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儿版西施片花:爱恨皆文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23:45:11

爱恨皆文人

    对文人蔑视的警句佳话真可以称得上车载斗量的了,比如“文人无行”、“文人相轻”、“一为文人便不足道”、“万言不值一杯水”。就连现代文学史上的巨擘鲁迅先生都曾经痛心地感叹“文章误我”。

    在政治人物那里,文人除了颂圣和点缀太平之外,更是“百无一用”。所以焚书坑儒这样的暴行不仅无损于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还可以在数千年之后找到知己,其“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让人觉得不过瘾。读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巧合,越是屠戮民众卖力的帝王,越是容易获得“圣君贤主”的名声。这名声的获得,自然离不开“无行文人”们的美化效果。如果说文人屈服于极权倒也罢了,北岛诗曰“板斧/沉甸甸的/比思想更有力量”。但发自内心颂圣的文人却也随处可见,你要坚持说站着比跪着更像人,那些文人们先就呐喊起来,恨不得手里也操一把板斧砍将过来。至少也要呼吁板斧手们加强对你的警惕,这才显得他们的爱国忠君。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我的铁窗生涯》。这个作者因为解放前写了一些文章,所以获刑20年。但从这本书本身来看,我几乎要认定美好幸福的共产主义必将首先在中国的监狱里实现——假如暂时还没实现的话。作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的伟大与神圣。虽然也认为自己吃了冤枉官司,但“吃官司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有时竟然也别有一番情趣。这是政府实行了不打不骂的政策,才使犯人有了安全感。倘在解放以前坐牢,吃刑受苦,鬼才有胃口谈天说地!”。书中还多次称“干部一片心意,可对天日”。这就很显出文人的可贵来,倘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平头百姓无辜坐牢,骂娘还来不及,哪里想到领袖的伟大和干部的“心意”!这书的出版者是大名鼎鼎的上海三联书店。编辑、审稿的应该也是文人,据说三联的审稿是很严的,这书得以出版肯定不是因为它的文字美、故事好(这两方面实在乏善可陈),而是因为它的“思想性”了。由此可见,这些编审的文人也和作者一样,忠心一片,也是“可对日月”的罢!

    那个号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屈原算得上是大文人的了,奈何满腹忠心“不得其授”,徒唤“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千百年来人们指责的都是昏君们对屈原这样的忠臣能士不够了解,导致悲剧的发生。而我总怀疑帝王们其实是看穿了文人们不得其宠便求其虐的心理,求宠为的是权贵福禄,求虐为的是“谤主卖直”。所以要么养起来赐予猪牛鹰犬的待遇,要么踢出去成全了他们“孤愤耿直”的名节。其实这正是“皇恩浩荡”的新篇章,需要以《我的铁窗生涯》作者的心态才能揣摩得到的。

   不过也有另外一些文人,在权势者看来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连“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都将他们视为水中的皮球,认为必须一直按着,一松手就要冒头的。他曾经感叹北大是个茅坑文人聚集之地,说那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只是做这种文人的风险太大,方孝孺已经付出了“十族”的代价,今人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也不乏其例。

    所以牢靠的方法还是处江湖之远不念其君,更牢靠的方法是见文人而避之,见官人而远之。陶渊明之所以过得潇洒,即便“草盛豆苗稀”也不影响心境,大约是因为没有前类文人来打搅的缘故。倘若不得志的屈原大人寻了来抱怨些“举世皆浊”之类的话,或者得志的范仲淹大人寻了来勉励些“先天下之忧”之类的话,那“五柳先生”恐怕就玩得不那么开心的了罢。对他来说,呵护门前屋后的野菊和小鸡,要比忠君爱国现实多了,也他妈的诗意多了。

    再想想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放着好好的“卧龙先生”不做,硬是要跑出去逞能,自己劳累而死倒也罢了,还祸延子孙,还还导致生灵涂炭,加剧了蜀地民众的悲惨命运。经他出来“救世”,治下人口倒减少了大半。(所以说强出头的文人比起流氓军阀来更其可怕,黄巢、洪秀全就谱写了“秀才造反”的辉煌杀人篇章。)倘他醉卧隆中,下棋种花,扶犁啸傲,于人于己,倒是善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说,懒,实在是文人的一大善德。

    也正是感悟于此,生活中我对于屈原、范仲淹、诸葛亮式的文人一向都是敬谢不敏的,更不要说那些“歌德派”了。我的理想生活则是有三五逍遥文友,打牌便打牌,喝酒便喝酒,泡妞便泡妞,绝不去想什么“微言大义”,也不耿耿于“报国无门”。偶尔写点文字,一为性情,二为稻粱。爱者自爱,恨者自恨。既无需一定要看得起谁,也无需一定要谁看得起。虽不敢说名利“于我何加焉”,但至少可以少恶心别人,也许这就是一个懒文人的贡献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