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置式空调:杂文一组：看看这个屁话（读报推荐）

杂文一组：看看这个屁话

秦海

    苏联时代，领导人都拥有高级别墅，有的人还不是一处。像斯大林就拥有数处。领导人死后，他们的别墅通常都由其遗孀和子女居住。例如列宁当年拥有的别墅，列宁死后就由其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居住。只是斯大林看中了这处别墅，才叫克鲁普斯卡娅搬到别处去了。斯大林死后，他别墅中的两个分别住着他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却仍然“人性化”地给他保留了一处别墅。其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死后，他们的国家级的别墅也都由他们的遗孀和子女居住。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终结了这个世袭的“传统”。而他被叶利钦取代失去总统权位后，他的别墅也失去了，同时苏联也灭亡了。但只要当上国家的现任高级领导便拥有别墅，直到今天的俄罗斯也仍然没有改变。很多官员下台后，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在规定的时间里交出别墅，而国家为维护这数百栋国家别墅，每年都要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现在俄罗斯一些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种别墅制度。

    清朝灭亡了，一些男人的脑后还拖着有清朝“符号”之称的辫子。苏联灭亡了，这种别墅制度却还传承着。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种制度维护的是掌权者的特权利益，掌权者当然不愿废除它了。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笔者看到的对这一史实的介绍文章(2011年3月21日《报刊文摘》)中，却夹杂着这样几句评论：“国家别墅制度在俄罗斯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应该说，它为苏俄领导人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治国安邦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有句话说，当为某事的合理性辩护的时候，怎么也可以为其找出理由；而当批评这同一件事情的不合理的时候，也怎么都会为其找出理由。上述的别墅制度，明明是一种特权制度，是一种腐败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亡国制度，却竟然还有为国家领导人“解除后顾之忧、全身心治国安邦提供了有益保障”的正面意义。

    看来，为了解除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为国为民“治国安邦”，还应当维持、维护这种特权的别墅制度。不然，国家的领导人便有了后顾之忧，便不能全身心地治国安邦，那遭难的不正是国家和老百姓吗？

    啊呀，伟大的、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国家领导人呀，原来没有了国家提供的别墅，便会有后顾之忧，便会分心地不能全身心地治国安邦了。那么，他们的“一心”为人民服务又何从说起？“贫贱不能移”，没有了别墅，他们就“移”心地不能全身心地治国安邦了。他们口称的“坚定”的信仰和宗旨何在？

    但是，由国家提供别墅的官员毕竟很少很少。那些没有别墅的官员岂不都有后顾之忧、岂不都要不能全身心地治国安邦了？广大老百姓，除凤毛麟角的富翁有别墅，一些人连略宽敞的一般住房都没有，又该怎么办呢？

既然这种特权的、腐败的别墅制度还有解除官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全身心地治国安邦的功效，那其他任何特权、任何腐败行为，也都能解释出类似的功效了。贪贿几百万、几千万，不但可解除官员任职时的后顾之忧，还可解除官员卸任后的后顾之忧；不但可解除他们自己的后顾之忧，还可解除他们子孙的后顾之忧，因而更可使他们全身心地治国安邦了，又因而也是“有益”的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呢？

    屁话，屁话，这还不是最臭最臭的屁话吗？

    说此屁话者，可能是他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因而并不觉得此屁话之臭；但我更相信，他这话是给人“说项”的。我们当年的制度，是从苏联那里抄袭来的，苏联有什么特权制度，我们就有什么特权制度。例如所谓的“特供”制度，就是从苏联抄袭来的。在那商品奇缺、老百姓凭票供应的时代，“特供”商店却要什么有什么，而且价钱便宜得几乎是赠送。所以那时有个“政治笑话”说，听老百姓抱怨某种海鲜很贵，某首长甚感奇怪，说，不是才几毛钱一斤吗？看起来，这也是为了解除官员(高级官员)的后顾之忧，以便保证他们全身心地治国安邦、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了。

    别墅制度当然不会让老百姓知情，但从后来披露的鲜为人知的材料获知，至少某伟人就有多处别墅，只供他一个人使用。他不住的时候，就常年空置着，还得一批人养护。看到一个材料说，邓小平后来觉得上述的某处别墅空置着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提议可以用来接待外宾。这别墅才对外开放了。上文的作者，可能正顾及到咱们当年也有类似苏联的别墅制度，因而才说了那“有益”的话吧。看来有人即便是批评特权、批评腐败，也是看人眼色的。

