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如玉胶原蛋白好吗:9.13事件中三叉戟机组人员的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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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中三叉戟机组人员的命运悲剧  

 

 9.13事件中,飞机上除林彪、叶群夫妇和儿子林立果一家三口,以及跟随林立果的刘沛丰外,还有五位工作人员。除一位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刚,另外四位是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机械师张延奎。本来256号三叉戟作为这次专机飞行编制了九名机组人员,有五名没来得及上飞机,所以机上只有四名工作人员。

    

 按专机师规定,三叉戟机组人员平时在原单位按行业编制上班,专机组临时编成,编有正驾驶(机长)、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机械师、机械员、特设师、服务员,专机组从以上这些行业中抽人。因为中央规定,一般情况下毛主席不坐飞机,第二号人物林彪的专机就是中国的一号专机,由专机师技术最好的人员组成。

  机长潘景寅,行政上是专机师副政委,在机组中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是排行第一,业务方面更是三叉戟的技术权威。他50年代由陆军选入航校第七期学习飞行,执行过很多重要的专机任务,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宋庆龄、王光美、邓颖超等都坐过他驾驶的专机。文革中武汉发生720事件,毛泽东被困在武汉,周恩来紧急调去五架专机。毛泽东看见潘景寅来了,点名要坐潘景寅的飞机。老潘时任副团长,同团长一起临时组成一个加强机组,用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紧急转移到上海。
  1969年,我国从巴基斯坦首批买进四架英制三叉戟,编号二五0、二五二、二五四、256。以民航身份出现的潘景寅参加了与巴基斯坦的谈判,之后,1970年6、7月,他作为专机的机长和机组在广州进行了改装三叉戟的训练,由巴基斯坦飞行员带飞。飞出来以后,老潘就专飞三叉戟。
  这几架三叉戟是中国当时最好的飞机,性能好,飞得又远,可以从北京直飞海南岛,不用像其它飞机半路要落地加油。而且发动机在后面,机舱里噪音小,中央首长们都爱坐。那一段三叉戟忙得“脚不沾地”,像华国锋、江青、邓颖超、谢富治等都坐过。256号三叉戟是最后改装好的,1971年才飞回来,还没飞过几次。说句题外的话,林彪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256号三叉戟。
  说完机长潘景寅,我们该说说三位机械师了。
  256号三叉戟主管机械师李平, 是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天津人,1957年参军,34岁,个子不高,技术非常好,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机务干部。
  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是三大队机务中队的副中队长。吉林人,1956年或1957年的兵,34岁,瘦高个,不爱说话,经验丰富,技术也非常好,重要的专机任务非他莫属。
  机械师张延奎比较年轻,26岁,父母都在山东。平时沉默寡言,工作严肃认真,任劳任怨。听说小张是临时搭配到256号机组的?时任专机师机务主任的吴鉴清说,张延奎说来真冤,我不太认识他,原来他是个机械员,我到干校后他才提起来。张延奎本来不是这架专机上的,256号专机的机械师是于景瑞。于景瑞家在北京城里,那一天是星期天,他请假回家,临时找也来不及,就抓了张延奎的差。
  不过,在专机上,机组成员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能是相对固定。今天你飞这架,明天他飞那架,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技术情况临时进行一些调整,都属正常。一般专机机组是一个机械师加一个机械员,256号上了两个机械师,张延奎相对来说年轻些,当机械员用。作为重要的专机任务,256号专机还比一般专机多上了一个特设师,管无线电、雷达和液压系统等。如果说张延奎冤,邰起良冤不冤?也冤。再往宽里说,机组上飞机的四个人包括林彪司机杨振刚都是一样的冤。
