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三个"内鬼"(图)

　　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挂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猾，心狠手辣，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又成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于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个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将“领袖”与姘妇并重，也只有徐恩曾才做得出来。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盯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丈夫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并替党做过一些工作，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两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而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派”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

　　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喜好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个副本。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恩曾视招揽到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陈、徐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从此以后，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他们三人的活动更加方便，每次李克农到南京，便在中央饭店住下，三人在这里一块商谈工作，过组织生活。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我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了事。而国民党需要什么情报，李克农等人便“闭门造车”，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直把徐恩曾高兴得拍案叫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与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重大损失。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钱壮飞、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了的“材料”而已。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起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为了慎重起见，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协助钱壮飞。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由于一路上有当地组织负责保护，所以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情况。陈赓利用这次机会，顺便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在一起，经过研究，写成了一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后，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称赞“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并惊叹“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况”。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系统。陈赓、钱壮飞东北之行异常成功，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利用他的钱、他的名义，把全部情报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是情报工作最好的办法。这是当年做得最好的一例，但也不是唯一的一例。

　　钱壮飞为了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消徐恩曾的疑虑，他除采取其他各项活动以投徐恩曾所好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钱壮飞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钱壮飞的为人也颇有好感。徐恩曾喜近女色，但惧怕夫人，他当时在上海“藏娇金屋”，和钱壮飞一家住在同一幢楼上，平日里便托他帮助照看。据张振华(钱壮飞夫人)回忆说：当时徐恩曾对钱壮飞确实是“密托知己”。她说：“当时我们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拉斐德东路新兴顺里四号，与徐恩曾的姘头“密斯王”同住一幢房子。记得“密斯王”后来大了肚子，进医院打胎。她从医院出来后，就住在我家，睡在我床边……”当时徐和王还是偷偷摸摸地姘居，他对钱壮飞亲自“帮忙”安排十分满意，越发引为“知己”，倚为左右手，视为“亲信”。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钱壮飞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时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时，他总是把这东西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钱壮飞早就想把这个东西弄到手，但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后来经过精心谋划，利用徐恩曾一次赴宴的机会，终于复制了这个密码本。有了这个密码本，许多机密、最重要的尖端情报也就很轻易能够搞到。后来顾顺章叛变时，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像钱壮飞在南京的做法那样，李克农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把所得的情报，全部送交陈赓。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徐恩曾的情报，凡属于有关我党活动的，大都夸大其词，不着边际。徐恩曾对李克农送去的那些情报，也从不怀疑，一律照转上去。李克农还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织输送了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皆由他护送。1930年初，刘伯承前往武汉指挥暴动，就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交待李克农护送刘伯承经由南京去武汉。李克农的传记作者，生动地记述了他这次护送的经过：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一辆雪佛兰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远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当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汽车启动后，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的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后来李克农谈到此事时说：那时还做了护送干部的工作。“我党干部到南京总是我送。刘伯承也是我送的。是李立三当面交给我的，要我‘好好送去’。我送干部是坐头等车，我们有他，上去以后很神气，叫人家‘让开，让开’。到了南京，就在中央饭店楼上一住……”

　　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于1929年底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蒋介石几次欲破坏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特别是李克农等人及时报告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嘉奖。这个小组取得了巨大成绩，是中央特科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打进去”的典型。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共产党员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最为致命的地方，夺取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从1929年底到1931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以自己的机智和胆略，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烈、辉煌的一幕，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

　　关于在敌人心脏中战斗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的原因，李克农说：“那时敌我双方都没有实际经验。敌人是统治阶级，它暴露的原因在外面。我们党转入地下以后，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政策对头，依靠群众是可以进行隐蔽斗争的。”“归根结底，当时我们处于地下，是隐蔽的，成天在那里研究敌情，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敌人是暴露的。另外，他们缺乏人才，我们就抓住时机打进去，敌人在上海、南京、天津建立的侦察点都控制在我们手里。”

　　对于这场关系两党命运的较量，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只得认输。他在过了将近30年后写的回忆录中谈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机构非常严密。我上任后的开头几个月里，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的瞎子，然而到这一年(1930年)年底情况有点突破，开始摸到了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门道。.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三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徐恩曾：“TheInvisibleConflict”1957)。

　　徐恩曾这一过失使得他的顶头上司陈立夫十分恼火，直到1980年7月2日，他在写给蔡孟坚的信中还以责备的语气说：“其时双方做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即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40年代国共再次合作，徐恩曾在重庆碰到李克农的时候，神色尴尬地说：“你看，你们都把我的头发给整白了。”这是挨了痛打之后多么无可奈何的哀叹呀！

　　事实正是这样，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利用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务机关，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为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取得了辉煌战果。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粉碎叛徒顾顺章出卖党中央的罪恶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