    特权就是特权，腐败就是腐败。其发生通常都有历史根源，有社会背景，因而有一定的必然性。必然的东西未必都是合理的东西，有许多就不是。特权、腐败，总是伴随一定的制度必然地发生着，但从来都不是合理的东西，都是应当彻底否定的东西。“鸡蛋里面挑骨头”，从特权、腐败中还能发现“有益”的意义，除了糊涂之外，更说明在我们当今社会，特权、腐败还远没有落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一把手”之下的“N把手”们……

刘吉同

    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上将，1982年曾任职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位居“第17把手”，可见我国基层政权的“把手”之多。如今这种现象虽有所改变，但仍未撼动根基，冗官之多恐怕在国际上仍遥遥领先。诸多的“N把手”们与“一把手”相比，其境况如何呢？答曰：多为尴尬。其权力其威风其待遇其“灰色收入”其“鸡犬升天”的能力，还有能收获的恭维、掌声甚至“二奶”，都远远无法与“一把手”相比。正如“民谣”所言：“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已入监的河南某县原县委书记说：“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2011、1《半月谈》)“一把手”的“土皇帝”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探讨一下“一把手”与“N把手”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战友关系，不是平等关系，不是一票与一票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分工关系、助手关系。而是君臣关系，“一把手”是君，其他人均为臣。这是由眼下非常适合“君臣关系”生长的政治土壤所决定的。既然他们之间是君臣关系，那么，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下，所呈献出来的常态和肮脏以及丑闻便不可避免了。

    其一，互相提防。前者生怕后者“篡位”，尤其戒备“第二把手”。“老二”的“相对真理”云云，其实徒有虚名。而后者则时时提防前者给自己穿小鞋，或者跳进陷阱。这是中国官场产生勾心斗角的根源。

    其二，“武大郎开店”。“N把手”中凡是能力、品德出众的，“一把手”会本能地感到这是一种威胁，是在挑战自己的地位和声誉，所以要想法压制或者赶走。中国官场为什么容不下刘伯温那样的天才和于谦那样的清官，眼下有些好人为什么在官场混得灰头土脸，道理就在这里。

    其三，为所欲为。安徽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能将全县的官位卖光，我知道某县有个公安局长则将局内的女性全部“通奸”了一遍甚至几遍，而且这种现象在全国绝非“鲜见”。目前“土皇帝”之多之横行霸道，窃以为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也不为过。

    其四，无有谔谔之声。当下这种生态，“一把手”与“N把手”之间会“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主奴关系兼猫鼠关系。为什么官场上多是一片马屁，多出奴才、走狗、家丁和鹰犬，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五，重用贪官。因为贪官最忠诚、最听话，用起来最安全，也最好控制，甚至与“一把手”还是“一损俱损”的关系。故现实中那么多的“边腐边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六，当“替罪羊”。单位出了问题，尤其是出了引起舆论大哗的重大责任事故或贪腐丑闻，此时，“替罪羊”首先要从“N把手”们中去找。就是纪检委抓腐败分子，作家写反腐小说，也往往青睐第“N把手”。而“重量级”的“一把手”在小说家笔下，往往是情系人民，包公再现。

    其七，拉一派打一派。“第一把手”最忌讳“N把手”们搞好团结，故对他们的团结会保持高度警惕，常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使“N把手”们始终处于分裂和有求于我的状态。

    其八，同样会有刀光剑影。权力和利益争夺达到白热化后就可能铤而走险，或“弑君”或“杀臣”。比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长徐建设雇凶杀死市规划局长李文忠，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谋杀市长曾威斌，河南省淮阳县粮食局长郝瑞端雇凶杀副局长李庚海，福建环保局副局长杨绵生雇凶杀死局长，黑龙江鹤岗市交通局长李星光则被前任局长雇凶杀掉(2003、9、9《检察日报》等)……为什么会如此血腥和残暴，因为他们急呀，“臣”急于做“君”，而“君”又急于保位，于是只有“你死我活”了。