  1971年10月,关于9.13事件的中央57号文件没有提到机组的四个人,在以后的中央文件和任何一级组织中,都没有给三叉戟机组的飞行员们定性。但自然而然的,在那种“左”的背景下,他们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几位飞行员的妻子,尤其是机长潘景寅的妻子,甚至完全被当成了反革命家属。至于死者的工资问题、抚恤问题,都不了了之。机组没上飞机的五名飞行员在失去自~由的“学习班”里,同“病”相怜,写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上了飞机的四位飞行员在生前的言行与9.13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只可惜他们这五个人还是泥菩萨自身难保,被当成反面人物批判不止。替死去的四位飞行员说话,根本就是穿一条裤子,无人理睬。谁也没有把四位死者当成正常死亡,更没有当成因公死亡。
  谁敢还牺牲的四名飞行员以清白?
  当然,牺牲的四位飞行员,是烈士,还是叛徒,对他们本人来说,都无所谓,他们不再关心了。但是,给死者的荣誉是对活者的安慰,四位飞行员的家属们含着泪翘首以盼。终于让人欣慰的是,在经过长长的苦难之后,1980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说到了9.13事件中的飞行员是个好人,而这个一锤定音的结论又被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偶然被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看见。
  戏剧性就这样出现了。
  真应该千谢万谢,要不是邓老人家给了一根“救命稻草”,她们和他们还将在敌我矛盾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挣扎,四面望不到岸。
  经过潘景寅妻子孙祥凝整整一年的上访,终于解脱了三叉戟机组所有死了的和活着的飞行员。潘景寅和三位机械师的家属都接到了由总政~治部统一印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并按规定补发了抚恤金。
  据潘景寅妻子孙祥凝讲,本来是应该发给革命军人因公通知书的。确实,病故算怎么回事?人家四名专机飞行员,是专机师身体条件最好的,身体棒得没法再棒,都没有病。机组人员有病能上专机吗?有病不要说上专机,就是普通的飞机也不能上。他们不要说大病,小病也没有。怎么叫病故?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很明确,他们是因飞机失事牺牲的。
  为这事,我专门问过9.13事件后从陆军调到专机师任政~治部主任的盛岳献,为什么说病故?盛主任告诉我,都是上边说的。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说病故,要不怎么办?他还说,潘景寅老婆找过我好多次,我只能同情,上边定的,我们无能为力。过去处理是重了,但我们只能解释。
  军人去世,有三种由总政~治部颁发的制式证书,一种是烈士,一种是因公,再一种是病故。如果是在飞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军用飞机失事,根据情况不同,或定为烈士,或算因公。可是9.13事件失事的这架飞机,情况太特殊,虽然是因公,可谁敢给定成因公?可是你说病故,又实在说不出口,明明不是病故嘛。专机师“两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样对潘景寅妻子说,因为因公通知书没有了,一时又找不到,你还是先签字吧。人家急着让她签字,处理完后人家“两案”办公室就撤销了。孙祥凝没当过兵,一直在地方工作,不懂因公和病故有什么区别,反正也被认可为革命军人了,就湿着眼睛哆嗦着签了字。
  1981年底,孙祥凝和三位机械师的家属都领到了一张总政~治部印发的盖着鲜红大印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而此时老潘他们已经蒙冤十年有余了。
  9.13事件发生,对几位飞行员妻子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部队派人到三位空中机械师家中通知,只是例行公事,有意回避了死亡的性质。因为上边也没有定性,他们怎么说?可是,和9.13事件扯到一起,在当时那种“左”的形势重压下,再红也搅和黑了,几位飞行员的妻子都在地方,门口钉的“光荣军属”的牌子被砸掉。肯定还有更多更让人承受不了的事情发生,比如邻居的白眼,比如单位的冷言冷语,比如路人的漫骂,比如子女在学校受歧视……
      如果说,她们出身不好,生下来就受到歧视,那可能会在这个慢慢的过程中麻木掉所有的大脑神经。可她们都生活在红得发紫的家庭,又嫁给了红得发紫的军人。那年月,军人在老百姓眼中,完全是英雄的形象,军人家庭也享受着地方政~府的百般照顾。而她们一夜间却突然从天上跌到地上,那种心理落差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那种“革命”的年代,她们的日子将是怎样的度日如年。
  主管机械师李平的家在天津和平区,他妻子接到丈夫放在营房的遗物,哭得死去活来。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还背上这么一个黑色的大包袱。三个孩子还小,最小的孩子才几个月。而她,一个在工厂当工人的妇道人家,没有钱,拖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后可怎么活啊?
