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进海运破产最新影像:中国近现代情报史-3

中国近现代情报略史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同时又是近代屈辱历史的先声。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人的近现代情报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断发展。对外情报活动也缓慢的开展起来。
在鸦片战争前和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甚至是鸦片贩子向英军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情报及作战方案，并详细汇报了有关问题。诸如中国产茶地区及运到广州的路线，沿海易受攻击的地方，中国战船的作战能力等。
而当时的中国，限于长期闭关锁国的条件制约，清朝政府却对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禁烟的前线，两广总督林则徐当时只有通过组织艺术和收集有关西方情报的途径来了解和认识西方世界。在他的署衙中，招募了一批通晓西方事务的人才（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的儿子梁进德）和翻译人才，在他的主持下，翻译了《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一批有关西方军事、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书籍。林则徐通过这条途径获得了许多西方传来的知识信息，也首开了中国获取情报资料和西方先进知识的先河。
林则徐首开获取情报资料的先河

后来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热潮中，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信息、书籍的引进水平很不平衡，有的学科比较及时、全面，也有的较为陈旧粗浅，有些学说（如牛顿。哥白尼的著作与学说）在西方早成科学旧闻，但在我国还闻所未闻，对国人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在外国出任外交官的清朝官员们，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展开有“中国特色的”情报活动。比如：日本公使黎昌庶的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他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中没有对本国军队的记录，而姚文栋在搜集记录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以及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人数，依我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其针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
姚文栋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利用使署随员的身份，联络日本各界，广交朋友，甚至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片山潜也有交往。因而他也获得了一些机密情报，如他曾获取日本要在朝鲜进行阴谋活动的情报，在解决朝鲜壬午兵变这一重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其他的驻外国的外交国也根据驻扎国的情况撰写军事、政治、地理等书籍。


甲午战争中的中日情报战，中方在情报信息的摄取方面处于昏昏然状态，而日军在战争前、战争中却是对中方情况了如指掌。摄取情报的积极认真程度，反映着战略指挥集团的作战决心。特别是战前情报的侦察与获得，应是准备战争的首要条件。
战前，日方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诸如接待北洋舰队的来访，临战前派出高级将领访华，以及派出大批间谍渗入清政府各有关部门获取情报。
日本自1872年开始向中国派遣情报人员，中法战争后更加强了对中国的间谍工作。设立了汉口乐善堂（1886年设）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设）等情报组织，组成了一个遍及中国各地的间谍情报网。通过各种间谍的长期活动，日本对中国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况十分清楚，甚至比“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直到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其所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庄每条道路甚至水井。
被日本人称为“情报战之父”的福岛安正则乔装成中国人，对上海、大沽、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实地侦察。回国以后，福岛装侦察结果整理成《邻国兵备略》、《清国兵制集》是报明治天皇。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虽然中方在中国内地捕捉了一些日本的间谍，除了少数地方（比如湖北）采取了保甲等方法有效的防御日本的情报活动外，大多数地方没有任何的有效措施来遏制日本的情报活动。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日本参谋次长，负责情报的川上操六中将于1893年4月到7月亲自到朝鲜，中国的山东、天津、上海等地考察。川上派出的谍报人员也将清政府内部的动向及时的报告到日本国内。
张秉铨的《北洋海军失利情形》中所叙述：况敌散布奸谍于中国不知凡几，偶或漏泄，则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则倭人着着争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海军大局，实误于此。

中国近现代史上专门负责对外情报活动的间谍机关最早出现于清末，就是清政府在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设置的军谘处（1911年改名为军谘府）第二厅。
军谘处下设七厅，其中第二厅专门负责对外的间谍情报活动。第二厅下设五科：第一科“掌管日本、朝鲜之谍报及对其作战法，并该国驻扎武官调查员事宜”；第二科的侦察对象是俄国；第三科负责“英、美与用英语国及其属地”；第四科的侦察对象是“德、奥及用德语国及其属地”；第五科负责“法、意及其用法语国及其属地。”该厅编有厅长1人，副官1人，科长5人，一等科员13人，二等科员13人，三等科员10人，一、二、三等录事共15人，额外科员、录事无定额。
第二厅的任务：一是侦察对象国或地区实施谍报侦察；二是对各侦察对象国或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研究；三是向有关各国派驻武官。而各科执行上述任务（情报的收集和传递），都普遍采取了无线电信、密码电报和加密作业方法，这便是技术侦察情报的最初形式。
辛亥革命后，军谘府第二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对外的间谍情报机构，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成为历史的遗迹。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随着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引进和连年战乱，大大刺激了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于发展。作为获取情报的辅助手段，无线电技术侦察也随之应运而生，开始是在电报局内，有人利用工作之便，从事密码破译技术的研究。有资料记载：1922年直奉战争时，津浦路一电报局一个叫蒋宗标的员工，曾破译了张作霖的密码电报，并将从中获取的作战计划送给阎锡山，是阎锡山在与张作霖的军阀混战中占了不少便宜。
由于技术侦察具有种种人工侦察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以及在战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谁拥有它就拥有战争的更多主动权。于是各路军阀竞相建立无线电技术情报侦察。阎锡山于1926年，傅作义于1928年，张学良于1931年，都分别设立了技术侦察机构，主要从事电报侦收、密码破译和情报传递。

无线电侦察不仅是北洋军阀所依赖的侦察手段，国共两党也很重视这个技术侦察手段

1928年我国曾秘密获取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军政情报。一是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部分记录，其中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经整理后以奏折上呈天皇，即著名的“田中奏折”。二是获取日本参谋本部次官金谷范三中将对华、对苏的作战指导思想的论述《国防论》。
可见，虽然我国的对外情报能力相比较西方大国和日本来说不怎么令人满意，但是也不是毫无作为。

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则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陈立夫兼任科长。国共两党的情报安全机构开始创立并发展壮大起来，在后来的国共秘密战、中日情报战直到现在两岸情报战，两党的情报安全机构的后代们仍在黑暗的战线中开展着不为人知的斗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本狙会在以后的讲座中，慢慢讲给大家听。