    其九，代代沿袭。老的“土皇帝”走了，但“十年媳妇儿熬成婆”，新的“土皇帝”又来了，而且一“登基”脸就变，当年做“媳妇儿”时的谦恭面孔，立刻换成了惟我独尊的霸王嘴脸。而“N把手”下的那些芝麻绿豆，则更可怜了，个个像宫女一般，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说错一句话，整天提心吊胆，惟恐“主子”发怒，那日子难捱呀。哪有什么人格和尊严可谈。

反思官场“罗荫国现象”！

花玉喜

    自2011年2月10日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短短一月间，已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2011年3月28日中国网)。罗荫国案具备当今官员严重腐败所有的共性特征：

    1、地方主政官员是巨贪：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尚未及时转移的现金就搜出近1000万元，被初步认定为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除大量现金以外，在罗荫国办公室和家中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十多块劳力士手表！有消息说罗荫国家里来历不明财产有16亿！

    2、“一把手”腐败一锅端：罗荫国被抓后，随着茂名市及所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茂名市人大副主任朱育英、市长助理雷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建设局长朱裕锦、电白县委书记李日添等官员陆续受到审查，贪官一旦事发，为了求生，在紧要关头会抛弃一切选择立功，罗荫国供出100多处级以上官员。人们不知这100多处级以上官员又有多少“一把手”？这100多处级官员又会牵扯多少科级官员？他们又产生多大“辐射”作用？“一把手”腐败的叠加效应，真的让人不敢想像！一把手”腐败下属群起效仿触及官场致命弱点，茂名官场无异于爆发一场政治地震，可见贪官群体非常庞大，这样的官场政治生态是相当严重也是相当可怕的！

    3、经营“乌纱帽”批发部：罗荫国当政被形象地比喻为官员职务“拍卖制”。当大多数官员都热衷用金钱交换权力，在“提钱进步”的官员选拔机制下，还有哪一个官员能不腐败？相信这100多处级官员大多是买官者，也一定是受贿者，不知茂名全市还有谁是“干净”官员？买官卖官现象很普遍，显然中国官员腐败已绝不是极少数的问题了！

    4、牵扯涉土腐败：被称作“茂名市地下组织部长”的涉黑商人柯国庆，曾为与茂南二建各股东和购地户争夺“一女二嫁”土地，花巨资“搞定”包括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罗荫国在内多官员，他的“交待”为官员归案提供直接证据。当今主政官员腐败案无不牵扯土地房产领域，土地房产领域竟成为葬送多少官员的坟墓，折射监管制度失灵和缺陷！

    5、贪官的情妇现象：在罗荫国办公室搜出和其他女人大量出国合影照，其中包括若干女公务员。当今社会贪官普遍存在有众多情妇现象，多少贪官可谓是夜夜做“新郎”，女公务员为了“日后提拔”，不惜主动投怀送抱。遭遇色狼当政的糜烂官场，不知茂名有多少女公务员为此失去清纯！

    6、“裸官”罗荫国：罗荫国子女分别加入澳门、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这说明罗荫国早就为外逃留下后路，可对于这样的“裸官”为什么依然重用？组织部门为什么放弃应有的原则？官员入口渠道是不是缺乏“把关人”？相关部门咋总是“马后炮”！

    7、家族政治：罗荫国妹妹、妹夫、妻弟分别在茂南区劳动局、茂名市刑警支队、信宜市检察院、市中院、市财政局等部门担任要职。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社会传袭因子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这完全是“一荣俱荣”的家天下式权力结构。

    8、擅于伪装自己：罗荫国的“茂名经验”曾被视为反腐倡廉先进典型风光一时，被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介绍。想不到廉洁奉公官员原来是“潜伏的巨贪”。这可谓当今官场政治笑话，可见我们的反腐廉正典型有多少假货。

    9、舆论持续关注焦点：罗荫国主政期间，茂名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腐败案件，茂名市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涉土腐败，茂名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倪俊雄、茂名监狱长成加增先后被抓。今年初，茂名市副市长陈亚春被网帖揭发迷奸京城女记者。2月5日茂名市检察长刘先进因“抑郁”跳楼身亡。因官员缺乏政治操守，成为舆论焦点事件不断发生，严重损害当地政府公信力，可见茂名官场“烂透了”！可以断言：哪里负面新闻不断，那里的主政官员就一定腐败，那里就一定是腐败重灾区！

