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战

袁 晞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打军火库，后占北大营……”每到“九一八”，我总想起父亲会唱的这首歌。80年过去了，父亲也去世十多年了，我常想起慈爱的父亲，想起父亲讲述的故乡和往事。

　　在沈阳长大的父亲亲历了“九一八”。1931年17岁的父亲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书，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张学良。我们家住在沈阳城里小东关，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在大北关外。父亲清楚地记得9月18日这天晚上，北大营那边响起了枪炮声，震得房子直掉土渣，老百姓都不敢睡觉，天一亮，街坊四邻传递着小日本打了军火库、占了北大营的消息，全城人心惶惶。接着又听说少帅在北京叫东北军不要抵抗的消息，人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又有人说日寇最恨青年学生，要进城抓学生。爷爷那时在吉林工作，我奶奶叫我大伯和我爸赶快逃往关内。亲戚来说，火车站日本人守着，不让学生走，认为学生进关就要搞抗日。于是大伯和父亲都剃了光头，扮作关内生意人的小伙计，夹在逃难的人群中逃出了沈阳。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的悲惨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乡和爹娘，直到1945年才再回沈阳。

　　进关来到北平，父亲考上了汇文中学，从家里带来的几个大洋花光了，没有学费，有东北老乡说，可以到西单少帅府领“东北流亡学生助学金”。父亲回忆说，到少帅府，凭后脑勺是平的和东北话，报上自己老家的住处，就能领到助学金。钱不多，但够学费和吃饭。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间，父亲就是靠张学良的助学金过日子。高中毕业后，父亲考上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夏天，为做毕业设计，父亲和几位同学到北平郊外长辛店的铁路部门实习。7月7日这天晚上，卢沟桥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日本人打宛平城的消息传来。同学们又结伴逃回城里。　

　　“七七”事变，又一次改变父亲的命运，更加远离了家乡。

　　学校南迁，辗转上海、长沙。到长沙后，读到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周刊，有文章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在招生，要好的同学商量着去延安，几个人换了好几次火车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安排下，步行去延安。一个星期，走了几百里路，终于集合到延河之滨。父亲1937年秋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听过毛泽东讲课。从陕北公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驻安徽的新四军四支队，在四支队代政委戴季英领导下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前，华东国共两党关系尚好，父亲在霍邱县抗战指导委员会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又在国民党何柱国将军（后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协同抗战。何柱国是张学良旧部，父亲是东北人，有利于开展工作。1940年秋，父亲作为新四军七大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部分新四军领导离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离开安徽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代表团过黄泛区，过日军的封锁线，过津浦、京汉铁路，与日军多次交火，历尽千难万险，1941年春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

　　这时，新四军代表团在山西八路军总部接到通知，七大要延期召开，父亲便和很多新四军战友留在太行山，换上第18集团军的灰军装，参加129师的敌后作战,直到1942年接到中央指示，到延安参加延安整风。到延安后，父亲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之后便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因为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大学生，在延安这方面人才不多，父亲设计了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党校副校长彭真请毛泽东为礼堂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父亲曾告诉我，毛泽东当时用旧《解放日报》书写了好几幅，并从中挑出他自己最满意的。拿到毛泽东题字后，父亲再找石匠刻在石头上，安在礼堂上方。直到现在，毛泽东当年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仍然矗立在中央党校门前。父亲还参与设计了延安飞机场，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延安，后来毛泽东去重庆谈判，都是从这个机场降落起飞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欢腾，父亲说，到处都是火把，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述说着将要回家乡的喜悦。

　　抗战胜利后，父亲与很多延安的干部赴东北工作，秋天从延安出发，那时局势不稳定，走走停停，两个月后才到东北。去北满中共东北局报到前，途经沈阳，父亲才看到了阔别整整14年的家乡。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都是父亲喜爱的歌曲，一听到熟悉的旋律，常常泪水盈眶。

　　在沈阳亲历“九一八”，在北平听到“七七”事变的枪声，在延安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想，在历史的重要时刻，父亲处在重要的地点，是一种偶然；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汇入全民抗战的大潮又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