  如果光是生活艰难,咬咬牙吃糠咽菜也还能勉强过得去,可是我听说李平的家属在天津也被办了“学习班”。她为什么不找呢?我实在是问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李平的战友这样对我说,那时还有什么自~由,早“圈”起来了。毛主席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但那时的“学习班”,可不完全是“学习班”。美其名曰罢了,“学习班”是那时的时髦语言,说是办“学习班”,其实是关起来了。
  在三个机械师中,张延奎年轻,结婚时间不长,第一个孩子还在妻子肚子里,他连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知道。张延奎的妻子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当售货员,卖衣服。我到百货大楼打听她时,名字叫不上来了,但老人们包括看门的师傅都还略知一二。据说百货大楼对张延奎的妻子不错,没把她当成反革命家属看待,并千方百计保护了她。在那种年代,敢这样做,真是烧了高香了,我们国家还是好人多啊。
  邰起良的爱人毕业于人民大学,工作也很不错,在北京市的一家机关当秘书之类。一切顺心,就是长期有病,不知怎么得了个硬皮病,这一块,那一块。这种病,病因不清楚,到了晚期就是硬化,不仅皮肤硬化,内脏也可能硬化。严重时,皮下组织及肌肉都会萎缩,紧贴于骨骼,形成木板样硬片,造成患者活动受限,面部缺乏表情,开口困难,胸廓运动受限,关节强直等。如果发展到内脏硬化,将会危及生命。硬皮病的治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还有比较好的办法,虽然不能根治,但能慢慢让皮肤松软一些。所以,邰起良到处为家属求医问药。听说海南岛有一个老中医,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批准邰起良家属搭便机到海南岛治疗,9.13事件后治疗中断。
      邰起良走时爱人的病相当重,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还拉扯着两个小女儿,一个5岁,一个2岁左右。一家人就指着邰起良这个顶梁柱呢。而如今丈夫一去不返,她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也不应。9.13事件,也殃及到无辜的她,被贬到石景山热电厂,先在图书馆,后来打零工。心情自然不好,她的病越来越重。1984年,好不容易盼到大女儿18岁,她终于带着时时包围她的悲痛离开了人世。而这时大女儿还在上高中,二女儿还未成年。
  死前她留下遗嘱,把两个孩子交给陈希融。
  陈希融是谁?他曾担任过专机师副政委,1961年的兵,在专机师40年,先是机械师,曾当过毛主席专机的机械师。以后改政工,干过组织、干部、保卫等部门,从大团政委、师副政委到联航党委书记,直到退休。他一向工作谨慎,强调实事求是,经他处理的案子没有翻案的。他对256专机组的成员深表同情,经常去看望邰起良家属,帮助她解决困难。后来上边也发了话,他们不是坏人,他的不求回报的帮助就更理直气壮了。
  处理完邰起良家属的后事,陈希融把邰起良的两个女儿领回家中。他自己有三个小孩,最大的也比邰起良的二女儿小。他和他家属对这两个可怜的孤儿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那时家里并不富裕,宁肯自己的孩子不吃不喝,也要让邰起良的两个女儿吃好喝好。几年后,邰起良的大女儿读完了大学,有了工作,二女儿中学毕业后也在陈希融的帮助下当了兵。陈希融夫妇仍像父母一样关心着两个女儿。二女儿结婚时,家中只有一条好毛毯,陈希融家属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她。以后,大女儿有了一个女孩,二女儿有了一个男孩,陈希融家属忙着做小被子,撕尿布,像对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陈希融夫妇也没想更多,只是可怜她们,根本没想到什么回报。
   如今,大女儿当了老板,很有钱。二女儿也终于羽翼丰满了,出落得相当漂亮,也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她考上了空中小姐,像父亲一样经常飞行,经常飞国际航线。二女儿说,妈妈生前只要电视里有飞机,她就马上关掉。如果母亲在,恐怕是不会让女儿选择这个职业的。
  事隔30年,除了邰起良的妻子去世外,另两位机械师的妻子我都没有找到。只听说李平的妻子拖儿带女回了老家。张延奎的妻子以后辞职,据说改了嫁,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因此我只能披露这么一点点情况,真对不起,甚至连他们妻子的名字也说不清楚。不过在我的心中,他们是烈士。他们和千千万万的共和国烈士一样,是我们祖国最优秀的儿子。不仅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将世世代代铭记着他们,我,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也会世代铭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