    最近，广东省纪委副书记林浩坤限令“问题”官员在4月10日前主动交待，贪官数字将被不断改写。如此人们不得不担心“法不责众”思想影响着对贪官严惩。在这100多被供出处级官员中，不知有多少将平稳过渡，甚至继续升迁之路，这考验着纪检部门执纪智慧，也检验着执政党反腐决心！体制成为腐败的温床，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与腐败。特权阶层留恋人治环境，导致政改迟缓，罗荫国身上集中体现当今腐败官员各种特征，罗被网友戏称为“21世纪官场现形记”，探讨“罗荫国现象”是反腐制度建设的需要！

遇灾群情如何根在官体咋样

孙焕英

    日本遭遇了大地震、狂海啸、多核泄史所未见的“三连灾”，而日本民众，理性对待，秩序安然。然而，在远隔大洋的中国、在日本“三连灾”的难尾巴尖上、在仅仅是风吹草动之处，却出现了“灾惶惶”、“盐闹闹”，几乎遍及全国。

    于是，有人老调重弹：民族优劣云云。

    将民族划分为劣等民族、优等民族，这是法西斯学说、纳粹理论。荒谬之极，不值一驳。但是，灾难面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情绪不一，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存在。

    既然不存在民族优劣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

    好像有革命家说过：只有不革命的领导，没有不革命的群众。此命题外延，便是：只有不给力的执政，没有不给力的民族。遇灾群情如何，根在官体咋样。官员们能力、政绩、官风、官德咋样，影响甚至决定了灾难面前群众情绪如何。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中国，是一个长时间实行粮票、布票、副食票等等弄不清有多少种票证的限供国度，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三年困难时期”。什么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官体的问题为主。这样一个经历了凭票限供物质紧缺的民族，一旦出现了受灾影响食盐将紧的风声，群众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认为这是一种谣言呢，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可能？这是不言而喻的。实践的检验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盐”字一旦变成了“YAN”音彼此会话，就出现了全国性的抢购、购抢，一时间还真的成了气候。受灾影响食盐将紧，本来是一些人的非规推理和个别人的谣言起哄，为什么广大群众会相信这是一种可能呢？为什么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食盐抢购风波呢？因为，食品奇缺曾经是一个并不久远的现实，中国的老百姓被物质紧缺紧怕了、缺怕了。而在日本，就不是这样。人家不“折腾”，全国上下搞经济，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富国强国，老百姓面前物质非常丰富。虽然遇到了灾难，难道群众还担心那点儿面包、米饭和盐巴、豆油么？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既然没有这样的担心，既然没有这样的思维，那么，也就不可能出现物品的抢购、囤积，也就不可能出现社会秩序的变化。假如中国的老百姓像日本人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物质紧缺，国家和国民都富得流油所有东西多得都没处存放，谁还会相信“谣盐”呢？谁还会抢购呢？对于中国的“谣盐”风波，当然，要揭露谣言平息谣言。不过，更重要的，是对“谣盐”风波进行反思，是挖掘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会信谣、传谣的根源，清楚和正视是什么使得中国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如此群众情绪波动不已。不解决后者，今后一有谣言，人们仍然会照信不疑照传不误。就此来说，只有官体强能力、佳政绩，老百姓才会面对灾难有钱不烦、有粮不慌、有谣不信、有讹不传。

    前几年。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大礼堂里开会。官员在台上，群众在台下———群众中还包括小学生。忽然灾难降临，失火啦！于是，一声命令：“领导先走！”于是，一批孩子“回避“、”肃静“，老老实实地被烈火活活烧死！又有一个地方，浩浩荡荡的官员车队，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儿在一个小桥上狭路相逢出现困局。不可一世的官员官轿们，终于将那个小女孩儿逼得无路可逃而掉下了河里。小女孩被活活淹死，车队没事儿一样扬长而去！这就是灾难面前的某些中国官儿。面对这样的官体，老百姓能够永远退避三舍么？面对灾难，老百姓能够永远活活地被烧死么？面对困局，老百姓能够永远活活地被淹死么？人们面对这样的官体，久而久之，必然是物极必反。官员不管群众死活，群众却死活要有绅士风度，这怎么可能呢？就此来说，只有官体一贯地普遍地讲官风、讲官德，老百姓面对灾难才会讲秩序、讲稳定。连封建官员都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人民公仆”连封建官员都不如了，却要老百姓先人后己、舍己为官，那纯粹是赵本山赴乡宴———扯蛋。

