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

　　三、叫停韩战，美苏不谋而合 

　　《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是1983年出版的，所以那时他没有可能读到解密的苏联档案，不可能知道苏联和中国的内幕，只能知道“同一个月，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此后不久，我们得到信号，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和斯大林时期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没有完全盲从一个逝者所制定的路线’。马林科夫会向周恩来施加影响，以结束朝鲜战争吗？……3月下旬，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表明共产主义者即将回到谈判桌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都同意首先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这是长期谈判取得的一个突破。周恩来走的更远。他说，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时机成熟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表明双方停止了在朝鲜的敌对，并且可以讨论签订停战协定。” 

　　现在，除了中国可能还有若干朝鲜战争的文件没有解密，苏美印三国的文件大概大多解密了，也不难收集，历史学家有可能把当时四国的内部指示与外交活动，排比起来，还原历史真相，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工作，笔者因为身体不佳，无力从事此事了。比如，到底是苏联先通知中国要求停战，还是美国先告知中国不停战就要实行核打击。不过我们可以判断，朝鲜停战签字的根本原因是美苏两国几乎在同时都明确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时间差不大。布莱德雷说：“在中国解密这一部分档案之前，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最终决定同意在朝鲜停战。也许是因为马林科夫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中国屈从于我们即将使用核武器的外交威胁，或者，中共也和我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和无谓的流血。”现在，我们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可以判断，是上述第一第二两个原因，即美苏不谋而合，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停战，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厌倦了战争和无谓的流血”。只是他的解放全朝鲜的战略计划胎死腹中。 

　　我想，仅仅只有苏联叫停，大概毛泽东也不敢一意孤行地打下去，但有了美国叫停，毛泽东就没有任何恋战的余地了。此时，毛泽东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意“签字”。朝鲜战争以毛泽东下定决心的“抗美援朝”而扩大化，最后又以毛泽东的同意签字而停战。假若没有“抗美援朝”，今天的朝鲜人民就真解放了，今天的中国也一定是焕然不同的另一番新面貌。 

　　最使毛泽东不满意的是志愿军战俘要按照美国的方案“自愿遣返”，有1万4千名战俘“拒绝遣返”，选择了去“自由世界”台湾。这些战俘绝大多数是内战时期被俘或起义的国军士兵，他们虽然被称为“解放”战士，但和军官的政治地位不同，军官大多被“处理”了，而他们却得到信用，还可以提拔为干部，我在军队就见到过并共事过这样的干部。在历史上，他们许多人是被拉壮丁当的兵，共产党正是利用这些经历来对他们“洗脑”，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调转枪口打“敌人”。他们读红书，唱红歌，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已经三、五、八年，没有想到他们还心恋旧主，一旦机会来到，选择了回到“蒋匪帮”巢穴的决定。这对毛泽东是极大是打击。但是令这些“反共义士”感到安慰的不是台湾的隆重欢迎和安排，而是那些“忠于革命忠于党”的7110名回到“母亲怀抱”的战俘，不为党文化所容，回来了也是“失节”，后来都受到严厉的整肃，大多开除军籍、党籍，发配农村苟活。而一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释放回国后，还能步步提拔，当上空军部长。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本质区别。更有戏剧化的情节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那些去了台湾的战俘，虽然年届花甲，但纷纷回到大陆老家探亲扫墓。他们西服革履，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奉为上宾，使那些坚守革命气节反而受到整肃的回国“战友”感慨万千，后悔莫及。 

　　但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了。这是一场斯大林、金日成合谋发动的不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大战，终于停战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中国报纸赐给杜勒斯的头衔叫“战争贩子”，这顶帽子绝对要“摘”。给谁“戴”合适呢？ 

　　四、毛泽东曾认为参加韩战错了 

　　不久前读姚监复著《杜润生：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该文转引了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不过这是对苏联人说的，斯大林死了，他可以发点牢骚，表达不满。他对中国人是不会认错的。他永远是英明领袖。 

　　姚监复还转引了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的记载。王明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在莫斯科邀请他谈话，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事。刘少奇说 ：“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即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沈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96—197页)这些经刘少奇转述、再经王明记载的话，有多大可信度，可以考虑。谈此话时，斯大林还在世。不过毛泽东因为“不知彼”而判断错误而有点“苦恼”大概也可能。但看毛泽东关于朝鲜战争的一系列指示，他哪有“尽快结束”的意思。 

　　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毛泽东积极参加韩战，主要动机是为了叫斯大林相信他不是铁托，而是“国际主义者”。但韩战没有打完，斯大林死了。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失望的。 

　　五、不可饶恕的“译者”错误 

　　布莱特雷坚决反对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当麦克阿瑟积极主张打过鸭绿江时，受到白宫撤职处理。为此，参议员的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布莱特雷回忆说：“在我第一次作证的时候，我就表示扩大与红色中国的战争将是一个错误。‘坦率的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战略，就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很多粗心的读者把这句话当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争的评价。”(第636页) 

　　但是善于断章取义、偷梁换柱的中国官方学者，为了证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合法性，也是故意歪曲布莱特雷讲话，把他反对和红色中国打仗的“假设之言——如果采取这种战略”，变成“对朝鲜战争的评价”。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刊于这本《布莱特雷将军回忆录》首页的“译者的话”，在文末说：“他(布莱特雷)深刻感慨：‘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既然“译者”本人都要犯这种“粗心”的错误，那么谬种相传，贻害无穷，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作为一名“译者”，不是误读的“粗心”错误，而是丧失了起码的学术道德。翻译的第一要义是“信”，可信，我们能相信她的译文吗？ 

　　作者：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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