，各式的鞋样、华丽的弓底，鞋面的滚边和绣花，在明代以后尤其成为赏玩目光的焦点，清代甚至发明了以妓女之绣鞋（内的酒杯）行酒之乐。另一方面的表现为，小脚这一原本体现妇女娴静之“内”德的标志居然成了公开展示物。据说直到晚清时，大同还保留着一种叫“亮脚会”的习俗，妇女坐在自己家门口，伸出穿着各种精致绣鞋的双脚让过路人观赏品评（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春秋两季的庙会上举行“赛脚会”，妇女们坐在搭成几级的高台上，伸出双脚供游人品评甚至把捏）。18世纪末期，模仿妇女缠足形态的“跷”开始登上京剧舞台，成为公开表演样式，风行了近一个半世纪。

小脚被赋予的这种审美性的文化尊荣，使之前还是一种都市化风尚的缠足，到清代逐渐演变成了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以至于清初清廷虽下令禁止，但鲜有成效。清代文人钱泳描述当世的情形称，“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一位女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缠裹扭曲之足所达到的标准。

然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主观感受，在主流话语中往往是阙如的。高彦颐是位致力于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倾听女性主体声音的美国学者，可以想见，这类研究包括很艰苦地搜寻非常见文献及去除种种历史遮蔽的工作。她的研究使我们多少能窥见女性“身体自我”的主体感受。这其中包括女性对男性社会鉴赏标准的认同，因此女性会忍受很大的身体痛苦去追求脚的弓、纤塑性，会花费很多的心力去制作各式鞋样，并以此确立自身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在“美”的表面下，又掩盖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女性之呐喊，这里既包含伤筋断骨的身体剧痛、裹脚布内溃烂腐肉的伤残，也包含着“脚小鞋尖难行走”的困苦。

明末清初女人的缠脚实践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象征意义。此即“男降女不降”（男人屈从满人的剃发习俗而女人继续保留汉族的缠足习俗），女子的缠足成了延续汉人习俗的民族气节之象征。此说法虽在民间早有流传，但大张旗鼓地得到宣扬，根据夏晓虹教授的考证，则出于晚清反满志士，旨在将其作为现实反满斗争的历史及思想资源。在此宏伟的现实需要下，女人的小脚被构建成了汉人不亡的旗帜，至于这是否是清代妇女缠足的本意，想来是志士们无暇也无需顾及的。

到了清末，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在面临亡国灭种以至急切追求现代化的危机感下，女性的小脚再一次被主流话语提升到政治层面。这一次，它是“国耻”的象征。缠足与男子纳妾、吸食鸦片等一并作为腐朽的旧文化之标志，为进步人士痛加鞭挞，以为非根除此，中国将无法列于文明社会。因此，民间的放足运动、官方的反缠足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些运动中，女子的脚（包括裹脚布、脚部模型和照片）再次被展示在稽查员和大众面前，不过这次，不再具有文化上的荣光，而是作为铭刻于女性身体上的耻辱。而女性在国家机器和传统习俗间经历的缠与放的心理挣扎，她们的身体在放足过程中经历的痛楚之类，在进步话语中是蔽而不见的。

不管是作为女性美、民族气节还是文化耻辱的象征，女性的身体在主流话语层面总是被作为“物”，在抽离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后，成为某些文化观、政治观乃至商品观的承载物。以此视角回视当下，媒体对美肤、瘦身、丰乳之女性形象的打造，不正回响着三寸金莲的余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