……

    “谣盐”平息了。谣言不可怕。如果我们的民族对谣言的反思也平息了，如果中国的官体只追谣言了不追自己了，那才是可怕的。

麻辣豆腐块儿

秦泽忠

1

去年2月1日，陕西省千阳县崔家头镇党委书记冯斌锁驾驶公车违章掉头，撞伤一摩托车司机。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3月30日报道，崔家头镇镇长表示：“截至目前，镇政府总共为受害者支付各种费用20多万。”

曾有人以概括性的语言总结曰：现今的官员“吃喝嫖赌都报销”。看来，作出这总结者肯定没在官场混过，不知官员非公务私自驾车违章肇事造成的损失也是由公款报销的，否则，怎么没把官员所享受的这项福利总结进去呢？当然，若非媒体披露，包括小可在内的普通百姓对此亦是一无所知。此外，官员们还享受着多少秘而不宣不为公众所知的公款报销福利，实在想象不出。

难怪GDP都蹿到世界老二的位置了而百姓却感触不到生活有何改善呢，赶情实惠都被官员报销了。

2

业内人士揭黑幕最有说服力。譬如检验部门“深喉”人士揭“检验部门、执法单位和不良商家找寻到了共同利益”；譬如运输业内人士曝山寨公交背后有保护伞；譬如药企业内人士曝同一药品用16种规格销售变相涨价的黑幕；譬如房产业内人士揭高房价黑幕“一期捂盘后期卖高价”；譬如……业内人士因了解真相，对其中的猫腻一清二楚，所以他们所揭所曝都绝对真实。据2011年2月28日《快乐老人报》报道，受贿获刑的杭州滨江原区委书记尚国胜说：“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尚书记所言，算不算是官场的业内人士之“曝”呢？

3

3月16日《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检察院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去年全省反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广州市九佛电器厂厂长钟学周贪挪1.6亿，通过查办此案，该厂职工涉检上访10年的社会事件得以平息。

是谁说过上访者百之九十都有精神病？看了这条消息，还不该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动辄胡吣的自己的神经有无疾患吗？

4

海南省从省直机关到各市县，到处都在建公务员小区，但这些小区都被列入保障房计划，只售给辖区内的公务员。3月2日《中国青年报》对此进行报道；第二天，即3月22日，该报又就此发表评论《公务员小区跻身保障房，谁的尴尬》。

真逗，这也算是“新闻”？还值得评论？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这里就把政府拨款说是为贫困户盖的“经济适用房”统统分给了县委县政府的官员。当然，贵为官员，能屈尊住在“经济适用房”里吗？好歹装修一下，倒手又以每套几十万上百万元价格卖了。现今再拿这说事，就不怕公多员们笑你是少见多怪？

5

据报道：国民党籍桃园县议员魏雪卿，前年参选议员时送2位选民各2瓶市价150元新台币的酱油，被台“最高法院”依贿选罪判刑3年2个月，褫夺公权3年。与魏雪卿一起送酱油的秘书蔡宗明，也被判刑3年，褫夺公权2年。全案确定，不可上诉。

这也太苛刻太不仗义了吧？咋就不懂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道理呢？

不公皆从“幕”外来

周彪

    我相信只要对中国社会有所关注的人谈到屁股和脑袋的关系都知道它的现实语义。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屁股隐喻位置，脑袋则代表着思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与思维方式之间的一种互动。说白一点，就是利益与观点之间的共生关系。

    若问：屁股和脑袋是何关系？相信国人会异口同声：屁股决定脑袋。在咱们国家“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妇孺皆知的事实。只要看看那些国有垄断企业今天出台一个规定、明天“创新”一个行业条例就知道“屁股”的能量有多大，再看看周期性的“柴油荒”，铆足了劲要涨价的天然气、自来水，还有磨刀霍霍的烟草，等等等等，都是“屁股”底下释放的霸气！谁垄断了资源谁就捏住了别人的命运，想不霸道都不行。你有意见？好呀，人家拿法律条文跟你说事。人家底气足得很！相关的法令都是由他们制定的，法律首先保护的就是他们团体的利益，当然还有个人的利益———年薪数百万、上千万的国企老总多得很！当屁股底下埋着金山银山时，想要既得利益者不屁股决定脑袋那是异想天开。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有的制度设计何以扭曲到如此不公的地步？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还有一套套说词为这种大不公提供理论支撑！我们当然不能过多地责怪坐拥金山的屁股，毕竟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换上谁都会长出同样的脑袋、生出同样的思维。

    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某些群体某些国度里，一些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却绞尽脑汁地给“屁股决定脑袋”证伪，千方百计给屁股下的座椅设计成可折叠、可移动、可更换的物体，从而截断了“屁股”和“脑袋”之间的必然联系，硬生生地颠覆了我们深信与崇奉的逻辑。

    不说800年前就确立了人权原则的英国《大宪章》，不说300年前就倡言人人自由平等的洛克和他的《政府论》，也不说探源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只说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提出的“无知之幕”说就让人感喟不已。

    所谓“无知之幕”，即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幕布后将在社会或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角色应该如何对待他。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他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无知之幕”揭示了一个简单道理：人们在不知道自己未来命运时谁都渴望公平公正。反之同样成立，既得利益者谁都不会主动放弃已有的好处。

    人性本自私，古今中外皆然。那么直面人性弱点，就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制约人性弱点，则应当成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同为人类，我不知道我们为何就出不了孟德斯鸠、卢梭之类的思想精英，也出不了华盛顿、汉密尔顿这样的政治精英，甚至也无法产生阿克顿、罗尔斯这样的探索者。相反的是为不合理体制强词夺理的“精英”却层出不穷。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悲剧循环叠出、不公不义如影随形的根源吧。

文人的骨气

了了村童

    除脊骨之外，文人身上还有一块可贵的骨头———喉骨，最早明白这一点的不是文人，而是一个大流氓大奸佞，他的名字叫魏忠贤。这段史实要从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讲起。

    明天启年间，流氓出身的宦官魏忠贤，利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迅速崛起，攫取了朝中大权，号称九千岁，把权势玩得遮天盖地。这个一字不识的歹毒阉人，左右朝政、操纵生杀大权，随意拨弄满腹经纶的六部九卿。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周宗建愤激上疏，痛斥魏阉，“千人所指，一丁不识”八个大字震惊朝野。接着东林巨子、左副都御使杨涟上疏，一口气列了魏忠贤24条罪状，条条惊心触目。在杨涟的号召下，“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数日之内，讨伐魏阉的奏折竟多达一百余疏。魏忠贤吓了一身冷汗，急忙以朝廷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一道通缉令，东林党要人300余名开列其中，最后说“以上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削夺者禁锢。”撤职开除，最重者监禁劳改。表面看来倒还开明宽松，其实魏忠贤的阴险恶毒正在于此。天启五年，魏阉派锦衣卫将已削籍回家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六君子”逮捕解京，关入特务机关北镇抚司。北镇抚司又称诏狱，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令人毛骨悚然，只要迈进它的门槛，就要先尝尝它的棍棒横飞的滋味。打，打你个傲骨铮铮，打你个清正廉洁，打你个正气浩然，打你个满腹经纶！铁夹棍、铜拶子、阎王闩、红绣鞋等等酷烈的刑具，必欲将真理砸成一团任意塑形的软泥。不听它的捏弄吗？那只有惨烈地死去。初进诏狱，“六君子”还抗争、痛骂、呼天抢地，后来被打得哀号无声，欲辩不能，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很快被打死。杨涟被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正值盛夏溽暑，尸体溃烂，待收尸入殓时，仅得血衣数片，残骨数根。魏大中死后，魏忠贤拖了六天才准许从牢里抬出去，尸体已骨肉分离，沿途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杨涟等“六君子”被害惨死后，打手遵命用利刃将他们的喉骨削出来，各自封闭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魏阉将“六君子”的喉骨烧成灰，与太监争吞下酒。

    对这几块小小的喉骨，为何如此痛恨呢？魏阉深知，喉骨虽小，它能把思想变成声音，宣讲真理，大声疾呼，传播不同政见；它能言擅辩，慷慨激昂，凿凿有据，征服民心；它有声有色，滔滔不绝，常能鼓动群情，点燃愤怒，闹出宫门请愿那样的轩然大波，令握着屠刀的权奸恨得咬牙，怕得簌簌颤栗。从司马迁到李卓吾，从金圣叹到谭嗣同，不都是这块喉骨酿下了终身悲剧吗？监禁、流放、宫刑，直到杀头，独裁者的目的不都是牢牢地钳制这块喉骨、不让它发出声音吗？

曾锦春的“留名”自信来自何处？

魏剑美

    当一个个贪官不断刷新贪腐记录，从数百上千万攀登到数亿乃至于数十亿元的历史新高时，一般人难免要感到困惑：这些位高权重者冒着身败名裂甚至绑缚刑场的风险，到底图个什么？

    一千个贪官或许有一千种理由。而曾锦春的理由则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为的是流芳百世。

    身为湖南省郴州市前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曾锦春，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于2010年12月30日被绑缚刑场执行枪决。其刑前谈话近期由《法制周报》独家披露，谈到其贪腐动机，曾锦春多次称“我想多搞些钱，等退休后到家乡投资搞建设，让老百姓为我立碑”，“我想到我退休以后用这些钱去投资村里，开采铁矿回报乡亲，同时我也可以有所作为，名利双收，让老百姓为我树碑立传”。

    最为搞笑的是，即便身陷囹圄并行将引颈之际，曾锦春念念不忘的还是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用贪腐来的钱在自己和老婆唐国菊出生的村子建两个现代化农村，“要他们也为自己塑个像，留个碑文什么的，就可以流芳百世”。

    古往今来，什么样的官员可以流芳百世呢？毫无疑义应该是那些品行高洁、卓有功勋者，没听说谁用贪腐来的钱“回报故里”就可以达此目的的。曾锦春难道真的昏聩和糊涂到如此地步，相信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和珅，只要“投资村里”也可以流芳百世？

    如果我们这样看曾锦春的话，显然是低估了这个一度在官场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厉害角色。本人在为湖南省纪委撰写警示教育片《蜕变的权力》底本时，接触过相关材料，采访过与其密切相关的人员。种种细节表明，曾锦春其实有着极为强大的道德自信，这种道德自信成为他“流芳百世”的心理基础，乃至于受贿来者不拒，索贿理直气壮。

    这种道德自信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他畸形的价值坐标给出的一种判断。曾锦春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上“确实不错”。他在纪委书记的位子上查处150多个处级干部，交往和打击商人无数，眼见和了解到不少人一个晚上的花销就抵得上自己全年的工资收入。和他们相比，曾锦春自信德才绩都要胜出甚多，凭什么身为厅级干部的自己就不能拥有更多的金钱？与此同时，“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成为了他的下意识，对“贪官”和“奸商”施以种种手段甚至索贿构陷，不仅无损他的道德观，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着底层民意，曲线达成某种社会公平。

    其次来自他的私德理念。尽管手头有数千万的财产，但曾锦春家里却是很朴素的，“连用自来水都是非常节约的，洗完脸的水都要留着冲厕所，纸巾都要两面用”。他将舅舅的几个小孩都安排了工作，“因为他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家，我是爱憎分明、知恩图报的”。他虽然对行贿来者不拒，但于己有恩者例外，甚至为自己的情妇大谋好处也是为了兑现自己照顾好老领导的女儿的诺言(该情妇是老领导的女儿)。在曾锦春看来，自己在私德上是接近完美的，忠义双全。即便在身陷囹圄时，他的悔恨更多不是对于国家、组织和人民的辜负，而是私德上的欠缺，那就是对父母没有尽到孝心，他甚至将事发归咎于没在父亲病危时尽到一天孝，“是报应”。

    再次是他对于民意的理解。尽管在郴州早已经恶名远扬，但曾锦春始终认为恨他的只是受过他打压的部分干部和商人，他自信并没有直接损害过普通老百姓。曾锦春的办公室门庭若市，虽然多是来寻求勾兑的官员和商人，但真正来反映问题的普通民众也为数不少，也确实有普通农民对这个纪委一把手倾诉过一两个小时，并且事后接到他亲自电话回复处理结果的。一次在省里开会，酒店服务员因工作疏忽要被开除，曾锦春于心不忍，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正是基于如上理由，曾锦春可以在面临死刑之际仍然想着流芳百世，耿耿于怀于没能实现让人立碑的夙愿。“因为想着流芳百世，所以落得遗臭万年”，对曾锦春的这一总结确实颇具黑色幽默，就像他以纪委书记的身份成为反腐的警示材料一样黑色幽默。

    讽刺和嘲笑业已落马并且命赴黄泉的曾锦春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意义的应该是进一步追问如此身败名裂、劣迹斑斑的巨贪何以拥有“流芳百世”的道德自信，以及如果他不事发的话有没有实现此类愿望的可能。

拍马屁的最高境界

张亦斌

    拍马屁最怕什么？最怕的是马屁没拍到，却拍到马脚上，结果被马蹄子踢伤。其实，拍马屁也是一门学问，并不是谁想拍就拍，这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喜主子之所喜，好主子之所好，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能够以主子的喜好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

    隋唐时期的“政坛不倒翁”裴矩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溜须拍马的高手，甚至可以说是个艺术大师。从《旧唐书•裴矩传》看，裴矩似乎没什么特点或者很难说有什么性格，唯一的特点就是溜须拍马，就是以君王的性格为性格。

    隋炀帝喜欢声色犬马，爱好新奇刺激，并且有扩张版图、“吞并夷狄”的野心，他裴矩就深入西域，广为搜集，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呈上。大业三年(607)，当隋炀帝巡游东都时，当时为黄门侍郎、光禄大夫的裴矩就征集四方的珍奇宝物，“作鱼龙曼延角抵”，展览出来向外国人显摆，并且在大街商家广盛美酒佳肴，来此做生意或旅游的胡人可以随便吃喝，以示大方。这样浅薄的摆阔当时就为有识之士所笑，看起来也不像裴矩这样腹有诗书的世家子弟的作派，不过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隋炀帝看了龙心大悦，称裴矩“至诚”，这就行了。

裴矩每次上奏，都先摸清隋炀帝的最新动向，所以一奏一个准，说出了隋炀帝想说而没说的话。炀帝大为高兴，说“裴矩大称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看看，能够经常把主子哄得这样开心，不是拍马屁的最高境界么？

    更为难得的是，裴矩在拍隋炀帝马屁的同时，对同僚甚至下属也是客客气气，“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这就使得他比一般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显得档次高出不少。从伺候隋炀帝这样的暴君都能得以善终看来，裴矩的确不简单。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裴矩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打败，裴矩又做了窦建德的尚书右仆射。窦建德出身贫贱，是个不识诗书的大老粗。在这里，裴矩又显出了他的高明之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裴矩在窦建德手下干活，他处处显示自己是个有知识有才能懂制度懂法律的高级“白领”。他为窦建德创定朝仪，制定法律，使这个泥腿子政权“宪章颇备”，这对窦建德而言，无异是瞌睡时递上个枕头，当然“大悦，每咨访焉”，裴矩成了窦建德的智囊。

    窦建德败后，裴矩归了唐朝，先是服侍高祖李渊，“甚见推重”。到了开明的李世民上台，这裴矩像是突然间服了强钙壮骨粉，头颈一下子硬了起来，好几次犯颜直谏，说的当然也颇有道理，很像个诤臣模样。

自然，倘以为裴矩的本事只是“投其所好”四个字，那也是“皮相”而已。裴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上的菜不但对口味，营养也丰富，这就不是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做到的。他的《西域图记》，固然是为了拍隋炀帝的马屁，但书本身也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为了写这部著作，在西域调查研究了十几年，对西域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作了详细的记载。

    裴矩作为职业官僚，以“晓习故事”著称，能熟练地运作一整套国家机器，唐初百废待兴、官员由征战型向建设型转化之际，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与虞世南一起撰写的《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这非得有过人的学识不可。他所撰写的《开业平陈记》也很有水平，为时人称赏。而向唐太宗直谏且为其所接受，更是要有胆有识有才。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并不光是脸红脖子粗就能做到的。

    裴矩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要想生存，没点儿变色龙的功夫还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